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的资料？

　　果戈理——俄国散文之父（译序）

　　--------------------------------------------------------------------------------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和奠基人。1809年4月1日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大索罗钦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爱好绘画，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1821年至1828年，他就读于涅仁高级科学中学，深受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较早就立志要为祖国服务、造福人民。由于父亲早逝，家境日益窘迫。1828年，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几经周折，才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饱尝了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的艰辛。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从理想的梦幻中渐渐觉醒过来，透过京城那富丽堂皇的外表，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以及普通民众身受的苦难和不平。

　　在彼得堡，果戈理有幸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诗人茹可夫斯基和普希金，这对于他走上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与普希金的友情与交往传为文坛的佳话。1831年至1832年间，年仅22岁的果戈理发表了一部以《狄康卡近乡夜话》为题的短篇小说集，步入文坛。这部小说集是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的精美的结合，以明快、活泼、清新、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它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

　　1834年秋，果戈理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职，一年多以后即弃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此期间，他又相继出版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后来又称为《彼得堡故事》）两部小说集。作家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 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1836年 6月，在《钦差大臣》遭到政府和反动文人的攻讦声中，加上病魔缠身，果戈理决定到国外去治病。此后来来去去，多在国外，少在故土。在国外，他一边养病，一边从事早在1835年就已开始的《死魂灵》的创作。《死魂灵》的第一部终于在1842年问世。这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的宏篇巨制，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主群像的真切、生动的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极大地震撼了整个的俄罗斯。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里在极度的苦闷中将先后两次写成的《死魂灵》的第二部手稿，也先后两度付之一炬，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他在20年的创作生涯中，以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宝库，成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在他的创作影响下，出现了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冈察罗夫、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

　　所以，果戈理被誉为“俄国散文之父”是理所当然的。

　　《果戈理短篇小说选》共收入作品11篇，是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即《彼得堡故事》）中精选出来的。《索罗钦集市》（1831）、《五月之夜（或：女落水鬼）》（1831）、《圣诞节前夜》（1832）、《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1832）分别选自《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部与第二部；《旧式地主》（1835）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1834）是《密尔格拉德》小说集中的名篇；而《涅瓦大街》（1835）、《鼻子》（1836）、《画像》（1842）、《外套》（1842）则合成一组描写京城生活的《彼得堡故事》；只有《马车》（1836）是单独成篇的。

　　如果说《索罗钦集市》是一幅乌克兰人民生活的色彩绚丽的风情画，那么《五月之夜（或：女落水鬼）》便是一首青春恋情的热情的赞歌。它们充满了对乌克兰人民和山川景色的诗意的素描，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泥土的芳香。《圣诞节前夜》把一个普通的农村铁匠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冲破了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感伤主义文学的藩篱，从而开一代平民文学之先河。不过作家对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化和对宗教的赞美，则反映了作家思想的局限性。《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她的姨妈》不再是说神道鬼的故事，而是深刻揭露地主生活的猥琐和无聊、批判宗法农奴制的腐朽和没落的佳作，标志着作家的创作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折。《旧式地主》刻画了一对地主夫妇的寄生生活。几十年来，他们吃了睡，睡了吃，然后自古皆然地死去。作者在深刻批判他们的同时，又寄予一缕痛惜之情，可说是对于宗法式地主制度没落的忧伤的挽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描写的是两个比邻而居、交谊甚笃的地主，居然为了一句骂人的话，彼此成了冤家对头，打了一辈子的官司，无情地揭示了农奴制地主的社会寄生性和精神畸形性。

　　《涅瓦大街》撕开了彼得堡灯红酒绿、珠光宝气的外表，暴露了社会生活的残酷的现实：心地善良、满怀抱负的画家皮斯卡略夫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因幻想破灭而自戕；而玩世不恭、趋炎附势的皮罗戈夫中尉却随心遂意，甚至官运亨通，读者在掩卷沉思之时，定然会想到世道多么的不公！《鼻子》借一个鼻子丢失的怪诞故事讽刺了一个官场小吏柯瓦廖夫投机钻营、日夜做着升官发财美梦的丑行劣迹，从中可以窥见现代派荒诞手法的端倪。《画像》讲述了一个有才华的画家在金钱的腐蚀下堕落的故事，可是作家却在小说的后一部分宣扬以宗教赎罪和神秘主义作为拯救灵魂的良方，其中充满了抽象的议论和说教，应该说是艺术上的败笔。《外套》是为被污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向不合理的社会发出的一份抗议书，它是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佳作。而《马车》则在题材上多少有别于上述各篇作品，只是把一个惯于吹牛的地主的愚蠢、虚荣、浅薄、卑劣的天性展示出来，尽情地嘲笑了一番。

