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哪八个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 苏轼 苏洵 苏澈)、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 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记》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快感。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连接了起来。

� 作者写潭，先写潭的形成过程，重点在水与石的两次搏击。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描写，使水获得了生命力，显得有声有色。水之来，不是流而是奔，写水之搏击，不用蚀而用啮，生动地表现了水对准山石，毫不放松的冲击。写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见那安详舒缓的漾漾漫流。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见急湍似箭，直泻千里的气势。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两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东流"。旋即因"颠委势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积蓄了力量，开始"荡击"，咬啮着山石的边缘。柔能克刚，结果形成了一个"旁广而中深"的潭。它广阔近十亩有余，表面平静，纵深清澈，周围有碧树环境，高处有泉水流泻。其宁静幽雅与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强烈的对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恋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卖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门来求售。作者"乐而如其言"。买下之后，动手改建，潭上景色尽收眼底，于是乐不思土。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对钴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赞美。然而，作者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 《钴姆潭西小丘记》是《永州八记》第三篇。钴姆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着重描写石的"奇"，同样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再进一步，用一个"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当然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生动细致，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弃地"。弃到价止四百，而且连岁不能售。小丘的遭际震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怜而买之。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但又何尝不是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发现和得到小丘的过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则为名胜，在远州则为弃地。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而这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太难得了。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从钴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听到竹林后传来如佩环相鸣的淙淙水声，不由得"心乐之"。"伐竹取道"后又见到潭水清冽，潭石峥嵘，潭树青翠，蒙络摇缀，这是在心乐之下所见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胜的笔墨点出小石潭之后，便紧紧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首先它从石字上落笔，刻画"全石以为底"的小石潭的形状，从而写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反衬出潭水清澈的程度。这里没有一字一句写水，只是借助客体去表现主体，使它象浮雕一般给人一种立体感。同时他描写潭水之清，又是为下文"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作好铺垫，从而将自己当时那种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着他细看清潭中的游鱼；

��潭中鱼可数百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出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中鱼数语，体物神妙。柳文峻洁清深，于斯毕现。此时此刻，宛若庄子观鱼时的那种物我同一，乐而忘形的境界。然而，这种怡乐的心境起了变化。当他抬头西南远望水源时，见到水流曲折明灭，岸势犬牙交错，"不可知其源"，有一种变幻无定，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时他仿佛受到了震动，四周的竹树再也不复是先前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匆匆离去。�此文在游历程序上与前三篇相衔接，而在写景状物上更趋精粹，在心态表露上更趋隐蔽。尽管《小石潭记》在八记中算是色调比较明丽的一篇，然而读到最后还是能体会到凄冷抑郁的心绪。

� 《袁家渴记》是《永州八记》第五篇。本文先从永州的全景全貌着笔，通过宾主之间的对比和映衬，突现出文章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袁家渴的景物，参差错落，色彩班驳。水有声，山有色，枝干扶疏，花叶摇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写风从四面山上下来摇荡花草树木的景象：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对树用摇动，对草用掩苒，对花卉用纷红骇绿，均是生动细致而传神，精妙而准确。

� 《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第六篇。此篇写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谕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成百尺，清深多修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石渠、石泓和小潭，这三个方面的景物虽然同在一个画面里，但是它们的特点却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点是狭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头，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点是低洼，因此积水比石渠较深，被菖蒲青苔覆盖或环绕着；而小潭的特点则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鱼的情况。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泉上的石头树木花草和竹子，特别是侧重于风声的描绘上。风摇动着竹树的梢头，产生震撼崖谷经久不息的回响，从而使读者由视觉转入听觉，给那些画图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

� 《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第七篇。本篇紧承上文，所写的景物仍旧是泉水、石头和树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个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对水中石头，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对泉上的树和石，则用翠羽、龙鳞来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由于采用了多种比喻手段来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毫无重复之感，反而觉得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着力描绘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和奇异的景色，然后转入到议论造物者的有无，用设疑的曲笔批判了天命观，同时倾吐了自己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文章跌宕开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说："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作者写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当时有人认为美好事物是天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有人认为美好景物是灵秀之气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这篇里发这种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发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结合着的。要是相信 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贬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这些美好景 物是天用来安慰贤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会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于作者不相信 这些，所以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结合起来写，写得情景交融。从这些山水记中显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叹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来：

