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吵架了，两个人不讲话，把我当做传声筒。我也很累啊，我该怎么办

呵呵，希望以下的内容会让你对中国人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是？

一、人人相轻

中国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南方人轻视北方人，有钱人轻视，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就是不会相互尊重。

在企业里面，就表现为硕士轻视本科，本科轻视大专，大专轻视中专，名校轻视非名校（靠！中国有什么名校？），干部轻视职员，职员轻视工人。更搞笑的是学理科的轻视学文科的，学文科的轻视学理科的，场部的轻视技术部的，技术部的轻视场部的。这不是随口乱掰，我就常听到“他们技术部的水平不行，解决不了什么质量问题”、“他们场部的人员素质太低了，基本的产品知识都不具备”……这样的废话加屁话。都是一个的，别人不行要伸手帮忙，站在那里说风凉话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说句老实话，在一个里面，都是出来打工的，谁比谁高多少呢？何况大家捧着的是一个饭碗。都是中国人，美国人把咱大说炸就炸了，日本人就是不还，连香港人都说咱们是“大圈仔”，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轻视自己的同胞？一个缺乏同情心的民族绝对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每次看见那些吃饱了腆着肚子趾高气昂地骂服务生的人，以及我们那些拿着几千块RMB（折合几百美金）的伪白领，以为自己忽然中产了，整个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样，就觉得这个国家没什么希望。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大考，统计总分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依分数排名，根据排名自己挑座位，于是坐前面的就轻视坐后面的，老师还要说“你们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 ，估计中国人爱轻视别人的坏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二、缺乏团队精神

人人相轻，自然学不会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视野窄、眼光短，所以中国人在企业里面非常缺乏团队精神。

我最近在推行绩效考核，有些部门经理不爽了，因为他们一算，自己的奖金要变少，还要被考核，于是背后说坏话的也有，开会大吵大闹的也有，不闻不问的也有，种种姿态，不一而足。有同事问我：“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就是搞绩效考核吗？一个制度而已”。制度本身倒不复杂，但是损害了某些人的个人利益，于是这个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些经理不会说自己的奖金变少了，而会说本部门的奖金变少了，本部门的风险变大了，或者挑起部门员工对制度的敌意，来对我施加压力。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中国人很少会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其实在一个企业，团队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起的，好了大家都好，垮了，个人也拿不了几个月薪水。老外很崇尚个人价值，但在企业和组织里面非常遵循个体服从整体的准则，这就是对企业的正确理解。所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其实很不职业，就是没有团队精神，把个人或者部门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开会讲话都是“我们场部”、“他们技术部”、“他们物流部”、“他们财务部”，听起来不象是一个的，象有仇。我记得有次一个经理为他部门员工薪酬的事情问我“你们……”，我当时反问了一句“我们是谁？是谁？”他一下子楞住了。

美国人在自家小孩读幼儿园的第一天，回来问的是“你今天为别的小朋友做了什么？”、“你为老师做了什么？”……这就是从小培养合作意识、团队精神。我估计中国的父母可能问的是“你今天喝了牛奶没有？”（担心自家小孩没喝到），“你今天在幼儿园乖吗？” （担心不乖被人打）……所以中国人从小被教育的是强调利己，而不是强调合作。NBA那个嘉得乐饮料的语“我有，我可以”被国内企业大肆抄袭，于是“我选择，我喜欢”、“我运动，我快乐”之类的东西到处泛滥，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一种很突出“自我”的思想。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爱做些纠枉过正的事情，要么灭绝人性的搞主义，要么把西方的个人价值观夸张到极端自私的地步。一个社会也好，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也好，应该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强调自己，漠视别人，这个国家不会进步，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国奴。

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是？

缺乏团队精神，企业内耗就多了，在我们，有 40%的工作时间是去解决内耗的，因为部门间的摩擦太多，个人间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几万人的都管得好，咱们中国企业百来人就象一盘散沙，这不是一个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中国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老爱自己内部起哄，一跟外人打就完了。私心太重，就不会顾全大局，不顾全大局，就学不会妥协，不会妥协，就天天吵架，你争我斗，企业就在这样的内耗中完蛋了。