　　人们常说，果戈理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中最有魅力的，同时又是最难捉摸的作家之一。的确如此。果戈理的创作是一座广博精深的艺术宝库。

　　他的作品贯串着一种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给予尖刻的讽刺和嘲笑，但嘲笑之中总透出一种温和的幽默和痛惜的泪水。特别在对待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上，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含泪的笑”溢于言表。

　　他的作品常常采用极度的夸张之法，以奇趣非凡的反常之形逗人发笑，这是他用神奇笔法精心勾勒的结果。譬如，地主的一条灯笼裤被描写成“吹胀起来，可以装得下整个院子外带谷仓和杂房”，一个大烟鬼比喻为“从房顶上移下地来的大烟囱”等等。在果戈理的笔下，地主、官僚、贵族、高利贷者一个个行为乖张，滑稽可笑，又奇丑无比。作家以漫画的手法加以夸饰，赋以变形，抒言外之情，寓褒贬之意。这种夸饰之法是构成果戈理作品讽刺幽默风格的重要手段。

　　他的作品艺术手法十分繁富，璀璨多姿。在他的小说中，传说、故事、梦境、幻想、谵妄、独白、对话、思绪、素描、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自然天成。他常常以讲故事的人或第一人称的说话人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说出大段的抒情插话或哲理议论（偶而有过于放纵或迷醉之虞），跟读者进行面对面的心灵交流。他喜欢对人物的外表和姿势作详细的描写，以刻画性格，深化主题。他描画人物的鼻子或嘴唇生得怎样，一笔就画全了，而且非常细腻突出。

　　他的作品的文体别具一格，语言丰富而华丽，极度的流畅和接近自然。他的文笔富有节奏和音乐感，音调明快激越而余音不绝，同时又色调绚丽多彩而富有变化。诚如别林斯基所说：“果戈里不是在写，而是在描画；他的描写洋溢着现实的生动的色彩。你能看见并且听见它们。”无怪乎有人称他为“语言的画家”。

　　记得著名的翻译家蒂里特（tyrwitt）说过：“翻译贵在发幽掘微，穷其毫末。在选词与琢句方面，要译出其文；在性格与风格方面，要译出其人；在褒贬与爱憎方面，要译出其情；在神韵与语感方面，要译出其声。”这“文、人、情、声”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翻译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而果戈理的创作广阔博杂，风格又独树一帜，要用另一国文字准确传神地再现其风貌，真是难上加难。

　　然而在我国，从20年代之初起，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贺启明、满涛等文学大师或著名译家就为介绍、翻译和研究果戈理的作品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和可贵的贡献。他们功不可没。特别是鲁迅先生以独具的慧眼，极力推崇果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并亲自翻译了《鼻子》、《死魂灵》等作品。解放后，翻译和研究果戈理的创作则更加系统、深入和全面，而卓有成效者当推著名翻译家满涛先生。

　　现在出版的这个选本是一次重译的尝试。重译，或者说复译，对于已有的译本总会有所借鉴和继承，吸取其优长，同时又根据不同的领悟而作必要的修订和新的诠释，并改正一些不慎造成的误译。不同的译者在语句的分合、态度的褒贬、感情的浓淡、语气的轻重、用语的雅俗、风格的远近等方面也必然会有不同的处理。有了不同译本的比较和对照，我们才有可能逐步逼近原著，争取成为一种比较近于完备的译本。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只要有读者，不妨多出版几种译本，可以促进出版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有好的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正是本着这种信念，我才接受了重译这个选本的任务。我的主观愿望是力求完整而准确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风貌，究竟做到何种地步，有待于广大读者和行家们批评指正。

