论述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巩固统一措施的内容和影响

政治：（1）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制度。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皇权，设立了中朝制度，即选拔低级官吏，加侍中、给事中、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大将军共同组成决策军国大事的决策机构，即中朝，也称内朝；而原来由三公九卿组成的朝廷则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执行机构，称为外朝。内外朝的划分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力。（2）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王国权力，颁布推行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并通过酎金夺侯，削夺侯爵。推恩令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的旨在通过将王国土地进一步分封给王国庶子，以削弱王国力量的法令。推恩令规定，除了嫡长子可以继承王位外，其余庶子还可以分得一块土地，成为列侯。汉代规定，侯国与县相等。而诸侯国通过进一步分封后，与郡无异了。从而王国力量被大大削弱，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左官律和附益法汉武帝时期，规定王国官员为“左官”，地位低于中央官，并且不能到中央任职，从而限制了诸侯网罗人才。附益法，即规定诸侯不得与地方官结交。通过左官律和附益法，诸侯仅得衣食租税，较远支脉，与一般富室无异。（3）创办太学，改革官制，通过征辟和察举选拔官吏。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指导思想，为此汉武帝兴办太学，选拔官吏子弟入太学学习，学习优秀者，可以授予官职。察举制汉武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汉朝初期的官吏来源主要是功臣和通过任子、赀选进入政府的。任子，即两千石官，为官三年，可以推荐子弟一人入朝为官；赀选，即家资达到一定的程度，即可以通过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资财，以获取官位。任子和赀选很难获得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于元光元年下令，郡国每年推举孝廉各一人入朝为官。察举制建立之初，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察举制逐渐演变为一种门生故吏制度，推举者和被推举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报恩的关系，很难再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至东汉末年，此制因为战乱和自身弊病逐渐废弛。（4）通过设立司隶校尉和刺史制度，以监察地方事务。经济：（1）改革币制，收缴地方的铸币权，由国家统一制造五铢钱，颁行于天下。汉朝初年，地方郡国拥有铸币权，从而导致货币制度的不统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因此汉武帝下令收缴地方铸币权，将各地钱币运往长安，予以销毁。同时令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因由三官制造，又称“上林三官钱”。五铢钱质地较好，私铸无利可图，从而达到了统一货币的目的。五铢钱铸造后，通行于全国，自汉武帝至隋朝，通行七百余年。（2）盐铁官营汉武帝接受了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将盐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经营，具体做法就是在中央设立大农丞，地方设盐官、铁官。地方盐铁官吏主要由熟悉盐铁业务的商人担任。通过盐铁官营，汉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然而盐铁官营形成了国家垄断，导致了盐价上涨，铁具质量下降等问题，给人民生活、生产带来了不便，对生产力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危害。（3）颁布实施均输法。所谓均输，即由国家统一征购，运输货物。汉武帝时，由大农令在各地设均输官，将应该运输到长安的货物，运输到异地出售，再在异地购买货物，于他地出售。通过均输法的实施，汉政府财政收入得到了增长，同时也打击了大商人的垄断行为。（4）颁布实施平准法。所谓平准，即由国家平抑物价。汉武帝时，大农令在中央设平准官，按照长安的物价，将各地运输到长安的物品，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从而稳定了长安的物价。同时也打击了大商人囤积居奇的行为。（5）征收财产税，即算缗。汉武帝时期，根据手工业者、商人和高利贷者的财产，征收财产税，如有隐瞒不报或具报不实者，即罚没财产，并处以戍边一年，是为算缗。与算缗相关的是告缗，即举报财产隐瞒不报或具报不实的行为，一经查实，被举报者即被罚没财产，而举报者可以获得被举报者财产的一半。思想文化：汉武帝时期，汉初黄老无为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良人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了《天人三策》，主要包括三个内容：第一，天人感应说，通过此说，证明了皇帝权位的合法性，乃是君权神授，有利于加强皇权。同时，对警戒皇帝勤政爱民也有一定作用；第二，封建道德体系：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构成了封建国家的道德体系，为历朝历代所遵从；第三，大一统思想，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与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削夺地方诸侯权力的措施相印证。除此之外，汉武帝还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引经决狱”说，即按照春秋大义，处理刑案。总体来说，汉武帝后，汉朝的治国思想，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点，同时又内在体现出以法治国的特征，即所谓“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军事：汉武帝时期，主要建立了三支军队，即羽林骑、期门军和八校尉，其中八校尉是我国募兵制之始。由于汉朝国力大增，已经具备了对匈奴全面作战的能力，因此汉武帝令卫青和霍去病，先后对匈奴展开了三次大规模，前后达十余年的汉匈战争，基本肃清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汉武帝晚年时，因为其对外发动战争过度，造成民力损耗过甚，导致农民起义四起。汉武帝为了平息叛乱，颁布沉命法，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对辖区内农民起义不能及时镇压者处死。面对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汉武帝曾下轮台罪己诏罪己，及时改变了一些施政纲领，收到了良好效果。

