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魏晋南北朝尚书职位变迁影响？

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职位的变迁影响深远。尚书原本是汉代的六部中央官署之一,主要负责文书之事。随着政治体制的演变,尚书职位的地位及职掌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直接影响到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和治理水平。

在西汉时期,尚书是六部中等官署,主要管理就政事务和文书之事。其地位较为重要,但还不及三公(丞相、司马、司隶)。东汉时期,尚书继续担任类似职能,但影响力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实权逐渐集中在三公身上,尚书成为他们领导下的下级机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职位发生了较大变化。在魏晋,尚书分置尚书左右,左尚书主管典籍,右尚书管理政事。南北朝时期,尚书分为六部,带来较大扩充,但也出现明显的僵化现象。同时期,尚书的实权被移交给宰相及宦官等,仅保留形式上的职能。

综上,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职位的地位发生了从重要部门到式意存在的转变。其职掌和影响力出现明显下降,实权被其他政治力量所取代。这直接导致了政府机构的运行效率下降,治理水平的分化,为后世政治中枢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尚书的变迁影响深远,体现在二百多年间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演变上。它为后世政治改革者指明了提升行政效能的方向,也是历史发展规律在政治机构设置方面的表现。以上为尚书职位变迁影响的分析,但这一话题目前仍存在较多争议,欢迎进一步讨论。

总体来说,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职位的变迁与政府行政管理出现的问题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尚书职能下降和影响力减弱,使得政府管理变得不够灵活高效,进而影响到整体治理水平。尚书变迁的历史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后世政治机构调整提供了借鉴,二是体现在政府管理方式的演变取得的问题上。它为倾听后世政治改革者的借鉴,也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政治机构设计方面的表现。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发展过程当中，朝廷建立了一系列官制，向来是这一体系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一官制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统一了中央王朝为自己的统治都会相继建立并完善一系列的政治制度。

这在和平年代的中央官制延续着之前较为稳定的状态，但是在乱世时，这中央王朝所创立的制度在战乱过程当中，为巩固新生政权的发展出现新的趋势；而随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趋势。

乱世中的官制最重要，显现出统一的契机，为下一个统一的王朝奠定了制度的基础。正如魏晋南北朝时的官制，承接了东汉末期混乱的秩序，却又开启隋唐统一的盛世，本文将以魏晋南北朝官制为例，看统一王朝所创制度在乱世之时如何演变？

1、 统一王朝的官制演变，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政治手段

（1） 中央集权下的各方政治制度，为王朝的统一而服务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统一的王朝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统一的中央王朝发展过程当中，相继发展出各式各样特色的中央统一制度。

统一王朝自建立开始的许多制度都会是为适应这样统一的形式，如秦朝时结束春秋战国时的乱局，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

在政权建立以后，秦朝便围绕着中央的官制建立新的体系；通过三公九卿制度进一步划分中央史权力的分布，建立起皇帝集权的帝国。

同样，汉朝时继承了秦朝统一的制度，在政治经济的发展方面都保持着统一王朝应有的姿态。

这时候在中央集权统驭之下的各种政治制度，无论从出发点或是相应措施的维护方面，都是为这一统一王朝的经济政治统一而服务，尤其是在汉武帝时，各方面的大一统提出相继的中央官制和选拔人才等各方面措施，都毫不忌讳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制，完全沦落为了统一王朝服务及政权稳定的对象，他们或拉拢人才或稳定秩序。但同时这建立起来的关系，却成延续着极大的稳定性；并不如乱世一样，可以轻易被更改或被发展。

（2） 或拉拢人才、或稳定秩序，统一王朝官制发展的稳定性

秦朝推行郡县制，由皇帝直接任命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拉拢了当时分布于各地方基层的人才，为皇帝所用。

同时，通过这一秩序形式，不仅建立了对基层严格的控制。在稳定自己秩序的同时，不断发展和完善郡县制，让其真正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地方管理层次。

同样的，在汉朝时建立察举制来选拔中央官吏人才来源，为天下百姓提供了一个阶级上升的通道。在汉朝这样统一的王朝当中，这一选拔人才的方式得到很好的发展和继承。

在后续皇帝的应用当中，这一制度的呈现出了长期的稳定性，并没有多大改变。汉武帝为加强自己的皇帝权威，成功运用内外朝制集权于皇帝。这一制度，在汉朝时是为中央官制中集重要的部分，在数百年的发展当中，延续着相当大的稳定性。

