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死磕白健生，终于要来第四个军，不料却是颗“定时炸弹”

1948年的那个夏天，胡琏和邱清泉都比较霉，整五军军长“邱疯子”因为受到老蒋的训斥，一气之下挂冠而去回老家了，整十八军军长胡琏本以为能当上正儿八经的机动兵团司令，也被白崇禧给搅和黄了，粟裕将军在中原战场的神勇，确实揍得敌营内部一片混乱。

胡琏事件，源于8月间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军事检讨会议”，一票高级将领凑在一起，研究在四处吃紧的危局之下，如何扭转军事形势，战场上屡战屡败，总不能坐以待毙嘛。

经过一番七嘴八舌的讨论，会议通过决定，将严重影响序列和指挥的“整编师”编制，统一恢复补充为“军”，同时组建10万兵力左右的大型机动兵团，以应对解放军神出鬼没的运动战。

会议结束后，各“剿总”按确定的方针，纷纷在原来小型兵团的基础上，开始组建大型机动兵团，其中隶属于“华中剿总”的整编第十八军（辖两个整编师），奉命升格组建为下辖四个军的第十二兵团。

关于兵团司令官的人选，理应以整编第十八军中将军长胡琏升充为宜，结果由于蒋军内部的派系倾轧，黄埔四期的胡琏最终落选，毕竟是白崇禧把持着华中剿总，那是“县官不如现管”。

无奈之下，经过林蔚斡旋陈诚提名和老蒋首肯，黄埔一期的武汉新制军官军校校长黄维中将，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兵团司令。关于这段 历史 ，笔者曾有专文介绍，读者大多了然，此间不再赘述。

黄维走马上任以后，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部队编成和人事安排，整编第十八军原辖的整11师、整3师，已经分别恢复为第18军和第10军的番号。

那么按照该兵团应辖四个军的编制原则，另外两个军咋弄咧？不凑足10万兵马不敢战呀。

一、白崇禧先是扣住第28军

随后纳入第十二兵团作战序列的，是杂牌演变而来的中央军嫡系部队第14军（整编第10师）。1933年该军被彻底吞并进行重组时，军长是赫赫有名的卫立煌，两名师长也都是黄埔一期生：第10师师长李默庵、第83师师长刘戡。

1946年第14军参加整编，改制后的整编第10师师长，是“土木系”的骨干将领罗广文，因此这支部队跟陈诚系统算是沾亲带故。罗广文调任第十编练处司令以后，副师长熊绶春转正，黄埔三期的熊绶春又与黄维是江西同乡，关系一直不错。

而且在中原作战期间，整10师多次随整十八军行动，关系较为融洽，因此恢复为第14军番号后，编入第十二兵团顺理成章且能顺利完成，而关于第四个军的选调问题，却出现了麻烦。

黄维出任兵团司令官时，确定的副司令只有胡琏一个，另外一个副司令人选，突然有人自告奋勇，他正是黄维的好友、黄埔一期生李良荣，时任第九绥靖区司令官。

黄维当然表示热烈欢迎，看来“书呆子”也是很有几个朋友的，而李良荣毛遂自荐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基本部队第28军（李良荣1946年曾任整28师师长），之前被临时抽调给华中剿总指挥，至今尚未归建。

所以李良荣的意思，是带着基本队伍“连人带枪”一起加入第十二兵团，一方面他跟黄维私交不错，愿意共事；另一方面也能借机夺回自己的部队。

这是蒋军的顽疾 ： 基本部队尽量别撒手，否则你啥也不是，因为你指挥不动其他派系的部队。

两个黄埔一期的同学私下商量好了以后，将编组和人事方案上报南京，老蒋也是答应了的，正要通知“南京国防部”发布命令，白崇禧第二次出来捣乱了： 坚决不同意第28军划入十二兵团。

白总司令的理由冠冕堂皇：“华中剿总”还要组建宋希濂第十四兵团，该兵团拟以第20军和第28军为基干，因为两个军都是川军的底子，编在一起非常合适，第28军去“土木系”的兵团扯什么淡？

白崇禧的理由充分，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干脆下令扣住第28军不放，让黄维、李良荣甚至老蒋都没有办法，蒋军当时之乱象，可见一斑。

