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选举人才制度是?

　　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为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谴，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所举则称为贤良，贤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国语，能吃苦，能应变，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犹如军队里要用军事人才，或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但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注意这件事，应选人也不踊跃。汉武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你们诺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于是汉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如何处罚。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他们大抵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如是则一个太学生，当他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吏属之后，他仍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待他在郎属服务几年，在分发出去。

　　两汉：察举制与征辟制

　　两汉时期，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的办法。察举又叫“荐举”，即由公卿、列侯和郡国守相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适当考核，授予官职。西汉初年，汉高祖即位之初曾下诏征召贤能。后来，文帝也曾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但形成制度，应始于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由各地地方官每年选择吏民中贤者二人荐举于朝。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令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自此以后，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举“孝廉”便成为定制。到东汉和帝时，更规定按各郡人口比例定出应举人数,除州郡外，中央的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向皇帝推举人才。他们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

　　汉代察举的科目繁多，一般可分为“常科”(岁举)与“特科”(特举)两类。

　　“常科”以“孝廉”为主。它起源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奏请，其依据是儒家以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之方。西汉时每郡岁举孝廉两人，一般无须考试，即可授官。由于察举后直接授官，也就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弊端。如德行的标准不好掌握，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等等。所以到东汉初年，光武帝对德行标准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下令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也就是思想品德要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即文化水平要高；“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法规，并能以之判断是非；“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就是要求办事果敢，善于应变，能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顺帝阳嘉年间，对孝廉科也要试经书，实行优胜劣汰。据《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十一月诏：“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能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这—变化，史称“阳嘉新制”。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指出：“西都(西汉)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东汉)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可见“阳嘉新制”实已孕育了科举制度的萌芽。

　　察举常科还有“茂才”,西汉时称为“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而改。与孝廉不同的是，孝廉大多是从未仕者中察举，而茂才中有已仕官吏，有州郡吏和被察举的孝廉以及太学生、平民等，其所授官职也高于孝廉，所以岁举人数往往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汉代察举“特科”的名目尤多，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明经、明法、有道、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者等，尤以“贤良方正”最为显科。

　　所谓“贤良方正”，意即德才兼备之人。荐举的对象是现任下级官员或州郡属吏，而且必须送往京师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策试。策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者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做“射策”。对策完后，朝廷再根据他们政见的高下授予官职。这种策问带有一定的考试性质，它对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察举制在实行初期，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但由于察举制基本上是推荐、保送制，荐举者权力极大，所以其腐败也就势所难免。特别是东汉末年，君昏臣贪，政治腐败，请托公行，察举不实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当时就有民谣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

　　除察举外，汉代选官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征辟”。“征”指皇帝直接聘请人做官，有时也称“特召”、“特聘”；“辟”指官府聘人任职，也叫“辟召”或“辟除”。对某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名人，皇帝不经官吏荐举，直接征召到朝廷，授以“博士”、“待诏”等称号，让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如著名辞赋家枚乘，虽已年老，但汉武帝即位之初便把他征召到长安。据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衰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等礼仪以示敬重。“安车”即一种可以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指用蒲草捆裹车轮，以减小车身颠簸震动。这些都是格外优待、礼遇之意。两汉时期，官府也可以自行招聘僚属，通称“掾史”。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的人则比较多。

