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制度常识图解

1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基本常识

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落。

在隋朝以前，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各代不同，但荐举任官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奉行“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把持乡举里选，垄断仕途。

隋朝科举考试属初创阶段，为地方荐举与中央考试相结合。

唐承隋制，使科举考试制度化并逐步完善。唐初科举分两种：①常科，岁考一次；②制科，由皇帝主持，按形势需要临时下令举行。

宋朝科举沿唐之旧，更为完备。其科目以进士为重，增加殿试，由皇帝亲策。考试内容从神宗起改以经义为主。

明代科举仅进士一科。为强化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控制思想文化，明据元代科举命题取自朱熹《四书集注》之法，规定试卷应“代圣人之言”，以程朱理学观点指导作文。同时规定试卷须用八股文体写作。

以经义八股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发展至清朝，弊端已暴露无遗。清初即有大臣建议改革，但清统治者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将科举考试作为笼络汉族士大夫的手段和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除分满人、 两榜录取以优待八旗子弟外，余皆承明之旧。

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和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终于迫使清廷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废除了行之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2 中国古代科考的详细历史知识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

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科举考试共分为四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

院试未考中前叫“童生”“童子”。考中后称“生员”“秀才” 。

乡试（大比）每三年考一次，参考者秀才，及格者员举人，第一名称解元。考期在八月，故又称“秋闱”。

会试是在乡试的基础上地蚝的。时间是在乡试的第二年春天，地点京城礼部官衙，考中后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由皇帝主持考试，考中了就叫进士。贡士才有参考资格。

殿试分三甲（三等）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第一名叫状元，二名叫榜眼，三名探花。

八股文：又叫八比文、制文、时文。是乡试会试必做的一种文体。

文章四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3 科举的知识

你好：科举考试起源于隋，完善于唐，发展于宋，鼎盛于明（改为八股文），废除于清（清光绪年间废除）另附上关于科举考试的分类（清朝时期的）： 科举考试： 1童子试： ① 县试（需要5人保举，其中4百姓，1秀才）（由县令出题主考） ② 府试（需要6人保举，其中4百姓，2秀才）（由知府出题主考） ③ 院试（由中央派来的学政出题主考） （全部通过获得“生员”称号，俗称“秀才”） 2正试： ① 乡试（乡试第一获得“解元”称号，其余获得“举人”称号） ② 会试（会试第一获得“会元”称号，其余获得“贡士”称号（俗称“贡生”）） ③ 殿试（殿试第一获得“状元”称号，第二获得“榜眼”称号，第三获得“探花”称号。

此三名合称“一甲”）（第四到第十合称“二甲”） （只有获得“秀才”称号后才有资格参加正试） 3戏子、罪犯、丁忧（父母死亡三年之内的人）不得参加考试 父为主考官的也不得参加考试 4同时拿到“解元”、“会元”、“状元”叫“连中三元”，中国历史上“连中三元”的人不超过5个 楼上的大虾说得很全了，佩服佩服以上是我的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4 我国古代科举制的详细过程

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

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

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中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唐朝时，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扩充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开创殿试和武举；唐玄宗把诗赋作为进士科主要考试内容。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5 简单介绍下古代科举考试制度

我国官员考录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选举制度。

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是乡举里选，即地方上选举人才到中央做事。选出的人多为贤良。

即有才能的人。选举的办法是考官提出策问，要求考生提出对策。

一旦考中，即直接挑选任用。 魏晋南北朝时创设九品中正制，将推举人才登记在册，由有关官员核定后送到吏部，吏部根据表格中官员们核定的等级和评语量才任用/ 唐代为考试录用，即科举制，个人各自到地方 报名，参加中央考试，但是，报考者不得为商人和工人，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弟。

这便是做官的资格了，在实际任用时，还要经过吏部的再考试，考试侧重仪表，口试，与行政公文等，应考者大多是寒窗苦读的农村子弟，凭考试成绩，只要及第，即获录用。 到了明代，报考人数增加，考试程序也繁杂起来，它实行的是三考制度，即先是府县考，考上就是县学生，俗称秀才，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省会，也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再次是会试，举人送到中央会考，中者即为进士，俗称进士及第，进士翰林才能做大官，秀才举人则只能做小官。

