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制度包括哪些内容？

　　监察制度如何你指的是行政监督的话，那包括行政体制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大类

　　1外部监督是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权力与非权力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其中外部权力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行政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实施的行政监督;中国***组织作为执政党实施的行政监督。

　　2外部非权力监督包括: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行政监督;社会群众及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各人民团体(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以及新闻媒介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

　　3内部监督可以划分为专门监督和非专门监督两类。

　　内部专门监督,主要是指政府专设的监督机构实施的行政监督以及各类专业性行政监督。包括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物价监督和质量监督等专业性行政监督。

　　内部非专门监督,包括上下层级监督,即各级行政机关及其主管按行政隶属关系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直线监督;平行部门监督,即政府职能部门就其所辖事务,在自身权限与责任范围内对其它相关部门实施监督。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220年）命其制定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扩展资料：

一、察举制的创立

察举制是以远古“尚贤”思想为基础，在对先秦诸子百家“尚贤”理论进行继承发展并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尚贤思想历史悠久，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就是体现着“选贤与能”精神的一种远古选举制度，殷周时期仍有保留。

春秋战国时期也强调尚贤、贵贤、选贤，而秦朝尚贤思想曾受到冲击。西汉建立后．统治者看到了秦朝法治绝对化的种种弊端．为了更好地巩固封建政权，尚贤思想再度受到重视。这就为察举制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汉时期，举贤思想很好地付诸实践，形成了系统化的察举选官制度。高祖刘邦于十一年公元前1961年发布求贤诏书，开了察举制之先河，之后至文帝时，察举制度大体形成。

二、九品中正制设立背景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

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后，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当时察举尚未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产生的。

-察举制

-九品中正制

察举制是西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推行的一项官吏选拔制度。主要是地方和中央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品行对个人进行推举和征召。 察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它对当时社会以及后来的选官制度，尤其是科举制，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总述

察举是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 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虽是「 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 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高祖召举三老

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在与 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 汉高祖（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 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 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 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

早在 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 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 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 汉代 察举制度的先河。

文帝召举贤良

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年—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 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 汉高祖（公元前206年—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下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 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试──「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

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 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固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

下马石

董仲舒应策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 列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 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 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 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 察举制度的基础。

我国的监察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开始正式形成之后，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发展是随着封建专职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而发展的，因此，当君主专制制度在明代到达了它的顶峰时，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也更加的完备和严密，正如关文发教授以及颜广文教授在《明代政治制度研究》里所说的：“明代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是最完备的”，而它的影响之大，也“是前代监察制度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明代监察制度的研究就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启发性，在此，笔者欲从宋元清等相邻朝代的监察制度和明代的监察制度的比较中入手，分析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所具有的作用和局限性，以求对当今中国的监察工作和廉政建设有所启示。

（一）监察权相对独立。

唐时虽设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但其最高长官御史大夫的任用权却往往掌握在唐朝宰相的手中，而宋朝虽然由皇帝直接控制御史台谏的任命权，但与唐朝相似的是，在这之下的各个机构的设置台院、殿院、察院等都是隶属于御史台之下，即使是与台院并列的谏院，其下属的官员之间也是一种明确的隶属关系，元朝也大致如此。清朝时，但到了明朝，十三道监察御史虽形式上要受督察院的节制，但行驶职权时，往往可以撇开它而独立行动，直接受皇帝节制；而在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之间，六科给事中的独立性更强，两者即历史上所谓的“科道”并不互相统属，“督察院管不了六科，六科完全是独立的并只对皇帝负责的监察机构”。如六科在工作中与督察院发生矛盾，督察院是不得行文指令六科的，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充当仲裁人和协调人。同时，御史的委任权属皇帝，而不是吏部。至于监察官员方面，虽然所列举各代都可以以下监上，但明朝这种情况更是普遍。至清朝，雍正以后，将六科并于督察院，这样六科给事中和15道监察御史都隶属于督察院，从而使督察院成为清代主管监察的总机关，也是历代监察制度发展的最后形式。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自唐至清，历代中就属明朝的监察权最为独立。虽说封建政治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是越来越完善的，但是在很多学者看来，明朝的监察权的相对独立能够更好地实行监察职能，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较高官阶的“长官”成为一些奸臣控制政权的工具时，其他的即使是地位低下的监察官员也可以对其进行监督和弹劾，而不至于容易受干扰 。

（二）监察监督范围扩大，权大威重。

各监察范围上，各个朝代大致相同，即监察官员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有权弹劾百官，参与大狱的审讯和监督府库的出纳，纠察朝仪、分巡两京、巡查驿馆，监仓库，监驻军，而监察御史作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权利更大，是朝廷的重要机构。

