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都有谁？为什么初唐四杰都没有善终？

“初唐四杰”都有谁为什么初唐四杰都没有善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我一起看一看。

初唐四杰大家都知道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位仁兄。《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此四人都是初唐时的大文豪!他们那些被后人脍炙人口的诗歌和文章都为中华文学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的人生并没有他们的才华那般好，除了杨炯明哲保身以外，其余三人都不得善终。

王勃，字子安，650年，出生于山西龙门的一个名门望族+神童世家。爷爷王通是隋末唐初的文化名人，门生遍天下，爷爷的弟弟王绩是名震京城的“神童仙子”，王勃的哥哥王勮也是天才少年，20岁就考中了进士。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王勃彻底将家族的神童基因发挥到了极致：王勃六岁就能写文章，九岁时候写了篇《汉书指瑕》，指出著名学者颜师古注释的《汉书》中的错误之处，十岁时，便饱览了六经。

王勃才华早露，胆识过人，14岁时直接上书当朝宰相，直抒政见，深受右相刘祥道的赏识，刘祥称誉王勃是“神童”，并上表朝廷加以推荐。王勃因此被任命为朝散郎，官阶为七品，要知道县令的官阶也不过是七品，而此时的王勃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年。

乾封初(666年)，王勃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至此，王勃曾经凭着自己执着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获得的仕途，就这样几乎归零了。有才华的人向来不缺机会，二十岁时，王勃再次步入仕途，担任参军一职。然而在职时他一时心软私藏了一个逃跑的官奴，后来怕被人举报竟把那官奴杀了，杀人偿命，王勃被定了死罪。幸运的是，王勃遇到了大赦的机会，命是保住了，但仕途有可能就从此无望了。劫后余生之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漂洋过海去看望自己的老父亲，然而在这次探望途中，王勃不幸溺水而卒，年仅二十七岁。

杨炯与王勃同龄，也同样聪明。杨炯出身望族，幼年聪明好学，很早就显现出文学方面的才能。年仅九岁便被举为“神童”，仅过一年，杨炯被朝廷选了弘文馆，端上了铁饭碗，这一做，便是十六年。上元三年(676)，杨炯通过制举考试，被授予校书郎一职，掌管校勘书籍之事，这一年他二十六岁。年近三十，才获得这么一个九品小官，杨炯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

九品的官位上又坚持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杨炯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可惜好景不长，685年秋冬之际，由于受到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扬州兵变的株连，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任参军，后又被授予盈川令一职。怀才不遇，官场沉浮一生，无所政绩，使得杨炯心中忧郁，长寿二年(693)杨炯在盈川令任上去世，时年四十四岁。比起其他三几位仁兄，杨炯其实还是挺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得以善终了。

大家熟知的《咏鹅》就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可见这位仁兄也是个神童。骆宾王的童年生活过得比较凄惨，父亲早亡，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成年后，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后又任奉礼郎，出使西域。于仪凤三年(公元678年)，返回长安当了名御史，后又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

公元684年唐高宗刚刚去世不久，武则天废掉了自己的儿子中宗，另立温顺的儿子李旦为帝，同时大开杀戒，清除李唐宗室元老，打算废唐自立。 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做为秘书，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氏檄》。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骆宾王不知所终，成为历史上一件疑案。

王勃六岁出口成章，骆宾王七岁口占一绝，杨炯十岁神童试及第，卢照邻却没有这些惊人的记录，他的才华是凭借从小一步一个脚印踏实治学而来。卢照邻出身望族，幼读诗书，曾师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大约在18岁，入邓王(李渊十七子，唐太宗之弟)府，从事文字工作。邓王李元裕对他非常重视，曾对别人夸赞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大概三十岁左右的样子，邓王病死了，且这个邓王没有子嗣，王府的家丁仆从之类的都散的散，走的走，冷清一片，卢照邻没有雄厚背景，就随便找人谋了个四川新都县尉的官职，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却不幸染上风疾(风痹症)，先是一条臂膀废掉，后来一条腿也随之瘫痪，真正是寸步千里，咫尺山河，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幽悲饮泣之路。一生穷愁潦倒、疾病缠身，又为权贵所不容，最后卢照邻投河自杀。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初唐四杰是指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究竟初唐四杰王杨卢骆有着怎么样的人生历程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1