考试内容为八股文，即拿出：“四书”“五经”中的一名话进行分析论证，写出一篇观点鲜明，论述深刻，结构完美的“八股”议论文，，这种方式直延续到清代末年。 自己打上的，可能有错别字，累死我了。

6 科举考试要经过哪些步骤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 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 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 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 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 又叫入学考试。

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 称童生。 乡试：也称为“大以”，是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 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 称秋闱（闱，考场）。

凡本省生员与监 生、贡生、荫生、官生，经科考、录 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主考 官由皇帝委派。

考后发布正、副榜，正 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各地于秋季发解举人，冬季 集中于京师礼部，参加于来春举行的考 试，称会试。

唐、宋时已然，至元代皇 庆二年始有其名。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 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又称“礼部试”、“春试”、“春闱”、“礼闱”。

考试 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 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 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成贡士 后可参加殿试。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 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 策问，以定甲第。 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 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

录取分 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 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 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 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 统称进士。

7 求我国古代的科举的详细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大约滥觞于隋代，历经唐 宋、元各朝发展，乃成为国家取士用人的正途。

到了明代，制度愈形缜密，并创出一套以羁糜牢笼儒生的八股制义文体，清代又因袭前明遗规，办理更为严苛。有人形容科举是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人间炼狱，一点也不为过。

清朝末年，海运大开，西洋文化随之而来，所谓「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辞，已经不合时宜，清廷就在光绪三十一年颁布了开办学堂、停止科举的诏令，于是上一年的「甲辰正科」，就成为科举制度的绝响了。 停止科举考试，迄今将近百年，当年曾身历其境的儒生，早已凋零殆尽，但社会上一些与科举有关的名词，仍常挂在人们的嘴边，甚至习俗上也会受到若干影响。

当然时代在变，科举考试的一些弊病，无可否认的，在现代社会中仍改头换面，形成受人诟病的「新科举」，然而在没有更公平的方法之前，即使是几乎可与古代科举划上等号的各项考试，还会是许多人的梦魇。 清代各府县儒学生员，俗称秀才，为科举制度上最基本的功名，有了秀才资格，才能参加省级的举人考试（乡试）。

秀才考试又称小试或童子试，每三年举行二次。逢辰、戌、丑、未年，称为岁试，文武童生并考，逢寅、申、己、亥年，称为科试，只考文童生。

每次的考试，都必须经过县试、府试、院试（学政）三个阶段，考生无论年纪多大，通称为「童生」，但考试时则分「已冠」（十六岁以上）、「未冠」（十五岁以下）两个层级出题。县试共考六场，俗称一考五覆，县试第一名称「县案首」，有一不成文规定，将来院试必取进为秀才。

初进学的秀才，称为附生，附生升廪生，廪生升岁贡生（含恩贡生），都必须经过岁试，依次递补。廪生出贡，有一定年限，例如清初台湾府学是每年一贡，台湾、凤山、诸罗县学每二年一贡，彰化初设时四年一贡，到干隆末才改二年一贡。

这些依序出贡的贡生，便称为「岁贡」，假如出贡的年份，朝廷恰有重大庆典或喜事，则这年的岁贡，便称「恩贡」，恩贡有一项岁贡所无的特权，即非有重罪，学政不能呈请革去科名。正途出身的贡生，另有「拔贡」、「优贡」、「副贡」三种。

拔贡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至于优贡，则是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项目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非常难得。

副贡是由乡试卷中，选取文极佳却因额满见遗，或极好卷中稍有瑕疵的落第者，称为副贡。正途五贡之外，又有「准贡」、「廪贡」、「增贡」、「附贡」、「例贡」等名目，都由捐纳而来，视其身分，而名目也不相同。

从前的举人考试，三年一科，正式的名称叫「乡试」，也雅称为「乙科」，考上的就是举人了。乡试都在各省省会举行（每年秋八月）。

乡试的考场，称为「贡院」，每次须考三场，日各一场，共三日考完。 通过了乡试的举人，紧接着就是明年二月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会试和乡试相同，都是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为会试之年。会试考试仍是三场，赴试的举子，都享受公费待遇，，公家应车船，称为「公车」。

