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的文言文意思

举在文言文中的意思具体如下：

举起；擎起。《齐桓晋文之事》：“吾力足以举百钧。”拿，用。《赤壁之战》：“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举出；提出。《屈原列传》：“举类迩而见义远。”起身；腾起。《吕氏春秋·论威》：“兔起凫举。”挂起；升起。《赤壁之战》：“中江举帆。”推举；推荐。《陈情表》：“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举用；任用。《屈原列传》：“莫不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发动；兴起。《论积贮疏》：“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举行；实行。《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举动；行为动作。《谭嗣同》：“全在天津阅兵之举。”

文言文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汉语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前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春秋战国时期，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

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来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经过历代文人修饰越显浮华，唐代起大文学家韩愈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回归通俗古文。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去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朝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族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

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岑参 （715-770），荆州江陵人，早岁孤贫，博览经史。岑参为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与高适齐名,世称“高岑”。其诗雄健奔放，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尤长于七言古诗。

高适（700—765）唐代诗人。字达夫。沧州(今河北省景县)人,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高适为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早年曾游历长安，后到过蓟门、卢龙一带，寻求进身之路，都没有成功。在此前后，曾在宋中居住，与李白、杜甫结交。

孟浩然(689～740) 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很狭隘。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虽远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

王之涣(688—742)，是盛唐时期的诗人，字季陵，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

诗仙：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充满了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唐代诗人贺知章叹赏李白的诗，把他比作天上下凡的“仙人”。后贡的人便把李白称为“诗仙”。

诗圣：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气势雄浑、绚丽含蓄，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历代的许多诗人都把他的诗奉为学习的典范，尊称他为“诗圣”。

诗魔：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诗非常刻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过份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

诗鬼：唐代多才而短命的诗人李贺的诗大都构思奇特，意境怪诞，迷离恍惚，变幻莫测。宋魏庆之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故其有“诗鬼”之称。

"选人用人"在我国古代就是选官，或者选吏。官吏在古代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除了最高的皇权、相权外，各级官吏直接决定了国家机器运转的优劣程度，在某些历史断面，一些官员还具备很高层级的国家决策权力。普通意义上讲，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官本位"一直就是不二的灵魂，官吏是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直接决定了国家运转的效率。所以，历代统治者、精英，但凡是解决了国家统一、安全等基础问题后，其注意力就一定会转到"选人用人"这一环节上来，因为这是决定"社稷"长治久安的关键！

选人张榜

就形式而言，我国古代的“选人用人”主要经历了四个主要模式，分别为：原始时期的"禅让制"、先秦时期的"举选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和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以来的科举制。

一、原始时期的"禅让制度"

"禅让制"，就是能者居之，在部落内由公推的能人来担当领袖。这种模式不是典型的"选人用人"而是特定在选择"领袖"的领域。因当时社会分工还很原始，"领袖"充任了元首、官员的多重角色，因而在广义上也算是"选人用人"的一种。

历史记载，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在部落联盟内实行"禅让制度"。即部落成员公推贤能之人为首领，其衰老时，再传位给另一被推举者。传说尧老年传舜，舜传禹。另一方面，这种看来颇为民主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未必不伴随着武力的争夺。所以《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因此，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也不过是儒家的理想世界。

原始的禅让制

二、先秦时期的"举选制"

到了先秦时期，在中下级管理层面，出现了乡举里选之说。《周礼·地官·乡大夫》载，诸王统治万民有八项职责，"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为进贤使能，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同时也考察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德才能之人。《礼记·王制》也说，要在乡里评选优秀人士，推举到司徒官那里，被推举者称为"选士"。司徒再从选士中择优向上推举，被推举者称为"俊士"。经过逐级选拔出来的人才的称呼、待遇各不相同。

《礼记·射义》中还提到，"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这就是说诸侯把贤能之士推献给天子，天子再进行考试。目的也是从中选拔官吏。这同后来封建社会中的"殿试"有相似之处。从这些文献中，似乎可以看出，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的萌芽，后世的科举制度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乡举里选

