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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需要仰仗善意和运气的手术。2枚、4枚肾脏、2对从一对夫妇的遗体中取出，运到了250公里外。特殊的告别后，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在另外10人的身体中，有了重新运转的机会。

这是一对矿工夫妻，因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后，女儿为他们做了这个并不容易的决定。“希望父母来不及做的事情，会有别人替他们完成。至少那两对，能带他们看到更多风景。”

在我国，的供需存在巨大差距，根据中国发展报告（2022 ），每一百万人中约有4人会捐献，很多患者在等待中逝世。

这对勤劳、热心甚至普通的安徽夫妻，成为国内夫妻同时捐献的首例。年轻的外卖员和建筑师得到了他们的，45岁的货车司机与病抗争了两年后，等来了一颗健康的肾脏。

根据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不会知道夫妻俩的名字，感谢也无从说起。

冬天来的时候，和安徽省1200多名遗体捐献者一样，这对夫妻的名字会被刻进一片纪念碑林。按照惯例，明年春分，逝者家属和接受的者们都会相聚在此。

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诗歌，但或许依然互不相识。

安徽省在大蜀山文化陵园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记者 马延君 摄

那对热心的夫妇

那是一个平静的上午。

刘志强到楼下跑步，人到中年，体形微胖，他每天都下楼跑两圈。早晨微风清凉，路边的月季开得正艳，他停下来，拍了张照发给女儿们。

妻子卢丽还在厨房里忙活。烙饼、煮粥、榨豆浆，她要在女儿们醒来前准备好一切。女儿们去上班后，刘志强也准备去矿上工作，卢丽想去买点东西，二人便一起出了门。

电动车从熟悉的绿道穿过。十几分钟后，在一个路口，一辆货车突然闯了出来。

发生意外的时候，二女儿刘梦佳在上班。6月3日上午11点左右，“妈妈”来电，她以为又要念叨让她好好吃饭。一个多小时前，卢丽刚把饭送到女儿公司，还发了条微信，“菜如果凉了，你再加热一下。”

但那头传来的是陌生声音。“你爸妈出车祸了，快来！”刘梦佳仿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打颤，立马赶去宿州的中煤矿建总医院。医生让她把家长叫来，刘梦佳带着哭腔说：“这就是我的家长。”

医生下了通知书。刘志强和卢丽躺在相邻的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每天只有10分钟探视时间。在那10分钟里，刘梦佳会帮父母腿，擦擦脸，握握手，说说话。

父母的十几天里，她每天都跑去问医生救治情况，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医生有时候被问烦了，“还是昨天那样。”家人不肯放弃， 外地的医生会诊，结论是相同的：脑部严重损伤，无法自主呼吸，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

又过了一周，情况没有丝毫好转，甚至变得更糟。刘志强夫妇处于不可逆的深度状态，医生希望家属可以接受病人无法再醒来的事实，同时提出了另一种“活着”的可能——捐献。

刘梦佳犹豫了很久，她试想，“如果他们知道，或许也会支持这个决定。”

父母有副好心肠。路上遇到骑三轮车上坡的老人，总忍不住上前推一把；矿上处了几十年的老同事，有需要都会来找刘志强搭把手；邻居们会和卢丽笑着打招呼，她们喜欢约在一起跳广场舞，卢丽身材高挑，留着长卷发，跳起舞来仿会发光。

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医协调员李春伟很理解这种感受，捐献要征求直系亲属的同意，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也会终止捐献。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这难免会和某些传统的观念相悖，比如“死者为大”，比如“完整地离开”。

平日里刘志强经常会下楼跑步，从小区外的绿过。 记者 吴采倩 摄

两个和十个

父母宠爱的小女儿首先反对。车祸发生前两天，父母刚给她过了生日。卢丽举着手机，记录下女儿吹蜡烛的瞬间。那天买的荔枝还没吃完，冻在冰箱里。

刘梦佳懂得妹妹的不舍，意外来得太快，留下的遗憾太多。

干了几十年矿工的刘志强就快退休了，但一家人计划的“家庭旅游”还没能成行；节快到了，姐妹三人还在商量给爸爸买哪个款式的衣服；刘梦佳期待着，不远的未来，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教堂……

“之前没有做的事情，让别人来替他们完成吧。”刘梦佳终究还是说服了家人，“至少那两对，能带他们看到更多的风景。”