中式会试，称为「贡士」，贡士第一名为「会元」，前十名为「元魁」，十一至二十名为「会魁」。贡士要经过保和殿覆试，且列等，才有资格参加殿试。

覆试的等第，将来作为进士甲第的依据。殿试也叫廷试，例于四月二十二日举行，地点仍是保和殿，殿试试卷写法有一定的格式，每份试卷，都须经八位读卷官阅过，最后拟定前十名进呈御览，钦定名次，一甲共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其它七名列入二甲。

新进士受职前，又须经过朝考，朝考分三等，一等第一名称「朝元」，之后核计覆试、殿设、朝考三者的等第授职，优者授翰林院庶吉士或庶吉士，俗称「馆选」。 武科考试 其次，附带略谈清代的武科考试，武科的应试阶段与科名，大抵与文科相同。

如通过院试为武生员，武生员通过乡试为武举人，武举人通过会试、殿试为武进士，一甲的三鼎甲，也分别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其它一切仪注，也都与文科无异。文武之间的差异，最主要在于武科没有廪生、贡生阶段，另外武举人直接应殿试，也忽略了贡士阶段，当然更没有翰林这项荣衔了。

武试，所考项目以武技为主，童试分内外场共三场，先考外场，第一场考马射，第二场先考步射，通过这后，再试硬弓，次试刀、石（技勇）。外场之后，接着考第三场，默写武经，但实际上考生多不识字，终至流于形式，或干脆请人代写，形同虚设。

武乡试、武会试、殿试，仍不出马步射、硬弓、刀、石范围，只是过程更为严苛而已。

8 我国古代科举制的详细过程

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

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

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中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唐朝时，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扩充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开创殿试和武举；唐玄宗把诗赋作为进士科主要考试内容。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尧舜禹之间的公共推举、首领让贤的方式,被古人称为

禅让（拼音：shàn ràng）是指统治者把部落首领之位让给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家。尧是黄帝以后比较著名部落联盟首领，尧去世后，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位置让于舜，推舜为帝。这种让位，历史上称为“禅让”。

唐尧传位给虞舜，同时传了允执厥中四个字；虞舜传位给大禹，同时传了尧舜十六字心传（简称中华心法），成为五千年治国的国家哲学。

主要形式

形式上，禅让是在位君主自愿进行的，是为了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家。通常，禅让是将权力让给异姓，这会导致朝代更替，称为“外禅”；而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则被称为“内禅”，让位者通常称“太上皇”，不导致朝代更替。

本段历史起源

原始部落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极为落后，人类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才能生活下去，因此，人们需要选举出贤能、公正的人当首领，以带领大家抵御外来的侵袭，进行生产劳动和平均分配食物。

在实行“禅让”制度之前，即在“三皇时代”（公元前2607年—公元前2338年），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继位制”，国家最高***在风姓家族中产生。该制度于公元前2338年被废除。“五帝时代”是所谓“公天下”时代，实行“禅让”制度，即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且非血统的人，例如：伊祁姓的尧让位给姚姓的舜，舜让位给姒姓的禹。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忽里台大会，是古代蒙古草原上的议事会，由此可以推举出部落的首领及可汗，同时也可在会上批准相应的军事行动。这样的议事会，在蒙元时期则发展成为蒙古和元朝的诸王大会，除了原来推举可汗、进行相关军事决策的功能之外，还在大会上对有功之臣进行加官进爵。

忽里台大会，是古代蒙古推举大汗最重要的方式。

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如果你有实力，也可以自立为王。但是，这样得来的汗位是绝对坐不长久的，因为它缺乏正统性。古代蒙古人是最讲求正统性的，如果没有得到其他部落的支持，那么这个汗位就属于来路不正。同样，在部落内部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部族长老的支持，那么也同样不能当首领！

「说蒙」：推举蒙古可汗的“忽里台大会”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种继承制度，一种是“嫡长子继承制（立长不立贤）”，另外一种则是“立贤不立长”。但在古代蒙古，这两种继承制度都不存在。选举可汗，除了本身的实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则是需要在忽里台大会上得到各个部落代表的支持。