二、何应钦归来不怀好意

李良荣拿不回自己的基本部队，这个兵团副司令干的就没啥意思，决定撤伙，一顿运作下来，以光杆司令的身份调升福建省主席。

第28军的事就这样泡汤了，黄维很是恼火，到1948年9月下旬，第十二兵团司令部已在汉口大体组建完成，白崇禧马上下达命令，该兵团部于9月26日必须移驻河南确山。

很显然，白崇禧不愿意“土木系”嫡系部队驻扎在武汉地区，眼不见心不烦，桂系跟蒋系之间的矛盾，到这个时间点上，距离撕破脸已经很近很近了。

两个月以后的淮海战役期间，还是白崇禧强行扣留了奉命出动的这个第28军，不准东援。

黄维率兵团部迁至豫南后，以第18军驻于确山、第10军屯兵驻马店、第14军置于遂平，各部实施战前休整。可是还差一个军怎么办？于是黄司令官的电报电话一股脑发往南京，要求何应钦从速解决。

必须提一下“何婆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了，抗战胜利以后，军事委员会改制为“国民政府国防部”，白崇禧和陈诚分别任部长和总长，何应钦却被踢出了局，远赴美国担任什么军事代表团长。

何应钦对陈诚的迅速窜升和军权在握，恨得牙根都痒痒，及至陈诚在东北大败，被迫辞去本兼各职，刚刚回国的何应钦特别幸灾乐祸，很是开心加解气。

不久顾祝同接了陈诚的参谋总长，而白崇禧被踢到华中，于是“国防部长”的职务就落到何应钦的头上，虽然部长不管作战指挥，但是对于部队的编制和人事权还是有的，军政军令分开嘛。

何应钦与桂系关系向来不错，再加上跟陈诚势同水火，因此虽然身为黄埔系军头，但是在“土木系”部队的调配和编成上，态度是比较暧昧的，白崇禧三番五次搞事情，背后其实也有何应钦的影子，毕竟两人有个共同的政敌。

面对黄维的不断催促，最后一个军的缺额总得补齐，于是何应钦提出：调汤恩伯系统的第85军，纳入第十二兵团战斗序列，以军长吴绍周兼兵团副司令。

三、白崇禧企图再扣第85军

第85军是妥妥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它是汤恩伯在抗战初期，以自己的基本部队第89师扩建起来的，首任军长即是汤系大将王仲廉。

解放战争中前期，第85军（整85师）一直在中原战场活动，曾经参与追堵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

该军时任军长吴绍周中将，苗族，还是贵州人，那么想都不用想，必然跟何应钦关系匪浅。吴绍周曾任王敬久的第二兵团的副司令兼整85师师长，后来第二兵团因作战不力被裁撤，整85师转隶“华中剿总”的第五绥靖区指挥。

第85军脱离战场和休整时间较长，因此部队员额很是充实，下辖第23师、第110师（师长廖运周）和第216师共三个师，加上直属部队全军拥兵35000余人，在当时算是满编率很高的部队了。

何应钦提出建议之时，已经恢复番号的第85军正驻在湖北的麻城、应城、广水一线，担负维护交通线和后方警备任务。

何部长想当然地认为，给第十二兵团“掺沙子”的提议，一定会得到白崇禧和吴绍周的热切回应。

他想错了，不仅白崇禧晃着脑袋不同意，连吴绍周本人也不肯去“土木系”的兵团里面受气，均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白崇禧还告诉何应钦，他早已准备将第85军编入桂系老本第三兵团。

因为张淦的兵团仅辖有第7和第48两个军，不符合大型机动兵团的编制标准，而第85军装备和素质都不错，驻地也与第三兵团相近，划给张淦指挥特别合适。

吴绍周原也知道白崇禧的小心思，跟张轸（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五绥区司令）混跟张淦混都也能接受，现在突然改调第十二兵团，他认为对自己对85军的前途都不利：

陈诚最擅长吞并其他派系的部队，那是出了名的，让85军跟另外三个“土木系”的军编在一起，基本等于把一条鱼放在三只猫的眼皮底下，开玩笑嘛！

何应钦接到情况反馈很为难，第十二兵团的另外三个军已经到位，如果最后一个军迟迟不能落实，影响了这个嫡系精锐兵团的下一步作战，老蒋一定是要掀桌子骂娘的，可是白崇禧扣住85军不给怎么办？