、疑心大，不诚信

做人事经理免不了经常和人沟通，我就发现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特别不坦诚，大家总是相互猜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他是这样看我的……”、“他肯定在老板面前说了我的坏话……”、“这个事情我不好说，不想惹麻烦……”，人前不说真话，人后乱说坏话。于是，企业的场问题、生产问题变成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别人，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就会耍手腕了，刚才还在一起踢球，转身就找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轮流安排人写纪律监察报告，中国人活得不阳光，就是这样被教化出来的。

不讲诚信也是从小养成的坏毛病。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不准撒谎，但她自己却没有做到，邻居来借油明明有说没有，答应小学毕业跟我辆自行车结果没，经常把公家的电池拿到自己家用……。所以中国人说谎跟玩似的，因为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都没上好这一课。进了企业，就是对同事不讲诚信，对老板不讲诚信，对客户不讲诚信。我刚做人事经理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人事经理就是老板的传声筒，做这个职位只有死路一条，千万不要做啊！我做了一年，发现其实老板没什么大问题，而是他们天生的爱猜疑老板，又不当着老板的面说实话。所以自己营造一个幻象，自己又信得不得了。企业里面的人际关系矛盾都是这样造成的。

我们跟老外打交道，有问题他们会当面指出，不管多难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吃饭的时候跟你谈笑风生。所以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我们老板开会结束时通常会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全体沉默。一出会议室，跑到自己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开部门小会了，靠。

无论在一个社会或是企业里面，诚信度越低，运行成本越高。中国人只信任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很难相信别人，其实是我们社会不够文明的一个表现。

四、蔑视制度

当人事经理的第一天，老板就跟我说：你最大的任务就是把的管理制度化。起初还不大理解，后来明白了老板的苦心，的各种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没人遵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二是员工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对制度的概念。

中国人很聪明，但不知怎么把“制度”这个东西（包括制度的设计和遵守）总是搞不好。我是学法律的，我一直认为美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立国时把管理国家的体系和制度设计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设。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而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则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把它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

我上任后订了一个考勤制度，规定迟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40元，累积三次计旷工一天（因为的迟到现象很严重）。结果制度出来后，我一看有的员工迟到三次了，想着旷工罚款太重，心一软，就对员工说：“到了第三次迟到就补请一个事假吧，事假总比旷工好，下次不要迟到了”（这是我率先违反制度）。结果有的员工下个月仍然迟到三次，刚开始请迟到后事假，后来请病假（因为病假扣的钱更少），后来每次迟到都请病假，到后来连请假条也没有了，打个就完事……我痛定思痛，反思洪水泛滥起因是自己放闸，下了一个通知： “以后迟到一律不准事后补假”。不准事后请假，迟到的员工就把请假条的时间提前一天，反正经理们不管。我那时想到了《鹿鼎记》里面康熙对韦小宝说的一句话：“鳌拜逼朕一步，朕就要退一步，朕实在是退无可退了啊！”。最后实在没辙，宣布“迟到一律不准请假”。实施的当月有个女职员迟到三次，我通知她被记旷工了，她委屈得快要哭起来：“我从小就没有旷过课，现在居然被记旷工，你可以问××经理我那天迟到是因为……”，最后一句是“讲不讲人性化管理？！” 我坚持不为所动，心想自己就是太讲人性，所以酿成如此大错。

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是？

一个考勤制度执行都如此艰难，其它的制度就不用多说了。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众利益，真是比杜娥还冤。企业从40人变到人，管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可是我们的经理们凭感觉管理惯了，用制度管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我妈妈最小的一个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岁的时候在外面混，经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内被抓了9次，平均一年三次，然后我妈妈次次都把他成功地营救出来了。只要他一出事，我妈妈就会到处找关系（我认为她在那个城简直有一个关系宝库），比如哪个的爱人是刑警队的，哪个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备好礼送过去，我那个混江湖的小舅就得意洋洋地出来了。所以我很小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有关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7年，出来后40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我想就是他因为以前在我妈妈的包屁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五、敏感度太高

我在跟员工谈话，结尾通常会说：“今天我跟你谈话的意思只是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听起来有点绕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们非常敏感。你说他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他会联想到是否想炒他；你问他们部门的工作量是否饱和，他会联想到是否想炒他；你问他最近有没有继续进修的打算，他会联想到是否想炒他。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谈话的内容，而是花很长时间来琢磨为什么要炒他。