例如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他虽然实力强大，同时也自己举行了忽里台大会获得了东部诸王的支持，但是蒙古三大汗国以及很多部落的首领是不承认的他的正统地位的。因为在蒙哥汗死后，按照蒙古人“幼子守灶”的传统，汗位应该由他的幼弟“阿里不哥”继承。所以忽必烈最后是打败了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并且建立元朝成为皇帝以后，他的合法地位才在大会上被正式被承认。

这里要注意的是，忽里台大会是不进行正式投票的，因为游牧民族都是“用脚投票”。如果你拥护新可汗，那么你就来，如果你不拥护他，那么就不用来。但如果你来了，却表示反对的话，那么其结果就很悲惨了。

举个例子，公元1251年，蒙哥汗举行忽里台大会准备登基为蒙古新一任大汗，窝阔台和察合台系宗王本来就不支持蒙哥汗，却又故意迟到赶赴忽里台大会。随即不久，他们便受到了蒙哥汗的严厉镇压，一场战役打下来，先后处死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宗王达一百多人。而蒙哥汗的母亲还亲自下令处死贵由汗的皇后。所以，对于蒙古人所尊崇的忽里台大会，是不能够随意对待的，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秦以前主要是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选拔制主要有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察举制实行于汉代；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存在的时间最长，从隋朝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明代起，科举制的考试方法又产生巨大变革，改用八股方式衡文取士。历代小说以及人们对科举制的诟病，大多不是针对科举制本身，而是针对明清以后的八股文取士。 荐举制，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察举”“选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这种制度始实行于汉代。当时，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分封制度逐渐被废，与分封制配套的世袭制度也无法再延续下去。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从民间选拔人材。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诏举“孝悌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汉文帝曾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察举制”在武帝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汉武帝下令由丞相、列侯、刺史、藩国守相等从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武帝时代才真正完备，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这些科目，统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其中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特科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征辟，又称“辟除”，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汉代高级官员选用属员的制度。中央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如州牧、郡守等官员，可自行征聘僚属，任以官职。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即中央的公府辟除和地方的州郡辟除。 公府辟除主要是指由三公以及太傅、大将军府所进行的任用属吏的情况，而其中以丞相之权为最大。公府辟除后，经过试用，对有才能者或举荐或察举，使之出补中央官职或外长州郡，所以公府的属吏虽位卑而权重，出仕升迁一般都比较迅速。此外九卿及其他中央官长虽然也可自行辟除，但与公府相比，则远非时人所重。 汉代的地方州郡长官亦具有辟除之权。早在西汉初年，郡守即可以自除掾属，甚至连职位的设置都可以酌加变更；州的辟除出现于西汉后期；东汉以后，刺史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辟除之权则变得相当之大。他们自辟佐吏，并通过推荐或察举，使之进入中央任职，或为地方长官。 不论是公府辟除，还是州郡辟除，一般来说，对被辟除者的资历都不加限制，只看才学，为官为民者皆有，而且去留自便，是当时比较自由得仕宦途径。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有气节之士可以辞去，对于不应召者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在舆论上要受到非议。 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东汉时直接征聘名望之士担任中央高级官员。魏晋南北朝主要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但征辟制并未废止，仍是士人特别是士族名士入仕的重要途径。 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中，征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选任官吏的制度，地位仅次于察举。 征辟是汉朝封建统治者为搜罗人才、以加强统治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征辟制的推行，有利于破格擢用人才。尽管由此入仕者的数量不多，但它通过皇帝征聘和高官辟除的方式给予应征者以特殊礼遇，可以使得一些本不愿为官的硕学名儒之士加入到封建统治阶层中来，而且统治者也可以籍此沽得求贤之名。所以征辟作为对察举制的补充，它和察举一起构成了汉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察举、征辟制的主要弊端是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特别在东汉时，由于政治腐败，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征聘制不属常制，但辟召制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中央王朝的诸公、位从公及开府仪同三司，地方的都督、开府将军、州郡长官，均可辟召长吏掾属。被辟而应召者是辟召者的故吏，两者结成主从依附关系。在长期分裂动荡的形势下，辟召制对统治集团内各政治派系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隋统一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规定凡九品以上官吏皆由吏部任免。隋唐皇帝和朝廷大臣仍可征召名士大儒为官，地方长官也可自行辟聘，但不多见。宋代各路安抚司、转运司、知州等，可自选官员，称奏辟或辟差、辟置，似为征辟制的变种。明清皇帝直接选任官吏，称为特简，形式上似乎仍是征辟制的遗存，实际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灭的一种特权现象。 二、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于篡汉前夕的延康元年（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三类。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所谓“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这是对东汉后期名士品评人物的制度化。陈群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实际上是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南辕北辙的。设立九品中正制，就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曹氏父子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之前“唯才是举”的措施对世家大族势力造成了不少抑制、打击，然而世家大族势力不断膨胀发展的客观形势又使曹魏不得不予以正视，只好转而与世家大族达成妥协，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而中正官又都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这样，世族渗透进选举，中央政权权和世族势力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矛盾开始缓和，士族开始逐渐垄断大权。曹丕采纳九品中正制的建议，除了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九品中正制本身的确有其可采之处。九品中正制刚设立之初，除了照顾世家大族的利益外，也的确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选举人才时品状并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的作用。 其主要内容为： ①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②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③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④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3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时，过去通过军功、养士选拔人才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汉代逐渐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途径。

