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开国大将，身经百战却从未受过伤！被人称作“幸运将军”

在近代 历史 上，英勇的英雄带领我们与外国敌人对抗。抵抗战争或多或少地都会受伤，因为战争的危险程度还是蛮高的，而且持续时间也长。但是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副将竟然从未“受伤过”，他战斗了数十年却从未受伤。那么这个英雄是谁？

张云逸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现为海南省）在1926年的时候，正式加入中国***，张云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之一，很是了不起。后来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 1929年，他领导了广西右江的武装暴动，并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他度过了红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期，他为最后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74年11月19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2岁。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在将军里面，他是最年长的，也是唯一一位为袁参加保卫国家的人。他曾在广西百色起义中担任第七军司令，而在离开部队后他带领何七军和副参谋长前往苏维埃中央地区。叶挺曾任新四军司令，他曾任参谋长兼第二司令，陈毅是司令，他是副司令，华野成立并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这些职位是无与伦比的。后来回忆起来，他也只是说，职位无大小，都是为人民做贡献！

1911年4月27日。与清军街斗，当时清军围困时，张周围的炸弹已经耗尽，造成许多人员伤亡，他下令撤军。但是由于过境点的高度安全性和极为复杂的突袭，即使他们伪装了也不能离开。张于是和一些同志躲在一间私人屋子里，一天早晨他一个提着竹篮独自去购物。的确他了解了情况并寻求突破，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看到清军进入了住所，搜查了所有的同志，全部都被杀掉了。张因矮小瘦弱，外表也是温文尔雅，这样因为竹篮子救了自己一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副军长。他多次与日军作战，取得了胜利。在战场上没有受伤多少伤，被称为“好运将军”。他节俭地生活，有些人去过他的房子，当他们发现房子很简陋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走错了门。考虑到张老年纪大了会产生的安全问题，很多人准备要给他装修房子。毕竟他是将军，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还不如普通百姓一样。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根本不想浪费钱就省了这笔费用。最后，没有人可以 扭 得过他，所以房子也没有翻新。

张云逸一生过得都很清贫，也很友善。他还有两个儿子，长子张远之，原核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次子张光东，某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两个儿子没有辜负他们父亲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在中国的几千年 历史 中，像张将军这样指挥着数百万人的军队的不在少数，但是像张将军这样为人独特且谦逊的却不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原大地终于迎来久违的和平，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盘踞在大陆的残余势力逐一被消灭，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久违的和平。那些为新中国成立， 社会 环境安定立下大功的开国功臣们，也都被授予相应的军衔，得到应有的表彰。

因工作的需要，一些开国将领依旧留在军队，也有一些功臣奔赴新的岗位，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因为各种原因每位功臣的人生发展都不一样。就比如军委副主席的职位，基本都由开国元帅担任，开国将军中能够担此重任的屈指可数，不过开国中将中有一位，他就是张震将军。

1914年张震生于湖南平江，平江是湖南著名的革命圣地，近代史我党几次重要的 历史 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平江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为何这里的人民如此倾心革命、支持红军，那是因为当年在红军的领导下，平江贫苦人民在农民运动中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生活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受地主、封建官僚压迫的农民，其生活有多么贫苦，从张震的身世可以窥见一二。张震本姓吴，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这个婴儿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增添的不是喜悦，而是日益加重的生活压力。

刚开始靠着不多的粮食和采摘的野菜可以勉强糊口，张震出生几个月后父亲患上重病，家里无钱买药医治，只能看着父亲在病痛中去世。父亲的逝去不仅是家人巨大的悲痛，也是家里顶梁柱的倒塌，三个大点的孩子还好说，主要是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为了让他活下去，母亲狠心将他送给篾匠张继伦子，后张继伦给继子取名为张见生。“张震”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改的。