6月15日上午，刘梦佳和家人一起签下捐献确认书。

在宿州的见证下，刘志强和卢丽的呼吸机被撤下，被宣告脑死亡。他们的身体被蓝色的布盖住，医生、和协调员围在四周，低着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向伟大的捐献者默哀。”

窗外下着大雨，家人们之一次有了一起走进病房的机会，和刘志强夫妇做最后的告别。

夫妻俩携手走过了30多年，一直和和气气。今年5月20日，刘志强给卢丽发了“520红包”，告诉她“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卢丽开心了一整天，晚上拉着女儿“炫耀”。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是一起离开的。

父母走后，姐妹仨把微信头像都换了。一张全黑的照片，点进去细看，会看到星星。她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星星”，想念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

因为车祸去世的捐献者，李春伟见过很多，“但夫妻俩同时捐献的，这是国内首例。”

两个小时后，获取手术完成。2枚、4枚肾脏、2对相继被取出，装入特定的储存仪器，从宿州紧急送往合肥市。在那里，团队、手术室、科、输血科的专家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将很快会进入10位患者温热的体内，重新运转。6位肝、肾衰竭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4位眼疾患者能重见光明。

6月15日，医护人员在手术室向捐献者刘志强夫妇鞠躬致敬。 受访者供图

失而复得的眼睛

在刘志强夫妇逝世的那个雨天，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里，她等待的正从250公里外赶来。

一周前，这位35岁的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穿孔，可能会永久失明，甚至伤及大脑神经。她还没习惯这种被打破的平衡。疼痛感从眼眶蔓延到脸部和头部，左眼的世界从“一层雾”慢慢变成“一张纸”，眼睛会不自觉地淌泪，走路时不小心就踩空。

眼科医生屈志国提议她更换，但得到这个需要难得的运气。没有合适的，医生也束手无策。

屈志国从2008年开始负责医捐献工作，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装满了志愿捐献的表格。可喜的是，捐献数据已经从最初的每年2例，上升到现在的每年上百例，但等待的人仍远超于此。

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

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术床上时，孙思城一阵阵冒汗，手也紧张到，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之一次做手术，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这么个大小伙子，怕啥呢？”

手术很成功，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给自己捐献的人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一天，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的新闻，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许就是他们。

根据捐献的“双盲原则”，捐献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晓对方信息。但孙思城的还是想跟医生打听一下，得知刘志强年纪与自己相仿，还有三个女儿。他担心孩子们会吃苦，“如果他们家有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我们可以捐些钱。”

医生摇了摇头。父子俩又补了一句：“那祝她们健康，平安。”

梁嘉欣摘下纱布后，眼睛里的雾气散去。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妈妈，人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你啊？”

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他们去世了，但想帮助更多的人。”儿子又问：“那就是死了吗？”“对，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

刘志强夫妇的被送到安医大一附院后，医生为患者做移植手术。 : 医院官

“万分之一”

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要艰难。

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刘志强夫妻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之一医院（简称“安医大一附院”），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开了十几年货车，跑遍全国各地，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饿了就去服务区吃泡面。他说和东北的风景很美，但开车太累。

两年前，刘大勇被诊断为晚期。起初的几次头痛，他以为是累了，没在意。一个月后，他突然发现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刘大勇吓蒙了，眼睛可是司机的命，他担心工作不保，丢掉养活一家老小的手艺。

确诊后，刘大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晚上睡觉起码要垫两个枕头。食欲很差，身高一米七的他从138斤瘦到104斤，脸色蜡黄，黑斑爬满身体。

喝水也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儿。多喝几口就会感到心衰，无力。

插管透析是家常便饭。从大腿上插一根，体内的血液被引到机器上，过滤排后，再送回体内。随着病情加重，透析从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三次。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每次透析完，刘大勇动也不想动，“整个人特别软。”

车是彻底开不了了。刘大勇托人卖了那辆货车，家里女儿在上大学，儿子正读高中，吃穿用度都要花钱。妻子在老家寿县开了一个宵夜摊，卖当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汤。夫妻俩常常从傍晚忙到凌晨。刘大勇帮着洗碗、端盘子，状态好的时候，他还能帮忙炒饭、炒粉，“大家都说我的炒粉好吃。”

等待是漫长的。肾脏和的移植过程复杂，极度稀缺。据中国发展报告，截至2022 年年底，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捐献的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