�一腔心事付幽胜，

�多少凄楚烟水中！

在眉山流传着这么一句歌谣：“眉山出三苏，草木皆尽枯。”

千年前，四川眉山的苏氏老宅，生活着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三苏”在眉山占尽人杰用尽地灵，以致眉山百年内草木都不旺盛。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公元1037年1月8日，在苏轼出生的那一天，原本青葱黛绿的眉山，突然树木枯萎，花草凋零。待到多年后，苏氏父子三人名震京城，人们便相互传说“眉州出三苏，草木为之枯”。

传说虽有诸多不可信，但其传达的情感却是真挚，那就是眉山的老百姓，对苏氏父子的喜爱与敬佩。

苏轼出生的那日，也就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社会安平，世间如常，并没有什么天降祥瑞或者神灵降诏，岁月清淡，阳光里全是默默的温曼。就连苏氏老宅里，都似乎如同往日的平静。那个新降生的婴儿，甚至没有太多的哭声，他忘请的观望着这个陌生的尘世，今后几十年要行走的这个世间，而忘却了宣告到来的哭喊。

是年，苏洵已经二十七岁，这个降生的婴儿苏轼便是他第二个儿子。他开心不已，经过一番琢磨思量，他给这个孩子起名为“苏轼”。“轼”是古代车厢里面的用作扶手的横木。这个横木，与车厢是必不可少，不然遇有车辆颠簸，人必被甩出车外。但在平稳的路段上，乘车之人却不会过多的看这个横木一眼，甚至那最浅浅的余光都吝啬的不给予。

“轼”之一字，看出来苏洵对这个二儿子的一片心爱。他期望，苏轼不仅仅对他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上天馈赠，更希望他能成为当今朝廷不可多得人才。同时，他作为父亲，又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平安一生，安稳生活，低调今世。

苏洵抱着这个婴儿，他竟是有些莫名的激动，心中有了无头绪的思虑，一份父爱的渲染，让他有了对岁月光华的留恋；他看着这个孩子，竟有了对自己现今生活姿态的剖析，竟是对自己这些年来的恣意山河快意江湖，有了些许的浪子回头。

苏洵，天资聪颖禀赋，但少时不好读，亦或是不喜欢当时的学习规矩，亦或是那种学习压制不住他自由而豪健的心性，他便学着李白和杜甫，走于山川践行着任侠与壮游。

自苏轼出生之后，苏洵便如换了一个人，心性突变，再读《论语》、《孟子》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犹如要把虚掷年华要找回一般，每日端坐在书斋，并发誓书未成熟前，定是不写任何文章。此时，苏洵已二十七年；此年，便是苏轼降生的那一年。

但苏洵的奋读经书，并没有如愿给他带来功名。几次名落孙山之后，他心中那份燃烧的激情，在慢慢的熄灭。他甚至怀疑，是否自己没有这个命，似乎以文采博取功名走到的一个逼仄的胡同。在这个压抑的空间里，苏洵似乎越来越难呼吸，找不到了自由与洒脱。

这个期间，他的大儿子不幸夭折，他又有了三儿子——苏辙。面对没有出路的胡同，面对没有天空的迷茫，苏澈便回归了日常百姓的心态，自己不能完成的宏愿，那便找个替身来实现吧，最好的替身便是自己两个聪颖异常的儿子。于是，他便将自己的重心转移到教育两个儿子，要将自己所学所悟，将自己才华与精思，全部赋予两个儿子。

眉山之上，春风伴读；荷塘之边，作诗对饮；竹林之中，静听雪声。他们父子三人，陶冶情操与自然；他们父子三人，成了眉山阡陌上最美的风景。更有一处风景魅力无穷少人知，那便是父子三人手捧经史子集，在那默默的灯下研读。那份宁静，那份温馨，那份书气，时时让人陶醉；刻刻让人沉迷。