安刘氏者,必勃也 这个昔日重臣为何要杀刘邦嫡孙

公元前195年，打下大汉江山的汉高祖刘邦走到了人生尽头，在临终之时吕后问了一个问题：“萧何之后，谁可以去接替他的位置来保住刘氏江山”应该说刘邦对这件事早就心中有数，于是很肯定的告诉吕后是曹参。

而在曹参之后谁又可以接替，刘邦又说出了三个人，分别是王陵、陈平和周勃，同时还说了一句话：“安刘氏者，必勃也。”刘邦为什么这么说此后周勃又做了什么这和日后刘邦的嫡孙被灭又有何关系呢

刘邦驾崩后的大汉王朝

1、年轻的傀儡皇帝

不得不说刘邦看人的眼光还是十分毒辣的，最终在汉初实现拨乱反正，平定吕氏叛乱的就是周勃和陈平两个人，从这一点来说，周勃等人被刘邦看做是托孤重臣是实至名归的。

不过王陵对上了权力膨胀的吕后被直接架空，之后选择了闭门不出不理朝政，王陵后来还怒斥归顺到吕后旗下的陈平。陈平说：“据理力争去斗争我不如你，安抚社稷保住刘氏江山，你不如我。”

的确，陈平和周勃顺利保全了刘氏江山社稷，稳定了刚刚建立没多久的大汉王朝，然而也正是陈平和周勃等人，在平定了吕氏叛乱之后竟然让高祖刘邦绝了嫡孙，他们直接把刘盈的儿子们全部斩杀了，估计刘盈本人也没有想到子孙们会有这样的悲剧。

刘盈是刘邦和吕后的儿子，是正儿八经的嫡子，可如此显赫的身份并没能给他带来好运，小时候在逃亡的路上成长，还数次被亲生父亲丢入敌军之中，差点性命难保。

后来父亲建立了大汉王朝，自己顺理成章的当了太子，可是又差点被父亲给废黜，还好他有一位十分强悍的母亲，最后硬是在商山四皓的帮助下坐稳了太子的宝座。

本来以为刘邦去世后刘盈的日子就好过了，可事实并非如此，继位后朝中的大权都被母亲吕后把持，甚至朝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在吕氏一族手中，这种傀儡皇帝的日子显然是不好过的。

2、一手遮天的吕后

刘盈几乎没什么事是想做就做成功的，比如保护弟弟刘如意和戚夫人，比如要迎娶11岁的张嫣为皇后等等，种种事情让刘盈心力憔悴，每日郁郁寡欢，担惊受怕，最后在23岁的大好年龄猝然而逝。

在刘盈病逝之后，吕雉推举刘盈的庶长子刘恭做了皇帝，而吕后本人还是临朝听政，把整个大汉权力紧紧的握在手中，这个时候王陵开始站出来反对，理由是当初刘邦和众大臣有过约定，不是刘氏的子孙不能为王为政，否则天下讨之。

但是权倾朝野的吕后根本不以为然，还罢免了王陵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刘恭知道了自己并非刘盈嫡子的真相，说起来他的命运也不怎么好，毕竟张嫣嫁给刘盈的时候只有11岁，根本没办法生育。

于是吕后就对外说是张嫣怀孕，实际上是让一个不知名的宫中女性怀上了刘盈的孩子，在出生后教给了张嫣抚养，而刘恭的生母则被吕后给杀掉了，刘恭此后一直以为自己是刘盈的嫡长子，可知道了这些真相之后就控制不住了自己的情绪，流露出了想要为母报仇的心思。

这个事情被吕后洞察到，她直接先下手为强干掉了刘恭，让刘盈的另一个儿子刘弘继位，也就是汉后少帝，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以周勃为首的重臣们发动针对吕氏家族的战争，最终成功将吕氏家族覆灭，迎回了刘恒为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文帝。

周勃和陈平的“保皇战”

1、斩草要除根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周勃和陈平发动对吕氏一族战争的时候，他们一直坚持拔草除根的原则，即便是一些吕氏亲戚家的儿女也没有放过，这个时候就导致刘盈子嗣的蒙难。