2022 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罪犯作为供体 。至此，公民去世后自愿捐献将成为使用的唯一渠道。据中国人体捐献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但2022 年手术仅为1万余例，捐献数量与需要的患者数量间存在巨大差距。

截至2022 年8月27日，我国实现捐献35661例，捐献106054个。每百万人口捐献率从2022 年的201上升至2022 年的416，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在不经意间降临。6月15日晚，宵夜摊刚开市不久。锅铲翻飞间， 响起，一看是医生打来的，刘大勇妻子“高兴死了”。

“有了，你们想不想换？”那头的医生问。“换，肯定换啊，我们等了两年多了！”

原本开到凌晨2点的宵夜摊，晚上11点就关了。第二天，天微微亮，弟弟就开车把他们送到合肥。医院大厅，十几个跟刘大勇一样的患者在排队等着抽血配型，最终会有4人接受刘志强夫妇的捐赠。

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万分之一”。

“当时既想配型成功，又很害怕。”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在60%左右，刘大勇 在妻子背后，心情复杂。医生开玩笑，“是不是有人逼你来的？怎么躲在后面？”他尴尬地摇摇头。

刘大勇成了那幸运的1/4。配型成功后按照排位，刘大勇本是之一个做手术的人，递来蓝色的病号服，让他去卫生间换上，因为害怕，他磨磨蹭蹭十几分钟才把病号服换上。出来时，其他患者早已到场，他变成最后一个做手术的人。

“我想喝水。”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之。对于一个患者来说,水是极奢侈的,有时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

端来一杯水，刘大勇用吸管两口，“那是的感觉。”

来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的人们。 受访者供图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手术两周后，刘大勇回到家中。出院半个月，他重了十几斤，脸色也起来。

他从宵夜摊的帮工变成了主力。有时候，他会想起给自己捐献肾脏的人，“都是安徽人，他们会不会也喜欢吃淮南牛肉汤？”他决定好好爱惜这颗肾脏。开货车和做餐饮都太辛苦了，刘大勇想再找一份工作，“挣钱是次要的，健康之一。”

明年6月，刘大勇会和另外3名“肾友”回到安医大一附院一起过生日，并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这家医院有个传统，为同一天做移植手术的患者庆祝“”，给他们送上蛋糕和贺卡。

“我们不会忘记捐献者，也希望受捐者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健康。”肾脏科长杨巧兰组建了多个“肾友群”，指导移植病人的用药和康复，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回访。

后，大部分患者的生活都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在接受刘志强夫妇的10名患者中，8人逐渐康复。但一名眼疾患者在移植后恢复不佳，无奈进行了二次移植，还有一名肝病患者手术后因感染离世。

捐献员李春伟仍每天奔波于各家医院，寻找潜在的捐献者。“捐献的缺口还很大，我们的工作形势依然很严峻。”

李春伟曾遇到一个40多岁的衰竭患者，直到逝世也没等到合适的移植。病重时，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行了，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肾捐出去。”

今年3月，那位病人因肝衰竭离世。他的妻子拨通了李春伟的，希望能捐献丈夫的。“作为患者家属，我们知道等待合适的有多不容易，如果能帮到别人就足够了。”最终，这名逝者的肾脏救了两名患者，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签订了志愿捐献协议。

逢年过节，李春伟都会去慰问刘志强这样的捐献者家庭，他希望自己的出现，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亲人对做出的贡献。”

火化后，刘志强的骨灰被带回了阜阳老家。这个17岁离家的少年，在51岁的时候和妻子一起回到故土。

但他和卢丽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文化陵园里。那里有一片遗体捐献者纪念林，两块赭红色的大理石相对而立，镂空出一男一女的形象，中间的玻璃上印着红，写着“安徽省遗体捐献者”。

花岗岩石碑像书页一样打开，1200多名捐献者的名字被刻在上面。年份在前，名字在后，越靠前的年份，捐赠者的名字越长。

如今，石碑已经立到了第9块，等到年底，刘志强和卢丽的名字也会刻在上面。

春分的时候，逝者家属和受捐的者们会相聚在此。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诗歌。

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周国平的散文《生命本来没有名字》一次次被念起：

当一个陌生得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生命，

远远地却又那么亲近地发现了你的生命，

透过世俗功利，

向你的生命发出了不求回报的呼应，

这岂非人生中令人感动的幸遇？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志强、卢丽、梁嘉欣、孙思城、刘大勇为化名）