中国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造成了。

有个故事说，一个人去找邻居借斧头，可是他觉得邻居与他有些矛盾，不知道会不会借给他，所以边走边想，越想越气，最后跑到邻居的门口说：“你不用借斧头给我了！我才不会求你！”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含蓄”的人，有事爱闷在心里不直接说，自以为这是顾及别人情（接）一种修养，其实很误事。我曾经不喜欢我的一个下属到了极点，有段时间我每天都想炒掉他，而且这个想法象条毒蛇一样越缠越紧。但我强迫自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有什么问题；第二是坦诚地跟他交换意见。结果两人一摊开说，就那么点事，大家还有继续合作的机会，结果我们又共事到今天。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人的敏感度太高，多半是那会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论事就完了。

谈恋爱可以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一点，千转百回都行，办企业也这样，就会影响效率。中国人在企业里面，怕着怕那，提防心太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其实说穿了，人都很简单，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了，哪有那么可怕？都是你怕我，我怕你，相互间怕出来的。

一个企业里面的气味太浓，跟老板也有关系。如果老板的控制欲太强，且以支配比他学历高的职业经理人为乐，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中国的民营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

没有一个环境是完全纯净的，发生行为也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但要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行为太泛滥了，就会损害诚信。

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是？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但中国人很喜欢把“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为什么要炒掉他？”拜托，如果只有“坏人”才能被炒，请告诉我“坏人”在哪里？

我从不认为我们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的价值。如果对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比如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它是一条明确的线，你可以在这条线上做得更好，但你不能在线下。所以老外讲 “法理情”，把法律摆在第一位，但并不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裸的金钱关系，没有温情……”，他们只是先把人性定为 “恶”，再用法律和制度来预防；中国人讲“情理法”，先把人性定为“善”，出了事再事后惩罚，结果法律没有遵守，人情味也越来越淡薄，可以看着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着歹徒杀人，老外可以实行弹性的工作时间制，因为他们的员工主动性和自律性比咱们强，“领老板的薪水对老板负责”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就象在国外有的街道，红绿灯由司机自己按，因为遵守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每个人的血脉中；要是在国内企业搞弹性工作时间，我相信 90%的企业会死得很惨。中国的司机连红灯都敢闯，你叫他自己按红绿灯，他会一直按绿灯到自己不开车的那一天。

国内企业为什么很难做好绩效考核，因为中国人喜欢做烂好人，不愿对别人作负面评价，所以绩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实在当“君子”的背后，掩藏的本质是我们的经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对下属作负面评价会引起下属反击而已。

七、推卸责任

我们的经理总抱怨老板不授权，权力太小，无法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把问题往老板那一交：“你看怎么办？”这些经理不会去想，他拿的薪水比员工多，权力比员工大，那么问题就应该到他为止，不然老板要你做经理干什么？可是他们总是把权力与责任分开，权力就是拿的钱多，管的人多，没想过其实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你有多少权力，就要负起多少责任。

在我们，人事和财务工作不好做，因为这两个部门代表行使职权，最容易被经理们“转手”责任。当你正常过问他们事务的时候，经理们会很反感，认为你触犯了他的一亩三分地，挑战了他的权力；可是一碰到员工要加薪、预算被削减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说：“你加薪我是同意的，可是人事部不同意！”、“花这个钱我是同意的，可是财务部不同意！”。其实决定是我们跟他们一起下的，但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去与员工沟通，把责任和矛盾推卸到我们头上。

推卸责任的一个潜在心理意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训：“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难”，意思是人可以知道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就是不可自知，说得真好。所以我们搞培训的时候，大家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顶，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该犯的错继续犯。因为培训那会老师讲的问题他全到别人头上去了，所以出了问题自然是别人的责任。

破坏环境是中国企业最推卸责任的做法。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得到1块钱的利润，也许我们后代用 块钱的代价也不能弥补。所以老外推行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表面上是一种标准，其实就是企业对保护环境的一种承诺，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企业自己对社会推卸责任，怎么去要求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

八、缺乏包容性

有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他的胸怀有多大。做了人事经理后，我对这句话的感受尤为深切。

我们有个部门经理，在创立初期为做了很大贡献，也一直努力想培养他。但他的心眼特别小，私心特别重，毫无包容精神，这是一个很要命的缺点。他几乎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任何事情，比如，他认定他的上级（总监）不如他，但年终奖比他高，令他无法容，所以他经常跑到老板那去说上级的坏话。我跟他说，别人能做你的上级，肯定有他的长处，即使别人有问题，你也应该与他达成谅解和共识，原因很简单：你们是为一个目标工作，而且他是你的上级。可是一直到今天，他还在固执地寻找一切机会攻击他的上级。组织行为学里面有句话说“决定大脑”，就是本位主义，他的大脑就完全被他的（个人立场）控制了。