养父养母没有自己的孩子，一直将他待如亲生，到了六岁的时候，还把他送进学堂供他读书。中学时期，张震的家乡相继发生了秋收起义、平江起义等重要 历史 事件。

在学校里张震就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对革命事业有了一定的向往。而家乡发生的这几次起义，让他已下定决定，要弃笔从戎，成为革命道路的开拓者，1930年，16岁的张震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红军官兵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贫寒的家境阻碍了他们的求学之路。报名参军的新兵中，张震可算是大知识分子，上级了解他的情况后，就把他调到宣传队工作，后来还升为红1师1团的宣传队长。

此时张震的主要工作是搞宣传，但处于前线部队，出兵打仗在所难免。数年下来，张震也成了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基层指战员。到了抗战爆发后，张震当上了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参谋长，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是新四军名将彭雪枫。

两人性格相投，合作非常默契，是一对非常优秀的搭档，在两人带领下，游击支队实力逐渐壮大，番号也几经改编，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

四师的战斗力不错，但游击区位于豫北平原，广阔的田野非常利于骑兵作战，四师由于没有骑兵吃了大亏。后来彭师长与张震一商量，耗费大量经费和精力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骑兵团。

后来骑兵团成为四师取胜法宝之一，日军没少吃四师骑兵团的亏。可惜张震的得力搭档彭雪枫没有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1944年9月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

彭师长的牺牲不仅是张震的伤心事，也是新四军的重大损失。战场上枪弹无眼，张震也是多次负伤，好在没有击中要害。

1945年2月的一次战斗中，莅临前线的张震，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的时候，右臂被流弹击中，顿时血流如注。为了不影响士气，张震只让卫生员止血包扎，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才去医院。

弹头需要动手术才能取出，此时已进入大反攻时期，战事连连，张震身为主要指战员，部队离不开他。于是他没有动手术取弹头，而是返回前线指挥战斗。

弹头在他体内一待就是八年多，直到1953年，有一次张震去视察工作出了意外，住院治疗时，医生对他身体进行检查时发现了这颗弹头，就取了出来。不久张震将弹头交给妻子，说：“把它留给孩子们吧，这以后就是咱家的‘传家宝’了”。

1955年，张震被授予开国中将，此后历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后来还当上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不过到了特殊年代，张震一直退居二线。

1975年，邓公恢复工作，在他提议下，张震被重新启用，负责总后勤部的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就是培养出众多优秀军事人才的国防大学，也是他一手筹办的，而且他还是第一任大学校长。

此时的张老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应该把岗位让出来留给更有才华的青年人，但他的退休申请一直没有被批准，职务反而越来越高，90年代还当选为军委副主席。

老将军戎马一生，晚年成就辉煌，他的儿女们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作为人生指向灯，发展得也都不错。四个儿子都是将军，女婿寿晓松也是少将，再加上老将军，他们一家共走出六位将星，可真是了不起。

2015年9月3日，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也举行了阅兵仪式，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张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结束了功勋闪耀的一生，享年101岁。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翻开中国历史，每逢改朝换代，当新建政权稳固以后，帝王就开始屠戮功臣的事情屡见不鲜。其中数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这两位皇帝最为出名，尤其是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以后，就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范围之广，手段之狠，都让人瞠目结舌。

但是这些开国功勋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也不是没有原因，综合起来看这些被屠戮的开国功臣，他们被杀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他们军事能力出众，但是政治头脑不足。朱元璋带领他们一起打天下时，他们可以与朱元璋称兄道弟，一起喝酒吃肉，毫无约束的谈天说地，这些都没问题，毕竟还在创业阶段，上下团结一致很重要，而且成大事不拘小节，朱元璋可以不在乎这些。但是当创业成功以后，一切都要步入正轨，毕竟国要有国法，所有的事情都要按规章制度来办，君臣关系也不能像之前一样那么随意，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创业时一切服从军事，守业时一切都要讲政治，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在思想上转变不过来，言行还停留在大家称兄道弟的阶段，这怎么能行，朱元璋辛辛苦苦的要建立的是法度完备，礼制健全的国家政权，而不是土匪团伙。在国家政权的体制内，君臣有别，如果违背了做臣子的本分，即便你没有非分之心，那也只有一个死字！诸如廖永忠、华云龙、周德兴等人都因为僭越之罪获死。

