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汉武帝刘彻这个人一生成就斐然，最显赫的当然是多次派遣大将抗击匈奴。很少人有知道此人一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有一个上承孔子下启朱熹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出现使中国的儒学成为主要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人不是别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

第一：董仲舒个人经历介绍，天人三策非常有名，被年轻汉武帝赏识

1：董仲舒汉景帝朝就是博士，是个很有学问的学者，读书十分刻苦

根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是河北枣强县人。这个人在汉景帝一朝就是博士，不过这个博士并不是指的是他博学文采多么深厚。实际上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一个顾问，这个人非常有学问。根据史书和汉书的记载，董仲舒这个人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去过后花园。后面出了一个成语“目不窥园”，指的就是这个董仲舒。形容一个人读书非常专心，认真而且刻苦。

2：汉武帝继位后，董仲舒的才能逐渐被皇帝赏识，所提的天人三策非常有名

汉武帝刘彻继位以后，所以在建元元年的十月，他下诏书天下的诸侯让一些高官推举一些贤良的人进入中央做官。主要就是不畏强权，直言进谏。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刘彻就发现了董仲舒，董仲舒考了个第一名，就是举首。既然他是第一名，汉武帝刘彻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皇帝的提问那时候叫策问，董仲舒回答了三次，这个叫策问。皇帝提问对方回答的这个过程就叫对策，由于董仲舒回答了三次，所以也叫天人三策。

3：这三点内容激发了汉武帝刘彻的兴趣，董仲舒说的很在理

汉武帝刘彻首先提出来新王改制，这点引起汉武帝刘彻高度重视。所谓的新王改制，意思就是说一个新国君的继位，一定要改变一整套的国家制度。主要表现的内容在于更改历法，也就是中国历史上首位皇帝年号的由来，就是从汉武帝这边正式开始的。再一个就是改变服装的颜色，用新的颜色取代旧的颜色。到了后面，慢慢演变成明**，**在古代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董仲舒之所以让汉武帝这么做，不过是想证明刘彻政权乃至汉政权的合法性。

第二：建立太学，独尊儒术，中央集权，各有优缺点

1：汉武帝刘彻建立太学，一度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让皇帝建立太学。太学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成为推举贤良的一种制度，每两年做一次。到了隋朝建立了国子监，国子监即是最高学府，又是管理最高学府。一个太学，一个国子监，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再一个就是我们熟知的独尊儒术，秦始皇焚书坑儒禁止你学习儒家的东西。汉武帝刘彻恰恰相反，他不但让你读书，而且只允许你读儒家的书。秦始皇的做法后面看的确很失败，汉武帝刘彻则证明了他的成功。

2：汉武帝在位几十年，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中央集权

我们知道汉武帝在位54年，一生所追求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央集权。高度中央集权表现的方面就是高度思想文化的统一，用一种思想把所有思想全部都给统一起来。董仲舒所提出的独尊儒术正好符合汉武帝所需要的要求，中央集权一个方面是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另外一个是思想文化的统一。因为人家董仲舒说的很在理，所以这些要求都被皇帝一一采纳。

3：独尊儒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应当区别对待

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独尊儒术也不例外。好的一面在于这种有儒家价值的官员和没有儒家价值的官员截然不同，这种有儒家价值的官员进入中央做官，在判断是非的事情上。不仅仅是听从上级的指挥和命令，还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意识。不好的一面在于导致了文化专制，儒家被抬得太高，其他诸子百家就受到了打击。文化专制限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这个是最大的负面影响！

尧不清楚，但是舜是因为特别孝顺（父亲和后妈，弟弟对他很不好的那种，好像好诬陷过他来着），能以德报怨， 博得大家一致的好评，所以尧就把女儿嫁给他，并让位给他的。

禹就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那位了。 三过家门而不入，老婆生孩子都没有回家据说~洛水终于在他的勤勉下治理好了 ，舜就让位了。只不过后面禹让位给他的儿子启了。禅让制由此终结，由夏朝开始的奴隶制盛行了！

