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六十年代关系恶化的原因？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论 。

中苏关系包括中共和苏共、中国与苏联相互关系这样两个层面。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总是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

尤其以波匈事件为甚，很好了暴露了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苏联的大国作风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则一直以来追求平等的原则，最终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扩展资料：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是为金门炮战，之前没有通报苏联。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

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

苏联此举是为了消减核战争的威胁，并且由于中国的大跃进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则由此认为苏共在西方面前退缩。10月初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活动，其间和毛泽东等中国***发生争论。

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

-中苏交恶

原因：

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属黑龙江虎林县管辖。珍宝岛面积074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领土，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从事生产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早在清朝时期便已经开始有军队开始驻扎在附近。

据有关资料记载，苏方自1969年冬季起，多次侵入珍宝岛及附近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和边民。虽然中方一再劝告、克制，但是苏联不为所动，而且变本加厉，于是我国从1968年就开始准备中东边境武装行动。

过程：

1969年3月2日苏军发现中方有人上岛，便派出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对方，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3月15日和17日，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在此再次发生武装冲突。

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火箭炮。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

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蓄意挑衅，先开火。其后中方打退了对方的进攻，战斗之后中方控制全岛。中方伤亡比对方少，这次战斗中方称为“珍宝岛保卫战”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969年3月17日为争夺坦克，双方互对炮击，但均没能将该辆坦克拉回。

在珍宝岛冲突中，双方都动用了正规军，苏方甚至动用了火力强大的“冰雹”式火箭装置。苏方称，是中国人发起了进攻，被苏军守军击退。

1990年，珍宝岛归属问题得以解决，1991年俄罗斯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扩展资料：

国防意义：

在国防建设上，珍宝岛战役也产生了诸多影响。珍宝岛战役结束后，苏联对中国的实力也有了新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中俄双方不断加深联系，互为战略伙伴关系，不仅促进双边关系良好发展，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为造福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远远超出两国国家关系的范畴，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俄边界勘定、中俄东马格拉216边境冲突事件的低调处理、双边贸易的不断发展，当年一度陈兵百万的中苏边境，已逐渐恢复了宁静。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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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珍宝岛战争：

1969年苏联为教训中国挑起了珍宝岛战争，虽说这场战争双方只是死伤几百人，但由这个弹丸小岛险些引发了世界核大战，苏联在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前愚蠢地将计划通报给美国，美国出于中美苏三角平衡考虑，一旦中国被苏联击败，则美国以当时的军力无法抗衡苏联，出此目的，美国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将陆海空所有核武器对准苏联，严重警告苏联如果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则美国也要对苏联进行核攻击，一场世界即将遭到毁灭的核大战被制止了。

中国在珍宝岛战争中得利多多：

1、毛泽东以藐视一切强敌的伟人气概，在综合国力很弱的情况下，敢于对苏联霸主出手还击，即使面对核战争也无所畏惧，表现了中国人的大无畏气概，最后以珍宝岛仍在中国手中而取得胜利。反观现在的中国人常常以综合国力作为战争胜负的标尺，含羞忍耻，受尽世人凌辱，令国人感慨万千。

2、珍宝岛战争使中国***认识到美国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可以成为中国的战略盟友，由此拉开了中美改善关系的帷幕，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得到提高，中国顺利加入联合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加重，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中美苏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中苏珍宝岛战争中的秘密

有人认为珍宝岛战争美国更本不会帮助中国，看看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

彼得罗夫，苏军伊曼边防总队政治处士兵。1969年3月2日，在珍宝岛冲突中阵亡。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叁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并由苏方挑起的一个冲撞点。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方“吃了亏”。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到那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当然更不会像基辛格所说的“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后扔掉”。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叁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的时刻，苏联***出于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难免在袭击中国后遭报复等多方面考虑，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经反复考虑，毛主席同意了这一要求。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叁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反映苏领导层内对华政策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在尼克松召集紧急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后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实施了叁步曲：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我们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拣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15年，现在已经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这就出现了斯托塞尔尾追中国驻波大使的戏剧性事件。二是要利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频频传递我们期望和解的诚意。叁是为了远水解近渴立竿见影，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1969年10月15日晚7时许，心慌意乱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叁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至于中国，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说的：“ 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10月20日，中苏 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