第二、他们恃功跋扈，违法犯罪。这些开国功臣凭借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取得的赫赫战功，建国之后被朱元璋封官赐爵，甚至还被赐予免死铁券，说实话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给他们这些恩赏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些人仗着军功以及手中的免死铁券，嚣张跋扈，他们有贪污受贿的，有欺凌百姓的，因为他们的地位和权势，一般的官员还不敢管，只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但是朱元璋可忍不了他们，建立大明王朝以后，国家百废待兴，朱元璋励精图治，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其中就包括整治腐败，打击贪官污吏，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显然阻碍了他对国家的治理，而且朱元璋推行的法制都比较严苛，加之他个人的性格和手段都比较狠，所以，即便是有战功赫赫，即便是有免死铁券，也都罪责难逃！像朱亮祖等，因为贪污受贿，胡作非为直接被朱元璋鞭打致死。

第三、他们在朝廷中结党营私，与皇帝争权，而且懈怠政事。他们在朝中身居高位，比如胡惟庸，仗着身居丞相的要职，经常与皇帝发生矛盾，而且在朝中结党营私，懈怠政事，俨然一个小皇帝。一山不能容二虎，更何况你还不是只虎，就敢这样跟皇帝讨价还价，争权谋私，这一点无论是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的，更别说朱元璋了。所以，当他日渐骄横，权势威胁到皇权的时候，朱元璋也不再容忍他们，统统处死，这就是有名的胡惟庸案，而且，胡惟庸案受株连至死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公二十一侯。

第四，他们权势过大，难以驾驭，尤其是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担心除了自己之外，没人能再驾驭得了这群功勋悍将，所以除之以免后患。朱元璋给太子朱标组预备了当时明朝超一流的接班班底，作为朱标继位以后统彻底清除北元的预备，这些人以凉国公蓝玉为首。

然而天不遂人愿，朱标还没来得及使用朱元璋留给他的朝臣班底，就英年早逝了，打破了朱元璋的传位计划，万般无奈之下朱元璋选择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作为继承人。然而，朱允炆又年少，杀伐决断都欠缺很多，根本就驾驭不了这群悍将，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稳固，朱元璋只能找个理由把这些人提前给收拾，以绝后患。所以，以蓝玉为首，还有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等人都这样被朱元璋屠戮了。

综合以上几点来看，朱元璋之所以大力除掉开国功臣，无非是这些人威胁到皇家的统治地位以及阻碍了他励精图治的道路，所以，什么“狡兔死，走狗烹”、什么“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白头”，都只不过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罢了。

欢迎阅读史源 历史 专栏第3053期。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军评出了57位开国上将，其中有两人为单独补授（李聚奎和王建安）。57位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有过突出贡献，要么军事战绩过人，要么后勤、政工工作有功，然而比较令人遗憾的是，有3位上将不幸因病早逝，分别是谁呢？

最早去世的开国上将，是一野名叫贺炳炎，1960年病逝。贺炳炎获得上将军衔，客观而言有一定的偶然因素。1955年他本是中将名单上的一员，但临授衔不到30天，作为红二军团的代表被授予了开国上将军衔。从他之前的干部定级情况也能看出端倪，贺炳炎是唯一的一位准兵团级上将。贺炳炎是真正的“武将”，担任过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战争年代先后11次负伤，并失去了一只胳膊。上将去世前，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他生前患有多种疾病，长期工作繁忙疏于治疗，最终导致身体机能枯竭。

贺将军为人光明磊落、性情耿直，在他去世前不久，被批判贬官的邓华上将来四川当副省长，贺炳炎还拖着沉重的病躯，登门看望过邓华。贺炳炎专门委托军区副司令韦杰，好好照顾当时已经是右派身份的邓华，其做法令人动容。一个月后，贺炳炎便去世了。邓华与贺炳炎之前的交集并不多，但邓华在朝鲜战场上功绩显赫，是除彭总之外的志愿军二号人物。贺炳炎在解放战争期间跟随过彭总，对于邓华也是十分敬仰。将军去世时才只有47岁，送别将军遗体当天，有近20万军民到达现场，天降大雨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提前离开，可见贺将军的声望之高，深受军民爱戴。