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汪媛 张弛 安徽合肥、宿州报道

编辑 李明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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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尸奇案》是由查传谊执导，黄秋生、吴镇宇、叶童等人主演的**。

该片是根据1989年在香港发生过"空姐溶尸案"改编而成。

这部**曾荣获13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编剧奖和男配角奖三项提名

详细案件始末：

一桩恐怖的变态杀人案，牵出一个震惊三观的绝世渣男！

1

1989年5月8号，位于香港新界区沙田村落附近的村民总是能够闻到一股令人欲呕的难闻气味。

附近村民无法忍受之下，向警方投诉，要求警方尽快找到臭味来源并处理。

沙田警方接到投诉，迅速来到现场，确定臭味来源自一栋西班牙式三层丁屋，于是进屋查看。

丁屋，法律上称为小型屋宇，是香港新界原居民中的男性后人获准兴建的房屋。

这栋西班牙式三层丁屋的负一层有住户居住，地面一层和二层则是由他人租赁。

警方根据调查，得知地面两层承租人叫黄大卫，是位美籍华人。

与黄大卫同居的还有他的女朋友余玲。

在难以忍受的臭味下，警方仔细搜索一层，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但他们在二层发现少量违禁品可卡因，警方立即控制了黄大卫及其女友余玲，但还没有找到恶臭源头。

臭味到底从哪发出的？

经过地下一层及地面两层的排查，警方将目光投向了仅有的第三层。

果然，警方在三楼的浴室内，发现一只巨型铁箱。

这个铁箱内传出来的阵阵恶臭，让在场的警察几乎无法适应，纷纷作呕。

很显然，恶臭来源被锁定了。

尽管有所心理准备，但打开铁箱后的场景依然让他们大惊失色！

在铁箱内，藏着一截严重腐烂的女性残肢，尸体的肌肉组织被某种化学药剂溶解，被溶解之后的皮肉组织脓液高度腐烂，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强烈恶臭！

除了骨骼之外，铁箱内还有一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形头骨！

由于尸体是在黄大卫租赁的三层丁屋内发现，因此理所当然的，租赁人黄大卫及其女友余玲成为了重大嫌疑人，被带回警局协助调查。

但警方的查案过程并不顺利，目前尸体除了能确认是女性之外，其余线索都没有，警方只能试图查找近期是否有失踪的女性，来进行匹配筛选，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警力，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而针对嫌疑人的审讯过程也不顺利，黄大卫和余玲二人，拒不承认杀人。

两人只承认私藏违禁毒品，但对死者的情况毫不知情。

有意思的是，警方在对黄大卫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后，发现他风流成性，女友无数，余玲正是他新交的女友。

但除此之外，警方并未发现黄大卫俩人有所异常的地方。

警方找不到黄大卫俩人的作案动机，证据，加上俩人也拒不承认杀人，案件调查进入死胡同。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时，一位居住在沙田村落的居民向警方提供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案件似乎出现了转机。

2

“两天前，我听到这里有两个女人激烈争吵，声音很大，因为丁屋建筑密集，能听得很清楚！”

“后来呢？”警方想知道更多的线索，便于他们直接找到凶手。

“后来就有男的声音介入调停。”这名热心居民回忆起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但是那个男人似乎偏向于其中一方。”

“吵了多久？”警方又问。

“吵了大概十几分钟，后来突然停了！”

警方询问：“听见吵架的具体日期你还记得吗？”

这名村民仔细回忆：“记得，5月6日晚上。”

可是，仅仅凭声音是无法断定屋内的人就是黄大卫和余玲的，更不能辨别出死者身份和分析出案发经过。

但如果村民所说的情况是真的，那是否代表着黄大卫俩人撒谎了？

或者说，巨大铁箱内被残忍溶解的死尸，生前是和黄大卫他们认识的！

可惜，推测始终是推测，听闻也只是听闻，无法作为证据。

就在警方一头雾水的时候，他们接到报案，有人失踪。

这个失踪人员，让警方逐步发现了一些线索。

失踪人员叫黄紫君，在香港国泰航空担任高级空姐，服务头等舱，今年28岁。

警方上门再一次核实黄紫君失踪情况。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黄紫君失踪的？”警方询问黄紫君的父亲。