这边在扯皮，那边黄维真急眼了，这个白健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事，眼里边没谁了吧？随即告起“御状”，老蒋于是破口大骂何部长和白总司令。

黄维为此在回忆录中写到 ： “由于我的力争与何部长的坚持，几费周折，白崇禧才把这个军吐出来”。

四、第85军姗姗来迟

折腾到1948年10月初，吴绍周终于接到了白崇禧的电话通知：第85军正式纳入黄维兵团序列，吴绍周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仍兼军长，原防区与第三兵团完成交接，准备东开。

吴绍周还想最后挣扎一下，电话里请白崇禧转呈上峰，第85军仍愿担任护路任务，归张轸指挥或者划入张淦第三兵团都成，总之不想去黄维手下当差。之前打输了官司的白崇禧，沉默了一会儿说：

“这是总统的军令，不易收回，我不能当家，也不能帮忙”！其实白崇禧被老蒋和黄维上下逼迫，是不得不吐出第85军，心里一肚子火，只是不愿意让吴绍周知道罢了。

既然木已成舟，吴绍周只好服从命令，集结所属部队向东开拔，由于军长大人心里不舒服，第85军的动作磨磨蹭蹭，直到11月15日才到达安徽阜阳一线。

而这个时候，淮海战役已经打响，黄维的先头部队在蒙城跟解放军都接上火了！可是把这样一支精锐交给黄维投入前途未卜的“徐蚌会战”，吴绍周一万个不情愿，所以行军路上，吴绍周不停地动用关系疏通，企图改变原来的命令。

还别说，活动还真有一定的效果，到达阜阳的当天晚上，军部接到张轸的来电，言及有85军开回广水原防的消息，乐得吴军长急忙回电询问详情。

结果张轸的回电让吴绍周哭笑不得，说只是有“内部消息”，还没有正式的命令，与此同时，黄维的催促电也到了，兵团司令要求85军加速前进，迅速到蒙城归建不得有误。

军令不可违啊，再磨蹭“书呆子”非把自己军法处置了不可，吴绍周只好率部继续东进，一步步爬进淮海战场。

第85军抵达蒙城的次日，吴绍周意外接到了何应钦签发的电令： “着吴绍周升任第四兵团司令官，第85军军长以110师师长廖运周升充，所遗师长缺由副师长杨柳营升充” ，左右当场贺喜，吴绍周却长叹一声：马后屁啊。

原来何应钦此电很有讲究，第85军此前已经纳入黄维兵团作战序列，部队正接近战场，战斗一触即发，但是电文中却没有可以脱离建制的明确命令，只是一张战后才能兑现的支票而已。

换言之，无论给吴绍周封多大的官，也得打完这一仗再说，何应钦算是把文字 游戏 玩到了极致：人托人的事我办了，确实把第85军捞了出来，但是该军已经事实上参战，怎么也得打完再说，如此老蒋也不会追究。

吴绍周也算久经战阵，深知这个时候如果公布消息，定然引起军心不稳，于是下令将电文交由司令部人事科封存，并嘱咐务必保密。

然后硬着头皮督率部队向黄维兵团主力靠拢，1948年11月23日，第85军主力到达南坪集。

五、差点影响廖运周的起义计划

第85军的这番折腾过程和吴绍周的心思变化，作为该军主力师的师长，黄埔五期的廖运周是基本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让他心惊肉跳。事后来看，第85军的经历和110师的命运，简直跟过山车一样刺激。

地下党员廖运周，早在1948年5月间，就接到了我党中原局的秘密指示： 解放军在近期内要打一场大仗，要求110师的地下党委做好一切准备，必要时刻，在解放军的接应下完成起义的任务。

而如果不能划归黄维兵团参战，无论是接受张轸的指挥，还是纳入桂系第三兵团的建制，第110师若想举行起义都将非常困难。即便廖运周被晋升为军长，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因为另外两个师很难掌握。

道理很明显，张轸集团和桂系集团，暂时还不是我两大野战军的攻歼目标，第110师无法得到有力接应，贸然起义的风险极大。

只有跟随第十二兵团进入淮海战场，才能在两军相接的情况下，在解放军的配合和接应下发动战场起义。而敌人内部的派系倾轧，白崇禧的拆台和吴绍周的运作，差点让110师的起义计划毁于一旦。