第二位去世的上将，是“特工之王”李克农，1962年病逝于北京，距离他获得上将军衔仅过了7年时间。李克农在所有上将当中，地位十分特殊，他是唯一一位主要从事特情工作的开国上将，是早年的“龙潭三杰”之一。李克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尤为巨大，领导特情战线的同事，彻底击垮了国民党军的情报系统，侧翻大量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推进了正面战场的胜利。

而在抗美援朝时，他实际领导的谈判代表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朝鲜半岛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克农在建国后官至副总参谋长、 中央调查部部长， 但因为常年劳累身体多病，将军的身体被拖垮了，在1957年不慎摔倒，引发了严重的脑溢血。他的脑部疾病没有被治好，加上这期间妻子赵瑛及好友陈赓大将去世的连续打击，李克农最终在1962年2月9日死于脑软化。

第三位是甘泗淇上将，1964年2月5日去世，他也是三人之中唯一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的。甘泗淇是我军最优秀的政工干部之一，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曾官至一野副政委、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甘泗淇职务最高时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他在1964年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于办公桌前，发病时正在审阅文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甘泗淇的妻子是李贞少将，她也是开国将军中唯一一位女性，甘泗淇和李贞二人一生没有孩子，却领养、照顾了20多位烈士子女，令人感动。除上述三位上将外，刘亚楼、赖传珠、杨至诚、阎红彦、赵尔陆等人的去世时间也较早，都在六十年代病逝。

李渊建立唐朝之后，李渊封赏功臣，其中只有李世民，裴寂和刘文静享有免两死的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三个是有免死铁卷的，可是最后刘文静不但没有免死，反而满门抄斩，当时李渊容不下刘文静是因为他是支持李世民争夺太子位的，李渊也有些猜忌刘文静，最后刘文静被人诬告谋反，被李渊处死。

刘文静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计谋之人，他在李渊起义之时便追随李世民，他一直都是李世民忠实的拥护者，在李渊建立大唐江山的过程中，刘文静献计谋不少，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李渊才会在建立大唐之后给刘文静免死铁卷的，可是，自古功臣都逃不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噩运，最后刘文静因为受到李渊的猜忌，被李渊处死。

李渊建立大唐王朝之后，李世民这个皇子的功勋最大，但是李渊并没有立下李世民为太子，李渊立下了长子李建成为太子，而且在李渊统治时间，对李世民的功勋与实力他也深深忌惮，所以当时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忠实拥护者自然也受到了李渊的忌惮，而且刘文静不同于其他功臣，刘文静是个文可以治国，武可以领兵打仗，并且他这个人太有计谋了，宫廷阴谋什么的也难不倒他，所以李渊对刘文静非常担心，后来有人诬告刘文静，李渊都没有想太多，便处死了他，其实刘文静在李渊的心中早已被杀。

即便当时刘文静有免死铁卷在手，但自古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何况李渊还给了刘文静一个谋反的罪名，后来刘文静的儿子们也在李世民登基后被斩杀，估计也是牵连到皇权之中。

周世宗柴荣在去世前夕，担心政局有变，本着互为制衡的方针对禁军的兵权作了调整，使得赵匡胤并未完全控制禁军（赵之所以于周世宗去世半年后乃敢发动兵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此）。而且周世宗还留下了一道临终遗命，选定了“托孤”大臣：“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也就是说周世宗希望在自己死后，由王著作为顾命大臣，出任宰相辅佐朝政。但不幸的是，这道遗命被时任宰相之一的范质与赵匡胤合谋废除了。

另外，赵匡胤发动兵变的代周事件，并不像诗歌所描述的“一着黄袍便罢兵”般轻松，而是颇为曲折的。赵匡胤兵变回师，至陈桥门时就吃了第一次闭门羹：

“艺祖拥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不纳，遂如封邱。”

而当他们到达皇城的宣祐门外时则更为惊险，据《梦梁录》记载：

“初，宋太祖受禅，驾自宣祐门入，守关者施弓箭相向，弗纳，移步趋他门而入。”