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是？

我曾经跟老板开玩笑，评价他为“武功尽失，经脉全废”，意思是基本失去教育意义，无可救药。无论他的工作热情有多高，能力有多强，他不可能走到更高的管理岗位，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我甚至断定他在生活中也不会取得成功，至少有一个论据可以证明：他33岁了，至今还没有女朋友。

与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人相处，是对胸怀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做大事的人的胸怀都是被反对者撑大的，就象李敖所说“男人的胸怀是被女人撑大的”一样。摩托罗拉的总裁高尔文喜欢驾船航海，万科的总裁王石喜欢登山，那都是练胸怀去了，人面对大海和高山的时候，心胸自然开阔，连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总劝员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见见世面，多长长见识。老窝在办公室那点地方，做手头那点事情，怎么大气得起来？有点事就急了。

我们搞计划生育，人口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独生子会从小失去考验自己包容性的机会。人要在一个环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断地碰到矛盾，没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么跟别人合作？怎么解决矛盾？所以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也和包容性有关。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开来说，就是文化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这里说的是后一种。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国内的跨国工作，有一个到海外出任分CEO的机会，结果把机会给了一个他认为专业技能、学历背景都不如自己的老外。他去问老板，老板说：因为觉得那个老外有更高的人文修养和更开放的心态，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面临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他把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糅合在一起，去实现的目标，这远比技能重要。

这个案例给了我很深的启示。我始终认为，中国过了“五四”运动以后就基本没有文化了，到了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丢了。其实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结果我们没有发扬，却被新加坡发扬了，被韩国发扬了，最坏的是被小日本发扬了。也许中国人穷怕了，好不容易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功利得有点过了头。我周围的很多职业经理人用各种证书、MBA学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恨不得一个个都变成经济动物，谈起工作都是专家，就是不会与人相处。

“武校读8年”湖南15岁少年拿斧头狠砸奶奶，对抗警察，这是什么行为？

随着现在城市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工作岗位也多，很多人就会把孩子留在农村，然后年轻人外出务工，这就出现了很多的留守儿童。但是这些留守儿童，因为从小没有父爱和母爱，所以他们很容易有心理障碍。

一、事件梳理

唐炜就是一个留守儿童，他在武校读了七八年书，因为今年的疫情，所以他暂时还没有到学校里。她的父亲在十多年前就死亡了，而母亲在城市里面打工，他从小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这天，他和奶奶要钱，但是奶奶没有给他，于是他就拿起斧头打奶奶，并且导致奶奶身体多处受到伤害，随后他还持刀与叔公对峙。

最后，热心的群众打电话报警，当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奶奶已经被抬上救护车，爷爷还坐在客厅里面。唐炜左手拿着斧头，右手拿着匕首，驱赶民警，并且以自杀，要挟对抗民警。最后在特警的帮助下控制了唐炜。

唐炜已经在武校学习多年，所以有一定的武术功底，并且他的斧头和匕首是从来不离身的。而且他有多次殴打奶奶的事情。唐炜其实平静下来以后，经过医院的初步诊断，不排除他有心理障碍和精神类疾病。

二、事件本质

这件事情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心理出现了问题。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每个人都有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有心理疾病是越来越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小孩子，他们承受能力也差，但是他们接受到的负面信息却不少，所以很难避免会发生这种情况。

三、事件反思

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尤其是为人父母的。把孩子生下来，都想要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所以选择去城市务工，这是一个能理解的想法，而且很多农村的家长都这样做，但是在挣钱之余，也应该多关心孩子。爷爷奶奶和孩子的代沟太大，他们很难有效的沟通，很有可能让孩子越来越叛逆，最后导致了心理的扭曲。

其次，其实唐炜的痛苦不仅仅在于他个人，她的这种痛苦也是整个社会的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有压力，学生想要取得好的成绩，工作的人想要得到更好的岗位，老人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成功。所以每个人都不容易，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是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才能使这个社会越来越温暖。唐炜这种情况，应该及时和学校沟通，让老师在平时对于更多的关怀，让她能够顺利的成长。