某种意义上，正是黄维的执拗和坚持，才让第110师随第85军得以顺利编入第十二兵团，再名正言顺踏进淮海战场，也为举行战场起义创造了机会。

当部队接近蒙城时，廖运周和110师地下党委的同志们马上意识到，上级指示中所说的“打大仗”时机即将来临了，个个摩拳擦掌，决心在前线举行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贡献。

1948年11月24日，第85军从蒙城开到双堆集附近的赵庄，黄维已命各军向宿县攻击前进。不料中原野战军派兵秘密南进，迅速占领了蒙城，一下子切断了黄维的后路，把第十二兵团包围在一个设计好的大口袋里。

黄维发觉形势不妙，急欲跳出中野主力的包围圈，决定从四个军各挑选一个精锐师，以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的战法，砸开一个缺口，迅速向西突围。

而110师作为85军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加之廖运周的“自告奋勇”，就这样“有幸”入选，黄维作梦也想不到，自己给第十二兵团精心挑选出来一个掘墓人。

1948年11月27日凌晨6时，廖运周率师部和两个团共5500余人，在强行突围的途中举行战场起义，部队通过中野防线胜利撤入解放区，而其他三个师的突围部队都被打了回去。

客观来说，110师战场起义对黄维兵团总兵力造成的损失其实不大，但是心理打击却极为巨大，尤其是黄维从此不再信任第85军，还要派部队进行监视，兵团内部首先分崩离析了。

尾声：

对于廖运周将军的战场起义，敌军主将刘峙将其归结为淮海战役黄维兵团的覆灭原因之首，他后来回忆说：“ 110师的事情给第十二兵团官兵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

心理打击主要体现在兵团内部出现混乱，体现在黄维短时间里丧失了第二次突围的勇气，及至“微操大师”下令黄维固守待援时，这个“土木系”精锐兵团的覆灭，已成定局。

只是很少有人提及，黄维之前死磕白崇禧硬是要来第85军的内情，颇具讽刺意味，如果换成第28军、或者换成另外一个军，局面之变化犹未可知，至少我军消灭黄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好有一比，黄维等于历尽千辛万苦，给自己争回来一颗“定时炸弹”，然后抱着它踏入淮海战场，终于把第十二兵团炸得粉身碎骨。

刘峙的说法也不靠谱，就冲黄维和白崇禧的内讧，以及85军的曲折之路，足以证明蒋军内部的混乱和腐朽，不打败仗那都见鬼了。

部队行将崩溃之际，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和吴绍周分别爬进三辆坦克，企图突出重围，结果黄维和吴绍周的坦克路上都抛了锚，双双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只有胡琏侥幸逃出生天。

说起蒋介石身边的那些红人，了解的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诚了。这人也没给老蒋灌什么迷魂药，反正就这么牛逼哄哄的在老蒋身边红了一辈子。自从陈诚跟随了老蒋之后就很少出现在战场上了。然而这样一个打仗不太行的人却能够一直位居国军的高层，这是为何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陈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是蒋介石的资深跟班，在北伐期间陈诚曾经指挥过几次战斗，但都以失败告终，因此陈诚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指挥能力一般般，不适合上战场。不过蒋介石却一再重用他，武汉会战时，陈诚论资历还很年轻。

但是蒋介石却破格让他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70万大军，当时参战的总共有两个战区，另外第五战区是白崇禧指挥，手下仅有三十万大军，从兵力分布可见主次。武汉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军中很多人对陈诚有意见，但是丝毫动摇不了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再次重用陈诚，让他前往东北战场，指挥对解放军的战役。不过这一次他败得一塌糊涂，甚至国民党内部喊出了杀陈诚以谢天下的口号，这又是为何呢？

在1948年之前，国军在武器装备和人员战斗力上要高于东北野战军的，那个时候所有国军高层认为国军是不可能失败的，至少不会形成溃败的局面，可谁想到陈诚在东北那么一折腾，国军溃不成军，失败接踵而至，于是国民党内部认为陈诚丢了党国的面子，导致国军陷入危机之中，必须杀了他。

陈诚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大家都是知道的，但他们依旧能够喊出这句话，这说明陈诚的仗是输得非常惨，让东北的国军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可蒋介石力排众议，保住了陈诚，大家见此虽然也不再为难陈诚了，但那些有能力的将领心都寒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蒋介石偏袒，看到了国军的腐败无能。

