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提出的选拔人才的标准?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

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

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

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

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

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1、东汉的察举人数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2、年龄的限制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

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3、培养机制的确立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 《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曹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四十之制。西晋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须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考士的格局。东晋规定孝廉每郡岁举一人，丹阳、吴、会稽、吴兴岁举二人；秀才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一人，或三岁一人。刘宋明帝泰始中，定制秀才对策五问皆通者为上第，四、三为中第，二为下第，仅一问合格为不及第。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有名望的推荐管，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设置方法 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 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称“簿阀”、“簿世”，指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设立原因 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乡闾。曹操当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然乡闾评议并未完全废弃，史称曹操平定荆州时，托当地大名士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又称替曹操主持选举的崔琰、毛玠“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所谓“总齐清议”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议。曹操对乡闾评议并未笼统否定，反对的只是汉末乡闾评议中产生的弊病。他纠正的办法一是提倡“唯才是举”，以反对虚伪道德和名实不符；二是压制朋党浮华和私人操纵选举，力图将选举之权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韩嵩之条品荆州人士，就不同于汉末名士私人操纵的乡闾评议，而与后来中正由政府任命并向政府负责的情况更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许多特点在曹操当政时期已有萌芽，曹丕、陈群进一步加以制度化。发展历史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后赵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复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权，但似乎并未设中正之职。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复分别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杀。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著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相关评论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参考资料：

1、世卿世禄制

根据《史记》记载，我国最早的人才选拔制度应为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具有很大的缺陷性，因为该制度本质上是为世族阶级服务的，这就导致寒门子弟根本难以通过该制度翻身。

之后，随着西周宗主地位的衰弱，世卿世禄制度也开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荐举制以及军功制。

2、荐举制

《左传 昭公十七年》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大致意思是说教育开始逐渐地普及，这也是荐举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实力，便不再如昔日世卿世禄制一样只提拔贵族子弟，而是不管出身贵贱，依照能力来安排官职。

于是许多人便或毛遂自荐或被他人推举，步入到了仕途之中，比如说诸位很熟悉的荆轲，他便是被人推举给太子丹的。《史记》有文可证：“田光急见荆轲，言举荐之事，荆轲应之。”

3、军功制

与荐举制同处一个时期的还有军功制，这种制度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统治者为了激励百姓从军，也为了能选拔军事人才，提高本国军事实力所设置的一种选拔制度。战国时不少士兵便是通过军功制一跃成为将军，甚至名垂千古，最为著名的便是长平之战坑杀了四十万人的白起。

客观来讲，这两种制度即使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极难挑出毛病，它们皆是符合时代背景的产物，为日后中国人才选拔制度开拓了一个新方向。

4、察举制

待到秦汉建立后，便在荐举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察举制度。《文献通考 卷二十八 选举考一》记载：“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察举制跟荐举制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更加专业化官方化，是需要地方向中央推举人才，并且人才还要接受考核，没有荐举制那样随意。因为察举制的考核很注重品行，所以也有人称其为“举孝廉”，汉光武帝刘秀的叔父刘良便曾是举孝廉出身。

值得一提的是，察举制虽然为士人为官提供了途径，但却依旧被贵族阶级所掌控。许多察举出身之辈，并不是真的品行高尚才华横溢，而是买通了考察官，或是背后有官僚阶级的支持。对于这种情形，甚至有史学家称“一场作秀的察举”，足以见制度背后的腐败。

5、科举制

之后，便是古代实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科举始建于隋朝，后来唐朝对其加工完善，历朝历代进行一些改动，继续沿用下去，一直到1905年时，这项制度才被废除。科举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故有学者认为“科举即是古代的高考。”

唐朝时，科举考试流程则为乡试---省试---吏部复试，主要分为常科以及制举两类。北宋时，科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将考试程序进行了改革，把吏部复试改为了殿试。

并在此之后成为北宋的定制。除此之外，为了防止考官舞弊，考试后一律将卷子密封，把考生的名字所遮掩住，并且不允许在卷子上留有特殊印记，有些类似于如今的高考阅卷。

而且为了得到更多人才，北宋也对科举进行了扩招，根据《宋史》记载，宋太祖在位期间便录用了近万人的科举取士，远比唐朝要多。这跟宋朝重文轻武的制度是有所关联的，正因此，才有学者发出：“宋朝是读书人最幸福的一个朝代”这样的感慨。

元朝时，科举经常停考，并且并无太多新意，在此就不多做叙述。明朝时科举有了新的变化，它开始跟学校制度结合起来，想要参加乡试，就比如成为各级行政单位的生员亦或是国子监的监生。

并且，明朝的科举考试的流程也进行了一些小修改，将省试换为了会试，在乡试之前还加入了一个县府院试。清朝时则是沿袭明代，几乎没有任何改动，只是使学校制度跟科举制度完全融合在一起，并把县府院诗改为了童试。

科举制度相比较之前的几个选拔制度，其优点不言而喻。它帮助了更多寒门子弟进入仕途，让士人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也给国家带来了太多人才，著名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一代文豪苏轼便是科举进士出身，还都是二十岁考上进士的学霸人物。

不过科举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还是做不到如当今高考一样绝对的公平，不少地方的考试依旧有舞弊现象，甚至就连最重要的殿试，也完全是看皇帝心情而定。并且科举太过死板，尤以清朝的八股文最束缚士人思想，这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才的损失。

扩展资料

隋唐科举的积极意义：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有积极意义：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制以前有以下几种人才选拔方式： 1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 2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 3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 4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以上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比如察举制，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 5隋朝正式设立进士科，以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标志科举制的诞生，此后，科举制得到了发展。与之前相比，科举制度出现后的差别： 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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