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制主要内容

“宋代的选官制度”,当时并没有八股选士的说法,其官吏的选任,沿用唐代的科举制度,但宋代由于经济上的发展和门阀制度的衰落,科举考试向庶族地主及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对于士大夫,正如陈傅良在《答林宗简》所说的“家不尚族谱,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就可录取这是扩大统治阶级基础的重要措施

有常科、制科和武举考试的科目：《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考取的人,称为进士,考试内容着重诗赋除进士科外,诸科则重帖经、墨义

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废除考诗赋、帖经、墨义每个考生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任选一经,兼治《论语》、《孟子》,每试四场,考试方式是试策、试论、及经文大义王安石着手整顿太学将太学生分为三等：外舍、内舍和上舍以考试的成绩和平时的表现作为升舍、应试和授官的根据这种制度称为“三舍法”

而后,司马光执政,将王安石的三舍法废除,将进士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这样一来,进士便分为两种,一曰经义进士,一曰诗赋进士

直至南宋未年,选举制度又反复过几次,终于在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恢复司马光时的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至宋末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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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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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科举，和唐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但是，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则作了多次的变化，有关考试的规定也日益严密。

　　北宋初年，常科的科目较多，据《宋史·选举志》载：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这些科目，除进士科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那时，各州县都没有学校，仅京城开封设有国子监。在国子监学习的都是官僚子弟，人数不多，有些人只是挂名而已。所以考生的来源主要靠州县贡举，每年秋天，各州举行考试，将合格的学生解送礼部，称为“取解试”。第二年春天，礼部进行考试，称为“礼部试”，又称“省试”。省试的内容基本上与唐代一样，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

　　庆历四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建议，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并规定在校学习满三百天的人，才能参加取解试。前科曾解送而落第者，在校学习可减为一百天。省试分试策、试论、试诗赋三场。以三场的全部成绩作为录取的根据。不考帖经、墨义。由于这些规定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仁宗只好下诏废除入学年限，恢复了旧有的考试制度。

　　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公元1077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废除考诗赋、帖经、墨义。每个考生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任选一经，兼治《论语》、《孟子》，每试四场，考试方式是试策、试论、及经文大义。这样的考试，每个考生必须通晓经义，又有文彩，才算合格，不象原来的墨义那样，只要初浅了解经义就可应付。

　　为了进一步通过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王安石又着手整顿太学。将太学生分为三等：外舍、内舍和上舍。以考试的成绩和平时的表现作为升舍、应试和授官的根据。这种制度称为“三舍法”。

　　公元1085年，神宗病死，哲宗继立。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入朝执政，他一上台就陆续废除各种新法。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将进士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诗赋进士，必须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中任选一经；经义进士必须选习二经。两种进士都是以四场成绩定高低。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则参考试论成绩评定。哲宗亲政以后，对司马光的作法全部否定，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将王安石的“三舍法”推广到全国，并诏令天下，以后科场取士，全由学校升贡，废除州郡发解及礼部试等办法。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僚子弟可以免费入学，而普通百姓则要经过多次考试合格才能入学，才能升舍、授官。时人指责这种取士方法是“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因为反对的人很多，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不得不宣布罢“三舍法”，令开封府及诸路均以科举取士。高宗南渡以后，沿袭不改，惟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恢复司马光时的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至宋末不革。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一级是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取解试由各州的判官及录事参军主持，省试则由皇帝选派的官员主持。据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卷8和《长编》卷14记载：开宝六年（公元937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录取进士、诸科及第者38人。召对时，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太祖把他们黜落了，因为武济川是李昉的同乡，引起了太祖的怀疑。又因下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门鼓，控告李昉“用情取舍”，并建议举行殿试。太祖即下诏，令已被录取的和从考试终场而未被录取的考生中选出195人，在讲武殿出题重试，太祖亲自主持。复试结果，中进士26人，诸科101人，皆赐及第。原来李昹录取的人中，却有10人落选。为此，李昹受到了降职为太常卿的处分。从此，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考试。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太祖再次举行殿试，这一年省试第一名是王式，殿试时王嗣宗成了第一名，而王式则落到第四名。从此开始，省试与殿试分为两榜，并有省元与状元之别。宋太祖举行殿试的目的，是为了革除“科名多为势家所取”的弊病。