黄紫君父亲说：“5月6日。”

“失踪之前，黄紫君有什么异常举动吗？”警方再问。

“没有什么异常举动，就是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很生气，然后出了门。”黄紫君父亲说。

警方离开了黄紫君家，开始对黄紫君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令警方意外的是，黄紫君竟然也是黄大卫的女友之一。

黄紫君是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之后离开的，并且一去不回。

当地的热心村民也提供了当晚听到的吵架声。

并且三层丁屋内传出争吵声持续十来分钟。

随后，吵架声戛然而止！

吵架声为什么忽然停了？

警方大胆假设，这几条线索之间是否都互相关联！

最关键的一点是，黄紫君的失踪时间是5月6日晚上，而黄大卫所租赁的丁屋内传出吵架声音的时间也是5月6日晚上。

而且根据调查显示，黄紫君和黄大卫认识在前，是男女朋友关系，黄大卫和余玲是最近才认识的。

警方几乎可以肯定，黄大卫说谎了。

但他们再次提审黄大卫，试图撬开他的嘴时。

没想到黄大卫居然痛快承认，人就是他杀的。

3

警方问：“被杀的是谁？”

黄大卫回答：“黄紫君，还有一个帮凶。”

“谁是帮凶？”

“余玲。”

警方再审讯余玲，余玲得知黄大卫已经招供了，纸包不住火，早晚会败露，于是承认他们的确杀了人。

经过仔细盘问，警方终于还原了案发当天的事情真相。

根据余玲交代，她特别喜欢黄大卫，但在得知黄大卫有个前女友之后，无法忍受自己和另一个女人共享爱人，于是当即在5月6日那天晚上，给黄紫君打去了一个挑衅电话。

黄紫君接到电话后非常愤怒，来到了黄大卫租赁的丁屋后，余玲见到了黄紫君真容。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黄紫君和余玲根本容不下对方。

两个漂亮的女人开始剧烈争吵，在这个时候谁都不愿意落于下风。

听到这里，警方不禁被黄大卫纵横情场的能耐惊到了。

换作他人，前后任女友一旦相遇，则一方必然会黯然神伤退出，或者看清渣男面孔后鸡飞蛋打，两女一起退走，让黄大卫两手空空。

但这次情场较量，在争夺黄大卫的归属权时，黄紫君和余玲却针锋相对，谁都不肯放手。

俩人争吵越来越激烈，甚至起了肢体冲突，且已经吵到了隔壁的邻居。

这时候，黄大卫才开始介入调停。

在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他最终选择了余玲，提出和黄紫君正式分手。

黄紫君心灰意冷之下，突然发疯般扑向了余玲。

处于疯癫状态下的黄紫君没有想到，自己捍卫爱情的壮举，却将自己送上了黄泉路！

面对着发疯的黄紫君，黄大卫和余玲居然联手，冲突之下将黄紫君杀死。

“怎么办？”

黄紫君死后，余玲第一时间不是想着报警，而是询问黄大卫处理尸体的办法。

黄大卫也知道杀人的事很麻烦，跟着就想出了一条令整个香港都为之震动的毁尸毒计！

为了毁尸灭迹，他们将死去的黄紫君衣衫剥光，并将她的人头砍了下来，放在巨大的铁箱内，然后用化学溶剂，淋在黄紫君的尸体上。

具有强腐蚀性的化学药剂逐渐将黄紫君的尸体溶解，只剩一副白森森的骸骨，和令人头皮发麻的骷髅！

黄大卫和余玲毁尸灭迹之后，本以为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但是，闷热的天气让尸臭从铁箱内散出，强烈的尸臭影响到了周围的邻居。

邻居报警后，这才让黄大卫和余玲杀害黄紫君一事败露。

经过司法审判，1990年8月，黄大卫和余玲二人被控告谋杀罪及妨碍死者合法下葬罪，罪名成立，根据法律，法官判处黄大卫和余玲二人死刑。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回味，黄大卫和余玲亲口承认杀人，毁尸灭迹，证据确凿，但是这个案件从抓捕到审理，竟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不得不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怀疑当时香港的司法体系。

黄大卫和余玲二人被判处了死刑，正常情况下，本案已经可以结案。

然而，案件到这里才开始出现真正的戏剧性大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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