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从那一年开始？都还有哪些人获奖，邓稼先有吗？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打造的一个精神品牌栏目，于2003年2月14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截止2019年，邓稼先没有入选过。

《感动中国》节目向全国观众推出了许多人物，其中有徐本禹、高耀洁、田世国、丛飞、王顺友等来自民间的杰出人士，有成龙、濮存昕、刘翔、姚明等光彩耀人的明星；

也有季羡林、钟南山、袁隆平、桂希恩、黄伯云这样的睿智学者，更有张荣锁、魏青刚、洪战辉、黄久生、王锋这样的普通百姓，还有郑培民、梁雨润、牛玉儒、杨业功、刘金国、刘跃进这样的党政高官。

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一种让观众感到心灵震撼的精神力量。《感动中国》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扩展资料：

对“年度人物”的定义是：人物事件发生在本年度，或者人物在本年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次活动以“感动公众、感动中国”为主题，推选人物须具备以下一种或几种特点：

为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获得重大荣誉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各行各业具有杰出贡献或重大表现，国家级重大项目主要贡献者；

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以个人的力量，为社会公平正义、人类生存环境作出突出贡献；

个人的经历或行为，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社会价值观取向及时代精神；个人在生活、家庭、情感上的表现特别感人，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

-感动中国

　　（一）摘语

　　鲁迅多次用“个人主义”表达，举其著作及书简中数条如下：

　　（1） “物反于极，则先觉善斗之士出矣：德人斯契纳尔（M•Stirner ）乃先以极端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1907）[1]

　　（2）、“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希望所寄，唯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1907）[2]

　　（3）、“若夫非物质主义者，犹个人主义然，亦兴起于抗俗。”（1907）[3]

　　（4）、“人都知道，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1921）[4]

　　（5）、“一九零五年发生革命了，他也许多时候专做他的事：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的说教。”（1921，“他”，指《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5]约四年后，在一封信里，鲁迅重提绥惠略夫：

　　（6）、“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刷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 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更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愤激之余，——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6]

　　（7）、“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吧。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7]

　　（8）、“……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 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还要活着，可见他没出息。‘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下闷根，然而，这是他们在替社会除去无用的废物呵！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并且为 消灭债券计，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我其实并不以债主自居。也没有债券。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常劝别人要一并顾及自己，也就是为此。但这是我的意思，至于行为，和这矛盾的还很多，所以终于是言行不一致……”（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信）[8]

　　（9）、"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1928）[9]

　　（10）、"……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1928）[10]

　　（11）、“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1930）[11]

　　本文基本同意这样的论点：鲁迅具有无政府个人主义思想。[12]本文主要说明鲁迅多次用“个人主义”表达，并不都指谓无政府个人主义；鲁迅所谓个人主义含意与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而且鲁迅曾界定“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

　　（二）

　　（1）、（2）、（3）均出自《文化偏至论》（1907），该文的中心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13]，此时的鲁迅怀抱改造国民性以救国的热忱，又深受尼采超人哲学及无政府主义影响，所以，《文化偏至论》不是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主张。因为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并不反对物质主义，更不“排众数”。相反，它们的基础是自由平等的“众数”的物质生活与“灵明”的协调进步。这里需要排除一个望文生义的误解，就是1980年代以来有论者把鲁迅的“重个人” [14]，与人道主义（humanism）进而与自由主义甚至个人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善意的误解。鲁迅的“重个人”，并不包括众人或《文化偏至论》中屡屡鞭挞的一般大众即“庸众” 或“众庶”，而是众人之外的少数“大士天才”即尼采式“超人。”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更不会提出对“以愚民为本位”的批评，更不会对“愚民” “恶之不殊蛇蝎，甚至也决不会以“愚” 限定“民”。”正是因为鲁迅当时明确地重“大士天才”，力排众数，所以称极端个人主义者即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施蒂纳（M•Stirner鲁译“斯契纳尔” ）为“先觉善斗之士”，需要注意的是，当时鲁迅用“极端”、“个人主义者”及二者叠加，均无丝毫贬义，恰是推举表彰。

　　（2）、（3）中“个人主义”是指尼采式超人“个人主义”和“非物质主义者”的个人主义，也是属于非理性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或无政府个人主义。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介绍19世纪末以施蒂纳为先导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谱系传承，热情表彰19世纪末叶“新神思宗” ：（“神思宗” 可读为“唯心主义” ，“新神思宗”可读为“唯意志论” ―――引者）：“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15]，指出新神思宗首者为施蒂纳（M•Stirner鲁译“斯契纳尔” ），并热情赞扬其极端个人主义思想。 [16]接着列举叔本华、克尔恺格尔、甚至易卜生，鲁迅认为，这个“新神思宗”是19世纪初“神思宗”的新发展，而且预言它将成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17]。这也正是他自己的思想的不无浪漫的写照。

