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原因是什么

　　1、实行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 刘邦登基后,约法省禁,减轻田赋税率,“什五而税一”汉惠帝时,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可知刘邦在位的12年间,后期因国家财政上的需要,税率有所提高,但惠帝于汉高祖十二年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原来的税率,使十五税一保持下来,即使吕后当政时也未见改变汉文帝时,进一步降低田租的税率,按“三十税一”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田赋税率最低的时期,而且以后始终不变

　　2、鼓励生产、发展经济,扩大税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在农业方面,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开荒在工商业方面,文帝“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3、厉行节约,禁止浪费 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汉景帝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4、通过“贵粟”政策,提高农民收入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吸引农民重视农业生产,汉文帝君臣认为惟一途径就是提高粮食价格,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样,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储备只要郡县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

　　5、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逐步加强中央集权 汉初鉴于秦朝极端专制之弊,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最初对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缓解汉初的财政困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实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齐国工商业发达,又有渔盐之利,便不征农业税吴国则有铜山、海盐能获巨利,故无赋税

这里有个问题 石 是容积单位  钱是重量单位  所以 换算的话看装的是什么了。。

根据《汉书·律历志上》：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 一斛为两千龠，黍两龠重一两，一斛黍重一千两，一万钱

秦汉时期，一斛 半石，一石约两斛。 就是说 1石黍重20000钱  

都按一石=两万钱 =2000两=125斤（汉斤 一斤=16两）  这个125斤不等于现在的125斤

按西汉文物平都铜椭量和磻溪汉鼎实物测量 得一升分别为 194ML 和 2021ml   按平都铜椭量的1升=194毫升标准测量 换算  西汉一斤 约为现在 241克   现在的一斤是500克  也就是说 西汉一石约125汉斤（241克）  约等同现在60斤（500克）多点

另：即使在同一个朝代（或政权）统治下，时期、地点都是影响度量衡标准的。  就是说即使是汉武元狩某年来说可能关中地区的石 和 江南的石 就是2回事。。。

楼主要的答案 一石=20000钱 

从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王朝根据不同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官员担任举主，依规定贡上相应人才，经朝廷检验后给予录用或升迁。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

战国时随“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以推荐方法选录官吏已形成较为普遍的风气。西汉初汉高祖刘邦曾下诏征召贤能。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被举者百余人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特科察举的制度因此正式成立。

汉武帝时，董仲舒认为当时官吏多出于“任子”或“赀选”，未必称职，建议由列侯、郡守岁贡吏民之贤者二人于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

汉代的特科，后来又发展出文学、方正、至孝、有道、敦朴、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特科中，贤良、方正、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科的应举者要参加对策，按皇帝指定的策题发表对政事的见解；明经科则要参加射策，即经术考试，然后方得除授。汉代的岁举，除孝廉外还有廉吏等科。秀才最初为特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东汉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茂才。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才能被任命为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东汉初年王朝规定，除少数德行优异者外，孝廉举前都应有担任郡县属吏的经历，以保证其真正具有行政经验。和帝时，改按郡人口比例确定察举员额，每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以此递增；不足二十万者二岁一人，不足十万者三岁一人。顺帝阳嘉元年（132），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由此，岁举一途遂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合标准，举主要承担责任，被贬秩、免官。察举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但随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曾经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时有谚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曹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四十之制。西晋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须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考士的格局。东晋规定孝廉每郡岁举一人，丹阳、吴、会稽、吴兴岁举二人；秀才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一人，或三岁一人。刘宋明帝泰始中，定制秀才对策五问皆通者为上第，四、三为中第，二为下第，仅一问合格为不及第。

北方十六国中许多政权，都采用了察举取士之法。北魏太武帝神■四年（431）郡国察秀孝数百人。此后，北魏以至北齐、北周政权，都以察举为基本选官途径。北朝察举考试，秀才也是对策五问，孝廉则试经十条，及格在八条以上为及第。察举员额为上州、上郡岁举秀孝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

曹魏以降，门阀士族势力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作为汉代入仕荣途的察举制，其地位开始下降，由之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藉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

孝廉、秀才之岁举在汉代主要是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举至中央不经考试就直接任官。自从东汉顺帝阳嘉中孝廉考试经术笺奏，以及晋初秀才行对策之法后，岁举就有了推荐与考试两个环节。在南北朝，推荐一环越来越不重要，考试日益成为决定被举者得官与否的中心环节。人们对秀才的注目，主要是对策时文辞的优美，孝廉则在于经学的深湛。举主的责任，也逐渐由推荐吏民之贤者为官，变成搜罗文人以应试了。

唐代初年，王朝规定参加科目考试者可以“投牒自进”，就是说可以自由报名，而员额上实际没有限制，是差额考试。这样，察举制也就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经漫长演变，变成了一种中央设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举制度。

参考书目

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

方北辰：《西汉的“四行”与“四科”考》，《文史》第23辑。

罗新本：《两晋南朝的秀才、孝廉察举》，《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阎步克：《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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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前156年—前87年），名刘彻，小名彘，是汉朝的第七个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其母是王娡，七岁时被立为太子，16岁登基。

汉武帝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后继续他父亲的政策，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让诸侯封他们的儿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被分裂。同时他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用来对地方加强控制。在军队和经济上他也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事物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他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集中于他的手中。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但是认为他表面利用儒学统一思想，事实上是采用法家思想亦不乏其人，即是所谓的“表儒法里”。当时的汲黯和对司马迁用宫刑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首先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分封子弟为侯，王国封地被分割；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再设置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方面，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外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匈奴他一方面派卫青、霍去病征伐。他消灭了南越政权，使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创了基础。在东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朝鲜北部)，置为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

汉武帝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徭役加重，捐税增高，农民生活困苦，盗贼四起。汉武帝颁下罪己诏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

汉武帝为防太子的年轻母亲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更狠下心借口处死太子母亲。后人以此与清文宗（咸丰）比较。按规定，若继位者生母非东宫娘娘，必须将其生母处死。因为咸丰皇帝的网开一面留下了清穆宗（同治）的生母西宫慈禧，引致日后慈禧干政的后果。

汉武帝的庙号是世宗。

杂谈汉武帝

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的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制订设计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封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道，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onmousemove=kwM(0); onmouseover=kwE(event,0); style="CURSOR: hand; COLOR: #0000ff;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onclick="windowopen('http://21110030165/search/key=蓬莱','_blank');" onmouseout=kwL(event); target=_blank>蓬莱，将焉取之了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而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召问之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表明此人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旷。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前古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使政治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艺术。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奴尔哈亦、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他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成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日“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他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