早晨，鸟语花香。你仔细瞧瞧，就会发现树上有鸟巢，一个个小巧玲珑的蛋，鸟妈妈正在照料它们。树爷爷笑了起来，鸟儿们为树儿增添生机，风姑娘也前来祝贺。树爷爷视它们为儿女，它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很亲密，很和谐。它们有说有笑，每一天都是欢欢喜喜，从不吵架。

有一天，一群人来到这里，手持着一把把斧头，树爷爷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啊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树爷爷痛苦地说着。斧头们都尖笑着说：“我们要拿你们去建房子和做家具，不把你们都砍了，还怎样盖房子？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反正你们从生长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被我们砍的，你们就不要那么自私嘛！”一把把尖锐的斧头狠狠地砍在树爷爷的身上，一只只小鸟恐惧地飞上了天空，小鸟们眼睁睁地看着树爷爷那痛苦的样子，小鸟们从内心发出来的悲痛，心如刀割。树爷爷难受地说：“你们害得我的家人无家可归，你们忍心吗？”斧头们说：“管他们的事，还不如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儿吧！”“孩子，你们快走，不……然，他们连你们都不放过的，快走！”树爷爷哭泣地说。小鸟们也只好悲痛欲绝地走了……

树爷爷对着可恶的斧头说：“你们会有报应的！”斧子满不在乎地说：“哼！咱们就走着瞧好了！”完工了，人们走了。此时，以前那美丽园林，如今变成了垂头丧气的“废园”。

过了几天后，一场大雨来临了。洪水爆发，因为它们把这里的树都砍完了，都去建东西了，是树木不能及时吸收水分，导致庄稼全部毁了。

过后，美丽的村庄如今变成了废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保护环境，爱护树木，使生态得到平衡。否则，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这个人，你怎么评价他都可以，你可以说他是流氓，是杀手，是恶魔，也可以说是志士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

毛主席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说起王亚樵，镜头所及之处无不血光点点弹片横飞，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经风趣地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泰斗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

终王亚樵一生，其主张始终伴随着“拥孙、反蒋、抗日”和“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的两条主线。

接下来，让我们挥开历史的面纱，走进那个熟悉而又陌生，风雨如晦的年代，去看看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杀手”；王亚樵，身材瘦小，戴一架黑框水晶眼镜，甚至有几分斯文气的青衣秀才，斧头帮帮主，抗日铁血锄奸团指挥者之一，民国史上“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

1923年11月10日下午6时10分：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在上海大世界温泉浴室门口被人连击5枪，当场死亡。

1927年“4·12”政变后，王亚樵极力反蒋，积极组织民众抗日。先后在上海、南京、庐山等地密设联络点，伺机刺杀蒋介石，五次未成。尤其是刺宋（宋子文）、刺汪（汪精卫）之后，引起蒋介石的极度恐慌，曾悬赏缉拿王。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在南京城北丁家桥梅溪山庄寓所中弹身亡。

民国18年3月，方振武、余立奎、石友三三路大军密谋讨蒋起义，蒋接赵铁桥密报提前动手扑灭三路人马，三路大军讨蒋未举事就被扼杀；同年2月28日晚，参与策划的国民党元老王乐平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被特务暗杀；同年7月24日上午7时50分，已经升任招商局总办，正在竭力为蒋筹划中原大战军需的内奸赵铁桥在招商局大门口被持勃郎宁手枪的杀手连续命中，送医院后不治身亡。

1931年6月14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遭刺客狙击，刺客朝蒋连开三枪不中后被卫队击毙，蒋介石下令不要声张，就地掩埋杀手。

1931年7月23日，宋子文和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同车抵达上海火车站，刹那间枪声四起，手雷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宋氏唐姓秘书身中数枪于11时30分伤重殒命。