三、两汉的"察举制"和"征辟制"

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察举"和"征辟"。

所谓"察举"，就是地方州郡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做为"贤良"或"孝廉"推举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都曾颁诏察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察举孝廉和秀才"。孝廉就是恭孝、廉洁之人。秀才就是优秀人才。后来，因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为"茂才"。

所谓"征辟"，就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当然这个征召，不是直接征召而是被荐举的吏民也要经过皇帝考试之后，才能按等级高下授官。这种考试，称"策问"。具体做法分"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是将政事或经义方面的问题写在简策上发给应试者解答。"射策"则是由应试者用箭投射简策，然后解答所射中的简策上的问题。

举孝廉

"察举"和"征辟"制度，对于巩固汉代封建朝廷的统治曾起过一定作用。但是，这种选官制度的腐败与黑暗也是与之俱来，且愈演愈甚的。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门阀相护，世代累恩。这种制度受到豪强地主贵族的控制，选举不实、征辟不良的情况每每发生。这种情况，连最高统治者也无法掩饰。汉明帝刘庄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汉章帝刘炟也承认，"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

所以，在这种制度下，一批"累世宠贵、世代为官"的豪门贵族和"儒学世家"开始形成。有的门阀大家一家之中就有侯、公、将、校几十人，所谓"五世四公""四世三公"之类，就是这种选举官吏制度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也是这些士家大族发展而成的。

其二，粉饰包装、弄虚作假。当时有些热衷功名利禄的士大夫为了争取能够被"察举"和"征辟"，往往弄虚作假，矫情造作，来激扬名声，抬高身价，以便通过"察举"和"征辟"的阶梯爬上高官显位，捞取名利。

士大夫门阀

赵宣，其父母死后，悲凄尤甚，痛不欲生，独自在墓道里守丧达二十余年之久。于是，乡里称为孝子，州郡推举为官。其实，他在守丧期间，并没忘却私欲，一连生了五个儿子。可见，被推举的贤良、孝廉者不少是地主阶级中的伪君子。

所以，在汉灵帝时就流行着这样的民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官吏的评价标准进一步细化和明晰，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晋书·卫瑾传》云："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

随着东汉统治的崩溃和三国鼎立纷争局面的出现，直到曹丕继位登上皇帝宝座，其间，无论士、庶，大都流离徙转，脱离乡土，秦汉以来的乡、亭、里组织已大半破坏难继，人士的出身里爵，才能德行，均难稽考，因而以乡、亭、里组织形式为基础的"乡举里选"难再执行，所以便产生了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各州设大中正官，各郡设中正官，来负责品评本州本郡人物的品行才学，将这些人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品。大中正官和中正官根据各人情况的变化，有权提升或下退其品级，"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吏部就根据州郡大中正、中正的这些"品状"来任命和选用官吏。可见，大中正和中正对选拔任用人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实际操作上由于选拔权的集中，大中正、中正皆为豪门权贵、著姓士族来充任。因此，这种本来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的办法，却变成了为世家大族所操纵使其子弟以进入仕途的工具，以致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局面。久而久之，九品实际上成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了。

五、隋代及以后的"科举制"

隋代正式创建科举制度。隋文帝废掉九品中正制，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也就是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任总管、刺史的地方官，推举有德（志行修谨）、有才（清平干济）者应试入仕。隋炀帝则设置了进士、明经二科，进一步重视才学而不重视门第。这一变革，进一步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加强了封建中央的权力，便于在日益上升的庶族地主中间选拔精干人才。

科举考试棚

唐承隋制，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制度。唐代常设者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而主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在这两科中，唐代重进士科，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科在百人中取一、二，明经科在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殊很大。

