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选拔官吏的方式有哪些

　　征辟制——汉武帝时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制度

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府、州郡辟除两方面,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前者多为名望高、品学兼优的社会名流,被征召者多为以要职,称为“征君“辟除制在汉武帝以前就已推行,直到隋朝被废中央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如州牧、郡守等官员,可自行征聘僚属,任以官职东汉时直接征聘名望之士担任中央高级官员　 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征,皇帝下诏指名征聘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人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　

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中,征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选任官吏的制度,地位仅次于察举

察举制---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

察举制是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就是考察推举,

始于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时成为一种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考核,然后授予官职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孝敬廉洁者）、秀才（才能优秀者）、明经（通晓经义者）、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等

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

从察举科目的可以看出它是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注重声名取士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察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到隋唐时期,察举演变成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汉代另外一个选官制度叫举孝廉,由于汉代以孝立国,这点从汉代各个皇帝的谥号可以看出,比如汉文帝谥孝文,汉武帝谥孝武,除了极个别几个外,谥号中都有孝字所谓孝廉,就是道德极好的人一个人被举为孝廉,这个人在这个地方肯定要是公认的道德品质最高尚的人举孝廉是平民百姓步入仕途的一个重要途径 说说官出太学的影响吧,由于汉代教育还未普及化,所以能上得起学的人只限于地方豪族和朝廷大员的族人,由于汉代大部分官员出自太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些家族世代为官的现象,就是晋代史书上所说的门阀

举孝廉这个制度,举的是好人,而好人未必是能人,也就造成了这类出身的官员背起四书五经来眉飞色舞,而到了具体事情上却一筹莫展的现象

总的来说,在汉代做官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权

汉朝的选官制度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察举征辟制的建立

在汉朝初期，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照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了任级官吏，因此汉景帝以前有“吏多军功”之说；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

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的侍葱，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者地方官员有缺额，就可以从郎官中选用。郎官大多出自于任子和赀选。

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满三年就可以保举其子弟一人为郎官或者是太子洗马、舍人等官，称为任子。赀，就是钱财资产。汉朝初期规定拥有资产十万钱以上，而又不是商人的，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财产，就可以任郎官或者做一般的官吏，称为赀选。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军功贵族地主已经没落，郎官大多出自“任子”和“赀选”，难以选拔到真正的人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武帝搬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的制度，注意选拔人才充实官僚机构。

因此汉武帝即位以后，除了沿用上述的制度以外，又建立了新的选拔官吏的制度：

第一个是察举制。在汉文帝时期，已经有了贤良、孝廉之选，但并未形成正式的制度。汉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

在元光元年的时候，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令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从此以后郡国每年推举孝廉的察举制正式确立。除了孝廉一科为察举取士的举主要科目，汉武帝还不定期地设立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科察举取士，以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优秀人才。

这些被察举到中央的官员，一般都在郎署任职，由郎官再逐渐升迁。

第二个是征辟制。征辟制包括皇帝征辟和公府、州郡辟除两部分。征就是征召，指皇帝直接征召有名望的贤良之士，以备顾问，或者唯以正事，征调不定期举行。

第三个是上书拜官。与征辟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郎中、给事中等官职。汉武帝时期上书自荐者达千人之多，代表人物有主父偃和东方朔等。

第四个是选用博士弟子。元朔五年的时候，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可为郎官。

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始称“汉之得人，于兹为胜”，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两汉:察举制与征辟制

两汉时期，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的办法。察举又叫“荐举”，即由公卿、列侯和郡国守相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适当考核，授予官职。西汉初年，汉高祖即位之初曾下诏征召贤能。后来，文帝也曾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但形成制度，应始于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由各地地方官每年选择吏民中贤者二人荐举于朝。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令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自此以后，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举“孝廉”便成为定制。到东汉和帝时，更规定按各郡人口比例定出应举人数,除州郡外，中央的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向皇帝推举人才。他们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

汉代察举的科目繁多，一般可分为“常科”(岁举)与“特科”(特举)两类。

“常科”以“孝廉”为主。它起源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奏请，其依据是儒家以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之方。西汉时每郡岁举孝廉两人，一般无须考试，即可授官。由于察举后直接授官，也就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弊端。如德行的标准不好掌握，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等等。所以到东汉初年，光武帝对德行标准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下令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也就是思想品德要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即文化水平要高;“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法规，并能以之判断是非;“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就是要求办事果敢，善于应变，能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顺帝阳嘉年间，对孝廉科也要试经书，实行优胜劣汰。据《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十一月诏:“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能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这-变化，史称“阳嘉新制”。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指出:“西都(西汉)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东汉)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可见“阳嘉新制”实已孕育了科举制度的萌芽。

察举常科还有“茂才”,西汉时称为“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而改。与孝廉不同的是，孝廉大多是从未仕者中察举，而茂才中有已仕官吏，有州郡吏和被察举的孝廉以及太学生、平民等，其所授官职也高于孝廉，所以岁举人数往往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汉代察举“特科”的名目尤多，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明经、明法、有道、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者等，尤以“贤良方正”最为显科。

所谓“贤良方正”，意即德才兼备之人。荐举的对象是现任下级官员或州郡属吏，而且必须送往京师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策试。策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者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做“射策”。对策完后，朝廷再根据他们政见的高下授予官职。这种策问带有一定的考试性质，它对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察举制在实行初期，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但由于察举制基本上是推荐、保送制，荐举者权力极大，所以其腐败也就势所难免。特别是东汉末年，君昏臣贪，政治腐败，请托公行，察举不实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当时就有民谣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