大司马：汉武帝（刘彻）废太尉设大司马，光武帝（刘秀）又废大司马为太尉，故大司马即太尉，为掌管军政和军赋的最高官职，即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东汉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 大司农：秦时称治粟内史，景帝改称太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为大司农。魏初设大农，文帝（曹丕）黄初二年（221年）改称大司农，蜀、吴亦各有大司农。两汉时大司农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支，而到了三国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则只能负责这些物资的保管工作了。九卿之一。 大鸿胪：秦时称典客，汉初称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胪，掌管接待宾客之事。九卿之一。 卫 尉：秦时始置，汉景帝（刘启）初更名为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掌管宫门警卫。九卿之一。 太 尉：同大司马。曹丕即位后任贾诩为太尉。太 傅：辅弼国君之官，作为重臣参与朝政，掌管全国的军政大权。曹睿即位后人钟繇为太傅。 太 常：秦时称奉常，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为太常，掌管礼乐社稷、宗庙礼仪。其属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药、太医（为百官治病）、太卜六令及博士祭酒。九卿之一。 太 仆：秦和两汉均设太仆，王莽一度更名为太御，掌管舆马及牧畜之事。九卿之一。 太 守：秦时设郡守，汉景帝更名为太守，为一郡之最高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 少 府：秦和两汉均设少府，王莽称共工，与大司农一同掌管财货。不过大司农掌管国家财货，而少府则管供养皇帝。其属官有掌管御用纸、墨、笔等物的守宫令、掌管刀剑弩机等物的尚方令、掌管衣物的御府令、为宫廷治病的太医令。九卿之一。 中常侍：秦时始置，东汉时由宦官担任，掌管文书和传达诏令，权力极大。 中书监令：曹操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以处理尚书章奏。曹丕于黄初初年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并特置中书监，使之排在中书令之前。 中领军：曹操为丞相后置领军，不久改为中领军，掌管禁卫军。 中护军：曹操为丞相后置护军，不久改为中护军，掌管禁卫军，地位略低于中领军。 长 史：秦时始置，西汉时丞相下有两长史，其职务相当于秘书长，即最高国务机关中事务主管。将军幕府中亦有长史，为幕僚之长；可分令部队出战的称为将兵长史。东汉的太尉、司空、司徒三公府亦设长史，职任颇重。三国沿置不改。 从 事：刺史的佐官如别驾、治中、主簿、功曹等都称为从事。 仓曹掾属：主管仓谷之事的官员，正者称掾，副者称属。 司 徒：西周始置，东汉时掌管教化，三公之一。 司 空：西周始置，东汉时掌管水土及营建工程，三公之一。 司隶校尉：汉武帝始置，负责督率京城徒隶，从事查捕奸邪和罪犯，简称司隶。刘备在蜀称帝时以张飞为司隶校尉。 司金中郎将：曹操于建安十年（205）置，掌管冶铁、钱币和农具的铸造的官员。 主 簿：汉始置，掌管文书簿笈，司空、丞相府及刺史的佐官中都设有主簿。 功 曹：刺史的佐官，掌管考查记录功劳。 东西曹掾属：曹操为丞相后下设东、西曹掌管人事工作，东曹主管二千石官员的任免，西曹主观丞相府官员的任免。其负责人员正者称掾，副者称属。 丞 相：战国时始置，为百官之长。东汉不设丞相，建安十三年（208）复置，曹操自任丞相。“丞”与“承”相通，“丞相”就是承君主的旨意来处理国家事务的人。 丞相理曹掾：丞相府中掌管司法的官员。 光禄勋：秦时称郎中令，汉武帝更名为光禄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禄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220年）又称光禄勋，掌管宿卫宫殿门户。其属官有掌管宾赞受事的谒者、掌管御乘舆车的奉车都尉、掌管副车马匹的附马都尉、掌管羽林骑的骑都尉，而大夫、中郎将等官是否是光禄勋的属官尚有争议。九卿之一。 执金吾：秦时称中尉，汉武帝更名为执金吾。王莽称奋武，东汉复称执金吾。曹魏先称中尉，黄初元年更名为执金吾，掌管宫外巡卫。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则徼偱京师。天子出行，执金吾为先导。“吾”当御讲。 别 驾：刺史的佐吏，刺史以巡行视察为职，别驾则另乘传车，辅助刺史出巡，故称别驾。 廷 尉：秦时始置，汉景帝更名为大理，自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廷尉掌管刑法狱讼，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关。“廷”字系直、平之义，治狱贵直而平，故以为号。廷尉的属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监，成为廷尉三官。九卿之一。 县令长：春秋战国时始置，一县的行政长官，人口在万户以下的县的长官称为令，万户以上的称为长。县令长的佐官有掌管军事、治安的县尉和掌管文书、仓狱的县丞，一般每县有丞、尉各一人，大县有尉两人或更多。 尚 书：“尚”就是执掌的意思。秦汉时，尚书只是少府的属官，掌管殿内文书，地位很低。汉武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治事，因在皇帝周围办事，地位逐渐重要。

汉代的政治制度

　　政治、军事制度及法律

　　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汉初除了建立军队外，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 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压制割据势力

　　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王。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威胁。

　　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借谋反的罪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张耳子）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随着异姓的翦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被消灭，但拥有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面对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强大的问题，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当时，梁王太傅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按照这个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于是，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遂于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举兵叛乱。 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冶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已蓄谋夺取皇位。他联合了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菑川王及胶东王，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共同起兵。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晁错。但刘濞继续进攻，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 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七国叛军。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后被东瓯所杀。其余诸国也被打败。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145年（中元五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不能掌握政治军队。从此以后，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组织。

　　颁布“推恩令”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继续打击地方势力。

　　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汉代的政治制度（2）

　　君主集权的加强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汉武帝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以扩大统治基础。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选拔制度：　其一，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

　　其二，“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收归铸币权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

　　治理黄河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

　　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

　　“井渠法”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

　　与此同时，又征发民工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智慧，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公元前95年（太始二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郡国制

　　所谓郡是指郡县，国是指封国，而郡国制则为西汉初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郡和封国同是汉初地方高级的行政区划，郡直属于中央，封国则由分封诸王统治。刘邦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由是二者并行，使全国形成封国与郡国并存的郡国制度。但由于时间一久，封国势力逐渐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难于驾驭。故在文帝时，贾谊曾建议削弱诸侯；至景帝，晁错更进一步提议削减诸王封地，由是诸王为求保障自身利益，便打着「诛晁错，清君侧」之口号，起兵反对汉室，史称「七国之乱」。及后景帝派周亚夫平定叛乱，诸王被杀。自此，景帝将王国军政大权、官吏任免权全归中央，分封王国名存实亡。

　　区田法

　　或称区种，是一种农田耕种方法，最早记载见于成帝时的《泛胜之书》。具体作法是在田中间开沟或挖穴，称为区，在区中点播。在点播前，先要溲种(以肥料或可以防虫的物质处理种籽)，在区内施用重肥。下种后，要注重中耕除草，保和灌溉。这种耕种方法的优点是在小面积的土地上经精耕细作，使单位面积产量得以提高；而且也可施用于坡地，有利于扩大土地的利用范围。区田法技术要求高，费工费力，所以未能推广。

　　代田法

　　一种农田耕作的方法，由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出来，推行于北方干旱地区。其办法是将一亩土地定制六尺，分成三圳三垄，圳垄相间，圳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一尺。第一年在种植时将种籽播在圳底，到中耕时把垄上的土和草逐次锄入圳中以培壅苗根，至暑天时，圳垄已经相平。第二年种植时变更过来，上年的圳改为垄，垄改为圳。如此轮换耕种，所以称代田法。这种耕作方法的优点是，种籽在圳底，可以保，幼苗在圳中也能得到较多的水份，中耕时将垄上的土和草锄入圳中能使作物根深叶茂，利于生长，增加产量。代田法始行于三辅，后来推广到河东、弘农，乃至边郡。

　　西汉屯田

　　汉代政(蟹)府利用士卒、谪戍罪犯和招募农民开垦荒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的措施。屯田有民屯、军屯之别。前者如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募民十万居之。后者如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发将士屯田张掖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