　　宋代的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冬，各州考生都已集中礼部，因为太宗要亲征北汉，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只好停止。此后，每隔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朝廷因每年一次应接不暇，又举子年年跋涉，十分劳苦，才定为三年一次，以后成为定制。至于录取名额，太祖时士大夫还不热衷于出仕为宦，朝廷取士也比较严格，每次录取进士少则几人，多者200多人，平均每次录取近48人。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大规模录用士人，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多达一、二万人，每次平均录取进士230人。以后录取人数不断增加，据《通考·选举考》记载，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录取进士409人，诸科1，129人，总人数达1，638人。比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录取人数多两倍以上。由于宋代科举，一经录取，立即授官，录取人数太多，必然出现“官吏猥众”的局面。所以，仁宗时规定：“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但是这个规定后来逐次突破，至徽宗时期，每次平均多达680多人。

　　宋代科举登第者大部分出身于乡户，即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一部分为工、商子弟。北宋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虽然宋代封建法律一般禁止工商本人应举做官，但对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这与西汉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官”不同。王辟之的《渑水谈燕录》卷3载，北宋时，曹州商人于令仪的子侄多人考中进士。又洪迈的《夷坚丁志》卷6载，南宋时，建安人叶德孚买田贩茶，后获得“乡荐”（即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娶宗室女，授将仕郎。饶州鄱阳士人黄安道，应举累试不中，改营商业，成为“贾客”，后又预乡荐，参加礼部试，终于登第。另外，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题名录》载，这年中榜的330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其中城市出身者，不到30人，宗室25人。宋理宗宝佑四年（公元1256年）《登科录》也记载了这年中榜的601名进士的详细情况。据统计，这些进士中，除少数情况不明和宗室以外，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其中县坊出身者不到20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者有113人，祖、父两代做官者有2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者8人，这三部分进士合计144人。此外，还有宗室73人。在这些人中，祖、父两代不曾做官的33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23人，祖和父两代做官的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14人。这就是说，601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184人。这一情况显示，在科举登第者中，世代做官的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高级官员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得官，无需寒窗苦读，与士庶竞争高低。只有少数官僚子弟以科举登第为荣，在恩荫补官后又参加科举考试；还有个别子弟，拒绝恩荫所授官职，而直接应举。

　　宋代的科举考试，实行试卷糊名弥封和誊录法，比较有效地防止考官在评选时作弊。唐代的科举考试，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籍贯等项，世家豪族仍可靠其特权，在发榜前知其是否录取，考官也可从中耍弄手法，拉拢亲信。武则天时，因吏部选举多有不实，便命令应试举人自己将试卷上的名字糊起来，暗考以定等第。但是此后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考官在录取中，仍然“兼采时望，不专词章”。北宋初年，仍沿袭唐代这种风气，同时考生“投卷”也很盛行。主考官将去贡院的时候，达官贵人可以向他推荐人才，称为“公荐”。考生录取后，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而自称“门生”。为了防止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师生结党，赵匡胤和他的继承人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记载，建隆三年（公元926年）九月规定：“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兼不得呼春官（这里指知贡举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也载，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九月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廷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通考·选举考三》载：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以后便建立了锁院制度。同年殿试，礼部奏名合格进士，采纳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初次实行“糊名考校”法。即在举人考前先糊其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项，在决定录取卷后，再拆弥封，查对姓名、籍贯，借以杜绝考官“容私之弊”。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礼部试时，选派官员专司封印卷首。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七月，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从此，糊名考校就不仅施行于殿试、省试，也施行于诸州取解试了。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画。后来，根据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试卷弥封、誊写法的实行，应举者考试成绩的优劣“一决于文字”，这样，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从此，贵族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同等对待，贵族、官僚利用科举世袭的特权被取消了。事实证明，弥封、誊录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之一，它对选拔人才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到了北宋后期，特别是南渡以后，由于宋王朝的腐朽，科场舞弊层出不穷，糊名、誊录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真宗时，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考场巡捕官，因有亲戚应试，向主考官提出辞职，以避嫌疑。真宗立即下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种做法唐代已有，但只限于省试，也不是定制。宋代别试成为一种制度，范围也扩大了，州试省试都相继实行。

　　宋代的知贡举（主考官）不是固定的，而是采取临时差遣，年年不同，不常任。唐代一般固定以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或礼部侍郎为主考官，而宋代任何官员都可以充任，并另增派权知贡举（副职）若干人，互相监督。

　　宋代的制科远不如唐代之盛。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增为六科，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又增为九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制科曾多次停罢，有时虽然举行，但应诏者极少。在宋王朝统治的321年中，制科御试仅有22次，被录取的不过41人而已。至于书判拔萃、词学兼茂、博学宏词等科，完全是为了选拔草拟朝廷日用文字，诸如诏诰、章表、赦敕、檄书之类的人才，无论是考试内容或考试方法，和制科都是不一样的。