陈诚虽然打仗不行，但他在其他方面还是不错的，比如治军，他手下的猛将有胡琏，罗卓英以及黄维等人，这些人都是能征善战之辈。陈诚还擅长经营，比如在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前，就曾让陈诚负责准备好逃亡台湾的后路，陈诚没有让蒋介石失望，他将一切事宜安排妥当。

当然陈诚最大的能耐就是会讨好上司，对于蒋介石而言，陈诚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他什么时候想要干什么，需要什么，甚至有时候陈诚会不惜为蒋介石背黑锅，这样一个能够为领导着想，又愿意为领导背黑锅的下属，试问有谁会不喜欢呢？即使他的指挥能力一般般，但蒋介石依旧会重用他。

被日军誉为战神的薛岳在晚年的时候曾经评价蒋介石时说过一句话：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对于蒋介石而言，人才不好用，因为这些人会不时地顶撞自己，让自己没有面子，但奴才就不一样了，他们以自己马首是瞻，用起来舒心。从这样一句话中也能够看出来蒋介石为何会在内战中一败涂地。

1937年8月9日，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一名中队长和一名士兵开车进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引起骚乱，被中国安全部队杀害。叫做虹桥事件。当时，日本有超过4000名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杨树浦和虹口的上海地区，还有第三支海军陆战队舰队在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在长江、黄浦和上海水域巡逻长谷川清。事件发生后，长谷川清率日本军舰密集在吴淞口，上海战争迫在眉睫。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张志忠将军为驻京沪守备司令，负责这一地区的军事指挥。虹桥事变后，蒋介石下达了两个重要命令: 一方面，他命令集结在南京和上海之间的中国军队迅速向上海进军; 另一方面，他决定封锁江阴要塞，然后封锁长江。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晚，王京九八十七师和孙元良八十八师抵达上海江湾前线，陈吴淞的士兵。日，长江水道被封锁。与此同时，在东京，日本内阁决定派军队到上海。首批调动的两个师是第三艾德蒙多·藤田和第十一师。与此同时，外国使节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议，上海应该作为一个不设防的自由港开放，以避免战争。但是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险之中时，没有人敢答应这样的请求。

与日本的全面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当时蒋介石在陈诚和白崇禧的建议下，想歼灭日本帝国海军陆军，希望借此机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当时日本军队在华北部署了重兵，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面临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日本军队将沿着平原上的平汉线，迅速由北向南推进，直到中国的地理中心武汉。如果日本军队在短时间内控制了中原地区，就可以一举实现切断中国战略地理的目标: 在西方，就可以窥视中国的大后方; 在东方，就可以迫使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以便迅速取得成果，在三个月内摧毁中国。

这样，中国将陷入极大的被动，持久的战略不会实施。因此，我们必须把日本人的视线，拉到中国的东部，这样日本人的进攻路线，从“北到南” ，到“东到西”。由于中国东部水域密集，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迅速进入中国中部，而且，相对而言，中国东部的防御优于中国北部。

这样，建立一个大后方以及人力物力资源向内转移，争取时间，最终达成一个持久的战略。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八十八师孙元良部在上海八字桥向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阵地发动进攻，淞沪战役正式爆发。1937年8月13日虹桥事件爆发后，南京迅速在上海集结军队。九月之后，日本军队的战略部署被中国完全打乱: 中国在上海周围集结军队，日本不得不向上海派遣更多的军队，最终超过了中国北方的军队，重心从中国北方转移到中国东部。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陆军率先在上海向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发动进攻，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在国家危机和抗战大局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事实上，即使在8月13日的进攻中，蒋介石已经错过了最佳战斗时机。在此之前，在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介入以减缓冲突之后，他调整了攻击的时间。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更果断一些，早点发动进攻，就不会完全不可能在上海包围和歼灭日本海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蒋介石为拉拢桂系继续在一条船上，把“国防部长”一职交给了白崇禧（李宗仁为北平行辕主任）。但是又不放心让白崇禧指挥自己的嫡系部队，于是1946年6月，特别委任自己的第一心腹陈诚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负责部队的作战指挥、编制训练和后勤补给等等，实际上等于把白崇禧给架空了。