　　1852年春夏之交，莫斯科一所阴冷的房间里，一位40多岁的病人用力将一叠厚厚的手稿扔进了炉火之中。他怀着沉痛与绝望的心情，看着心血与火焰一起舞蹈。

　　这位中年人就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果戈理。刚刚焚烧的手稿就是《死魂灵》小说的第二部（传世仅有残卷）。

　　果戈理，乌克兰人，1809年4月1日生。当时的俄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增长，封建农奴制渐渐解体的时期。两者的矛盾，激起了革命者（如十二月党人）、广大人民与沙皇统治对抗的斗争。十二月党人的被残酷镇压，反而促成果戈理的思想进步。农村的贫困与官场的腐败，使他决心献身于文学事业。普希金对他的赏识，坚定了他的志愿。1831年9月，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部，提出善与恶的主题，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果戈理从此崭露头角。接着，喜剧《钦差大臣》震动了彼得堡上流社会，后来成为世界名著。以后又刻画了穷乡僻壤的地主贵族“百丑图”，揭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这就是1842年的《死魂灵》第一部。小说通过投机家乞乞科夫，描写了他为营利，到各地主庄园收购死去的农奴魂灵的故事，展示俄罗斯外省地主肖像的画廊，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是19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

　　《死魂灵》发表后，果戈理侨居国外6年，由于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又常常处在反动文人包围之中，他的思想由批判农奴制度转为赞美、保卫它，他焚毁业已写好的《死魂灵》的第二部的一部分稿件，准备重写，打算把地主阶级写成正面形象。他的这种观点遭到进步文艺家严厉批评。果戈理对后来写的《死魂灵》第二部的二稿也不满意，终于在死前付之一炬，怀着极度矛盾和痛苦的心情长辞人间。

《半生缘》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原名《十八春》，一九五一年结稿，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进行改写，删掉了一些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改名为《半生缘》。

《半生缘》讲述了旧上海的几对年轻人的爱恨情仇，他们曾经都是有缘人，最后却各奔东西。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讲述了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

而同时翻天覆地的中国近代社会种种变事：九·一八、一二·八、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上海解放、支持东北，只是作了他们的背景，隐隐约约给他们的故事刷上一笔动乱的底色。

沈世钧本于顾曼桢相爱，可家里却催促他和表妹石翠芝结婚，曼桢的姐姐顾曼璐为维持一家生活开支辍学当交际花，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与有妇有子的祝鸿才结婚。

面对世钧家人，曼桢深感自卑，而世钧却误以为曼桢爱上了曾是曼璐男友的张豫瑾，而家中老父临危将家业托付给他，他只得回到南京，与曼桢两地相隔，而曼璐为了讨好祝鸿才，不惜牺牲妹妹的幸福，令她替祝鸿才产下一子，并阻止世钧寻找曼桢，曼桢终于逃离曼璐和鸿才的魔掌后再找世钧时，世钧已和翠芝结婚。不久之后，曼璐去世，曼桢为照顾儿子回到祝家，最后和祝鸿才结了婚。

女性与命运一直是张爱玲所擅长的主题，在《半生缘》中，这一主题意象更是被赋予了人性的体认。特殊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和学识修养构筑了张爱玲独特的内心世界。

在《半生缘》中，张爱玲运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渗透到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叙述主题中。

张爱玲对人生的体味和女性悲剧命运的敏锐洞察力与小说中营造的悲凉故事世界是难解难分的。她对世俗生活的喜爱以及悲观绝望的人生观使得《半生缘》中描写的凡人俗事回荡着浓浓的悲凉情调。

书中所展现的不只是一场爱情悲剧，更是一场女性命运悲剧。

如果按照鲁迅对于悲剧的定义“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来观照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她所有作品中流露出的强烈悲剧意识几乎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

她笔下的人物，不管是没落贵族的女儿，还是欢场里的交际花，亦或是旧式家庭中的少奶奶，都生活在各自的悲剧中。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她用悲凉哀怨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个个在生活上、精神上饱受双重折磨的女性形象。