　　宋朝统治者对于那些多次应试而不第的举人实行“特奏名”法，特赐各科“出身”。唐末王仙芝起义时，进士“不得志者”如敬翔、李振等人，加入了起义军。为了防范失意士人心生异志，宋代统治者“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所以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69年）三月规定，凡举人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从此，士大夫潦倒不第者都“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这是“特奏名”法之始。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三月，又赐特奏名五次以上应试者本科等“出身”，年老者授将作监主簿。由于特奏名的数量日益增多，“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所以，“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这是宋代统治者为防范士大夫卷入农民起义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宋代的武科，始于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仁宗亲试武举12人，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先试骑射，然后试策，“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可是不久就停止了。后来，虽然也曾设立武学和恢复武举，以马射、步射、武艺、策略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内容，但是并不为人重视。直至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武举殿试之后，才和文举一样赐给黄牒。这科共选33人，第一名赐武举及第，其余并赐武举出身。但是，此后的武举并没有选拔出什么人才，只是为一些人提供进身之阶，于国家毫无意义。

　　除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外，宋代仕途中还有几种与前代不甚相同的制度必须特加说明的。

　　第一，荫补：宋代以恩泽而得官的不止于直系子孙，而且可以推到旁支、异姓，甚至于门客。得荫补的机会有大礼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所以一遇郊祀之年，就有许多人涌入官序之中，增加了官僚机构的壅滞之弊。

　　第二，磨勘：所有在官场任职的人，经过一定时期，都可以申请叙迁。经查明其资历与叙迁的规定相符，不需视其在职务上有何特殊表现，都可以逐步上升。名为磨勘，实际只是例行公事，不过是防止伪造文件和日期而已。

　　第三，请郡：宋代高级朝臣，可自己申请到愿意去的地方任知州，借以休养。这与唐代出任刺史多带左迁意义不同。

　　第四，祠禄：宋代的所谓祠禄是以道教宫观为名安置官员，给予一定待遇，以示优礼。最高级的称为某某宫使，专以安置罢退之大臣，次级为提举某处某宫某观，最低一级为监狱庙。这些官员都无实际职事。这种位置若不是自己主动陈请而得，就有包含贬降的意味，与唐代之分司官带有投闲置散意思略同。

　　第五，宋代初期，寄禄官与职事官极为混乱，最奇特者，选人初授之官皆以幕职令录为名，而所任之职都与此毫不相干。例如有以京四路某县令为阶官，而实任河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有以陕西路节度判官为阶官，而实任河东路某州州学教授。至宋神宗以后，才另定官阶之名，不与职事官相混。文阶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承务郎，每四年一转，无出身者为资转，有出身者可超资转，至奉议郎则仍逐资转。转至高级，即不按资而由特旨除授。武阶官略同，医官内侍官之阶官另有规定。因此，宋人官衔中之某某郎，某某大夫，就是表明某资历等级，而且凡是科目出身的人加“左”字，无出身的人加“右”字。

　　第六，宋代官员的寄禄官名称前大都加上“权”、“行”、“守”、“试”等字，以表示职事官与寄禄官的关系。凡除授职事官，都依寄禄官阶的高低，在寄禄官前加这些字。其中侍郎、尚书初次任职，必定担任“权”官，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试用期，然后升为真官，再正式冠以“试”、“守”或“行”字。神宗官制改革，规定分行、试、守三等：凡官员的寄禄官高于职事官一品的，带行字；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一品的，带守字；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二品以上者带试字。职事官相同而寄禄官前行、守、试字不同的官员之间，职钱也有一些差别，如御史大夫和六曹尚书，“行”字者每月职钱六十贯，“守”字者五十五贯，“试”字者五十贯。职事官与寄禄官相当的官员，则不称行、守、试，其职钱按“行”者发给。

　　第七，在宋代的官员中，有一部分附加性官衔失去了实际意义，几乎变成了单纯的虚衔，但仍保留其爵和食封、食实封。爵增为十二级，即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凡是封爵都有食邑。食邑从一万户到二百户共分十四等。食邑仍是虚数，食实封才有收益。食实封从一千户到一百户共分七等。实封数约为虚封数的十分之四。食邑还不限于封爵，凡是宰相、亲王、枢密使、三司使、殿阁学士以至侍郎、卿监等文武大臣，或位臻将相，都赐食邑。食邑增加到一定数量，则可循资封公封侯。食实封者，按实封一户，每日计钱25文，随官俸向官府领取。这些封爵食邑、食实封等都没有子孙世袭的规定。