总之，自唐到清，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司法、军政、财政、教育、考试、朝令以及祭祀、以至官员的任免都在监察官员的监察范围之内，但是，相对于前代和清朝，明朝的监察范围是比较广泛的，首先是随着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监察官员的监察范围涉及得更加广泛，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政府工作的执行，同时涉及到了思想和学术领域，如明朝就曾明令规定过“学术不正”者不为监察机构录用；从中央委派到地方的监察御史还特别注重对各地学校、民俗、民风、以及学术的监察，这可以从明朝众多的“文字狱”窥查到当时监察官员对思想学术领域的监察是十分严密的。再者，明代的监察官员拥有更大的司法权，明朝六科给事中轮值时握有一定的案件终审权，巡按御史亦可以直接查处违法失职官吏。其三，对官吏的罢黜任免也有相当大的决定，因为吏部对各级官吏的任免、升降需要最后吏部或者各科给事中的讨论后驳回或者通过发行。另外，明朝监察御史都有一定的“风闻言事”和“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特权，因此，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弹奏惩治官员。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明朝相对于前代无论从监察范围到监察权力都有了很大的扩大。

但是，这种扩大其实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到了清朝后，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各种新问题的出现使得监察机构比之明朝有所增加并日益细分和专门化，如稿房科、火房科等机构的增加。而且，清比之于明，其在对皇帝的劝谏和监察方面是极其有限的，因为这时候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极点，不仅是军机处成了承传诏令的机构，监察机构更是受到皇帝的严格控制，很多的官员这时已经不再对皇帝进行劝谏，而是成为为皇帝监督百官和百姓，维护其王朝统治和稳定的工具。

虽然比之于清朝，明朝在进谏皇帝的作用上是比较大的，但是，比之于前代，明之监察官员对皇帝的作用是缩小的。颜广文教授在《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对当时的监察官员在规谏皇帝、勇于进言方面的作用给予很大的作用，并举了一些相当多而突出的例子，如御史劝谏朱元璋放弃用女乐和王朴等以死进谏的故事，但是，在我看来，它却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这不仅表现在明后期奸臣当道对皇帝的蒙蔽作用，另外一方面在明初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君主是经过了元末的农民战争过来的，对元朝的灭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因此在皇权意识上更进了一筹，前方百计加强自己的尊贵地位和权力，再者，明代已不再在中央设立专门的谏官系统，而是把作为谏官的责职转移到了御史和给事中身上，实质上已经取消了谏官对皇帝的监督，皇帝独占监察权。第三，众所周知，明朝的皇帝对文臣是极为不尊重的，明大量的官员被施以廷仗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因此，在这种没有生命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监察官员又何来进谏的勇气呢？

再者，明代御史所谓的“风闻言事”较之于前代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明时规定“御史纠劾百司，须要著名年月，指陈实迹，不许徐闻繁衍，搜求四十，盖恐言事者，假此以报复私仇，重伤善类，污蔑正人”所以说，明代在监察权力扩大的同时，其在某一些方面如规谏皇帝方面的权力是有所缩小的，当然，就总的方面来说，我认为应是属于作用越加扩大。但是，又由于我并没有明确数据来计算明朝勇于进谏和唯唯诺诺的官员的比例人数，这里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但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三）位卑权重，禄薄赏厚。

明之前的监察官员的官阶是相对较高的，最低也为正八品、正九品，到了清代，监察系统因满人的存在，地位更是大大提高到了正一品，而明朝监察系统中的官员的地位明显是比较卑微的，明朝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秩低，仅为七品、从七品之职，有些甚至是九品芝麻官，如都察院里的司狱司，但是，尽管官阶如此低下，但是他们的权力是极大的，能够规谏君主，奏劾皇亲国戚，奸邪大臣，黎明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似乎一切的人都在他们的纠弹范围之内。同时，虽位卑，但他们的赏赐也是比较厚的，御史工作有成绩，就可以得到很快的擢升。御史、给事中权势极重，升迁较速，如都给事中再升，留京任职。则可官职“太常太仆、少卿、上宝卿等官”即使外派，御史、都给事中到地方上也可升至从三品官，总的来说，一旦当选为监察官员，日后大多官运亨通