在统一王朝所创的制度当中，稳定而又有效成为其基本特征，这相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崛起的政权，对于统一王朝所创官制进行随意变更、改变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乱世中的创新视为其形式的需要统一王朝所创的官制，在乱世政权的矛盾解决当中，被不断的改造发展。

2、 乱世的创新，统一王朝所创官制在矛盾的解决中发展

（1） 虽为新生政权，但对于正统性的追求在依旧需要以官制为根本

东汉末年，由于中央皇帝权威的衰落，导致了三国乱局的出现。在经历了数十年征伐结束，曹魏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成功结束了，在三国的乱局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这一时候的曹魏，在新生政权方面对于西汉时的朝代所建立的官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由于曹魏本身就是谋夺了西汉政权，因此在政权建设方面自然缺乏相应的合理性。为了自己政治的稳定，曹魏在建立初期沿袭了汉朝的内外朝制，用于发展政权、延续政权的目的。

正是为了堵住当时悠悠之口，体现自己取代西汉是上天与时代的意志；因此，在官制的建设方面，很大程度上都是延续之前的官制。

正是为了延续政权正统性，对于统一王朝所创官制进行的继承。但是政权变更总会产生矛盾，统一王朝所创的官职就在矛盾发展过程当中被添加了新的要素、创造新的意义，让原本的官制在变革当中被不断继承下来。

（2） 为解决政权变更之中的矛盾，原本制度在变革中继承

曹魏时，由于相权和皇权之间争夺的加剧，使得此时的曹魏统治者在原有的官职之下进行了变革。在汉武帝时尚书台作文内朝官署是为了加强自己统治的需要。

而在曹操之后，又形成了中书省来进一部分权、最终集权于皇帝。在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过程当中，曹魏的统治者就这样在悄无声息地对于原本统一王朝所创的官制进行了改革。

从这一制度来看，足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为解决自己在乱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对于统一的中央王朝所创立的官制是如何节制的。

在乱世当中的政权，为了实现自己王朝的稳固，对于统一王朝所建立的官制进行一步一步的改革，这是时代的需要和朝代发展中必然的结果。

同样的在乱世的政权当中官制的应用，更多的是为了拉拢人心，更多也是为了收拢人才，让乱世的确能够更加巩固。这在曹魏时确立的九品中正制当中体现的非常明显。

（3） 乱世的政权，官制上多在拉拢人心所用、取才与能方面下功夫

汉朝为了自己政权的巩固和拉拢人心，创立了察举制、授官任权。而在曹魏时，随着豪强氏族势力过大；曹魏统治者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政权，便在察举制的基础上设立了九品中正制。

这一制度为后来的乱世王权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础。这一制度让当时的乱世王朝能够更大程度聚拢人心，为自己寻求政治上的合理性；同时又给与自己收服天下英才的机会。

九品中正制为之前的王朝所创官制的发展，正史的越来越多的世族间曾参与到了乱世王朝的统治当中，不断扩充自己的统治阶层。有了这样关系的保证，为乱世王权的发展提供基础。

这是乱世中的变革，虽然不同于统一王朝时那般稳定却更为有效。同样在血缘亲情的联系之上，乱世王朝对于中统一王朝所建立的官制影响更深。血缘亲情的加入，让官制变得更加稳定和谐。

3、 为乱世的稳固，血缘亲情的联系在官制上体现更加明显

随着官僚势力的到来，原本依靠着血缘亲情维系的贵族政治开始失去活力。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当中，血缘亲情维系的官制却显得那么的稳定。

在朝政或地方的重要职位上，当时的王朝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的考量，都会使用自己的宗亲子弟来担任这些重要官职。

一方面本是为了延续统一王朝所创的官制，同时又借借助血缘亲情来进一步维系自己的统治。这使得在乱世的发展过程当中，官制之中的血缘亲情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宗亲势力维持之下的官制，出现了远高于凭借官僚建立的政治优势。在血缘亲情的催化之下，乱世时的官制在围绕亲情的同时，建立起与血缘为纽带的政治关系，这是与统一王朝时逐渐减轻亲情联系的制度，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但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乱世逐渐终结的情况之下，制度各方面的发展中蕴含着统一的契机。

4、 分久必合，乱世制度在各方面制度的发展中蕴含统一契机

分久必合，随着魏晋南北朝的结束，原本乱世王朝在对前边统一王朝各项制度进行的变革当中开始逐渐出现危机。但同时这一些危机的克服进一步促进了王朝制度的发展，在历史发展轨迹上，乱世王朝承袭在统一王朝之后，会让统一王朝所创立制度在乱世之时演变。