这篇文章让我们很明白的看到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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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南京。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为欲对于一般和平之维持有所贡献，并将两国现有之友好关系巩固于坚定而永久的基础之上，又欲将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之非战公约中双方担任之责任重行切实证明起见，因是决定签订本条约。双方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长王宠惠；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驻中华民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两全权代表业经相互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约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实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单独或联合其它一国或多数国对彼此为任何侵略。

第二条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给予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第三条

本条约之条款，不得解释为对于在本条月生效以前两缔约国已经签订之任何双面或多边条约对于两缔约国所发生之权利与义务有何影响或变更。

第四条

本条约用英文缮成两份，本条约于上列全权代表签字之日发生效力，其有效期间为五年，两缔约国之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得项彼方通知废止本条约之意思，倘两方均为如期通知，本条约认为在第一次期满后自动延长二年，如于二年期间届满前六个月双方并 不向对方通知废止本条约之意，本条约应再延长二年，以后按此进行。

两全权代表将本条约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订于南京。

赫鲁晓夫只是好为惊人之举，一开始就把别人定位为软蛋，从他清算斯大林来说就算不上什么号鸟。苏联人也不想美国势力借势进入它的东部，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坏境对它来说是有益的。当时大家都是百废待兴，有精力要花在国内建设上，中国不想打，但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虽说不一定顶得住，但当时的解放军骨干可都是久经沙场，苏联人敢来，全国人民就会拼死抵抗。就像很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一样，他一开始就认为别人是一个软蛋，好欺负，你要真跟他硬起来他就软下去了。中国不是不堪一击的小国，有战略纵深和足够的回旋余地。全面战争不是明智的选择，而且还谁都打不起！

而且如果俄国把军队都调到远东，那么欧洲地区谁守呢，俄国想要保持住对西方的鼎势，就要守住欧洲地区。欧洲地区是俄国的心脏，欧洲一旦失陷，对俄国十分不利，而且俄国对天朝作战没有任何利益。

反之，天朝却拥有实力却占领俄国的远东领土，虽然在俄国领土内，但俄国只有可望不可即的力量，根本不可分出兵力去争夺远东领土。要知道欧洲可是群狼，美国肯定也会趁此机会削弱俄国的实力，睁一眼闭一眼保持中立。

所以无论如何，俄国出兵天朝都不是明智之举。

　　苏联使馆驶出神秘轿车　李洪枢，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为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于1967年非法越境进入苏联。李洪枢逃到苏联后，被克格勃网罗收买，后被多次派回中国搜集情报。在中国活动初期，李洪枢从未失手，因此深得克格勃指挥人员的信任。

1972年，李洪枢再次被派回中国东北收集情报，结果后来在大庆地区被中国边防人员抓获。经审问得知，李洪枢随身携有“情报发射器”，可随时与苏联驻华使馆人员秘密联系。中方高层决定，布下天罗地网，借李洪枢抓捕潜伏中国的苏联间谍。

李洪枢已经落网一事，并未被苏联情报机构察觉。李洪枢被押解至北京，按照中国情报机构的安排，与苏联使馆外交官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在比较偏僻的北京东郊西坝河接头。为了事后把抓捕苏联间谍一事公之于众，除了公安人员和民兵提前潜伏在西坝河大桥附近的荒野之外，中方还安排了多部**摄像机进行实时拍摄。

1974年1月15日晚，一辆牌照为“使01-0044”的白色伏尔加牌轿车匆匆驶出苏联驻华大使馆，辗转向北京的东北郊驶去。

白色伏尔加终于在郊区一处较暗的地方停了下来。车停了5分钟之后，轿车后排两侧车门同时打开，车上下来两个人，径直向着百米外的西坝河桥走去。这两人分别是苏联驻华使馆秘书谢苗诺夫和使馆武官处翻译科诺索夫。当这两人消失在西坝河桥下之后，那辆原本停着的伏尔加轿车，就载着苏联使馆另一名秘书马尔琴柯与其妻子，以及谢苗诺夫的妻子，调头向西北方向快速离去。车上3人以为此次与李洪枢的接头行动将万无一失。

克格勃头目恼羞成怒

谢苗诺夫和科诺索夫藏在西坝河桥下的桥洞里。大约晚上9时l0分，西坝河桥西面突然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在桥上徘徊片刻后，慢慢踱到了桥下。在和苏联人简单寒暄了几句后，来人之一（李洪枢）便将自己戴着的口罩（藏有情报）摘下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也将一个深色的旅行包交给了对方。就在双方情报交接快要完结时，西坝河桥四周忽然传出几声脆响，红色信号弹以及白色照明弹随之升起，大批早就埋伏四周的中国警察和民兵冲了过来。正在进行情报交接的苏联驻华使馆的这两个人被当场擒获，中方叛逃人员李洪枢也“再次落网”。