不好意思，说得有点远了，大致就这样！

184年，在南阳，黄巾军张曼成部自三月开始，即以重兵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遇到南阳太守秦颉的顽固抵抗，双方相持百余日，义军师疲。六月，张曼成战死，义军推举赵弘为统帅，继续斗争，终于攻克宛城，并把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可是就在这时，朱率领汉军主力进抵。宛城一线，会同荆州、南阳地区的地方武装围攻宛城。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举联盟首领的最主要条件是才德。

尧，又称唐尧。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帝喾之子，祁姓，名放勋，原封于唐，故称陶唐氏。

尧代帝挚为天子，都平阳。在万国争雄的乱世，他团结亲族，联合友邦，征讨四夷，统一了华夏诸族，被推举为部落万国联盟首领。帝尧在主政期间，派神箭手大羿射日，派鲧治水，并且制定历法，推广农耕，整饬百官。 

晚年，尧辟位，由舜继天子位。

辟位二十八年后，尧病逝于雷泽（今山东菏泽），安葬于谷林（山东鄄城），谥号为尧，被司马迁视为“最理想的君主”。

尧执政初期，还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只是部落联合体，非常松散，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所以在尧积累了一定的施政经验后，开始建立国家政治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按各种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祁尧处于原始社会，祁尧小的时候河水水平面覆盖了山西省中部，仅有山地丘陵等适合人类居住，尧帝治理水平面有功而当上了天子，河水治理后形成了两个大的湖泊，昭馀祁泽薮（时间让它渐渐变小，现已成为人类的居住地）和晋阳湖。

1,相传尧帝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种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

2 王位世袭制

从禹的儿子启开始，禅让制的惯例被破坏，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为奴隶社会的“家天下”所取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3 察举制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各方面人才的涌现是汉武帝时期出现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

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前后有所变化。初期主要依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居面。

4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选官制度。三国时开始实行，隋唐时被废除。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打破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汉代的察举制度无法继续实行下去。曹操为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官吏除授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选官任人唯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5 科举制第一，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1隋朝兴起：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使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誓愫闷，科举制形成。<2唐朝完善：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明显区别是选拔官吏不再以家族名望而是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选官的权力不在地方而是收归中央。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的一大进步：它抑制了门阀世族势力，扩大了官吏来源，实质上反映了隋唐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虽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但它仍然是地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第二，宋朝科举制的发展。宋代科举制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殿试成为定制和“糊名法”的实行，采取的名额也比唐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制的发展为地主阶级各阶层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也进一步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还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第三，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变化。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文章格式为八股文，不能随意发挥。八股取士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清末戊戌变法曾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科举制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

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选任方式以科举为主，以“考试”为标准，用人权完全收归中央。从选拔上看：隋唐实行开科取士，隋炀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方式。全国各地的士子不用通过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公开的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士子在通过逐级政府和中央的笔试之后，要由吏部再进行面试，内容是考察“身、言、书、判”即身体容貌、言语应对、书法笔迹和判词书写。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见识才能。大致说来，科举考试由礼部考才学，吏部考能力。明朝中期出现八股文，这是一种严格的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考生易于掌握格式，评卷标准也较为客观。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立废之争，朱元璋就曾一度下诏停止科举，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超过科举的有效选官方式，所以，不得不在停科举九年后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以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选拔和收揽人才，为整个政治机体输送新鲜血液，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任用上看：地方主官仍然由中央统一任用，这一点一直未变。变化的是，取消了地方主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地方官不能再自行任命属下官员，所有进入流品的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用，《文献通考》中记载，隋朝时“海内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之事”。从隋朝起，地方主官的用人权被中央收回。