①彻底打破了门第限制

②录取范围扩大

③科举名额的扩大

④与做官紧密联系

⑤考试规范严格定期举行

⑥考试科目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

⑦皇帝掌握权提高

补充：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宋代“重文轻武”（赵光义），所以也很重视科举考试，但后期导致选官过冗过滥。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宋代科举与做官是密切相关的）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唐朝总共取进士总数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对进士名额做了限制，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进士数是唐朝每年取进士数的十几倍。

唐代科举考试有两级（即地方州县的发解试和中央尚书省礼部的省试），宋初承袭其制。开宝（赵光义）六年以后，宋朝将天子亲临殿试变成为定制，州县发解试第一名自唐以来即称“解元”，中央省试第一名宋代改称“省元”，殿试第一名方才称“状元”。“连中三元”遂称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愿望。殿试时皇帝一般并不亲自阅卷，事实上仍由各考官阅定等。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御览”。皇帝控制科举的最后一关——“殿试”后，新进士们即成为“天子门生”。

弥封、誊录，是北宋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弥封就是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记录封贴起来，又叫做“糊名”。糊名之法最早出现在唐代，唐初在吏部诠试授官时，所试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年），知贡赵上交首次在进士考试中采用糊名弥封的办法取士。 [2]

考生姓名弥封后，考官仍能认识其笔记。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设置誊录院，殿试卷子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试官审阅，此后省试、发解试也次第推行誊录制度。此外，北宋还进一步加强了科场纪律，实行严格的搜身法规，考察内兵卫罗列，巡行监视。北宋时举子入场挟带作弊之风颇盛，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挟书为奸”者颇多。北宋力求堵塞各种权门舞弊之徒，自然要严肃考场纪律。

这些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此种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变，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北宋科举最初仍每年举行，但随着实行弥封、誊录，增加殿试等，使每一次考试的组织准备、人员安排等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果每年举行考试，从中央到地方都会疲于奔命。因此从宋太宗以后，科举实际上已没有每年举行。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变，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北宋取消了吏部铨试。但是从宋太祖开始殿试举人，给士子们在省试上增加了一道难关。不少人省试通过了，殿试却遭黜落。宋人的《邵氏见闻录》与《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有个叫张元的士人，多次殿试落第，愤而投奔西夏，帮西夏出谋划策，西夏军连年侵宋，宋军迭遭惨败，闹得北宋君臣不安，大臣们都怪殿试黜落士人。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式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 此后举人通过省试后，就算稳拿进士，殿试只排列名次。

北宋大大扩充了科举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 宋仁宗时对进士名额作了限值，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 [18] 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

宋代科举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惨景。 [21] 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唐代“通榜”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一旦到任，“侵渔求取，无所不为”，剥削无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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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还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规模扩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二是作为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显示，进士及第最后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不得对主考官自称门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太祖、太宗时，还有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以后，这种情况就难以找见了。唐初实行科举，李世民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帝王的这一种梦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实现。

唐晚年时，藩镇割据，仕途由武人 唐晚年时，藩镇割据，仕途由武人 垄断，文人不及武人之势力，考试 垄断，文人不及武人之势力，考试 制度难有发展。故宋代各皇帝都大力提倡科举。

主特重科举之原因有三

1、 五代时， 五代时，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禁军跋扈 禁军跋扈，， 故宋代时则主要消除藩镇、禁军之流 故宋代时则主要消除藩镇、禁军之流 毒，即防止武人掌握政权 防止武人掌握政权。宋太祖行重文轻武政策，以革除五代武人专擅 政策，以革除五代武人专擅 之弊，重科 特重科 举举。

2、唐代「重关节，重系望」， 唐代「重关节，重系望」，寒门弟子 寒门弟子 难有飞黄腾达成就，故宋代的考试制度 难有飞黄腾达成就，故宋代的考试制度 提拔寒门出身之才智之士 提拔寒门出身之才智之士，以成功做官 ，以成功做官 的荣华富贵作铒诱，鼓励士人考科举，以以打击高门世族 打击高门世族。如： 欧阳修 、 范仲淹 都是寒门出身，都有所成就。

3〃需网罗人才以谋长治久安 ， 中国在五代十国分裂了五十多 年，虽宋已统一，但内政未稳 内政未稳，外 患有契丹 契丹，西面的西夏、 吐蕃。所 以，故需网人才以谋长治久安 谋长治久安

4、打破因功世袭的荫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