中国外交部随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并向其宣布：苏联数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立即将他们驱逐出中国（苏联使馆的那辆伏尔加轿车，在离开情报交接现场不久后，就被在远处埋伏已久的民兵和警察拦下，车上人员被捕）。两对苏联夫妇和一名武官处翻译就这样被中方以从事间谍行动的名义，遣返回苏联。据说，这件事情令当时的克格勃头目，后来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非常恼火，他认为这起事件让克格勃丢尽了脸。

国际列车上的冤案

克格勃高层于是下令：一定要抓一个中国外交官！当时中国已获悉相关情报，中国外交部急电通知中国驻苏大使馆，要求做好相关的应急准备，以防克格勃因急于报复而狗急跳墙。中国驻苏联使馆接到指示后，立即通知当时所有驻苏人员：近期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出门，全部放假休息在家。

情急之下，克格勃特工几乎倾巢出动，在苏联全境内苦寻能把中国外交官以“间谍罪”逮捕的机会。经过海底捞针式的搜索，克格勃终于获悉：一名中国外交官正在回国探亲的途中。这名中国外交官名叫关恒广，坐火车已至西伯利亚。闻知此情，克格勃方面如获至宝，急派特工乘飞机追赶关恒广所坐的列车，准备逮捕他回去交差。

1974年1月19日，也就是在中国抓获苏联间谍4天后，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市（已接近中苏边境）的车站，克格勃特工登上了关恒广所乘的K3次国际列车。上车后，他们一行数人径直奔向关恒广所在的车厢。克格勃事先设计了一个圈套，以便对关恒广“抓现行”。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名克格勃女特工假扮乘客，坐到了关恒广旁边的座位上。貌似和善的她和关恒广用俄语寒暄了几句后，仿佛不经意间随手递给关恒广一包东西。尽管关恒广是职业外交人员，但他没有相关的反间谍经验，下意识地接过了那人递来的东西。说时迟那时快，旁边突然有人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连续拍照。紧接着，突然间又冒出几个人，声称关恒广正在“交接情报并从事反苏间谍活动”。随后，关恒广先被苏方人员从列车上押解下来并强行扣押，接着，他又被克格勃特工用直升机押往莫斯科。关恒广最后被冠以的罪名是：“企图向苏联女公民索取军事性质情报”。

之后，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外交部马上宣布：中方外交人员关恒广是“不受苏方欢迎的人”，将被限期离开莫斯科。

历史斗转星移，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后，1974年两国之间的“间谍大战”，常常成为中苏双方在交往时的笑谈。

（摘自《上海译报》2012531—67）B⑨

答案：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很重视对华关系，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摈弃了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确定了新的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揭开了中俄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苏维埃政权诞生后不久，就向当时中国北洋政府驻俄公使表示愿意同中国政府谈判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特权，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两国关系的问题。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没有做出积极响应，因而苏维埃政府的愿望没有实现。为了使中国人民了解苏维埃俄国的对华政策和推动新的中苏关系的建立，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北洋政府于1920年9月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实地调查”。为了加快两国关系的建立，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两次对华宣言阐明了苏维埃国家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热情赞扬和广泛支持，北洋政府表示愿与苏俄直接谈判。1922年8月，苏维埃政府派越飞为全权代表来华谈判建交问题，越飞与当时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举行过多次会谈，但由于双方在中东铁路与外蒙古问题上存在分歧，未能达成协议。为了使中苏建交谈判尽快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全权代表前往中国。1923年9月2日，加拉罕到达北京。9月4日对报界发表了被称为第三次对华宣言的声明，为其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从中作梗和北洋军阀的反苏情绪，谈判进展缓慢。在全国舆论的责难下，1924年5月31日，加拉罕与顾维钧分别代表苏中两国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称《中苏协定》。协定还包括《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七个声明书和两件公函。

《中苏协定》是中国近代以来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友好的条约，它使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具体化，法律条文化，从此中苏建立外交关系。1924年6月13日，苏联政府建议把两国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级。苏联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派遣大使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