　初唐四杰，他们四人都是官小而名大的诗人，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又合称他们为“王杨卢骆”。

　最开始，王勃明确反对以“上官体”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得到了卢照邻等人的支持。四杰的诗文扭转了唐朝以前奢华宫廷感，把诗文题材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沙漠。他们让诗文更加有生命力，也更加贴近生活。其中，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而王勃、杨炯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初唐四杰虽然还未脱离齐梁以来的绮丽，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2

　自古有才华的人，仿佛都不能善终，初唐四杰中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中只有一人善终。

　其中王勃罹难时年仅二十七岁，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十岁时，王勃便饱览六经。十二岁至十四岁时，王勃跟随曹元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等。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唐高宗上元三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当时正值夏季，南海风急浪高，王勃不幸溺水，惊悸而死。

　骆宾王七岁能诗，号称“神童”。 骆宾王之父官青州博昌县令，死于任所。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后来其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历武功、长安主簿。仪凤三年，入为侍御史，因事下狱，次年遇赦。调露二年，，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不得志，辞官。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为其代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檄文罗列了武后的罪状，写得极感人。当武后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极为震动，责问宰相为何不早重用此人。十一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资治通鉴》说他与李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

　卢照邻出身望族，幼读诗书，曾师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一开始卢照邻为邓王李元裕府典签，甚受器重。李元裕曾经对别人说：“此吾之相如（司马相如）也。”将卢照邻视为西汉文学大家司马相如。李元裕是当时皇帝李治的叔父，藏书甚丰，卢照邻利用工作之便，得以博览群书，获益不少。后又出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六年后，卢照邻二考秩满去官。卢照邻离开蜀地后，寓居洛阳。因《长安古意》中的一句“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入狱，家人营救无果，是得罪了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出狱后不久染风疾，居长安附近太白山，秋冬，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后转少室山中之东龙门山。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及长期病痛的折磨，卢照邻最后自投颍水而死。

　杨炯自幼聪敏博学，文采出众，应童子举及第，翌年，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二十六岁的杨炯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三十二岁那年，杨炯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但是好景不长，两年后，杨炯的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公元690年，四十岁的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两年后，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上任一年后，杨炯卒于任上。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3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初唐四杰＞＞

当宫廷文士仍把诗歌当作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声气，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就是一例。他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无意于仕途争逐，遂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他的一些吟咏村居生活的诗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以即目触兴的写实手法，描绘田园生活的恬静，透露出对世乱的隐忧。但王绩的诗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风格主要踵武陶渊明，缺乏四杰那种开拓一代新风的内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生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二十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张鷟《朝野佥载》）。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与我们在《概说》中已有说明的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初登诗坛，他们就表现出睥睨古今的锐气和勇气。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

（《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

（《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当然得之于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激起了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卢照邻《行路难》），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他们正是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四杰不仅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而且相互呼应，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改革文学风气，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当代的宫廷文学。从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所谓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是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又称“上官体”），其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致力于修辞性装饰性的美，而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激情和生气。这其实也是宫廷诗歌的通病。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长，一方面对诗坛陈旧保守的遗风陋习发起挑战，在这过程中，以刚健壮大的审美追求，开始改变唐诗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四杰中较早的卢、骆，都写过一些长篇巨制如《长安古意》、《帝京篇》等。这些诗对帝京的风物以及豪贵们骄奢*逸的生活方式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但其思想情调却有迥然不同之处。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极写车骑、宫殿、林苑、妖姬、歌舞的豪华后，笔锋突然一转：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流动不已的宇宙中，荣华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归幻灭；

而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又建筑在多少失志人们的贫困之上，尤见荒悖可恨。骆宾王的《帝京篇》也有同样的笔法：

莫矜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也是由敷陈炫耀转为揶揄嘲讽，以失志不平的愤懑取代了歆羡和赞慕。诚如陈熙晋为骆诗作笺时所云：“本在摅情，非关应制。”（《骆临海集笺注》）初唐诗风之转向，实发端于此。