因乱世王朝具有取代统一王朝的利益冲突性，因此会对统一王朝所创立制度进行变形，以满足乱世王朝自身利益。

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乱世王朝便开始有向统一王朝发展的趋势。换句话说，随着乱世王朝在对制度的演变过程当中也不断增加着统一的契机。在变动的过程当中，让这一趋势变得日益明显。

魏晋南北朝法律儒家化的影响如下：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强调德治。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3、在“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过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

4、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促进了司法队伍的儒家化。春秋决狱这一审判方法的推广，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经义素养的官吏越来越受到重视。

儒家，又称儒学、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为历代儒客尊崇，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

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分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且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

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唐朝政治制度不仅为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且对唐以后各朝的政治制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唐朝政治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唐朝最终结束了家国一体和贵族门阀政治的国家体制,开启了皇帝—官僚政治体制

秦汉以来皇帝也要依靠官僚来进行统治,但是在中央政府中,皇家事务和国家事务还没有分开汉代九卿中,太常、光禄、卫尉、太仆等寺都是掌管皇帝或皇家事务的国家还保持了古老的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传统皇权本身,也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西汉初年是功臣集团,西汉末年是外戚,再后就是世家大族和士族门阀皇帝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级官吏西汉初年,以功臣列侯为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布衣公孙弘为相刘秀依靠豪强大族建立东汉后,虽然还可以不用功臣,但度田也实行不起来此后,随着豪强大族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世代担任中央高官和地方佐官,并且把持察举但是这些都还没有形成制度直到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才完成了门阀制度,并在东晋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除了让世家大族世代担任高官,皇帝也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豪强大族或贵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地们的联系皇后废立也就成了一件重要的国家大事

这些情况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江南士族、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先后开始衰落,从隋朝开始,到唐朝初年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文帝开皇初年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取消九品中正制,地方佐官改由中央仼免；二是府兵制实行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征召扩大化即兵农合一化前者抽去了山东士族最后赖以苟延残喘的依靠,后者则挖了关陇贵族存在的基础隋炀帝进一步取消了关陇贵族的特权门阀政治终于在隋朝结束

从政治体制来看,中书省和门下省发展到南北朝,中书草诏敕,门下审署下达,已逐步形成制度但两省仍在禁中,因此这些做法,仍然可以看作是皇帝个人行为的延伸在这个时期,作为宰相机构的尚书省已经是一个严密的政权机关,但是中书省和门下省在性质上仍然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构,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决策、发令和政务处理系统

中书省、门下省要和尚书省一样都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需要几个前提：第一、三省中各省必须是有长官负责,有下级属官的严密的机构,而不是一个高级官员各司其职,与中下级官员在工作上没有严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松散系统第二、三省中各省必须是单纯的政权机关,而不是皇帝的个人附属机构第三、在政务处理上,三省有明确的分工和紧密的联系,是一个按照一定程序运行、相互之间有着依存关系的有机整体在这样的前提下,以下几方面的发展依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原来宰相机关尚书省职掌和权力的分化尚书上省的决策权转移到中书省和门下省,下省的行政权保留下来,尚书省向职能化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在南朝的梁、陈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皇帝权力的分化隋文帝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使中书令和侍中摆脱了皇帝秘书、侍从的身份,从禁中走了出来,成为政事的参与者以郡县佐官由中央任免为起点,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尚书省六部的工作内容随之发生了变化,工作量大为增加由于政务的决定、审议和批准尚未形成一种分层负责,各有权限,并按一定程序运行的制度,隋文帝时大事小事,甚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也要向皇帝奏报隋炀帝把司进御的五局移出门下省,在门下省设立给事郎,“审读奏案”这样以分层决策为特征的政务运行模式终于完成,而门下省也终于摆脱了皇帝侍从、秘书和顾问机关的性质,成为在外廷独立处理政务的国家政权机关尽管它所处理的政务过去在禁中也曾处里过,但并未制度化,而且是以皇帝秘书、顾问的身份去协助皇帝个人处理这些政事的而现在则是以国家政权机关官员的身份,作为政务运行中的一个程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去处理有关政务这样,在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中书省、门下省摆脱了皇帝秘书咨询机关的性质,从内廷走了出来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一起,并列为国家政权机关皇帝则成为国家的最高***

