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察举制选官制度的特点。 汉代任官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汉朝实行三公九卿制，宰相权利较大。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禄勋（掌门房）、卫尉（掌卫兵）、太仆（掌车马）、延尉（掌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宗正（掌皇帝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汉武帝时期，皇权开始大幅膨胀，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宰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覆核；覆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在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这与后世以考试为主、以推荐为辅的科举制截然不同。至东汉时，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包围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

汉代任官交流制度，交流制，御史大夫，县令长，沈友，学术交流杂志。汉代是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确立和巩固时期，官吏的选任、考核、监察、秩禄等制度已逐渐形成

　　征辟制——汉武帝时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制度

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府、州郡辟除两方面,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前者多为名望高、品学兼优的社会名流,被征召者多为以要职,称为“征君“辟除制在汉武帝以前就已推行,直到隋朝被废中央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如州牧、郡守等官员,可自行征聘僚属,任以官职东汉时直接征聘名望之士担任中央高级官员　 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征,皇帝下诏指名征聘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人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　

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中,征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选任官吏的制度,地位仅次于察举

察举制---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

察举制是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就是考察推举,

始于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时成为一种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考核,然后授予官职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孝敬廉洁者）、秀才（才能优秀者）、明经（通晓经义者）、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等

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

从察举科目的可以看出它是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注重声名取士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察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到隋唐时期,察举演变成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汉代另外一个选官制度叫举孝廉,由于汉代以孝立国,这点从汉代各个皇帝的谥号可以看出,比如汉文帝谥孝文,汉武帝谥孝武,除了极个别几个外,谥号中都有孝字所谓孝廉,就是道德极好的人一个人被举为孝廉,这个人在这个地方肯定要是公认的道德品质最高尚的人举孝廉是平民百姓步入仕途的一个重要途径 说说官出太学的影响吧,由于汉代教育还未普及化,所以能上得起学的人只限于地方豪族和朝廷大员的族人,由于汉代大部分官员出自太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些家族世代为官的现象,就是晋代史书上所说的门阀

举孝廉这个制度,举的是好人,而好人未必是能人,也就造成了这类出身的官员背起四书五经来眉飞色舞,而到了具体事情上却一筹莫展的现象

总的来说,在汉代做官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权

　　东汉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和征辟制。

　　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两汉时期推行新的选官制度，包括察举、征召等。察举即选举，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之一。西汉时主要是以才能和品德为推荐标准，东汉初重孝廉；但发展到东汉后期，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依据，使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发展形成并发展起来。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

（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限于篇幅,其他内容不能一一列举

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科举始於605年时的隋朝，发展并成熟於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才在1905年被废除，持续了整整1300年。科举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鲜也曾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现代社会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

发展与演变

科举以前的人材制度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候、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地方势力强大，地方上世家士族常影响中正官选人策略，他们考核人材所凭准则，仅限於门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隋唐

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国子监（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学馆入学考试合格的学生。乡贡则是通过府试、州试的人，又称举人；考头名的称解元。通过朝庭尚书省的省试者称为进士及第，考头名的称状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於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和轻明经。进士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也只有百人左右。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於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於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制举以开元时期为最盛，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举行了。

武则天主政时，曾首创了由皇帝主持，覆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是二者在唐朝时并未有成为定例。

唐代的科举仍然留有一定的举察制影子。例如：士子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荐。除了武则天主政的一段时间外，唐代的科举没有糊名的习惯。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材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败坏时，弊病更甚。

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代的宰相中，百份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可见科举的成效。但科举亦并非唐代政府招纳人材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到了唐代后期，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互相倾轧，史称「牛李党争」。

唐朝的新科进士仅授予的官职远较后代进士低微。例如，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的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当最小的官从九品下。著名诗人王维考中状元后当的太乐丞，就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朝的科举类似於现代的基层公务员招考。

宋

宋代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

宋代改良科举制度，其中重要原因是皇帝欲加强对取士过程的控制，减少考官及士子联党结派的可能。自宋太祖开宝六年起，取录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关殿试，名次也由皇帝亲定。自此以后，进士都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为了保证考试公平及公正，宋朝对考试的规则进一步完善，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另一方面，宋代取士的数量大增，每科进士通常达数百人，并且放宽了应考条件，不论财富、声望、年龄皆可应考，对偏远地方的考生更给予路费。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开考，三年一科，之后为明、清二朝所沿袭，至科举被废为止。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於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於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元

蒙古人不着重开科取仕，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至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

元代科举分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只曾举办约十次，取士一千余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明、清

明朝的科举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改良发展，制度已非常完善，规模也更大，参加科举的人数大增；考核的内容却开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一万七千人。