宋代，大批官员的主要来源也是科举。宋初期，仍以进士、明经等科取士。宋神宗时王安石建议废明经等科，只保留了进士科。不过，进士科不再考诗赋而改试经义，另外仍考论策。后来也兼或考试诗赋。考试由礼部主持。考试合格后，再由皇帝殿试复审，然后分五甲发榜，授予职官。随着门阀制度的废除，宋代科举之门向更多文人开放了。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门第乡里，皆可录取。

张榜发文

元代科举制度所不同于唐宋的是民族压迫，将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场考试，分榜而发，考试内容也有所区别。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清代，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除大兴文字狱外，相当重视科举。公元1678年，康熙帝诏曰："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

清代科举制度的具体规定名目繁琐。孩童时，先要参加童试，参加者称为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又名庠生，俗称秀才。秀才分三种：一是廪生，是成绩最好的，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不供饭食。廪生和增生都有一定名额。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对以上三等，每年都按考试成绩，依次升降。清代，只有取得了秀才资格，才可以参加正式科举考试。这是取得功名的第一步。

清代考生

正式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通常是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为大比，一般在秋季举行，又称秋闱。乡试取中者称为举人。

会试，于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故会试又称春闱或礼闱。取中后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乡试、会试都是考五言八韵的所谓试帖诗和格式、内容皆有限制的八股文。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策问。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殿试，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按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分别授各部主事、各县知县或同级其他官职。

总之，尽管各个朝代的"选人用人"制度的形式、方法不尽相同，但是从中却可以看出，这种机制本身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目的是通过选人入仕去维护统治的长治久安。各种形式的机制，在几千年文明史中，总体上是趋于合理、公平和完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欢迎关注一下！）

对于文人出仕做官，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的人生目标。登科及第后，衣锦还乡，九族生辉。纵观中国的历史，古代选拔官吏可分为四大类。它们分别是世袭制，举贤良，九品正中制，科举制。

由于前三种制度存在诸多明显的弊端，所以生命力并不强。世袭制为最早选拔官吏的制度，说的是父亲做了官，儿子接着做。而那些真正有才学的贫寒之士却不能被发现，只能在渴望中幻想，在幻想中熄灭。然而这并不是它消亡的最主要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官位可以遗传，领导才能是否能遗传呢。基于这样一点原因，世袭制自然不会沿用很久。到了汉代，汉代的帝王摈弃了这种世袭制，而是选择了举贤良的制度来选择官吏。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发明它毕竟能很好的解决世袭制的漏洞，但有些悲哀的是，自己的漏洞不能很好的查明。举贤良多为举孝廉，只要做到“申之以孝悌之义”，经人举荐后就可成为孝廉。但皇帝派往各地的选拔官员的官吏良莠不齐，水平有好有坏更有自谋私利的人存在，这种制度也就存在很大的水分而变得不可信了。三国两晋时期又衍生出了九品正中制。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就我看来这种九品正中制却是个特例。九品正中制不但没有在举贤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反而又含有一些世袭制的特点。九品正中将人分上中下九等。这样分来分去，往往是豪门权贵被分到了最前面，自然官职就落到了这些人手中。推举的官员不乏有向豪门权贵献媚的人存在，这就又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制。

隋文帝深深感觉到选任官吏的方法必须改头换面，于是一种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产生了。从隋朝到清末这种制度深深扎根在君王与文人心中。到公元1905年才由慈禧下诏废除了科举制度，新式学校才流行起来。现在想想科举制度为什么被历代统治者津津乐道呢，其间自有它的好处。首先这种自私自利性大大减少，大家都可以通过考试及第。从中央到地方都采用这种逐级考试的方法。科举制的逐级考试分为小试，乡试，部试，到最高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由此，天下有学识的贫寒学子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出仕做官，参与政事。这种选拔制度着实为皇帝选拔了不少能人贤才。余秋雨先生曾在《十万进士》一文中讲到，历朝历代共选拔出十万名以上的进士，可以开出一系列的人才名单来。天下文人更是以此作为人生目标，帝王也会高兴不已。