根据史料记载，刘盈短暂的一生中一共生下了六个儿子，其中汉前少帝刘恭是被吕后杀掉的，刘不疑和刘强去世的比较早，剩下的孩子中汉后少帝刘弘等人均是被周勃、陈平斩杀的。

至于周勃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史记》中解释：周勃、陈平等人认为这些人很有可能并非是刘盈亲生，而是吕后将他们的生母杀害后偷偷抱到皇宫中抚养的，等这些孩子长大后就会被封为王，而他们的真实身份很有可能是吕氏一族的成员，这样慢慢地全天下就都改姓吕了，吕氏一族也就达到了篡汉的目的。

对待这段史料和这种解释，平心而论并非没有道理，从刘盈这些儿子的生卒年来看，大部分都是在刘盈去世后才降生的，这很有可能符合周勃、陈平的猜测，就是吕后偷龙换凤的一种手段。

不过在这么多的孩子中，也不一定就完全没有刘盈的亲生儿子，只不过在那种时候，谁还会去计较这些事情呢与其留下隐患，还不如直接全部杀掉，做到真正的斩草除根。

2、遗憾是难免的

不过要说一点，刘盈不管能力如何，又活了多久，也不管他的儿子们是不是亲生，这些都不是一般朝臣可以去议论去决定的，刘盈是汉高祖刘邦的嫡子，是大汉王朝正儿八经的第二位皇帝，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虽然周勃和陈平发动的战争是针对吕氏一族的，可想要动刘盈的儿子，也绝对不是他两个人商量一下就能做到的，最后能够将刘盈的子嗣全部杀掉，一定是经过了所有平定诸吕参与者同意的。

既然大家在这件事上都达成了共识，那么剩下的就是行动了，而刘盈的众多孩子们就悲催了，最后这样做，既保证了周勃等人的安全，也确确实实让江山社稷落到刘邦子孙的手中。

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由于周勃和陈平等人的存在，才确保了刘邦打下来的江山最后依然姓刘，只是刘盈一脉在刘邦驾崩仅15年后就断绝了，多少显得有点可惜。

八王之乱发生在哪个年代？八王之乱，是中国在西晋时期，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动乱。公元291年7月26日，中国西晋王朝发生内乱，八王之乱开始。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八王之乱”。西晋年间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的混战，前后历时16年。其最终结局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对统治造成了严重破坏，被认为是导致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除了享乐以外，什么事也不懂。时值天下荒乱，百姓多饿死，他得知后竟说：“为什么不吃肉粥”这样糊涂的皇帝，自然无法掌管朝政，由他的外祖父杨骏辅政，独揽了晋王朝中央大权。惠帝的皇后贾南凤，是一个有政治野心和阴险毒辣的女人，她不满意中央大权落入杨氏手中。公元291年，贾后与宫中侍从官阴谋策划，秘召都督荆州的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今河南洛阳)，挟惠帝下诏杀死杨骏、杨珧、杨济兄弟3人，其亲族和党羽被株连而死者达几千人。贾后又废黜杨太后为庶人，迫使她绝食而死。晋朝内部大乱就从这次宫廷政变开始了。

杨氏集团被消灭后，晋廷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共执朝政，楚王司马玮因协助贾后政变有功，乃封为卫将军兼领北军(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中侯，在中央掌握兵权，亮、玮之间因而经常发生矛盾。贾后认为亮玮2人皆妨碍了自己专权，便又施展手段，先要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令其率领北军，杀死南王亮和卫瓘，然后又否认惠帝下过这道诏书，反而以司马玮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楚王玮。这样贾后就完全掌握了晋王朝的大权。

贾后掌权后，大树自己的党羽，除了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外，还起用当时的名士张华为司空，世族裴頠为尚书仆射，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令他们4人共管京城机要。由于这几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又和贾模等人能“同心辅政”，所以从公元291年至299年的七、八年间，贾后还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公元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遹的矛盾又爆发了。惠帝只有一个儿子，即太子司马遹，是后宫谢玫后生，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贾后一伙的擅权渐露不满之意，引起了贾后的关注，贾氏的亲党贾谧等人，又害怕太子得政之后，也像贾后杀杨骏、逼死杨太后一样来对付自己，所以竭力劝贾后废太子。于是贾后诬谄太子有杀害惠帝和她的企图，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把太子杀了。太子无罪被害，引起了诸王和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臣不满。就在太子遹死后一个月，即公元300年四月，在京师洛阳任车骑将军的赵王司马伦，借为太子报仇，利用自己掌握的宿卫禁兵，入宫杀掉了贾后和张华、裴頠等党羽，并重用嬖人孙秀，杀害异己。次年正月，司马伦又迁惠帝为太上皇，自立为皇帝，从此宫廷政变又转变为皇族争夺皇位的斗争。