这篇故事的发展，顾曼璐和顾曼桢俩人的关系为读者们透露一个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即女性在男性文化中，往往同时具备两种身份，是男性主流的破坏者，亦是同谋者。在《半生缘》中，这讯息就充分表现在曼桢、曼璐的姐妹互动关系里。

由于丧失生育能力，曼璐生活在随时被丈夫踢出家门的恐惧之中。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权训示下，这种因为生育或者不能生养男孩，而害怕被丈夫抛弃的恐惧感，正是构成女性传统恐惧的其中一个主因。就在曼璐害怕丧失地位的传统恐惧中，最后竟把自己的亲妹妹视为可以成全她保有身份的贡品。

曼璐虽然对糟蹋她身心的男性社会——她舞女的身份充分说明了此点——表达了不满，但同时却又没能逃离压抑现场，她非但不能反制，反而成为儒家宗法父权的串谋者，让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逼奸成孕。

因此，在贡品和符号的意义之外，曼桢也成为曼璐讨好丈夫的一种中介者。在主流文化下的闺阁政治叙述中，这故事表现了女性与父权体制复杂的联系：即女性同时是主导文化的颠覆者，兼服从者。

　　一、果戈理的作品：

　　二、作者简介：

　　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英译：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Anovskii），笔名果戈理（俄文：Гоголь，英译Gogol），俄国批判主义作家，代表作有《死魂灵》（或译：《死农奴》）和《钦差大臣》。

　　1809年，果戈理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素罗庆采镇。孩提时期的果戈理就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果戈理从小就把文学看做是为人类服务的高尚事业，为此曾不断试笔，但未获成功。1830年春，《祖国纪事》杂志正式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圣约翰节前夜》，同年5月，他同仰慕已久的普希金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为果戈理走上文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831年至1832年间，果戈理相继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二部，作品给他带来巨大声誉。1835年相继出版的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迈出了创作的新步伐，标志着果戈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和跨越。《密尔格拉得》中包括《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地鬼》和《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等4部中篇小说。1835年写出的剧本《结婚》，揭示了婚姻问题上的等级观念和金钱关系。1836年正式发表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1842年5月正式出版小说《死魂灵》。1852年，果戈理烧掉《死魂灵》第二卷的手稿，不久后去世。

父子决裂，发生在1995年春季承母亲病重期间。当时，季承和父亲闹了家庭矛盾，两个人在气头上都说了一些狠话，双方连面也不肯见了。 对于家庭中的事务，季承不愿意再提及。他一再强调，亲情胜过任何是非，父子相见，过去的事情都烟消云散了。 “这里面有父亲的责任，有我的责任，也有其他人的责任。”季承说，“父母的结合不理想，是旧式的包办婚姻。他不得不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季承的母亲彭德华比父亲大4岁，只念过小学，认字不多。季羡林出国或是他们在国内分居两地时，母亲没有给季羡林写过一封信。但在打理季家日常生活上，彭德华却勤勤恳恳，含辛茹苦。对这样一位妻子，季羡林口头上评价颇高，情感上却很平淡。 在季承看来，父亲没有把这桩婚姻终止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夫妻俩没有感情，维持下来就有牺牲，有后果，这后果不仅影响到父亲和母亲，也影响了家里每一个人。”对于父母的婚姻对父子关系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季承并未言及。

围城内容简介：

一九三七年夏，抗战初期方鸿渐欧洲游学四年回上海，住在已亡未婚妻的家中，与女博士苏文纨、大学生唐晓芙**发生了恋爱纠葛。因此受到丈人家的冷淡，他恋爱失败之后和苏的失意追求者赵辛楣成为好友，二人接受内地三闾大学聘请。一路上历经艰险，也遭遇无数趣事。在三闾大学的任教期间，方不知不觉地卷入校内个人恩怨和乡里狭隘观念的明争暗斗中，几位同事都反对他，而他和英语助教孙柔嘉的亲密更引起他们的嫉妒。赵辛楣离校从商后方被校方排斥。方与孙结婚回沪。但他俩因琐事争吵终于导致无可避免的分手。所以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经典的段落:

1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方鸿渐陪苏**在香港玩了两天，才明白女朋友跟情人事实上绝然不同。苏**是最理想的女朋友，有头脑，有身分，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和她同上饭馆戏院并不失自己的面子。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而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只有九龙上岸前看她害羞脸红的一刹那，心忽然软得没力量跳跃，以后便没有这个感觉。他发现苏**有不少小孩子脾气，她会顽皮，会娇痴，这是仇一向没想到的。可是不知怎样，他老觉得这种小妞儿腔跟苏**不顶配。并非因为她年龄大了；她比鲍**大不了多少，并且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只能说是品格上的不相宜；譬如小猫打圈儿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看着好玩儿，而小狗也追寻过去地回头跟着那短尾巴橛乱转，说风趣减少了。那几个一路同船的学生看小方才去了鲍**，早换上苏**，对他打趣个不亦乐乎。

2 鸿渐教的功课到现在还有三个钟点，同事们谈起，无人不当面羡慕他的闲适，倒好像高松年有点私心，特别优待他。鸿渐对论理学素乏研究，手边又没有参考，虽然努力准备，并不感觉兴趣。这些学生来上他的课压根儿为了学分。依照学校章程，文法学院学生应该在物理，化学，生物，论理四门之中，选修一门。大半人一窝蜂似的选修了论理。这门功课最容易——“全是废话”——不但不必做实验，天冷的时候，还可以袖手不写笔记。因为这门功课容易，他们选它；也因为这门功课容易，他们瞧不起它，仿佛男人瞧不起容易到手的女人。论理学是“废话”，教论理学的人当然是“废物”， “只是个副教授”，而且不属于任何系的。他们心目中，鸿渐的地位比教党义和教军事训练的高不了多少。不过教党义的和教军事的是政府机关派的，鸿渐的来头没有这些人大，“听说是赵辛楣的表弟，跟着他来的；高松年只聘他做讲师，赵辛楣替他争来的副教授。”无怪鸿渐老觉得班上的学生不把听讲当作一会事。在这种空气之下，讲书不会有劲。更可恨论理学开头最枯燥无味，要讲到三段论法，才可以穿插点缀些笑话，暂时还无法迎合心理。此外有两件事也使鸿渐不安。

一件是点名。鸿渐记得自己老师里的名教授从不点名，从不报告学生缺课。这才是堂堂大学者的风度：“你们要听就听，我可不在乎。”他企羡之余，不免模仿。上第一课，他像创世纪里原人阿大（Adam）唱新生禽兽的名字，以后他连点名簿子也不带了。到第二星期，他发现五十多学生里有七八个缺席，这些空座位像一嘴牙齿忽然吊了几枚，留下的空穴，看了心里不舒服。下一次，他注意女学生还固守着第一排原来的座位，男学生像从最后一排坐起的，空着第二排，第三排孤另另地坐一个男学生。自己正观察这阵势，男学生都顽皮地含笑低头，女学生随自己的眼光，回头望一望，转脸瞧着自己笑。他总算熬住没说：“显然我拒绝你们的力量比女同学吸引你们的力量都大。”想以后非点名不可，照这样下去，只剩有脚而跑不子的椅子和桌子听课了。不过从大学者的放任忽变而为小学教师的琐碎，多么丢脸，这些学生是狡猾不过的，准看破了自己的用意。

一件是讲书。这好像衣料的尺寸不够而硬要做成称身的衣服。自以为预备的材料很充分，到上课才发现自己讲得收缩不住地快，笔记上已经差不多了，下课钤还有好一会才打。一片无话可说的空白时间，像白漫漫一片水，直向开足马达的汽车迎上来，望着发急而又无处躲避。心慌意乱中找出话来支扯，说不上几句又完了，偷眼看手表，只拖了半分钟。这时候，身上发热，脸上发红，讲话开始口吃，觉得学生都在暗笑。有一次，简直像挨饿几天的人服了泻药，什么话也挤不出，只好早退课一刻钟。跟辛楣谈起，知道他也有此感，说毕竟初教书人没经验。辛楣还说：“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要说‘杀时间’（kill time），打下课钤以前那几分钟的难过！真恨不能把它一刀两段。”鸿渐最近发明一个方法，虽然不能一下子杀死时间，至少使它受些致命伤。他动不动就写黑板，黑板上写一个字要嘴里讲十个字那些时间。满脸满手白粉，胳膊酸半天，这都值得，至少以后不会早退。不过这些学生作笔记不大上劲，往往他讲得十分费力，有几个人坐着一字不写，他眼睛威胁地注视着，他们才懒洋洋把笔在本子上画字。鸿渐瞧了生气，想自己总不至于李梅亭糟，何以隔壁李梅亭的“秦汉社会风俗史”班上，学生笑声不绝，自己的班上这样无精打采。