更令人侧目的是，在兵变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流血事件。这就是后周的开国将领韩通被杀：韩通听闻兵变消息后，急忙从宫廷中奔出，被兵变先锋军校王彦升所杀。这也是赵宋开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流血事件。

基于以上，下列几个问题就值得思索了。1、周世宗的临终遗命为何被废？遗命被废后政局又发生了哪些变动？2、赵匡胤在周世宗去世时，具备哪些足以代周的优势，又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在世宗新丧之际夺权，而是拖了半年之久？3、殿前司的衙门就在宫城左掖门旁，为何赵匡胤不直接发动宫廷政变，却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

周世宗临终遗命的废除及此后的政局变化

“陈桥兵变”前，后周大臣中就曾有人向丞相范质上书名言赵匡英有觊觎皇位野心，但范质却并未理会。当此“主少国疑”之时，堂堂一国之相难道真的如此缺乏政治常识？而且兵变前夕，“出兵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的民间谣言早已传开来，可为什么包括范质在内的后周君臣却偏偏一无所知，竟嗅不出一丝异常？周世宗去世之时，禁军大全并未操之于赵匡胤一人之手，可是半年之后，禁军却全为赵所控制，这种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以为，凡此种种，均与“匿废”周世宗的临终遗命一事有关。

关于周世宗的临终情形，《资治通鉴》有明确的记载：

“大渐，召范质等人入受顾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上殂。”

这段记载暗含了周宋禅代之际的关键信息。因为与范质共同废除周世宗遗命的不是别人，正是半年后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司马光和北宋其他史家所修史书，对此均闪烁其辞，只言“范质等”，而不言及于宋太祖，只是史家笔法而已；至元人修《宋史·王著传》时，方才道出底蕴：

“著有俊才，世宗以幕府旧僚，眷待尤厚，常召见与语，命皇子出拜，每呼学士而不名。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故迟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渐，太祖与范质受顾命，谓质等曰：‘王著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世宗崩乃止。著善与人交，好延誉后进，当世士大夫称之。”

可见，王著嗜酒是实，但却并非酒囊。周世宗之所以对他十分器重，除了“藩邸旧人”这一原因以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看中了他的“俊才”和在士大夫及士人中的威望。周世宗对臣下素以要求严格著称，像周世宗这样英明的君主，如果说还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

“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名声，无所开宥。”

所以，像王著这种“嗜酒不检”者，若非另有十分明显的长处，恐怕是不会得到世宗如此器重的，更何况这种器重还包含了很庄重的“托孤”意味！

赵匡胤亦是周世宗的“藩邸旧人”，自然知晓王著的为人、才干和其在世宗心中的地位，如果让这样的人出任宰相，铺佐后周幼主，无疑将为自己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设置下障碍。宋太祖当时虽然兵权在握，但却从不轻视文臣的力量。如在先周世宗三个月去世的宰相王朴面前，他就一直是恭恭敬敬，诺诺“唯唯”。甚至在他已经做了皇帝以后，看到王朴的画像，竟也“整御袍襟带，磐折鞠躬”，并对左右随从解释说：

“此人在，朕不得著此黄袍。”

由此，也就不难推知赵匡胤为什么要与范质联手废除世宗遗命。

至于范质，可以相信，其废除世宗遗命的动机当与赵匡胤有所不同，但若说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动机也是不大可信的。作为当时三位宰相中唯一的一名“顾命大臣”，范质自然深晓自己目前的地位和王著出任宰相后自己的地位将会有何种变化。这种考虑，很容易驱使他与赵匡胤站到一起，使这位平日尚能“以廉介自持”的人在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

废除周世宗关于以王著为宰相的遗命，对赵匡胤来说，其意义又远不止干排除了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迈向皇位的障碍；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机缘，他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执政文臣的认同、关照、支持，而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认同和关照等又会变成对赵匡胤篡国阴谋的庇护。而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郑起……显德末为殿中侍御史，见上（指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质不听。”