（熊式辉）

这个月其实也是解放战争正式打响的时间点，陈诚自信满满，10月17日，参谋总长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三个月至五个月内解决军事问题”。于是他指挥五大军事集团：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的蒋军，向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结果一年下来，到1947年6月，在陈诚的指挥和“巡视下”，蒋军正规军损失293个团78万人，非正规军损失128个团34万人，合计112万人，可谓损兵折将巨大。

如此严重的兵力损失意味着“全面进攻”的破产，于是在陈诚的部署下，蒋军又选择陕北和山东两个地区进行“重点进攻”，其中显然山东战区尤为关键，于是陈诚亲自坐镇徐州“督导战事”。本来这里的最高指挥官是“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但是陈诚的到来，自然使薛岳靠边站了，这毕竟是他惹不起的老上级。

（杜聿明）

莱芜战役，本来王耀武对华东野战军“南边佯败，北边寻歼”的行动有所察觉，电令李仙洲兵团向回收缩。然而陈诚轻信蒋军南路欧震兵团的“捷报”，严令李仙洲兵团必须南下完成夹攻，为了压服同样是铁杆嫡系的王耀武，陈诚还敦请蒋介石亲自下达命令，终于把李仙洲兵团送到华野嘴边，一战毙伤俘敌50000余人。

这样的大败当然得有人承担责任，于是薛岳成为了替罪羊遭到撤职。陈诚亦觉得脸上无光，决定换个地方找找感觉，于是请命前往东北战场打出局面，蒋介石照准。1947年9月1日，陈诚带着罗卓英等心腹飞赴沈阳就任“东北行辕主任”，赶走了原来的军政主要首脑熊式辉和杜聿明，准备大展一番身手。

（陈诚）

陈诚到任后即狂妄宣称：“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一切失地”，可是打不过粟裕就能打得过林彪了？陈诚上任仅仅六天，东北野战军就发起了秋季攻势，蒋军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在运动中累计被歼19个团69000余人，又失去所控制的地域共计40000平方公里，陈诚先挨了林彪一记“杀威棒”。

陈诚不甘失败，战火停息后便开始整肃部队，先办了陈明仁，又撤了刘玉章，还枪毙了本溪的一个保安司令。同时开始大力扩军，将杜聿明收编的十来个“保安总队”全部扩建为暂编师，又成立了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和新八军四个军的番号，组建了野战部队五个兵团14个军共50万人马（不含地方武装）。

（卫立煌）

两个月后东北野战军又发起冬季攻势，1948年元旦的前二天，东野胜利结束彰武战役，全歼蒋军第49军的第79师，陈诚认为解放军伤亡惨重无力继续作战，遂集中五个军展开追击，试图与东野决战。林总发现敌人三路追兵中的新五军位置突出，乃就势完成合围杀个回马枪，经五昼夜激战全歼新编第五军20000余人，生俘中将军长陈林达。

其实，蒋这么做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第十二兵团司令之所以由黄维来担任，这是陈诚对付何应钦、白崇禧刁难的不得已之计。因为蒋介石曾为兵团司令人选的问题特意派林蔚去征询在上海养病的陈诚，陈诚本想让其嫡系爱将胡琏出任，但林蔚从中斡旋道:"胡琏当司令，下面的罗广文肯定不服，上面的白崇禧也不理睬他，到时候两头受气，很难把事情做好。"权衡之后，陈诚遂举荐另一嫡系爱将黄维；

其次，因为整编第十八军在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指挥之下，一方面，第十八军所属部队是华中的主力部队之一，白对胡也想拉拢；另一方面，白对陈诚及其嫡系第十八军向来有成见，对胡琏屡有攻击。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与陈诚是老对头，自然对胡琏不满。加上何应钦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于是，他联合"小诸葛"白崇禧准备共同保举后来投靠他的罗广文出任。但最终因顾祝同的一句"老头子都亲自找黄维谈过话了，你们还争什么"而作罢。

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战役，是一个漂亮的攻坚战、歼灭战。几乎全歼第21旅团，除击毙该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之外，还击毙了第42联队长、接任中村的代旅团长坂田元一大佐;第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副联队长生田滕一;第一大队长杵平作;第二大队长官本得;第三大队长森本宫等;班长以上军官阵亡 85%以上;阵亡士兵4000人以上。这是日本战后公布的数字。(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68页。)虽然中中国军队队伤亡更多，在一万人以上，但基本干部仍健全。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了。