赵王伦篡夺了帝位，马上激起了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出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的齐王司马冏首先起兵讨伦，并得到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冏等的响应。三王联军与伦兵在洛阳附近战斗了两个多月。结果，赵王伦兵败被杀。同时，司马伦的亲信将领王舆也在京城内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司马冏入京辅政。掌握了朝廷大权。

司马冏自辅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久专朝廷大权，把本来可以立为皇太弟的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改立惠帝弟清河王司马遐之子，年仅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一招，不但导致司马颖与司马冏关系的破裂，而且也引起司马乂的不满。公元302年十二月，司马恤联合西镇关中的河间王司马冏反对司马颙。司马颙出兵进攻洛阳，军抵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在洛阳的司马乂也举兵讨冏，双方军队在京城内展开激战。一时间，飞矢如雨，火光冲天，混战了3天3夜，冏败，为乂所杀。长沙王乂掌握了政权。

公元303年八月，司马颙又派大将张方率领精兵7万联合成都王司马颖的20多万大军，借口司马乂“论功不平”对京城发动进攻。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洛阳城危在旦夕。这时城内的统治集团开始分裂。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司马乂，向外兵求和，并把司马乂交给张方用火活活烤死了。司马颖进入洛阳，虽然当了丞相，但他仍然回到自己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遥执朝政，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由洛阳移到邺城。

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遥执朝政期间，政治腐败，比以前司马冏，司马乂执政时还要坏，大失人心。因此，东海王司马越统率洛阳禁军，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结果在汤阴(今河南汤阴县西南)战败，惠帝被俘至邺城。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县北)。河间王司马颙命部将张方率兵占领了洛阳，不久，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都督司马腾联兵攻破邺城，战争进一步扩大。司马颖挟惠帝出奔洛阳，皆落入张方之手，又被迫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公元305年七月，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次年攻入长安。司马颙和司马颖败走，相继被杀。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把惠帝毒死，另立惠帝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晋朝大权最后落入司马越手中。至此，“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八王为：

汝南王 司马亮

楚王 司马玮

赵王 司马伦

齐王 司马冏

河间王 司马颙

成都王 司马颖

长沙王 司马乂

东海王 司马越

甘之战在怎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一、夏后氏的首领启在其父禹死后，通过武力排除各反对力量，最终登上华夏部落联盟领袖之位，甘之战是启讨伐，不服他最高领袖地位的有扈氏的战争，战争进行得很激烈，最终夏后氏获得胜利，启得以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

二、背景

在尧舜时代甚至更早，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已常常数代连续产生于同一氏族甚至同一家族，这是传说中黄帝、少昊、颛顼、尧、舜等均有百余岁的根本原因，但这种继承法与后来的“夏传子、家天下”有本质的区别，即领袖之子并没有“法定”的继承权，继任者的产生要经过议事会的讨论和认可。

尽管在任领袖之子，常会被优先提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被提名者的资历与才能，这是因为当时的生存斗争还很艰难，要求领袖人物有非凡的斗争经验与组织才能，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分化的加剧以及王权的产生，大大小小金字塔顶端的领袖职位，同受到赞美的财富，一道成为追逐的对象，开始有了权力之争。

如在尧舜之际，传说禹之父鲧极力反对以“天下让舜”，自己“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因而被诛杀于羽山；又如禹伐三苗，也与“三苗之君”曾参与过这种权力之争有关。

舜以后，王权进一步强化，传说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 ，“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此涂山就是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亦即会稽山，正在夏人活动中心地区附近，可见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而从舜到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首先被举为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禹而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

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与皋陶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曾协助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他的功绩在首创畜牧业。

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伯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然而，在益和启的时代，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夺取了领袖的职位。

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有记载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 ；还有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总之，斗争很激烈，而几经波折，“叛乱”的启，曾遭益的有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甚至被拘禁，终于因有禹的经营和培植，夏后启根基更深、实力更强，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拥护者联合起来对益发动战争，终于杀益，使启夺得领袖的权位。

夏后启夺得领袖职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盟会，通报联合体内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争取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启有钧台之享，但是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生了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

有扈氏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传说禹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 的战争，战前，禹在誓师之辞中说：“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宣告要和有扈氏决一死战，标榜自己不是为了贪图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财货，而是代天行罚。

还传说：“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这些传说都反映禹与有扈氏之战，是一场权力之争，有扈氏以其强大，意欲僭取，联合体王权而起兵，所以禹伐有扈“以行其教”、“行天之罚”，而且将战争的手段与加强政教的手段结合，最终才战胜有扈氏，启伐有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禹伐有扈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