这种制度看似极好，也被西方传教士传播到海外，但是这样看毕竟太肤浅，太过表面化了。人人为仕途读书，思想空间大部分被功利心占据。十年寒窗的日子太复杂，但目标却很简单：不考个功名绝不会来。离家之后开始了漫漫长路。古人有一种说法，意思是五十岁能考上进士，那也是很年轻的年龄。这种选拔的苛刻，要求之严格远比考清华大学难。通常每三年只会选出进士几十人，最多的一次不过五六百人，所以大部分的考生只会名落孙山。看见昔日的邻居及第登科，想想江东父老，想想自己也有可能像今日的邻居一样金榜题名，决定等上三年再来一把。不想结果与前次毫无区别，自己安慰一下后又下定决心等上三年，自卑，羡慕，嫉妒也就变得越演越烈了，与文学的本质也变得格格不入，矛盾起来。在一次次失望与希望中考下来，垂垂老矣的身体带着美梦客死他乡。

再来看看考中的文人，风光无限，多数人是为了光宗耀祖荣华富贵，很少有能想到自己人格价值的。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后》中写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这样一种排场有谁不为之心动呢。各种宴会接踵而来，观花会，看戏曲，还要在大雁塔下提笔写诗。与前些日寒窗苦读的窘迫生活反差之大令人咋舌。大大的闹腾了一阵，诗文辞赋早已抛到脑后，满眼飘着的全是荣誉。腰板挺的也直了许多，说话也硬气起来。范进就是这些人的集中体现。昔日的邻居说话的语气恭敬了许多，连一向打骂他的老丈人也贱声贱气献媚起来。

金榜题名的举子有一种终于打赢了翻身仗的感觉，可以扬眉吐气了。历史上有一个叫王泠然的人，中进士后给一位做高官的朋友写信，言语无赖气十足。他意思是说：我现在已经考取功名，现在有两件事请你帮忙。第一是，我需要一个女人，希望在今年内实现。第二是，想在明年内有一个官职。你若为我办成这两件事，我将感恩戴德。你如不办也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及第登科，授予官职是早晚的事。难保那一天我与你在同一个大殿碰面，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白眼的。他的怨气太重，十年寒窗扭曲了他的人格，像他这样的人会在少数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去了做什么事都是对的，这位虽然没有被授予官职的王泠然就霸气十足。

历历代代传下来，考功名与升官发财勾连的很紧密。大肆盘剥，历史上有一位知府，调迁之时给他运送财务的船就排了十几里。文人士子为了功名，平时只注重诗赋的学习，而其它方面却很少涉及。一直有八股取士之说，骈文成了最正统的文章。由于考生对待文学的目的不纯，难免文章辞赋平平淡淡，写出来的文章不乏有凑字之嫌。纵观历史有名的诗词有多少是掺杂这种功利心呢。文化人的人格构建就被这种科举制度浸染的势利了，功利了。后来，一些当权者更是抓住了读书人的这种心理，公开卖官鬻爵，那个很讨人厌的西太后也说，想做官花钱买。这就是流行一时的捐官。

在种种丑陋的行径之下加之历史特殊时期，这种在风雨中摇曳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于1905年倾塌。1901年张之洞首先上书慈禧太后“四境环视，启容我待”，若不立即废除这种制度，若不立即建立新式学校，中国将无路可走。由于洋务派运动者反复向慈禧太后上书，终于在1904年的最后一场科举后废止了科举制度。由此而来有关它的一切弊病就随着倾塌的灰尘荡然无存了。但又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是什么原因能使它在风雨中飘摇一千三百多年。中国的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管理一个国家就需要很多官员。如果没有一个让全国人都为之热心的选举制度，一个庞大的官员更迭系统将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无疑可以作为最好的选择。但因为时间太长，压抑的中国文人过于痴狂，为之疯癫，甚至为之泯灭人性，为之巧取豪夺。科举就等于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人格意义上的建筑已经倒塌。终于一批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觉悟，提出废除这种制度。于是文人回归于真正的文人，文人的人格从一种流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制度中被解救出来，人格终于变得鲜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