对于苏轼亦庄亦禅的心性，之前我总找不到缘由。只有，了解了他这一段的人生，只有清晰了他成长的这一段过往，你才能明白，为何他对天地自然是那样的熟悉，为何他又对人生又是那样的通透与清澈。

圆，似乎在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是最美好最幸福的符号，而月亮也自古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关于乡愁、关于相思的寄托意象，我相信月亮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不一样的特别的一个存在，它甚至形成了我们中华儿女的一个情感结构。而月圆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则代表了团圆的意味。

我国古代很多当事人都有关于月亮的诗词，比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苏轼对他弟弟苏澈的思念，以及对天下广大不能团聚在一起的人们的安慰和祝福。还有几乎全国人民都会背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是李白写的思念故乡的诗，也是表达了月亮承载相思，也就是团圆的象征。

可能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有我国的这样深厚。为什么月圆即团圆呢，这是由于我们华夏儿女一看到圆月，就会想到故乡，想到亲人，想到父母，就会不由自主地从心里想要团聚、团圆。现在有很多人背井离乡，从此故乡就只剩下了冬天，父母也是一年一度地相见，这种长时间长距离的拉扯，让游子每每看到一些事物就会触景生情。

而连接我们和家人之间最直接、最明了的事物，就是那一轮明月。不论身处何地，抬头看到的月亮，和故乡的月亮是一样的。你会想，是不是远方牵挂的人，也在望月，也在寄托情思。这种扎根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浓厚的感情，就像是一根永远不会断裂的线，永远连接着最爱的人。所以中国人的这种家国情怀特别的浓烈，也正是这种团圆文化，让每一个以家为单位的集体，都特别的团结，于是团结的小集体，构成了团结凝聚的大团体，也就是我们伟大的国家。

词的上片主要抒发自己对政治的感慨。开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两句，点明饮酒赏月。接下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表面上好像是赞美月夜；也有当今朝廷上情况不知怎样的含意。末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两句是说，既然天上回不去，还不如在人间好，这里所谓“人间”，即指作地方官而言，只要奋发有为，做地方官同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样想通了，他仰望明月，不禁婆娑起舞，表现出积极的乐观的情绪。

下片抒发对兄弟的怀念之情。“千里共婵娟”，也就能做到“不应有恨”了。以美好境界结束全词，与上片结尾“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样，是积极乐观的。一方面是对兄弟不能团聚的安慰，同时也是对自己政治遭遇的安慰。

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词在中秋词领域冠绝群芳，可谓当之无愧。不论是从立意深度、表现手法，还是情感表达、语言文字上，都是令人拍案称绝的佳作。苏轼真正做到了将诗词以艺术视之，给予人们极高的情感洗涤和美学享受。苏轼的精神境界无疑是崇高的，但是他的这种崇高又不“遗世而独立”、“高处不胜寒”，他极自然的将艺术和朴实结合起来，他从来不是那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文人。

在这首《水调歌头》中，我们能充分感受到苏轼对他弟弟苏澈的这种思念之情，他的思念不是一句“我好想你”，而且“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同时，他的情感又不仅仅只局限在对弟弟的思念之中，他还表达了对普天之下像他和弟弟这样不得不分隔两地的人们的同情和祝愿。他的情感从来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狭隘的。就像杜甫对天下穷苦百姓的情感一样，苏轼也表达了这种愿景，这样的思想高度让整首词的基调就变得与众不同了。

苏轼写下这首词的背景是在密州当官，相信大家还读过苏轼的另外一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也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佳作。在密州任职的苏轼是不如意的。苏轼一直同上头提议，想要调去弟弟苏澈的周边做官，可是这个提议一直不被批准，于是在中秋之夜，苏轼对月感慨。“人有悲观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种对自然现象的想象发散，让苏轼的情感得到融合，同整个环境完美融合。

苏轼无疑是乐观的。他在对月忧愁的时候，又通过满月即将残缺的规律，安慰自己无需忧愁，这是大自然普遍的规律。正是这样多种情感的糅合，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对月抒怀。在所有的中秋词中，能像苏轼这样发表如此多样情感的，真的没有了。所以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艳压群芳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