察举

察举又叫作荐举，是三公九卿、地方郡国守相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授予他们官职或提高其官位。察举是汉代选官的一种主要做法。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曾诏令诸侯王和地方郡守察访民间德高望重的人，把他们推荐给朝廷。汉文帝以后，这种察举的办法逐渐形成制度，但是并没有固定的举行时间。一般多是在发生了自然灾害，或出现日食、地震等情况时，皇帝表示引咎自责，同时诏令朝廷百官和地方郡国荐举人才。

在汉代，察举不一定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察举的范围和名目都由皇帝决定。例如有时只规定在某些郡国或只限于丞相、御史大夫等部分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还有的时候是由朝廷派人到地方去进行察举。

察举的名目有很多，如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材异等、孝廉、直言极谏等，有时也要求荐举勇武而熟知兵法或掌握某种技艺的人。后来，“孝廉”逐渐成为察举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名目。被荐举的孝廉一般是先担任郎官，作为皇帝待从，然后再转迁为尚书、侍御史、县令等官。

汉代被荐举的人，须先试任一年。如果能够胜任职守，则可转为正式官员。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举他的人也要受到处罚。

汉文帝时，开始采用策问的办法考察被荐举者的才干学识。到汉武帝时，这种策问考试，比较普遍地实行起来。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依照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的人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作射策。朝廷根据他们回答的成绩分派官职。例如当时的儒学今文经大师董仲舒被举为贤良文学，于是汉武帝向他提出策问。董仲舒在射策中极力宣扬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思想，受到汉武帝的赞赏，立刻任命他为江都王的相。

东汉初年，光武帝曾下诏强调要以“四科”辟士，这是指选拔人才应该掌握的四方面标准。在这些标准中，首先是思想道德要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即所谓“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其次是文化水平高，即“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第三是“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并以之判断是非；第四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这是要求办事果敢和善于处理各种难题。光武帝要百官们用这四方面的标准来考察、推荐人才，不仅表明了他具有高明的政治见识，而且对于加强封建统治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征辟

在汉代，由皇帝直接聘请人来做官称为“征”，由官府聘请人来任职叫“辟”。

被皇帝征召到朝廷来任官的，多是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闻名于世的人。例如夏侯胜以善说礼服，被征为博士；疏广因精通《春秋》，被征为博士。汉武帝初即位时，著名的辞赋家枚乘已经年老，但汉武帝仍征召他到长安来。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弱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束帛加璧”等礼仪。所谓安车，是指一种能够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是指用蒲草捆裹车轮，可以减小颠簸震动。这些都表示皇帝格外优礼之意。被征召的人，有时可授予很高的官职。杰出的科学家张衡，由于他精通天文、历算，善为机械巧作，东汉安帝先征召他任郎中，以后又升迁为太史令。

两汉时期，官府的掾史等低级官吏，可以由长官自行聘请。这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府的长官自己请人到官署内做僚属、任职办事的做法叫辟或辟除。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数量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吏的人则比较多。

东汉后期，以门阀世族为代表的大地主贵族，依仗权势操纵了地方选举。这样一来，就同要求参予政治的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发生了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冲突，使得双方在采取怎样的选官制度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九品中正制”就在此时应运而生。