除察举外，汉代选官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征辟”。“征”指皇帝直接聘请人做官，有时也称“特召”、“特聘”;“辟”指官府聘人任职，也叫“辟召”或“辟除”。对某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名人，皇帝不经官吏荐举，直接征召到朝廷，授以“博士”、“待诏”等称号，让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如著名辞赋家枚乘，虽已年老，但汉武帝即位之初便把他征召到长安。据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衰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等礼仪以示敬重。“安车”即一种可以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指用蒲草捆裹车轮，以减小车身颠簸震动。这些都是格外优待、礼遇之意。两汉时期，官府也可以自行招聘僚属，通称“掾史”。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的人则比较多。

汉代的政治制度

政治、军事制度及法律

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汉初除了建立军队外，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 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压制割据势力

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王。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威胁。

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借谋反的罪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张耳子）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随着异姓的翦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被消灭，但拥有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面对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强大的问题，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当时，梁王太傅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按照这个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于是，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遂于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举兵叛乱。 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冶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已蓄谋夺取皇位。他联合了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菑川王及胶东王，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共同起兵。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晁错。但刘濞继续进攻，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 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七国叛军。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后被东瓯所杀。其余诸国也被打败。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145年（中元五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不能掌握政治军队。从此以后，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组织。

颁布“推恩令”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继续打击地方势力。

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汉代的政治制度（2）

君主集权的加强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汉武帝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以扩大统治基础。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选拔制度：　其一，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

其二，“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收归铸币权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

治理黄河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

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

“井渠法”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

与此同时，又征发民工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智慧，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公元前95年（太始二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郡国制

所谓郡是指郡县，国是指封国，而郡国制则为西汉初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郡和封国同是汉初地方高级的行政区划，郡直属于中央，封国则由分封诸王统治。刘邦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由是二者并行，使全国形成封国与郡国并存的郡国制度。但由于时间一久，封国势力逐渐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难于驾驭。故在文帝时，贾谊曾建议削弱诸侯；至景帝，晁错更进一步提议削减诸王封地，由是诸王为求保障自身利益，便打着「诛晁错，清君侧」之口号，起兵反对汉室，史称「七国之乱」。及后景帝派周亚夫平定叛乱，诸王被杀。自此，景帝将王国军政大权、官吏任免权全归中央，分封王国名存实亡。

区田法

或称区种，是一种农田耕种方法，最早记载见于成帝时的《泛胜之书》。具体作法是在田中间开沟或挖穴，称为区，在区中点播。在点播前，先要溲种(以肥料或可以防虫的物质处理种籽)，在区内施用重肥。下种后，要注重中耕除草，保和灌溉。这种耕种方法的优点是在小面积的土地上经精耕细作，使单位面积产量得以提高；而且也可施用于坡地，有利于扩大土地的利用范围。区田法技术要求高，费工费力，所以未能推广。

代田法

一种农田耕作的方法，由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出来，推行于北方干旱地区。其办法是将一亩土地定制六尺，分成三圳三垄，圳垄相间，圳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一尺。第一年在种植时将种籽播在圳底，到中耕时把垄上的土和草逐次锄入圳中以培壅苗根，至暑天时，圳垄已经相平。第二年种植时变更过来，上年的圳改为垄，垄改为圳。如此轮换耕种，所以称代田法。这种耕作方法的优点是，种籽在圳底，可以保，幼苗在圳中也能得到较多的水份，中耕时将垄上的土和草锄入圳中能使作物根深叶茂，利于生长，增加产量。代田法始行于三辅，后来推广到河东、弘农，乃至边郡。

西汉屯田

汉代政(蟹)府利用士卒、谪戍罪犯和招募农民开垦荒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的措施。屯田有民屯、军屯之别。前者如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募民十万居之。后者如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发将士屯田张掖郡。

　　汉代和唐选官制官的相同点：都是古代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汉朝为推举制，唐朝为科举制。

　　不同点：就推举制而言，推荐者若出于公心，举贤不避亲，也能选拔到优秀的人才，但它容易使推举人与被推举人之间结成特殊的施恩、报恩关系。就科举制而言，普通士人原则上皆可参加考试，扩大了统治基础，但若考试内容不恰当，也不能反映出真才实学。

　　相关延伸;

　　古代选官制度经历三个阶段：

　　世官制、察举制、科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

　　科举制含义：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298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

　　隋朝建立、唐朝完善并为后代沿用的选拔官吏的制度。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高门士族拥有政治特权，世代垄晰高官显位。南北朝时士族门阀已日趋腐朽。

　　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取士的办法，隋初规定原有的秀才、明经两科，由州县学送生徒到中央参加考试。隋炀帝时又置进士科，科举制逐渐形成。唐朝前期，科举制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

　　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为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谴，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所举则称为贤良，贤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国语，能吃苦，能应变，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犹如军队里要用军事人才，或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但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注意这件事，应选人也不踊跃。汉武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你们诺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于是汉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如何处罚。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他们大抵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如是则一个太学生，当他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吏属之后，他仍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待他在郎属服务几年，在分发出去。

汉朝建立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有察举制和征辟制。

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

察举制主要是依靠中央的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级官员,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当中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在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入朝为官。

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

征辟是汉朝封建统治者为搜罗人才、以加强统治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尽管由此入仕者的数量不多，但它通过皇帝征聘和高官辟除的方式给予应征者以特殊礼遇，可以使得一些本不愿为官的硕学名儒之士加入到封建统治阶层中来，而且统治者也可以籍此沽得求贤之名。所以征辟作为对察举制的补充，它和察举一起构成了汉代选官制度的总体。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汉朝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人才选拔靠察举制度。

汉朝的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西汉时称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均须经过中央复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