　　属于早年的（1）、（2）、（3），虽然未用“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名目，但借无政府主义学说及尼采哲学而突出其个人性，自然会归结于无政府个人主义。孙龙基在详细介绍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发展脉络时曾征引海外研究成果：“有研究者指出：这个传统（指无政府个人主义，即anarcho-individualism-----引者）早已见于施蒂纳、叔本华、克尔恺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至19世纪末的尼采与弗洛伊德，乃全面盛开。” [18]并且论断：“……他（指鲁迅—引者）提倡的个人主义不只是西方式的，而且在西方也是最极端的那一派，亦即尼采型的与社会对立才能下定义的那种‘个人’。” [19]

　　关于（4），“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综观从（1）到（5），此处“个人主义”仍指无政府个人主义。为了确证，多说几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处于一个动荡时期，思潮确也相当活跃。国外有学者指出：“所谓的虚无主义运动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宣传和革命活动的中心，……显然，这场运动以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为出发点，……”[20] 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哲学根底是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个人主义”相通。，俄国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突出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尼•别尔嘉耶夫强调说：“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正如俄国的虚无主义、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一样。” [21]鲁迅所说“个人主义”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来鲁迅对它并不熟悉，[22]二来，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同属东方专制主义，情况有些相似，“俄罗斯没有体验过西欧西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我们这里没有出现文艺复兴。”[23]这说的是俄罗斯与西欧的深刻区别。因此，个人主义不可能是19世纪末俄国思潮的中心。所以（4）中的“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

　　到了1920年代， （5）、（6）则具体地标出无政府个人主义了。——鲁迅称之为“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有时他也称之为“个人的无治主义” 。[24] （4）（5）出自同文。译者自愿译某一著作时，多是因为该著作引起了他思想的同情、共鸣甚至崇拜。鲁迅翻译他称之为厌世主义作家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并不著名的《工人绥惠略夫》，无疑是作家作品引起了他的同情与共鸣，也就是说，在写《文化偏至论》等论文的十多年后，他在俄国一个普通作家的作品里又找到自己思想的印证。鲁迅赞同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关键，在于他和如绥惠略夫等人一样，认为自己赤心救群众反而为群众所害，不等于说他完全认同阿尔志跋绥夫或完全认同主人公绥惠略夫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思想。他不会像绥惠略夫一样，“愤激之余，——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全面地看，鲁迅不会让自己思想中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发展到危及他人的地步，这是自年轻时那种血荐轩辕的志向所决定的。

　　从（1）到（6），“个人主义”指的是无政府个人主义。

　　（7）是1925年私人通信。研究者发现，原信在出版时有更动。第一，其中“个人主义”原为“个人的无治主义”，[25]第二，原信中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都有引号，出版时引号去掉。《两地书》在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初版，这一改动距写信有八年之久。

　　为什么改动？这是否只是修辞问题？还是关乎思想认识？本文认为主要是思想认识有变化。“人道主义”，至少有几种理解：1、指近代以降的西方思想体系，即humanism；2、“接近没有条件的、服从超越命令的、宗教意义上的献身”[26]，如鲁迅常提到但并不满意的老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鲁迅称为“大爱主义”。）3、用来指仁爱、为公的品质，包括此类传统，如儒家仁爱（或无意识地剔除其礼教专制的一面），毛泽东“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此意。熟悉西学的人士，或对鲁迅把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感到突兀。但鲁迅与胡适等专治西学人士不同，他留学日本，不谙自由主义、更不是自由主义者[27]，他不会在humanism意义上用人道主义。他对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使他接近托尔斯泰的式的人道主义，但他也没有托尔斯泰那种宗教信仰，不是无条件的，而且他还信仰与博爱主义相矛盾的超人哲学。事实上，鲁迅旧学深厚，忧国忧民、锐意革新、关切底层的传统精神在心理深层主导着他，由于启蒙时代对传统思想的全盘性反对，当他用“人道主义”表达自己时，虽同情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但又敏锐地意识到它的不分敌我与自己有抵触，所以加上引号，此时，那被压入潜意识的传统的仁者爱人思想的正面因素，可能起着潜隐并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这里的“人道主义”所以加上引号，是具有某种私人性、特殊性的。鲁迅虽然在1907年热情介绍无政府个人主义，在1920年代初大力译介《工人绥惠略夫》，但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极端行为，如上文所指出的，是持批评态度的。一直关切国族前途命运的鲁迅，在不能爱人时也不会冲破传统的仁者爱人的道德底线从而害人，但他的个性以及学养（如对“张扬意力”的唯意志论和张扬个性的魏晋思想文学的研究与兴趣），使他长期认同无政府个人主义，所以，他在信中用“个人的无治主义”表达，但也加上引号，以示特别，——是表示基本赞同而有保留。对这些私人性、特殊性的因素，希望读信的知己明辨，加引号的原因或在于此。