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卢照邻在《咏史四首》中，赞颂了“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较之左思《咏史》诗更显得激昂。骆宾王屡以创建英雄勋绩自许，如“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他在从徐敬业起兵后尚作《咏怀》诗，中有“阮籍空长啸，刘琨独未欢”之句，表现出眼高一世的卓荦气概。杨炯的《从军行》在苍凉的戎马氛围中，直抒不甘庸碌为生的胸襟抱负：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梗概多气的风貌，与建安诗颇有相近之处，但其时代内涵却又不相同。

他们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使之从宫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从而便于容纳丰富得多的感情内容。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回洛阳，途中曾写有《巫峡》、《西陵峡》、《广溪峡》诸诗。这些诗展现了雄奇瑰伟的山水画面，同时也披露了诗人的豪迈襟怀，如《西陵峡》最后云：

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已。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

这种以风涛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习于吟咏月露芳草的宫廷诗歌中是见不到的。骆宾王曾从军西域，后又北游幽燕，集中颇多描写边塞题材的篇什，如《早秋出塞》、《边城落日》、《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诸如“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边城落日》）这样一些诗句，以及对征人边愁的抒写，都富有生活实感，非一般泛泛的乐府拟古之作所能比肩，可说是首开唐代边塞诗之先声。

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他们也注入人生热情，表现出自我的个性。例如咏物诗，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内，主要是文人墨客使才逞博的文字游戏；纵或有所寄寓，大多也只是为了增添诗意，并非热情涌发，故仍不离游戏的性质。到四杰则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投影。如卢照邻在《失群雁》一诗中，借“惆怅惊思悲未已，徘徊自怜中罔极”的孤雁自喻，为自己“羸卧空岩”的不幸命运悲鸣恸哭，诗中颇具悲激之气。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更为人所熟知：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隋以来文士颇好咏蝉，大体在写物的同时，加入一些标榜清高的意味，如虞世南的《蝉》便是典型的例子。骆宾王此诗，名为咏蝉，实际深深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即使在囚禁之中也仍有一股孤傲之气溢于言外。又如赠别之诗，四杰也力去应酬文字的陈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凉之情、客子深沉的乡思结合起来。王勃这一类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和“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薮》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骈为主，以散行骈；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人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句，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廪遭遇和豪侠风概，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成为以后李白、李颀、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炼，由工密趋于流宕，六朝以来繁缛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杨炯（650—693），华州华阴人（今陕西华阴），也是初唐四杰之一。

四杰命运多舛，四人中就有三人死于非命，只有杨炯得善终，但年岁也不高，仅43岁，且身后萧条，没有子嗣，其中以骆宾王和卢照邻年岁稍长，杨炯和王勃同龄。

杨炯出身名门，但到他这一代已经衰落，他的父亲在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他的伯父杨德裔曾在地方州县担任要职，杨炯自称“吾少贱也”，可能幼时家境并不怎么好。

杨炯也是个早慧的才子，从小聪明颖悟，文章写得很好，10岁就考中童子科，被视为神童，待制弘文馆。

弘文馆 是太宗时代就设立的，主要负责整理校正书籍；参议朝廷制度、礼仪的设置；同时又招收弟子、教授生徒，相当于中央直属的学校，能到里面学习都是贵族子弟，且名额有限。

杨炯当时年岁尚小，中了童子科后，继续入弘文馆学习，以待日后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称为“待制弘文馆”，杨炯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到里面学习，因该是中了童子科之后才有的殊荣。

只可惜，杨炯的辉煌便止步于此，从10岁到27岁，这10年间，一直都是“待制弘文馆”的身份，生活仿佛止步不前，他的心情压抑而彷徨。

这期间土蕃大举入侵西北边庭，渴望挣脱樊笼、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他，写了这首《从军行》：

这首诗描写一位埋首穷经的书生弃笔从戎、从军边塞的过程，写得气格豪迈，壮志昂然，远非当时柔靡浮艳、吟弄风月的宫廷诗可比。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一句更是广为流传，后来王维的“岂学书生辈，窗前一老经”。高适的“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想必都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