曹丕称帝以后，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就是通过品评，将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的人士将被推荐到各级政府中去做官。这一制度赋予中正官考察各地士人的权力。在初期，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也还比较注意人才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使朝廷多少能够掌握一些选官权力。所以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评论九品中正制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不过，他的评价是指九品中正制的初行阶段，反映了庶族士人向门阀世族争夺选举权力的企图。这里所说的庶族士人，一般是指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在当时，普通劳动者是没有资格参加品评的。所以九品高下，只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差别。

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它很快就被势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这些豪门大族世代为宦，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由他们任命或直接担任。在世族们极为注重家世、谱系的情况下，九品中正制也就把门第出身作为品评的惟一标准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从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门世族手中的工具了，反而为他们操纵品评、把持选官大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九品中正制是这一历史时期选官制度的支柱，它可以保证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处于优越地位和享有特权。但是九品中正制只是将人品评为九等，作为授官的依据，而朝廷在选人任官时还要借用汉代察举的某些做法来实现。中正官一般是以孝廉、秀才两种名义向朝廷荐举人才。按照习惯，孝廉侧重于品行端正、精通儒家经学，秀才则突出于文学写作才能优异。当然，在凭借门第才能中选的时代，那些被推举为孝廉、秀才的人，未必具有真才实学。在南朝，还有一种“明经”科目。国家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获得官职。当时的孝廉、秀才多为世族所垄断，但是明经不限门第，所以庶族寒门士人便可以通过明经途径跻入仕途。在北朝，荐举孝廉、秀才时对于家世门第的限制较之南朝要宽些，少数庶族寒门士人也有被选举的可能。随着九品中正制走向衰落，北朝在选举中首先对门第出身的限制呈现出松弛的趋势。

科举考试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存在了1300年。 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学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其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孙中山称赞其为"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而其辐射一直延续至今,我国现在的干部选拔学生考试等等制度上都可以看出科举的影子

隋朝以前是"九品中正制"和"查举制",其选官也要经过推荐和考试查举制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查举，原为选拔之意。由丞相、御史、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起于汉初，至武帝时成为定制，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是两汉重要出仕途径之一。《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又“元关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宋书百官志》：“汉武帝元年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明史太祖纪》：“(洪武六年)二月乙末，谕暂罢科举，察举贤才。”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维护世族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东汉末，曹操当政，施行“唯才是举”。至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九等），每十万人举一人，由吏部按等选用，授予官职，谓之“九品官人法”。三国魏齐王曹芳时，司马懿当政，于各州设大中正，用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从此，形成“上品无寒门同，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亦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杈的工具。本来这种制度也是可行,但是问题在与执行的关身上。很容易变质从而产生偏差,《晋书刘毅传》：“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上疏曰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壮。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又“由此论之”选中正而非其人，授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故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成为必要,科举制度出现了

从白寿彝先生所说,这是一个自举和荐举的问题,隋朝以前,士子们首先要获得地方官员及垄断乡里的世族豪门的推荐，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而考试只是用来决定授予官职的高低。所以，选举权掌握在地方官员及世族豪门的手里。隋唐实行科举制后，举子们可以不经地方官员和世族豪门的推荐，自己带着一种叫做“牒”的身份证明材料直接去报名，只要身份证明合格，即可参加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上》有较具体的说明：“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制度执行人的腐化和专制化是科举兴起的必然