郑起的“先见”之所以不能为范质所用，范质之所以对郑起的“极言其事”置若罔闻，决不是偶然的疏忽，更不会是“历数”的问题，而只能从范质对赵匡胤的庇护上寻找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中，禁军高级将领的任命、安排，亦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化。周世宗临终前，担心七岁的幼子柴宗训（周恭帝）为禁军所推翻，所以本着“互为制衡”的方针，对禁军高级将领进行了一次调整，使包括赵匡胤在内的任何一位禁军统帅都不可能在禁军中形成绝对优势。但在世宗去世后半年的时间里，禁军的领导权就又有了新的变动：

原来空缺的殿前副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而慕容是赵匡胤素所“兄事”的故交；原来空缺或未详由何人担任的殿前都虞侯则由王审琦出任。王是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之一，他与石守信一样，均属赵势力圈子中的核心成员。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全由赵匡胤一派的人担任了。

在原来的侍卫司系统中，李重进、韩通是赵匡胤的政敌，袁彦与赵匡胤则素无往来，且有嫌隙，只有韩令坤一人与赵匡胤有兄弟之谊。但现在经过调整，韩令坤升任空缺的都虞侯一职，空出的职务则由高怀德接任；袁彦的职务则由张令铎取代。而高、张二人与赵匡胤的关系均极为密切，且一年后均与胤结为姻亲。这样，在侍卫司系统中的所有五个高级职务中，赵匡胤的亲朋好友则占了三位。而且，由于李重进一直领兵驻在淮南，实际上京城中只剩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通一人，不属赵匡胤一派。

殿前司与侍卫司是后周禁军中平行的两大系统，但因殿前诸军是周世宗亲手创立的，战斗力较侍卫司要强，故其实际地位亦高于侍卫司。赵匡胤是从殿前司发迹起家的，其根基亦全在殿前司系统中，但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中，他显然也控制了侍卫司系统。

周世宗去世后即位的周恭帝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故后周的一应军国大事自然只能由大臣代理。范质作为宰相和顾命大臣，其地位和作用至为重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上，为何会发生对赵匡胤如此绝对有利的变化了。自然，赵匡胤本人作为当时驻京禁军的最高首长，对禁军将领的任命亦会有相当的发言权。

事实上，上述局面的出现，应当说是范赵二人合作的结果。这样，以范赵二人合谋废除世宗遗命为契机，赵匡胤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后周中枢机构的支持，其势力急剧膨胀，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和操纵了后周所有主要军政部门。

总而言之，周世宗遗命的废除，正为后来赵匡胤篡周排除了王著这一大的障碍。范质虽无篡周之心，但为了维持自己在后周中枢机构中的绝对地位，则不得不在废除遗命，即“慎勿泄此”这一点上有求于甚至受制于赵匡胤。以此为契机，赵匡胤就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后周中枢机构的认同、支持、庇护。故陈桥兵变以前所有有关警惕赵匡胤篡周的意见均被蛮横压制，而同时赵匡胤却迅速地通过中枢机构的任命，排除了在京禁军中的政敌控制了兵权。

赵匡胤是如何夺取政权的

周世宗去世后，后周面临着如下形势：首先是“主少国疑”。而皇后符氏年仅二十三、四岁，缺乏治政经验和力量；其次是赵匡胤经过高平之战与淮南战场之后，在军中积累了巨大声望，履职殿前都检点后，又让他掌握了数万精兵。

然而要发动兵变，仅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够的。前任殿前都点检张永德也曾有过这些条件，但周世宗一纸命令，便到夺了他的实权。赵匡胤不会不知道，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政变成功的主要因素是高中级禁军将领的支持，尤其是把兄弟“十军主”的拥戴。

从基层逐次上升的赵匡胤正有一帮把兄弟，号称“义社十兄弟”，其中最出名的有石守信、王神琦、李继勋三人。他们都是汉乾祐时投入郭威帐下的，结为兄弟。经过几年的奋战，到世宗死时，石守信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为右厢都校，李继勋权知邢州。此外，尚有赵匡胤“尝拜为兄”的赵彦徽是虎捷右厢都指挥使。与赵匡胤之父有宗盟之份的赵晁是官河阳节度使。这些人已是中高级将领，手中掌握实权，他们希望从兵变中得到更大的好处。