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关于皇帝在国家中地位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西汉初年,天下是皇帝的天下,从观念上来说,还是朕即国家而从北齐到隋,则形成了“以一人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样的观念皇帝和国家不再划等号,皇帝是国家的最高主持者而“朝廷”不像秦那样,最初只是宫殿的别称,也不像西汉初年那样,往往作为皇帝的同意语,而是作为国家或政府的同意词更加普遍地加以使用“国家”在唐朝前期还如同“朝廷”在西汉那样偶或用之,到唐朝后期也普遍使用了,并且被赋予更广泛的意义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

三省六部制影响：

三省之间既相互限制，有互为补充，明确分工，提高了办事效率，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 三生六部制的确立，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标志，决策、审议、执行权力的分解，既明确了行政分工，又是三省之间相互牵制，对后世的国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介绍：唐朝时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地方上设有州、县学。学生称生徒，学习成绩好的，由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制影响：

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1．夏、商、周时代：“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

　2．秦国：按军功授爵，打破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增强。

　3．两汉：汉朝建立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有察举制和征辟制。

4．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

　5．科举制：隋炀帝以后至清末（唐朝时期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

古代选官和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社会兴衰。因此，选官制度是保证和巩固统治者统治的重要举措；历代选官制度在执行初期都主要起到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这些制度在执行的后期，逐渐影响和阻碍社会的发展；选官制度的主要标准由家世、财产、门第逐渐发展到才学，选拔方式渐趋严密科学，标准逐步趋向公开、公平、客观；影响我国时间最长的选官制度是科举制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选官方式。

1．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并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和选官的制度。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及方法途径不尽相同（主要有德才、门第之分），但它们有相同的历史作用，即对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促进封建社会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2．两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实现，迫切需要一种使中央集权正常运作的选官制度，两汉时察举制度应运而生。但由于两汉时期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阶段，察举制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很不完备的。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以后，隋唐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推行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选拔人才，并为以后历朝所沿袭。

　　3．科举制度在隋朝创立，唐朝完善；宋元时期得到发展；明清时各种弊端日益显露。我们对其作用必须一分为二地评价。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它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途径，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它把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结合为一体，这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更熟练和理智地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十分有利；它不仅在中国仍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和越南长期实行过科举制，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也受到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这一制度发展到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后就走向了极端，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抑了科技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4．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完善考试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则国兴，任人唯亲，姑息养奸则国衰。我们应树立科学正确的人才观，尊重知识和人才。

江南地区的开发（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江南地区的开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这是我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的特点：

江南开发迅速,中原发展相对缓慢；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商品经济水平较低；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伴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

1、北方地区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西晋末年以后,上百万北方人口的南迁,充实了江南地区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2、南方少数民族于汉族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南方政权的一些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安抚流民、兴修水利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

4、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集中在北方,南方的战争多为统治阶级内部,为经济发展保持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5、南方优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蕴含了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

6、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影响“永嘉南渡”不仅是北方百姓的南移,北方的士族大姓,甚至是晋朝政府的南移,也为江南的发展带去了大批人才

7、人民的辛勤劳动,北方的流民组要集中在荆州和扬州,其次是闽江流域及岭南等地,为了重建家园,求得安定的生活,他们有着强烈的经济开发愿望

一、政治：

1、一代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开放之风是其后果及影响。

2、秦汉制度多数瓦解，世兵制、租调制、屯田制、府兵制、均田制、胡汉分治制等登上历史舞台，各个政权在新旧制度、治国思想、方法上进行了尝试和选择，以加强国力，进而统一全国。

3、门阀士族制度由鼎盛而至衰弱。其间东晋王朝还出现门阀政治，皇权微弱，门阀共治。

4、江南社会经济得到开发，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开始向东南转移

二、社会：

1、社会大分裂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分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南北对峙下的南方和北方，又时常呈现不同的分裂割据局面。

2、佛教大盛行

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在国内逐渐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连绵，南北方政权更替频繁，穷苦百姓在苦难中挣扎，渴望找到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

佛教宣传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等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让痛苦的百姓在渺茫的“来世”消除死亡的威协和流亡的苦痛，从中得到虚幻的慰藉。　

扩展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

第一，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第二，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第三，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第四，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密切，并逐渐融合为一体。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五，手工业也有长足发展南方盛产青瓷,器皿形制美观；蜀锦闻名遐迩

-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民族交融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和全面战争，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隋唐统一和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促进了北方各族和汉族的大融合，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懦学与北方民间文化的融合，推动了佛教的传播。

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改变了封建格局，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展，促进了汉族的民族意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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