根据日方及我方的统计：日军第21旅团官兵被击毙4000余人，伤者大大高于此数，被俘102人，旅团长中村正雄、第42联队联队长板田园一、第21联队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及各联队的第1、第2、第3大队大队长均丧命。第5军缴获山炮10门，轻机枪102挺，重机枪80挺，步枪2000余支，战马79匹，还有大量的弹药、粮袜及各种军需品。昆仑关之战缴获的各种日军战利品，包括火炮、枪枝、弹药、军旗、军服和日军个人的护身符、家信和战场照片及统计等，先后在柳州、桂林、全州等地展出，轰动一时，极大地振奋了国人抗战必胜的决心。

昆仑关战役的胜利，不仅是第5军及中中国军队队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战区及大后方百姓的大力协助的胜利。为了支援作战，先后有6万余名青壮劳力和大批畜力和车辆投入支前活动，运送军粮200余万斤，弹药无数，运送伤员上万人次。时近隆冬，为抗日将士御寒，仅生姜就送去1万多斤，更有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和数量不菲的慰问金。并架通信线杆1万多根，修通道路几百公里。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面对外侮，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伟大斗争精神。

昆仑关战役，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鼓舞了中国民心，鼓舞了中中国军队队的士气，成为中中国军队队抗击外敌入侵的典范之战。昆仑关战役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中国军队队取得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战绩辉煌的战役之一，也是中国机械化部队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次与日军精锐部队的大交战，意义非凡。

但是，整个战役也有一些值得检讨的地方。

其一，战役即将打响，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军的准备工作就很令蒋介石头疼：守卫两广海防的原桂系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对其被调任第11集团军任总司令不满，借故奔母丧而躲回了容县老家;而接任第16集团军总司令的蔡廷锴新来乍到，有很多事情摆不平，使日军进犯的情报不能按时上传下达;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赴重庆参加 第五届六中全会;行营参谋长林蔚又奉蒋之命，赴容县吊唁夏母……凡此种种，行营瞬时成了空营。行营是统筹、指挥各部队协调作战的重要的军事机构。行营不下命令，远在广东韶关的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是不敢擅作主张，指挥部队往前线开拔的。这就是说，此时 军的首脑机构实际上已经陷入瘫痪状态。

其二，白崇禧在军事部署方面也出现问题。白认为日军可能会由广州湾(湛江)登陆从而北上进犯柳州，而不是冒险进犯南宁。因此，他派了第46军新编第19师驻防钦州、防城，而第19师是一支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人员素质方面都不符合要求，因此，导致了日后钦州、防城的失陷。

其三，白崇禧出于私心考虑，企图将广东南路的开平、阳江、阳春等大片富庶地区据为桂系所有，进而向外延伸，掌控更多的出海港口。于是便命第31军迅速装备，开进以上地区。如此，桂系的防线一下拉长到上千公里，战线拉长了，防御自然不稳固，这就给日军长驱直入南宁洞开了方便之门。

其四，一些将领贪生怕死，导致日军得势。11月17日，日军占领钦州、防城，然后进攻新19师师部小董。师长黄固贪生怕死，竟临阵脱逃，拱手将小董资敌。

22日晚，日军势如破竹，抵达南宁市邕江南岸。23日日军第5师团在飞机掩护下强渡邕江，妄图直捣南宁腹地。夜晚，驻守南宁的我第16集团军135师405团团长伍宗骏擅自命令其所辖的404、405两个团放弃阵地撤退，导致南宁市内防守空缺。24日上午，日第5师团21旅团21联队渡江成功，下午，南宁市全城陷落。