即便如此，赵匡胤兵变的阻力也很大。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侍卫亲军司，其都指挥使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能征惯战，握有重兵；副都指挥使韩通，有勇寡谋，誓死效忠周室。路州的节度使李筠，在镇“擅用征赋”，养兵三万，几乎是雄镇一方的割据势力。步军都指挥使袁彦也是与赵为敌的大将。此外，尚有不少中间势力。

总之，周世宗去世之时，赵匡胤虽有政变的实力，但反对势力甚强，而赵的准备不足。赵在登上最高军阶之前，有两大统帅在前挡道，尚无发动兵变想法，就任殿前都点检离世宗死才四天，即使有代周之心，也仅在萌发阶段。

恭帝即位后，赵匡胤开始为兵变做准备。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袁彦为陕州节度使，解除了他在侍卫司中的军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为侍马步军都虞侯，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张令铎升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第二个重大行动是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让他去路途遥远的扬州当节度使，保留军职。

这两个行动将侍卫司中的两名主要实权派排挤出去，由于两人改任节度使，李尚保留军职，比张永德稍强，他们还能接受新命，而韩通等人职务未动，不会对这些行动有更多的猜疑。新升官的三人中，高、张是赵匡胤的密友，韩则属中间势力，与此同时，王审琦也有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升为殿前都虞侯。至此，在京的侍卫司里效忠周室的只剩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通一人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阻碍了。赵匡胤不能越过韩通，直接指挥侍卫司的军队，而如果不直接掌握这支军队，韩通运用他的合法权力，组织反抗，兵变就会出现流产的危险。如何逾越这个障碍？赵匡胤和他的智囊们不会不记得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夺权伎俩：

后汉隐帝950年11月28日，“河北诸州驰报，契丹深入”，后汉命枢密使郭威率大军北征，当军队到达澶州时，郭威发动兵变，打回京城，自立为帝。这个情报，不是完全虚构的，这年十月，契丹确曾南下，11月攻占内丘县，随即屠城而去。郭威由此事得到启发，将契丹北归改成深入，这样，本来枢密使不直接掌握军队，由于出任北征统帅，将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顺利地夺取了政权建立后周。既然郭威可以将契丹北归改成深入，赵匡胤也可以无中生有地制造假情报，于是就演出了陈桥兵变的活剧。

960年正月初一，镇定二州来报“契丹入寇”，朝廷命赵匡胤率兵北征。此时赵大权在握，可以发动兵变了，但是赵没有发动。显然，赵和智囊们在考虑，慕容延钊正在澶州，万一不支持政变，甚至在拥周势力的鼓动下起兵反对政变，一昼夜即可赶到京城，倘若与韩通势力内外呼应，事情就会复杂化，而万一不能及时控制局势，外地的李重进等联合反扑，政变就有流产的可能。

尽管这一切仅仅是可能性，也必须事先严加防范，才会万无一失。因此，赵决定命慕容延钊于正月二日率前军出发，为了让人们深信不疑，同时宣布自己于次日率大军离京北上。三日晚，赵到达陈桥驿，此时，前军已渡过黄河。四日凌晨，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拥戴下，黄袍加身，率军返回京城，心腹将领王彦升杀掉韩通，罗彦坏仗剑胁迫宰相扶赵匡胤升殿。五日，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兵变一举成功。

小结

历史的书写往往是根据后果去追前因。这样倒着写历史的方式，往往会为成功者寻找成功的理由，而失败者的踪迹却渐渐减少。赵宋代周历来为后人津津乐道，以为赵氏在兵变之前就已顺承天命，早已得到将士民心，兵变时又部署精准，代周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根据我们个体的生活经验，又哪里会有如此轻易顺遂之事？更何况于封建王朝换代这样的大事件呢。