3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 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 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 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 高松年就允许鸿渐到下学期升他为教授。自从辛楣一走，鸿渐对于升级这胡萝卜 ，眼睛也看饱了，嘴忽然不馋了，想暑假以后另找出路。他只准备聘约送来的时 候，原物退还，附一封信，痛痛快快批评校政一下，算是临别赠言，借此发泄这 一年来的气愤。这封信的措词，他还没有详细决定，因为他不知道校长室送给他 怎样的聘约。有时他希望聘约依然是副教授，回信可以理直气壮，责备高松年失 信。有时他希望聘约升他做教授，这么一来，他的信可以更漂亮了，表示他的不 满意并非出于私怨，完全为了公事。不料高松年省他起稿子写信的麻烦，干脆不 送聘约给他。孙**倒有聘约的，薪水还升了一级。有人说这是高松年开的玩笑 ，存心拆开他们俩。高松年自己说，这是他的秉公办理，决不为未婚夫而使未婚 妻牵累－－“别说他们还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生了小孩子，丈夫的思想有问题 ，也不能‘罪及妻孥’，在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办高等教育，这一点民主作风应该 具备。”鸿渐知道孙**收到聘书，忙仔细打听其他同事，才发现下学期聘约已 经普遍发出，连韩学愈的洋太太都在敬聘之列，只有自己像伊索寓言里那只没尾 巴的狐狸。这气得他头脑发烧，身体发冷。计划好的行动和说话，全用不着，闷 在心里发酵。这比学生念熟了书，到时忽然考试延期，更不痛快。高松年见了面 ，总是笑容可掬，若无其事。办行政的人有他们的社交方式。自己人之间，什么 臭架子、坏脾气都行；笑容愈亲密，礼貌愈周到，彼此的猜忌或怨恨愈深。高松 年的工夫还没到家，他的笑容和客气仿佛劣手仿造的古董，破绽百出，一望而知 是假的。鸿渐几次想质问他，一转念又忍住了。在吵架的时候，先开口的未必占 上风，后闭口的才算胜利。高松年神色不动，准是成算在胸，自己冒失寻衅，万 一下不来台，反给他笑，闹了出去，人家总说姓方的饭碗打破，老羞成怒。还他 一个满不在乎，表示饭碗并不关心，这倒是挽回面子的妙法。吃不消的是那些同 事的态度。他们仿佛全知道自己解聘，但因为这事并未公开，他们的同情也只好 加上封套包裹，遮遮掩掩地奉送。往往平日很疏远的人，忽然拜访。他知道他们 来意是探口气，便一字不提，可是他们精神和说话里包含的惋惜，总像圣诞老人 放在袜子里的礼物，送了才肯走。这种同情比笑骂还难受，客人一转背，鸿渐咬 牙来个中西合璧的咒骂：“To Hell 滚你妈的蛋！”