古代地方官员选任制度对政治的影响

地方官的选任，不仅仅是一项文官管理制度，它关涉到整个政治的兴亡存废。从秦始皇废除封建，建立郡县后，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结构上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其中地方官的选任事关政治结构稳定与否的大问题。用好的用人方法用好人，则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反之，则陷入分裂与争战，这是被漫长的历史发展无数次证明了的，可以说，地方官的选任制度是政治发展的生命线。

首先，大一统既是传统治理的前提也是目的，地方主官由中央选任，是实现大一统国家的客观要求。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吏治发展中，地方官员的选任制度不断演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地方主官一律由中央任免。秦始皇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海内一统，地方设置为郡、县两级，郡、县主印官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任免，成为定制，以后历代尽管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地方官权力也时有伸缩，但地方主官一直由中央任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有一套由中央统一安排的人事组织体系。中国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区域间的差别较大，给大一统的实现带来挑战；但如果不实现大一统，四方割据，各自为政，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杀伐争夺、混乱黑暗的灾难之中。要想保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稳定，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体系，在用人上，要由中央统筹安排，特别是作为执政根基的地方政权，其人事任免要由中央掌握。

其二，大一统的维护，要由中央的权威宏观调控，避免陷入地方性。从汉代起就有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限制，就是说本郡县的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一方面是防止本族本亲的地方势力坐大，利用国家政权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狭隘的地方性。为了增强不同区域间的融合、交流和发展，保证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持，就要推行全国范围内选才，异地为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大一统政权的存在，要求国家权力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地方官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政令下达和民情上达的关键环节，必须脱离地方豪强势力，并对其进行制约。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依靠土地为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从结构上讲一般比较稳定，地方豪强容易坐大。如汉代就有“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之说。乡间豪族势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收养私从，当社会发生动荡时就会由患而生乱，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强调慎选临民官，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对民众进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对地方豪族势力的控制。

其次，中央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中央掌握人事权，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官制。

秦汉地方长官可以自辟僚属，实际上是将地方的部分用人权交给了地方主官。地方主官可以在所管辖的区域内选官，虽然还要经过考试，达到一定的标准，但由于是“自辟”，权力大，很容易使地方主官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官府体系，当地方割据时，就成为脱离于中央的职能机构。汉代的削藩、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都是因为地方权力太大，关键是地方有用人权，所用都是自己的人，中央是天高皇帝远的虚制，地方则是现用现管的实利，中央权威受到威胁。

从文官管理制度的角度讲，秦汉地方可以自辟僚属，选用之官虽然属于中央官制系列，但与地方官有更强的依附关系，出现管理的“双轨制”，政行两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隋朝时，中央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了官制。可以说在地方官的选任上，古代社会至隋朝才开始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隋朝推行了两项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彻底加强。一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中央用制度化的标准选拔人才，地方大族不能再操纵选举；二是，取消州郡地方官自辟僚属权，由中央在选官后统一任命，升迁黜免依凭于中央统一考核。

用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官，继以铨选制度量能授官，再以考核制度评定政绩以供进退黜免，完善了统一的文官管理，既保障了中央的权威，又稳定了地方的秩序。

再次，制度化的选官标准，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供了高素质的地方官队伍。从历史上看，地方官员的选拔，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标准，就会被人为的好恶亲疏所左右，所以，传统治理的经验是选官标准明确化和制度化。凭借个人情感的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容易出错和不稳定的；而制度化的标准则是理性的、公正的和稳定的。

如果人事选举不能公开进行，就会形成集团利益，进而使人事权不归于公门，而落入私家之手，必然会导致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事混乱。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则以统一的、客观的、制度化的标准，开放了政权，广泛吸收了人才。统一的测试标准为天下所有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机会，也为国家最大限度的制度化吸收人才搭建起一个平台。此外，全国集中考试，降低了政府在人才选拔上的成本。通过集中考试，以制度化的形式使社会精英在同一时间内以最大的可能聚集在一起，以供拔擢，实现最有效的制度化选才。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上看到士人成群结队地进入考场，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公开选拔，广用贤能，也是旷古盛世之所以能在唐朝出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