明初开国大将傅友德，人称霍去病，无疑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跟随一代名将常遇春，骁勇善战，西征巴蜀，北侵大漠，南平、云南等地屡战屡胜，为明朝的成就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据说在平定云贵的一战中，他曾亲自率领铁骑杀入敌营，杀得元军死伤千里。他当即活捉了倭寇首领达里玛，迅速平定曲靖代，大获全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能征善战的镇将军，最后却没有逃脱他的丰功伟绩。他被朱元璋嫉妒而自杀的命运，是明朝历史上挥之不去的血腥阴霾。

后人指出傅友德的死是“寻死”，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他自身的性格造成的。在我看来，这个论点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虽然陪君子如陪虎，但也不是没有规矩可循。自古以来有两种英雄让君王敬畏。一种是他们真的有谋反之心，被洞察清晰的皇帝提前惩罚。另一种是，虽然他们才华横溢，忠心耿耿，但他们桀骜不驯，在君主眼中难以控制，但他们害怕。可惜战功显赫的傅友德恰好属于后者。所以在朱元璋的农民背景里，骨子里还有小农意识的国王显得特别不讨人喜欢，当然也有除掉的想法。

傅友德武功高超，能力超群。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对职场厚黑学的理解显然不到位，所以一早就为自己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傅友德的南征

论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开国将军，文坛武术家傅友德是第一个照应大臣的人。在他的军队生涯中，入侵云贵，消灭元朝扎次瓦尔米统治势力的战役堪称经典。

吴鸿十四年秋，傅友德率领大军从湖广到云南，深入大葱满山的云贵高原。一路经过郴州、袁州，然后去了贵州。到了柯普定、普安后，三十万军士，强大如云南曲靖。明军闻讯后，盘踞在那里的元朝贵族统治者立即开战，十余万精兵驻守曲靖代，双方激战。

傅有德懂得打仗，趁着大雾逼近白石河，给人以军队要强行渡河的假象，却暗中用偷偷修栈道的招数潜入仓库，派几十支队伍从白石河下游悄悄渡河，伺机扰乱敌军，声东击西。突然，从后方抄来的元军猝不及防，一时间，全军覆没。傅友德试图命令他的将军木英带着铁骑冲入敌人的主营，活捉敌人首领达利玛，迅速收复曲靖。

一战胜利，傅友德凯旋归来，朱元璋是天生丽质，大功臣升官，封赏很多。所以傅有德被授予世袭铁券，大家都很荣幸。

但后世有人评论说，傅友德虽然功勋卓著，但滥杀无辜的残忍也令人发指。他攻占云南后，元朝统治势力几近崩溃，流离失所的蒙古人民死伤无数。更多的妇女大量沦为妓女，十岁以上的男人被屠杀。情况很糟糕。

傅友德之死

明朝开国大将傅友德与朱元璋、明太祖并肩作战，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正如许多能打仗的开国将军的最终命运一样，一旦皇帝掌权，这些拼死一战的将军们将会"免于一死"

富有德，贫农，偶然参军。元朝末年，战火四起，百姓苦不堪言。自古乱世出英雄。在农民起义的动荡年代，傅友德先是去参加红巾军起义，然后先后跟随陈友谅、常遇春，最后成为朱元璋手下的一员猛将。他在攻克巴蜀、北伐大漠、平定云贵等诸多战役中冲锋陷阵，为大明江山的稳固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洪武二十六年，登基近十年的朱元璋因惧怕蓝玉将军的兵权，设计杀他。天天和蓝玉做好朋友的傅友德自然在“黑名单”上，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找借口除掉他。

次年的一天，朱元璋借大宴之际，突然提到对傅友德次子的不满，要求傅友德给予“制裁”。没想到，傅友德真的是大义灭亲，在饭桌上立马起身认罪，并听从朱元璋的命令，杀了自己的儿子，要他的人头去庙里救活国王。

朱元璋是无辜的，知道自己理亏。但他没有当面攻击，只好找借口指责傅友德没心没肺，不思父子之情。傅友德仰天大笑，“你不就是想让我父子去死吗？死有什么不好？”说着，竟在朱元璋面前拔剑自刎，四人皆惊。一代大将，血溅金殿，何等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