总的来说，明朝监察制度位卑权重的特点对于明朝的统治有利也有弊。

地位卑微，则官员对于自己的官位不那么吝惜，不容易受高官权臣的利诱而成为他们的傀儡，而且能够更加勇敢地对危害百姓、皇朝的统治的违法违纪现象进行纠察、弹劾，甚至皇帝也常常受到监察官员的劝谏，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如奸臣严嵩当权时期，就有很多的监察官员不畏自己的官位甚至是生命向皇帝弹劾他的罪过，最终将他绳之于法。而权重则是执行任务时不受阻碍而易于立功。赏厚则立功之心强而勇于奋进，通过这种以上监下，以下制上的设置，明朝将各级官吏置于严密的监察之下，即使是监察官员之间也是相互相互纠察，正如明朝顾炎武所评价的：“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以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因此，明朝的监察官员大多都能够较好地行使监察职权，不避权贵，从而避免了很多错误政策的施行，使明中期以前的吏治比较清明，保证了行政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

但是，明朝监察官员的这种权重位卑也是有其消极作用的。因为官阶的低下，官位之念亦轻，于是那些小官们就不惧丢掉这薄薄的乌纱帽，利用手中极大的权利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在这整个监察系统中，就属监察御史最具权利，监察御史的弹劾或推举，往往就能决定一个官员的未来命运，各地的官员就纷纷来巴结御史巡按们，这些监察官员也不吝于将手中掌握的大权当成讨债还债的资本，或与贪官污吏共同谋划金钱与玩乐，或是为求高升去巴结权贵，如“明末崔臣秀巴结魏仲贤，官至左都御史，成为所有监察官员的总头领”明末有些监察官员甚至卷进党派之争中，互相攻歼，在党派伐异中推波助澜，最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一大因素。毕竟作为百官楷模的监察官员都已经腐败至此了，何况其他人呢？

（四）上下左右，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机制。

监察官员的上下监督源于各级监察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各级官吏的实质上的不统属以及监察官员的权重，从而将上下和左右同级官吏置于纵横交错的监察系统之中，这在前面几点已经陆续论述过。在此重点论述事前事后的监督机制。

明之前各代的监察监督大都是纠察百司、肃正纲纪、参与案件的审判等，很明显的是一种事后的监察、弹劾或裁决，而那些谏官虽说有一定的事前劝谏监督作用，但是在皇权高涨的情形下，这种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明朝的监察监督机制却带有明显的事前事中监督效果，尤其是给事中的设置极其职权，更是突出了这点。

六科给事中职掌着封驳、注销以及充当言官以及监察六部的职权。当六部奏请实行之事或是内廷旨下，均得经过六科给事中的审核，如有违误，则可驳回修正，如无误，则分发六部执行，即使是皇帝的圣旨或是内廷的票拟也是如此。如问题未达到驳回的程度，就“科参”的形式使旨章通过，但六部在施行过程中必须注意“科参”，并按其指示执行。同时，六科给事中还利用注销大权检查诏旨批文下达后的执行情况及平时各类行政法规的执行情况。这样就可以避免错误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差错，及时纠正，从而防止了重大错误的发生。

总之，明朝的监察制度相对于前代与清朝有着监察权相对独立、监察范围扩大、位卑权重、薄禄厚赏以及上下左右、事前事后的监察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明朝吏治的腐败与清明，国家的兴盛与繁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正是这些特点，加强了专制主义的极度集中，促进了明初的吏治清明，国家行政体系的正常的运转，使明王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然而制度并不能决定一切，皇权的极端加强，决定了整个监察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围绕着皇权运转，国家监察制度举步违艰，很难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巨大作用，到了明中后期，随着皇权的衰落和奸臣当道，监察制度受到了破坏，整个统治机构逐渐腐朽，到最后，明王朝也没能逃脱出封建王朝所固有的惯性机制而走向灭亡。

明王朝灭亡了，封建统治制度也已永远地成为历史。当今的中国正逐步迈向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各级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对人民的代表大会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人民的监督作用应是更加突出。但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面临的腐败贪污问题却是愈加的严重，纠其原因，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复杂化，更重的是，是政府乃至社会的监察机制的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此，笔者认为，作为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明朝监察制度，它的优缺点对今天的中国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首先，建立科学监察机制，完善监察机构设置， 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削弱监督部门与被监督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次，内部也要明确分工并相互监督；其三，中央可定期或不定期地派出巡回监察官监察地方，制定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最后，要合理适当地给监察人员“加权”、“加责”，使其能拥有监察实权，从而有效地监督上级、开展监察工作。当然，加强我国监察机构的监督作用还涉及到了公众媒体监督、法律监督等方面，但因本文为明朝监察制度的出发点所限，这里仅就这些方面提出浅见。

参考文献《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顾炎武，《日知录》•纪实卷之九•部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