　　约八年后，信发表时， 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鲁迅经历了 “三•一八”惨案，“四•一五”事变，在“四•一五”事变后，一方面，虽然与国民党在思想上还有种种联系，（与许广平加入国民党自然也有关系，对本文此处“与国民党在思想上还有种种联系” 这一表达，请从广阔的文化视野看，请勿用新传统的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的眼光解读。）[28]，另一方面，与世界知识分子左转同步，他的思想也正试探地左转：购买社会主义论著、谈唯物史观、翻译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著作、加入左联，（显然，他的左转，与创造社诸人的极左不同），……以及私人生活巨变，但他的基本素质如目光犀利、坚定、冷静，都使他不轻易人云亦云。鲁迅不是体系性思想家，他对许广平坦露自己思想“本含有许多矛盾” ，加之有了上述经历后，他对早年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热情减少，所以，把信中“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而当使“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面对公众，那些细微的私人性、特殊性就更难被察辨也没必要特别示出了，所以引号就去掉了。原信“‘人道主义’ 与‘个人的无治主义’”，其实也是为社会服务的仁爱精神与从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直到尼采的超人主义，它们是很难相洽的，故曰“消长起伏”。刘半农当年曾赠鲁迅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精到地概括出鲁迅思想构成，上联正是“‘人道主义’ 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注解，下联也是他的思想渊源，从庄周到魏晋文人士个性绝对自由的追求。1930年代，国内外形势极为复杂，本来矛盾就多的鲁迅面临困难的抉择，王晓明用“无法直面的人生”命名所著《鲁迅传》，恰当地标示出传主一生的思想矛盾。而鲁迅先是用或然判断把互相矛盾的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并列，改动后互相矛盾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利己主义的意义上，见下文）仍然是或然判断并列，他甚至没有顾及在世界思想史上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致性，说明他对个人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都含有某种不确定性。也可以说，至少在这个时候，他对自己曾热中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和自己肯定的人道主义都仍然有某种程度的不满意。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从（7）开始，他所用“个人主义”的含义也有些变化不定了。

　　（8）中鲁迅说自己“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中的“个人主义”不可能是已经否定的即（7）中被改掉了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而是利己主义；（9）中的“个人主义”则相反，在传统文化视野中以及鲁迅当时的思想状态下，与社会主义对举并反对资产阶级的不可能是利己主义，这里的“个人主义”应该仍是指无政府个人主义。（10）是辩论文字，所以中特别标出“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说明此处不可混淆。（11）属于自我分析，“个人主义”显然是指利己主义。

　　从（7）开始，（9）为例外，一般情况下，鲁迅所用“个人主义”的含义是指利己主义（egoism），就是他自己所说：“做事的时候，有时却为自己玩玩，……”。

　　（三）结语

　　1、从1907年到1932年，鲁迅用“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无关，鲁迅用“个人主义”先是指个人无政府主义，后来主要指利己主义。1932年为出版《两地书》把1925所判定的 “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大致可以看作一个分界，即：1930年代初，他的无政府个人主义逐渐淡漠和消减。

　　2、此前，在公开的的文章中叙述某种客观事实时，“个人主义” 含义有时还不一致，如（9）、（10）；但用于自己，在自我说明、自我解析时，如（8）及（11），“个人主义”都指谓利己主义。就是说，他不轻易把“利己主义”确定地加在自己头上：1926年尾还谨慎地说自己“渐渐倾向个人主义……”。

　　3、在1930年代，鲁迅用 “个人主义”指谓利己主义，应该看作一个不可忽视的事件，它不仅说明鲁迅对自由主义的陌生，而且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惯性的拒斥力之大，因为这里误读者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鲁迅，而且是以硬骨头精神著称、一生突出鲜明地保持了独立人格的伟大文学家鲁迅。这件事至今对中国读书人都该是一面镜子。而且，鲁迅这一错误指谓直通后来的新传统，人们还记得1950年代末“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期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政治口号曾成为全国读书人改造灵魂的座右铭。[29]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补说。一是，鲁迅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分析自己，但在我们这里，由于种种原因，一般不会有人用利己主义判断鲁迅，但不等于鲁迅伟大，就没有人人难以避免的利己主义性质的行为。或者说，鲁迅说自己有利己主义，只是表面地给自己扣帽子。——如此理解，无助于还原真实的鲁迅。不过，限于题旨，本文对此存而不论。[30]

