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正在进行中,又一年毕业季到来了。回顾自己当年毕业时的情景,那些令自己感动的瞬间依旧历历在目。具体来说,当年自己毕业时那些最令自己感动的瞬间包括拍毕业照合影、发放毕业证,以及参加高考这三点。
第一,拍毕业照合影时的情景,令自己深深被感动。当年自己毕业时,拍毕业照合影时的情景令自己深深被感动。当老师和同学们排好队,在一起合影的时候,看着身边那些熟悉的身影,回想着在一起这些年共同走过的美好时光,自己感到了深深地感动。
第二,发放毕业证的那一瞬间,令自己深受感动。当毕业的时刻终于到来,老师为自己发放毕业证的那一瞬间,自己深受感动。在这一瞬间,自己知道自己终于毕业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结束,新的生活就在自己面前。这一瞬间自己心中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对过去这几年美好时光的回忆。
第三,参加高考,是毕业季里最令自己感动的美好瞬间。如果说在毕业季里能够有什么事情最令自己感动,那就莫过于参加高考了。当自己走进考场参加考试,以及考试结束走出考场的瞬间,自己认识到多年的辛苦学习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自己要凭借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去参加高考,为自己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这一瞬间,自己的心中充满了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感到了深深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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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字达萌,号纯甫。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后加入美国籍。咸丰五年(1855)回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同年容闳随美国两传教士到金陵游历,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了一次正面的接触,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治二年(1863),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1865年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1870年(同治十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1875年(光绪元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二十四年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旋逃出北京。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请记住在1847年的这一天,他经海路来到了美国。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检索字典,“父”的一种字意是对大事业创始者的尊称,如国父、氢弹之父、原子能之父。这么说来,容闳便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100多年前,容闳写了本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所载留学创制之事甚详,却无一字自诩称“父”。可见容闳称“父”是他称,不是自称。容闳有自知之明。
容闳出生在珠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1847年,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这样一晃又是6年。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3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他等什么呢?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容闳”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得不记住的名字。因为,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第一次向中国人表达敬意此后,由他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年仅7岁的容闳被送到了澳门一家由澳门英人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因为学英文,11岁的容闳曾在稻田里背诵英文字母。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1847年,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因病归国。18岁的容闳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
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承诺毕业后当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孟松中学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容闳选择了后者。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直到1870年春,他恳请向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才经曾国藩转达朝廷,并最终得到批准。此后,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1875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
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编辑本段]幼童留学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人,家境贫寒,1835年,7岁的容闳无钱读书,只得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去上学。1842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业绩,将这所学堂更名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前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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