1929年之后，王亚樵在上海开展反霸除奸活动，组织“安徽籍劳工总会”，自任会长，颇得人们拥护，从此当上了“安徽帮”的“领袖”。在斗败了杜月笙、黄金荣之后，一时颇有点声势，财源广开，日子要比金九、安昌浩好过得多。王亚樵把他的秘密社团改组为“铁血锄奸团”，专事刺杀日本特务及卖国汉奸。这个团的组织较大，有政工组、联络组、情报组、后勤组及锄杀组等分工，团员有郑抱真（郑抱真是安徽寿县吴山庙人），1924年在冯玉祥西北军中任副官，投奔王亚樵后，为王的高级谋士。1932年王亚樵协助十九路军抗日，郑任十九路军军需主任。王亚樵1936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广西梧州后，郑在家乡寿县组织抗日自卫军，并于1938年率部加入新四军。解放后，郑历任合肥市市长、省政府秘书长等职）、余亚农（解放后为安徽省副省长）、余立奎（解放后后为中共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及华克之（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任国务院某部负责人）等共30余人，声势较大。

1932年4月底，淞沪战场停火后，日本侵略者为了炫耀胜利，决定在4月29日天长节（天皇诞辰日）召开庆祝大会并举行阅兵典礼。消息传出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王亚樵等密商，定要捣毁这个会场。因为时间紧迫，日方又规定只有日本、朝鲜和台湾人可以入场，最后王亚樵命其弟述樵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流亡在沪的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联合行动。安昌浩回去后连夜找金天山、尹奉吉等人具体落实。在此之前，王亚樵和安昌浩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梅景九教授处结识，共同出入过孙中山先生之门。

日军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王亚樵联络在沪的韩国流亡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场炸死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当时，国人皆传颂他为“抗日英雄”。

1932年4月29日，日本天长节，刚刚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方面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11时主席台被定时炸弹轰塌，高级将官和官员伤亡程度为日俄战争来所未有。

“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王亚樵将暗杀行动转向日本人。1932年3月，中日停战协议通过以后，日军准备于4月29日天长节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大会，王亚樵得到消息后，着手策划爆炸会场事宜。庆祝大会规定只允许日本人、台湾人和朝鲜人参加，于是，王亚樵找到在上海的朝鲜人安昌浩协商合作爆炸会场，由王提供资金，安昌浩寻找人选，双方议定后，王亚樵当即派人送去4万大洋并提供炸弹。4月29日，安昌浩召集的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安昌杰等进入会场，将暖水瓶炸弹放置在主席台边上，为防止暖水瓶被他人拿走，尹奉吉一直看守在侧。

当侵华日军总司令大将白川义则上台演讲时，炸弹被引爆，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及日居留民会长河端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舰队司令野村、总领事村井等要人受伤。30日，驻上海日军逮捕安昌浩。5月9日，朝鲜革命党领袖金九宣布对4月29日虹口炸弹案负责，暗杀事件转变成了政治事件。事后，王亚樵又给朝鲜人送去4万元，并购置了一套房产给朝鲜人做活动场所。除了知情人士以外，外界以为此事件只是朝鲜人抗日暗杀事件，和中国人无牵涉。

1932年9月4日，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团偏袒日本——尊重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的利益，允许其对该地的占领；不允许其拥有自治权；主张“国际共管”中国东北地区等。报告书表明英美等国为均沾在东北地区的权益而纵容日本侵略的绥靖主义立场。国联调查团团长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在上海遭到杀手袭击，狼狈躲藏于浴室乃得幸免。

1935年11月1日，青年孙凤鸣在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朝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其中一发子弹最后导致汪精卫在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

王亚樵极具传奇色彩也颇具个性，早期参加同盟会，同国民党政客、安徽咨建设厅长张秋白有过工作关系，但王亚樵对张的为人极为鄙视，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并推出一副谄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破口大骂：“混账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言不发，抱头鼠窜。

一次在霞飞路召开会议。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嘴巴子，这位握兵数万的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

事后，黄金荣对手下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王亚樵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曾制造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刺杀大案，如曾预谋刺杀蒋介石，蒋介石不在场，便刺杀汪精卫。又如行刺宋子文而误中唐腴庐。蒋介石也为之感到寝食不安，密令戴笠等人置王亚樵于死地。

王亚樵的刀枪几乎触动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也因此遭受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常百万收购王亚樵的人头；欲置王亚樵于乱枪之中；日本谍报机关步步紧迫，屡没陷阱引诱王亚樵投身罗网。钦差杀手戴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逐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将他骗杀。戴笠早年投身王亚樵门下，后来投考黄埔军校六期，从事特工活动后深得蒋介石赏识，从此开始飞黄腾达。王亚樵则一直把蒋介石当作他的第一目标，接二连三地组织暗杀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极大震动，密令戴笠和上海军警通力合作，追捕王亚樵……