　　二是如何估量无政府个人主义在鲁迅思想中的分量，对此可能有争论。本文认为鲁迅虽然对无政府个人主义有长期的的亲和与肯定，但如上文所述，还是有保留的。所以林毓生强调：“从他（鲁迅—引者）毫不犹豫地应用尖锐的逻辑推论来参与全盘性反传统运动去观察他的思想的演变，在他的思想中未曾继续推演到在逻辑上极具合理性的虚无主义的结论——这一事实应该予以特别注意。” [31]这里虚无主义应该包括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就是说鲁迅的思想一直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他与胡适等人不同，他对各种主义即体系性思想似乎做真正研究不多，也很少把自己断然归于某种体系性思想，所以对许广平说到自己思想时要补充：“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虽然他对历史和现实有着不凡的洞察力。也正是如此，在1930年代，他大致仍然是在思想困局中，没能有从容的思考，又受交游影响；一个曾热中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人，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倾向极权；尤其是当时中国***抗日的和革命的立场鲜明的话语，确实吸引着他，于是他随着世界知识分子左转，也选择了左转，成为革命的同路人，逝后不久就长期被意识形态化，——也被扯进“瞒和骗的大泽”。但是，不到半个世纪后，他身后的种种，正说明他最后的选择缺乏思想家的眼光，所幸的是，他没有进入新传统。[32]

　　注释

　　[1]、[2]、[3]、[13]、[14]、[15]、[16]，[17]《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卷1，页51，页52，页53,页46，页50，页53，页51，页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5]《翻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卷 10，页167,页166。

　　[6][7][8]《两地书》，《鲁迅全集》，卷 11，页19-20 ；页79-80；页，249。

　　[9]《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1928年4月10日，《鲁迅全集》，卷 4，页111。

　　[10]《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1928年8月10日，《鲁迅全集》，卷 4，页126-127。

　　[11]《三闲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1月，《鲁迅全集》，卷 4，页209。

　　[12]这一论点分别由林毓生、孙龙基提出。孙龙基："似乎所有对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都出现一个盲点，偏偏遗漏了无政府个人主义，……"，见孙龙基：《历史学家的经线•"世纪末"的鲁迅》，页18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并在同页对此句有注曰："林毓生倒有一篇文章涉及鲁迅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详《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与涵义-----兼论"国民性"问题》，《二十一世纪》总12期[1992]，第83-91页，……"。

　　[18][19]孙龙基：《历史学家的经线•"世纪末"的鲁迅》，页168，页181。

　　[20]罗德•霍顿 文森特•霍珀：《欧洲文学背景》，页410-411，房炜 孟昭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作者还推测，虚无主义运动"似乎取名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

　　[21][23]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页102，页86，雷永生 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85。

　　[22][27]请参阅：邵建：1、《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12月14日；2、《事出刘文典》，《书屋》，二〇〇二年第八期 。

　　[25]1、王得后《〈两地书〉研究》，页39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1992年，林毓生有专文研究相关问题：《鲁迅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见《热烈与冷静》，页185-191，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6]林毓生：《热烈与冷静•鲁迅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页187。

　　[28][30]请参阅张耀杰：1、《对于鲁迅的化妆与还原------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读后》，见“世纪中国•世纪学堂”，2005-4-18。2、《〈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长城》2004年第1期，或“世纪中国”，2004-09-17 。3、《〈两地书〉中的高长虹》，“世纪中国”，上网日期：2005-04-15。

　　[29] 195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的题目

　　[31]接着说明原因，引如下供参考：“这一事实标示着他是继承着中国文化（尽管其结构已经崩溃）的基本态度之一——一贯从‘天人合一’有机宇宙观所衍生出来的，认为由人性的内涵可达到超越，在人生的活动中可臻神圣之境的态度。此外，他根据他民族主义的信誓为中国的新生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对于思想力量的信仰（因此，他觉得一个作家可对中国的新生做出贡献）——此一信仰在冷酷的现实压力之下偶会动摇，但就整体而言，终其一生坚信不移——这些都加强了他从中国的世界观中所承继的基本态度，此一态度阻止了他的虚无主义在逻辑推演上所可能达到的结果。在一再承担着挫折感与深沉的绝望之中，鲁迅把自己坚定地奉献给中国重建的工作当作是他在现世现实的人生中追求意义的活动的一部分——这样的举措显示了一个纯正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林毓生：《热烈与冷静•鲁迅思想的特质》页181，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