隋朝科举分明经,进士两科唐朝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学一直以来,科举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是进士高与秀才,但是在唐朝,秀才科要高与进士科,不过好象从来没有人考上过,。《旧唐书·职官志》说：“秀才有唐以来无其人。”到高宗的时候就给废止了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考试的人的来源,唐朝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类,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虽然层次不一,收取的学生的来源不一,限制学生人数不一,但是总的来说是为了统治者阶层服务的地方上设置相应的学校,也收录不同数量的生员入学学习,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这些是科举的主要来源乱了,回头明经和进士两科乃是"士人所趋"的科目,因为唐朝大部分的官员来自与这两科,所以非常鼎盛此外又有"制举"一科,乃是皇帝特试进士及第以后要在大雁塔上留名,是为雁塔题名,当然这是闲谈,我是陕西人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在宋朝分进士,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九科,在这里说一下学究,因为一般称呼老顽固的时候就是这个词,唐代取士，明经一科有“学究一经”的科目；宋代简称“学究”，为礼部贡举十科之一。应学究试者，专重记诵，未必通晓文义，故有才思之士，皆重进士科而轻学究。《新唐本选举志》：“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宋史选举志一》：“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公（王安石）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和宋朝并列的辽金两朝分别说一下,辽代科举至988年才行贡举其规制“颇用唐进士法取人”，就是说，辽代的科举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举制度的。最初每冬只放进士一二人，1012年后逐渐增加取士人数，每科录取50到70人左右。取士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余人。进士分甲、乙两科，最初只设乡贡、礼部试二级。到1036年十月，巡兴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张俭的建议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为题，试进士于廷，廷试亦成为辽之科举制度。辽代约开贡举56次，所取状元可考者53人。不过没用,辽规定,契丹人不许应试,而且进士真正做官的,几乎没有。“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对辽来说,科举是个摆设金就和辽不一样了,金太宗初年，十一月开科取士，第二年二月、八月又连续两次开科考取进士，可见金是比较重视科举的。“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这话说的中肯金代科举开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刚开始不固定。自天会五年后方转入正常，三年一试。初分南、北两选，以词赋、经义取士，后合并为一，设进士科和女直进士科，前者分词赋、经义两科目取士，后者以策论取士。金共开科约40次，分乡试、府试、会试、殿试4级再说元,蒙古人厉害的很,开国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废止了科举制度,1314年,元朝重开科举,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而且要"凡二十五岁以上，乡里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通晓经书，德行有素者，经地方官从所辖各族户中推举后，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蒙古人厉害的大大的除隋的考试是由中央直接考以外,历朝都是由礼部来控制的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差不多,放在一起玩明清的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由县里考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或庠生这是大概,成绩最好的是廪生，其次是增生，新入学的称为附生乡试由省里考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又称秋闱,中第者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和春闱中第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考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又有国家特考,第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岁贡。逢国家庆典进贡的生员称为恩贡。每三年各省学政就本省生员择优保送中央参加朝政合格的称为拔贡。乡试取入副榜直接送经国子监的称为副贡

1,相传尧帝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种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

2 王位世袭制

从禹的儿子启开始，禅让制的惯例被破坏，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为奴隶社会的“家天下”所取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3 察举制

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各方面人才的涌现是汉武帝时期出现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

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前后有所变化。初期主要依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居面。

4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选官制度。三国时开始实行，隋唐时被废除。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打破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汉代的察举制度无法继续实行下去。曹操为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官吏除授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选官任人唯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5 科举制

第一，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1>隋朝兴起：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使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誓愫闷，科举制形成。<2>唐朝完善：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明显区别是选拔官吏不再以家族名望而是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选官的权力不在地方而是收归中央。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的一大进步：它抑制了门阀世族势力，扩大了官吏来源，实质上反映了隋唐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虽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但它仍然是地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第二，宋朝科举制的发展。宋代科举制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殿试成为定制和“糊名法”的实行，采取的名额也比唐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制的发展为地主阶级各阶层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也进一步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还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第三，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变化。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文章格式为八股文，不能随意发挥。八股取士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清末戊戌变法曾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科举制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

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选任方式以科举为主，以“考试”为标准，用人权完全收归中央。从选拔上看：隋唐实行开科取士，隋炀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方式。全国各地的士子不用通过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公开的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士子在通过逐级政府和中央的笔试之后，要由吏部再进行面试，内容是考察“身、言、书、判”即身体容貌、言语应对、书法笔迹和判词书写。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见识才能。大致说来，科举考试由礼部考才学，吏部考能力。明朝中期出现八股文，这是一种严格的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考生易于掌握格式，评卷标准也较为客观。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立废之争，朱元璋就曾一度下诏停止科举，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超过科举的有效选官方式，所以，不得不在停科举九年后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以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选拔和收揽人才，为整个政治机体输送新鲜血液，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任用上看：地方主官仍然由中央统一任用，这一点一直未变。变化的是，取消了地方主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地方官不能再自行任命属下官员，所有进入流品的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用，《文献通考》中记载，隋朝时“海内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之事”。从隋朝起，地方主官的用人权被中央收回。