第一段从结构上说，是为了引出下文。 ②第三段:这段话描写出小兄弟对风筝入迷的情态。“我”“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不许”放风筝。而小兄弟“最”喜欢风筝。他没有风筝，就眼巴巴“呆看”着人家的风筝在空中飘游而“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他时而为人家的风筝突然跌落下来而失声“惊呼”；他时而又为人家的风筝因“缠绕解开”而“高兴得跳跃……”多么美好的心灵，多么纯真的情感!作者把小兄弟入迷的情状描写得越如醉如痴，越能加重对剥夺他放风筝权利的封建家规的控诉力量，而小兄弟那时十岁内外，正是游戏的年龄，多病，瘦得不堪，正需要锻炼身体，而风筝正是可以使他高兴使他强壮的一项运动。这些都为下文“我”蛮横毁坏小兄弟“苦心孤诣”而“偷做”风筝埋下伏笔。 ③第四段:放风筝，这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我”却把它看作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而且强加于人，对小兄弟横加限制，以致因为“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而破坏了小兄弟辛辛苦苦做好的风筝，本段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作了具体的解释。“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如此无情的践踏，并“傲然”离去的神态，作者称之为“精神的虐杀”，是非常深刻的。被糟践的虽然是一只风筝，可是同时受到伤害的却是一颗本来应该受到爱抚的稚嫩的心。耐人寻味。小兄弟呢他“很惊惶地站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后来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小兄弟受了这样无理的对待，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论长幼”，“我”是兄长，自以为拥有无限的权力。从“我”对风筝的态度和破坏风筝的粗暴行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精神上和心理上某种鲜明的印记被扼杀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思想和老幼尊卑的陈腐观念打下的烙印。这使人痛切地感到其中包含着某种具有悲剧意味的东西。 ④第五、六段：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一新鲜科学气息一旦吸进“我”的中毒很深的心灵，就产生了“惩罚”感，就难忘那“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心就“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痛感自己不准小兄弟放风筝，并把小兄弟喜欢入迷的表现视为“笑柄”，看作“可鄙”的思想与行为，是对一颗稚嫩的童心的严重摧残，由此而自责和反思，袒露出严于解剖自己的心灵美。鲁迅一旦接触科学思想，就认识错误，设法补过，并不因为自己当初的动机是好的就原谅自己，也不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受了传统的影响而宽恕自己，也不因为时间相隔久远就不了了之，他的心情是那么沉重，可见他是多么严厉地解剖自己，他的为人是多么严肃认真。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天性。鲁迅看到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愿中国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制，从此能够健康成长。第六段承上启下。 ⑤第七段：这段描写“我”企望“补过”的心情，“补过”的方法：由“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反对小兄弟放风筝，毁坏风筝到“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抖掉了精神的枷锁，似乎恢复了儿童的天性，“嚷着，跑着，笑着”，在欢快的旋律中，极为简短的语句随着轻松的节奏跳跃着，好像重现了孩子们放风筝时活泼、欢乐的景象。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反衬罢了，因为时过境迁，一切都无从追回了，结果只能加重“我”怅惘、悔恨的情感。 ⑥第八、九、十、十一段：这几段描写当“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去讨小兄弟的宽恕时，小兄弟却“全然忘却”在“我”看来是“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听着往事反而“惊异地笑着”：“有过这样的事么”这段朴实无华的文字，展示了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被虐杀者并不认为被虐杀，把兄长的行径视为合情合理，做风筝要偷着做，正说明自己也不认为游戏是“正当”的，一旦被兄长发现，自认该罚。被虐杀者的麻木使虐杀者可以恣意妄为，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所以鲁迅只觉得这世界一片肃杀和寒威。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人深思的问号。 ⑦第十二段：文章开头说，“我现在在那里呢”在“严冬的肃杀”之中。这时，作者忆及逝去的春天。文章结尾说，又见到故乡的春天；而这时，“四面又明明是严冬”。这首尾的照应是由实而虚由北京的风筝而想起故乡的春天；又由虚而实，由回忆中的春天进入现实的严冬。 为什么说“悲哀”是无可把握的悲哀“我”要讨弟弟的宽恕，抚平他精神的创伤，而弟弟却全然忘却，毫无怨恨，精神被虐杀而不自知，“我”沉重的心情因无法补过而只能一直沉重下去，这是怎样的悲哀啊。而这种悲哀是意想不到的，所以说“无可把握的悲哀”，想摆脱也不可能了。 为什么说“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就是不要望见春天，不要望见风筝，这才能忘却，才能摆脱悲哀。我只感觉到“非常的寒威和冷气”，不仅指当时的天气，而且指心头的悲凉。当年虐杀者与被虐杀者都被愚昧观念所支配，彼此都不以为有什么错，现在虐杀者有了觉悟而后悔痛苦，而被虐杀者已经全然忘却。觉悟者永远无法补过，这是尤其悲哀的，使人不寒而栗。 ······································ 说行天下 是非常不错的小说网站大全，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