其五，蒋介石对前方将领猜忌，派陈诚、李济深监督白崇禧作战，其态度是“疑人也用，用人也疑”，朝令夕改，临阵易帅，也是导致战事失利的原因。当桂南会战进入收尾阶段，第5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欲一举收复南宁时，新一轮战斗打响了。1940年1月1日，第5军向南宁方向进攻，第一仗便在昆仑关至九塘之间的441高地激烈展开。鏖战4天，双方伤亡惨重，荣誉第1师奉命撤离休整，其余各师继续执行进攻任务。由于日军拼死抵抗，战绩毫无进展，至12日，第5军不得不全员退出战斗，由第36军接过进攻任务。此时，白崇禧提议，将第2军、第6军、第99军、第36军、第5军集结起来，联合发动攻势，收复南宁。当时，最高统帅蒋介石当场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可是第二天，已返回柳州的蒋竟将头天的决定推翻，以致日军赢得时间重新部署，发动反攻。蒋的反复大出白崇禧的意料，白崇禧不得不与李济深、陈诚、张治中等重新部署作战。蒋介石内心里对白崇禧缺乏信任，把自己的王牌机械化部队第5军交与桂系将领白崇禧指挥实出无奈，害怕白拼光了自己的本钱，不准备再把“血本”第5军投进去。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白还认为，如果没有蒋当时的反复无常朝令夕改，那么军备完整、士气高昂的第36军积极参战，趁敌人援军未到的空隙，定能全歼敌第5师团。

2月1日，日军开始总攻这天，蒋命令第4战区司令张发奎接替白崇禧指挥桂南战役。临战易帅，乃兵家大忌。此次易帅的直接后果是：未及我军新的作战战略与之前实施的战略有效衔接，日军总攻已经开始。2日下午，在我军阵线不断溃退的情形下，日军开进了宾阳城。

其六，地方部队保存实力。见到最高统帅不愿意把自己手里的嫡系部队拿出来，一向对最高统帅心怀戒心的白崇禧自然也不愿把从各地调来的桂系部队拿去硬拼，而其他地方军队见状纷纷发出改变作战部署的新命令，全部进入固守状态。此时，战场上尚有20多万的桂粤军队，但是这20万生力军上阵却毫无建树，只因日军固守待援，他们才得以维持原来的阵地。

例如，12月24日，日寇及川支队接到今村均返回南宁的命令，便销毁缴获的大批战略物资，撤离龙州、镇南关。白崇禧得知第一批回窜之敌逃脱，第二批又在返回后，唯恐增援昆仑关导致我军进攻失败，急电西路军总指挥韦云菘：“如再放过第二批回窜的敌军，影响主力兵团方面的战局，该副总司令应受严惩。”(《广西文史资料》第25辑，第27页。)结果仍被敌军主力逃脱。地方部队习惯于保存实力使日军获益。例如冯璜于11月22日接任175师师长时白崇禧对其交代：“现在大敌当前，第16集团军各部队长官间还闹意见，你见他们时，传达我的意思，请他们好好的以大局为重，放弃成见，共同抗日。”而16集团军司令夏威则交代冯璜：“抗战是相当长期的，不可把‘本钱’一下赌光。”(冯璜：《第175师战斗在桂南》，载于《粤桂滇黔抗战》第19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抗战时期的桂林行营和西安行营，时称“拱卫陪都重庆的南北两大军事拳头”，桂南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把 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改为军委桂林办公厅，把白崇禧调到了国防部，把李济深调到桂林办公厅任主任，一个军事指挥机构变成了办事机构，同时也架空了白崇禧、李济深两个陆军上将，夺走了兵权。这是后话了。蒋介石的权术，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南会战，由于 军高级将帅决策的不当与反复，导致了整个会战的失败。而难能可贵的是，在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昆仑关战役中，中中国军队队用“钢铁撞击钢铁，血肉拼搏血肉”，与号称“钢军”的日本一流精锐机械化第5师团顽强对诀，终于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杜聿明将军在战后为牺牲烈士撰写的碑文中生动地记录了当时血战的情形，“当其猛烈争夺之际，敌则配合空军强行增援，负隅顽抗，无懈可击，我则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不辞攀跻之艰，不畏壁垒之固，炮火交炽于山林，血肉横飞于林麓。攻坚之苦、牺牲之烈，殆兴军以来所罕有。而攻坚克险，实开抗战之先河。”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无论整个桂南战役最后失败得如何惨烈，无论在昆仑关战役中中国军队嫡系部队与地方部队的矛盾如何错综复杂，无论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如何各打小算盘，但是共赴国难是主旋律，尤其第5军在昆仑关攻坚战中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至今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芒。中中国军队队抗击外国侵略军，全歼一个精锐旅团，基本消灭了它的全部指挥官，尚无第二例。日军战史称之为：“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中中国军队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