刺杀汪精卫案发生后，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局局长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进入香港，千方百计捉拿王亚樵，王处境困难，遂于1936年2月偕20余人及眷属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住在李济深家的圩子里。

戴笠追捕未果便把魔爪伸向他的部下，以绑票的方式把王的部下余立奎从香港抓到南京，关进了监狱。

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他的下属照顾备至，下属牺牲之后，他的眷属生活一切费用均由他精心料理，因此这些下属无后顾之忧，心甘情愿为之效力，死而在所不辞。戴笠等人了解到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他的下属照顾备至的优点，先抓了余立奎，余立奎誓不叛变，戴笠等人然后找到余的妻子畲婉君，以释放余立奎为条件，让她说自己有经济困难，需要帮助，急切需要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请求王亚樵帮忙。

10月间，王亚樵原来下属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戴笠答应她捉到王亚樵后，即将余立奎释放。余婉君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到梧州后，即同特务联系。10月20日，她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已埋伏在余的屋中。王亚樵约定时间去其住所，王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特务原想生擒王亚樵，看势不可能，即用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特务又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又将余婉君杀死。戴笠等人正是利用王亚樵侠肝义胆的优点，捕杀了天马行空、来无影去无踪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为蒋介石除去心头之患。

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王亚樵在广西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

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樵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樵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王亚樵的墓现坐落在磨店乡政府以西约1公里的荒草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墓旁立一石碑，上镌：“王亚樵之墓。”

古代用斧的十大猛将有妇好、程咬金、李逵、孟良、潘凤、徐晃、金兀术、索超、李异、王德。

1、妇好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是个善于打仗的女将军。她为商王武丁开疆破土，杀敌建功，堪称一位“铁血美女”。她生前使用的兵器为钺，又名龙纹大铜斧，是发现最早的中国青铜钺。

2、程咬金

程咬金出生于今山东东平斑鸠集，他先入瓦岗跟随李密，后投王世充，最后投李世民，是唐朝开国大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后改名为知节，他擅长使用一柄八卦宣花斧，重达六十四斤，他的三斧子尤其出名：一是劈脑袋，二是鬼剔牙，三是掏耳朵，这三斧子尤其厉害。

3、李逵

李逵出生于今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中学的课本中就有他斧劈两个大老虎为母亲报仇的故事，因他生得粗壮黝黑，所以绰号“黑旋风”。他擅长使用一双短柄大板斧，在梁山排第二十二次位。

4、孟良

孟良是北宋名将，做过骑都尉，以骁勇著称。他是一个稀有的猛将，他最拿手运用的武器是大斧，斧法一流，常持长柄大斧冲锋陷阵杀敌。

5、潘凤

潘凤，他是三国时期韩馥麾下的猛将，手中一把八十斤重的开山斧，力大无穷。潘凤在汜水关前单挑华雄，结果不到三个回合，就被华雄斩落马下。

6、徐晃

徐晃，乃三国时期曹操帐下名将，曾参与官渡、赤壁、关中征伐、汉中征伐等几场重大战役，他治军严谨，令行禁止，有周亚夫之风，他擅长使用一把长柄金背开山斧。

7、金兀术

金兀术，他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他利用奸臣秦桧除掉民族英雄岳飞父子，他在艺术形象中擅长使用螭尾凤头金雀斧，有千斤之力，像开山力士，又浑如混世魔王，最后被牛皋骑在背上而气死。

8、索超

索超使用的武器是一根长柄金蘸斧，即用黄金嵌敷在斧背上加以增重的长柄斧头。挥砍开来势大力沉，无人能挡其锐。索超在被宋江哥哥招降之前和使用长柄狼牙棒的霹雳火秦明打成平手，可见索超使斧功力不凡。

9、李异

李异为吴国左都督孙桓部将，使一柄镳金斧，有万夫不当之勇。他跟随孙桓一起率军抵御蜀军时，与关兴、张苞对阵，结果被关兴一刀劈于马下，一命呜呼。

10、王德

南宋名斧王德就是宋朝“长斧兵”的大统领，他本人自幼苦练斧法，所使用的兵器就是大斧。王德把自己的斧法传授给了南宋士兵，在对阵金军骑兵的战斗中多次获胜，从王德“长斧兵”的表现足以看出长斧在对抗敌骑兵时显示出的巨大威力。

-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