古代地方官员选任制度对政治的影响

地方官的选任，不仅仅是一项文官管理制度，它关涉到整个政治的兴亡存废。从秦始皇废除封建，建立郡县后，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结构上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其中地方官的选任事关政治结构稳定与否的大问题。用好的用人方法用好人，则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反之，则陷入分裂与争战，这是被漫长的历史发展无数次证明了的，可以说，地方官的选任制度是政治发展的生命线。

首先，大一统既是传统治理的前提也是目的，地方主官由中央选任，是实现大一统国家的客观要求。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吏治发展中，地方官员的选任制度不断演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地方主官一律由中央任免。秦始皇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海内一统，地方设置为郡、县两级，郡、县主印官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任免，成为定制，以后历代尽管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地方官权力也时有伸缩，但地方主官一直由中央任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有一套由中央统一安排的人事组织体系。中国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区域间的差别较大，给大一统的实现带来挑战；但如果不实现大一统，四方割据，各自为政，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杀伐争夺、混乱黑暗的灾难之中。要想保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稳定，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体系，在用人上，要由中央统筹安排，特别是作为执政根基的地方政权，其人事任免要由中央掌握。

其二，大一统的维护，要由中央的权威宏观调控，避免陷入地方性。从汉代起就有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限制，就是说本郡县的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一方面是防止本族本亲的地方势力坐大，利用国家政权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狭隘的地方性。为了增强不同区域间的融合、交流和发展，保证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持，就要推行全国范围内选才，异地为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大一统政权的存在，要求国家权力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地方官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政令下达和民情上达的关键环节，必须脱离地方豪强势力，并对其进行制约。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依靠土地为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从结构上讲一般比较稳定，地方豪强容易坐大。如汉代就有“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之说。乡间豪族势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收养私从，当社会发生动荡时就会由患而生乱，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强调慎选临民官，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对民众进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对地方豪族势力的控制。

其次，中央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中央掌握人事权，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官制。

秦汉地方长官可以自辟僚属，实际上是将地方的部分用人权交给了地方主官。地方主官可以在所管辖的区域内选官，虽然还要经过考试，达到一定的标准，但由于是“自辟”，权力大，很容易使地方主官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官府体系，当地方割据时，就成为脱离于中央的职能机构。汉代的削藩、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都是因为地方权力太大，关键是地方有用人权，所用都是自己的人，中央是天高皇帝远的虚制，地方则是现用现管的实利，中央权威受到威胁。

从文官管理制度的角度讲，秦汉地方可以自辟僚属，选用之官虽然属于中央官制系列，但与地方官有更强的依附关系，出现管理的“双轨制”，政行两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隋朝时，中央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了官制。可以说在地方官的选任上，古代社会至隋朝才开始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隋朝推行了两项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彻底加强。一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中央用制度化的标准选拔人才，地方大族不能再操纵选举；二是，取消州郡地方官自辟僚属权，由中央在选官后统一任命，升迁黜免依凭于中央统一考核。

用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官，继以铨选制度量能授官，再以考核制度评定政绩以供进退黜免，完善了统一的文官管理，既保障了中央的权威，又稳定了地方的秩序。

再次，制度化的选官标准，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供了高素质的地方官队伍。从历史上看，地方官员的选拔，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标准，就会被人为的好恶亲疏所左右，所以，传统治理的经验是选官标准明确化和制度化。凭借个人情感的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容易出错和不稳定的；而制度化的标准则是理性的、公正的和稳定的。

如果人事选举不能公开进行，就会形成集团利益，进而使人事权不归于公门，而落入私家之手，必然会导致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事混乱。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则以统一的、客观的、制度化的标准，开放了政权，广泛吸收了人才。统一的测试标准为天下所有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机会，也为国家最大限度的制度化吸收人才搭建起一个平台。此外，全国集中考试，降低了政府在人才选拔上的成本。通过集中考试，以制度化的形式使社会精英在同一时间内以最大的可能聚集在一起，以供拔擢，实现最有效的制度化选才。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上看到士人成群结队地进入考场，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公开选拔，广用贤能，也是旷古盛世之所以能在唐朝出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