而这一句更是喊出了作者的心声，只可惜，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杨炯一生都困守书斋，从来都没有机会实现他的豪迈愿望。

直到27岁，杨炯才应制举及第，补九品校书郎（专门校勘典籍的官职），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也就是这一年，和他同龄的好友王勃，也是27岁，渡海前往交趾探望父亲，溺水而亡。

6年后，经中书侍郎薛元超举荐，杨炯为迁为太子詹事司直、崇文馆学士。崇文馆隶属于东宫，主要负责校订书籍和为太子提供顾问，这可能也是杨炯心情颇为舒畅的时期。

杨炯生性简傲，自恃才高，看不惯朝中那些无才无德、滥竽充数的官员，称之为“麒麟楦”（用木头装饰而成的假麒麟），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宴会上常有人假扮麒麟取乐，这些人用修饰好的角和皮毛，覆盖在驴的身上，巡场而走，待到揭去这些修饰品，驴还是驴，那些无德而高官厚禄的人，和这个假扮麒麟的驴有什么区别！

其倨傲的性格可见一斑。

杨炯只在太子詹事司直的位置上坐了两三年，没想到远离宫廷的他却无辜卷入一场权利角逐。

684年高宗病死，武则天称帝，杨敬业在扬州发起兵变，杨炯族中一位兄弟名叫杨神让，也参加了扬州起事，杨炯因此受到株连，被贬谪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

但毕竟与他关系不大，所以也没受到太大的处罚，在蜀中呆了4年，期满后又被召回京中，在宫里的习艺馆当个教书先生。

习艺馆就是设在宫廷里教育机构，负责教宫女学习经史、算术、众艺等，后来被没藉入掖庭的上官婉儿，也曾在这里学习（由此可见唐朝中多么重视教育，连宫女、没入掖廷的罪臣家属也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学习知识）

这时刚刚步入仕途的宋之问也被安排在习艺馆教书，他俩在这里成了知交，杨炯没有子嗣，对宋之问托以后事，宋之问也满口应承。

七月十五中元节，也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这天要准备供品供奉佛祖和僧人，宫中也出盂兰盆分送佛寺，这在当时是个盛大的节日，武则天亲自带领众臣上洛南门观看。

这种盛事，朝中大臣少不了赋诗作文讴歌称颂，特别是武则天，大概是反对她的人太多了，对这种颂美之声特别享受，奉承得好的，还可由此获得加官进爵的机会，因此士人趋之若鹜。

在习艺馆呆久了的杨炯也没免这个俗，他作了《盂兰盆赋》对女皇作了一番称颂、赞美。

不知道是不是献赋的原因，不久，杨炯就被调到盈川（今浙江衢州）当县令，没多久便死于任上，死因史书没有记载，享年43岁。

杨炯没有子嗣，由他弟弟将棺木运回洛阳，宋之问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亲自为他建造墓地，把他的遗作编纂成集，又为之作祭文《祭杨盈川文》。

四杰都是才高位卑、名大官小，又恃才傲物、行为不羁，在当时受到很多非议。

例如裴行俭批评他们“浮躁浅露”，不堪重任；杨炯在任上“为政残酷”，为争排名而“愧居卢前，耻居王后”；骆宾王写诗喜用数字对，被讥为“算博士”；杨炯为文好用古人姓名，又被称为“点鬼薄”等等，不一而足，对他们的文学成就、革新诗风的功劳却视而不见。

这些非议引起了杜甫的不满，他写了《戏为六绝句》为四杰鸣不平：

近代的闻一多也对四杰很重视，他认为在上官体风行的年代，是四杰让诗歌“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四杰中，卢骆擅长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帝京篇》便是他俩的代表作，标志着歌行体的成熟；王杨则专工五律。在盛唐之音还没来临的时代，他们的诗歌无异于当时的珍宝！

下次，将继续介绍初唐第3个30年的诗人—— 杜审言 。

以下是初唐诗坛的 思维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