清朝科举基本承袭明制。清开国初时曾在顺治年间两次分满汉两榜取士；之后改为只有一榜，但不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进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满人，其中两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鲁忒·崇绮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状元。

明清时，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

乡试

会试

殿试

在参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学」的资格，即成为生员。入学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称为童试的县、府、院三级考试。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认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监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监」；因长辈曾为国建功而特准的「荫监」；和最常见的方法：透过捐献金钱财物而成的「捐监」。监生虽然亦可应乡试、会试；但一般被认为是「杂流」，就算能考中进士，地位也较为低。

童试

童试亦称童子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称为科试。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后，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不过明清的入官学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入学后经过学政的选拔，便可以参加下一级乡试。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与国子监其他「监生」不同，「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一种荣誉。

有些读书人要多次尝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试成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仍称「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年间广东曾经多次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纪录。

乡试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规定每三年一科。清朝时是在子、卯、午、酉年举行，遇上皇帝喜庆亦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於八月在京城及各省省城的贡院内举行，亦称「秋闱」。考官是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担任。乡试每次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开考前，每名考生获分配贡院内一间独立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著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经检查后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内。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最少。监生、贡生更可以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乡试发的称为「乙榜」，又称「桂榜」。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可於次年三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在贡院举行，亦称「春闱」，同样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会试发的榜称为「杏榜」，取中者称为「贡士」，贡士首名称「会元」。

得到贡士资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题，亦由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

能中进士便是功名的尽头，不能重考以求获得更高的名次。能够一身兼解元、会元、状元的，就是「连中三元」；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仅有十三人能够三元及第，在唐朝有二人、宋朝有五人，在元代只有王崇哲一人；明代三百年以来，八十九位状元中，只有商辂一人。

明清的惯例，殿试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编修。其他进士要经过考核（称朝考），成绩较好及年龄较轻者获得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其余成绩较次的进士则可能任六部、中书、御史或知县等职。

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曾发生南北榜之争。当年春天杏榜取录的五十二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举人的不满。朱元璋大怒，亲自查问后，把三名主考处死，在夏天再发榜，所取的进士全为北方人。之后在明仁宗时确定，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在会试的试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规定录取进士。之后比例偶有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科举被废。这种制度保障了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省份（如甘肃、贵州、云南等）每界科举会试有一定数量的举人成为会士、进士，进入政界的中高层，有利於保持国家的统一与政治安定。

废除

鸦片战争后，科举的内容渐渐与时代的需要脱节，加上西学东渐和学校教育的崛起，科举制度渐渐衰落。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发生在京考会试的举人集体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之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百日维新时，科举一度被废，但在戊戌政变后再次被恢复。1901年，清政府先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编辑] 日落后的科举：留学生考试

清政府虽然废止了传统的科举，但并未停止透过考试来从民间选拔人材；而科考千年来深入民心，民间对以考试入士为官之途，仍然有相当的需求。在废科举的同时，清政府同时制订了「留学生考试章程」，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透过考试进入政府。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被称为「洋科举」的留学生考试举办过六次，总共取录了1388人。根据规定，在海外高等学校入学三年者可以应考。考试分为两场，首场在学部举行，称「部试」；次场在保和殿举行，称为「廷试」。考试内容包括外文，以及留学生留学时所习科目。考取者按成绩及其学习专业，分别授予各科「进士」、「举人」等传统科举的身份，成绩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编修。当时的各式名衔包括有「格致科进士」、「工科进士」、「商科举人」以至「牙科进士」等等。

西汉时期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是察举制。

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覆核；覆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武帝时期设置大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 。（拓展：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我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流程如下

西汉官员的录用制度：

1、太学生，来自官宦家庭和各郡学的优秀子弟；

2、太学生毕业按成绩为甲科和乙科，甲科直接到宫中做郎吏；乙科的到各自的家乡去做小吏，非一地方长官；

3、当举孝廉时，地方的小吏可以被推举，但在推举的时候是逐渐形成按照人口比例，原来是直接做郎吏，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考试，考察能力；

4、所有的郎吏在合适的时候由皇帝和宰相任命做长官；

5、在皇帝死后或者大的国家级灾难的时候，可以特别实行举贤良，然后对贤良考试，叫策问；通过的就可以直接做长官；

6、在特别的时候，如打仗和需要治水官员的时候，可以特别推举，然后考试，通过者则任命为相应的官员。

可见，中国古代有一套民主的任用官员的制度，官员都来自于民间，是读书人的政府，是由下层老百姓通过选举和考试组成的政府，自有一套自己的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官员的制度，中国自古就特别重视官员的素质和能力，特别重视考试制度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