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工人闹事,捅出了公司领导层的腐败问题后,市长李高成开始秘密调查。结果发现,他的老部下、老上级以及他的妻子都与这案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办?在老百姓与亲朋戚友之间,他必须作出抉择。他最终选择了人民,而人民也选择了他。
作品以直面现实人生的胆识和勇气,对腐败分子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社会上存在的花钱买官、公款嫖娼、行贿受贿、拉帮结派搞圈子等腐败行为进行了大无畏的揭露和抨击,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主人公李高成痛苦的灵魂搏斗与抉择,扣人心弦。
作家简介
张平111,1954年生于西安,山西新绛人。现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抉择》《法撼汾西》《天网》《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国家干部》,中短篇小说集《祭妻》《姐姐》,长篇报告文学《孤儿泪》等。 作品简介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统治着,麦琪土司便是其中之一。
老麦琪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少爷为藏族太太所生,英武彪捍、聪明勇敢,被视为当然的土司继承人;二少爷为被土司抢来的汉族太太酒后所生,天生愚钝、憨痴冥鲁,很早就被排除在权力继承之外,成天混迹于丫环娃子的队伍之中,耳闻目睹着奴隶们的悲欢离合。
麦琪土司在国民政府黄特派员的指点下在其领地上遍种**,贩卖鸦片。很快暴富,并迅速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土司中的霸主。
眼见麦琪家因鸦片致富,其余的土司用尽心计,各施手段盗得了**种子广泛播种,麦琪家的傻少爷却鬼使神差地建议改种麦子,于是在高原地区漫山遍野**花的海洋里,麦琪家的青青麦苗倔强的生长着。
是年内地大旱,粮食颗粒无收,而鸦片供过于求,价格大跌,无人问津,阿坝地区笼罩在饥荒和死亡 阴影下。大批饥民投奔到麦琪麾下,使得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空前的规模。傻子少爷也由此得到了女土司茸贡的漂亮女儿塔娜,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就在各路 土司日坐愁城,身临绝境之时,却传来二少爷开仓卖粮,公平交易的喜讯。
各路土司云集在二少爷的官寨举杯相庆、铸剑为犁。很快在二少爷的官寨旁边出现了几顶帐篷,进而 是一片帐篷,酒肆客栈、商店铺门、歌榭勾栏、甚至妓馆春楼,应有尽有。在黄师爷(当年的黄特派员)的建议下,二少爷逐步建立了税收体制,开办了钱庄,在古 老封闭的阿坝地区第一次出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雏型。
二少爷回到麦琪土司官寨,受到英雄般的欢呼,但在欢迎的盛会上,却有大少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毒的眼光。一场家庭内部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又悄然拉开了帷幕。
终于,在解放军进剿国民党残部的隆隆炮声中,麦琪家的官寨坍塌了。纷争、仇杀消弥了一个旧的世界终于尘埃落定。
五十多年后,已是暮年的二少爷站在已被修复一新的麦琪土司官寨前望着这座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故居,他百感交集,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他双手合什,祈福美丽的家乡,祈福幸福的人民吉祥如意,扎西德勒。
作家简介
阿来,当代中年作家,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 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目前已经辞职,全心创作新书《格桑王》。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 《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尘埃落定》,1988 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 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著名军 旅作家柳建伟更是肯定地说,阿来会以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作品简介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 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 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形 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
作家简介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 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 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等短、中、长篇,约有4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 篇小说奖。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 作品简介
《茶人三部曲》以绿茶之都杭州的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起伏跌宕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塑造 了杭天醉、杭嘉和、赵寄客、沈绿爱等各具不同社会意义和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忧患深重的人生道路上坚忍负重、荡污涤垢、流血牺牲仍挣扎前行的杭州 茶人的气质和风神,寄寓着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坚毅精神和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倾向。茶的青烟、血的蒸气、心的碰撞、爱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 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业兴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带,熔于一炉,显示了作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 力。
故事发生在绿茶之都的杭州,忘忧茶庄的传人杭九斋是清末江南的一位茶商,风流儒雅,却不好理财 治业,最终死在烟花女子的烟榻上。下一代茶人叫杭天醉,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代,他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唐与奋发的矛盾。有学问,有才气,有 激情,也有抱负,但却优柔寡断,爱男友,爱妻子,爱小妾,爱子女……最终“爱”得茫然若失,不得已向佛门逃遁。杭天醉所生的三子二女,经历的是一个更加广 阔的时代,他们以各种身份和不同方式参与了华茶的兴衰起落的全过程。其间,民族,家族及其个人命运,错综复杂,跌宕起伏,茶庄兴衰又和百年来华茶的兴衰紧 密相联,小说因此勾画出一部近、现代史上的中国茶人的命运长卷。
作家简介
王旭烽,1955年生于杭州,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分配至《浙江工人报》任编辑, 后调至中国茶叶博物馆。1998年调入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
自1979年发表第一部独幕话剧《承认不承认》至今,已创作近400万字。主要作品有《春天系列》、《西湖十景系列》《茶人三部曲》、《饮茶说茶》、《杭 州史话》,大型电视片《浙江七千年》、《话说茶文化》(主撰稿)等。其中《南方有嘉木》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茶人三部曲》从1990年开始动笔,到1999年底改定,整整用了10年的工夫。全书以江南杭姓茶叶家庭六代人的命运沉浮为主线,将中国茶文化史和中国 近代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1863年太平天国撤出杭州城写起,一直写到1998年由全世界茶人捐资修建的杭州国际和平馆揭幕为止,共130万字,写了 60多个主要人物,堪称是中国第一部反映茶文化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其中《南方有嘉木》已重印四次。 王旭烽是十年心血一杯茶,果然是杯龙井极品。一位评论家这样称赞王旭烽和她的《茶人三部曲》,《茶人三部曲》中杭氏忘忧茶楼上的那幅出自《诗经》的对 联倒似乎恰好可以做这句话、也做王旭烽和她的写作的注脚:谁为荼苦,其甘如荠。
说起来,我还没有系统地读完阿来的全部作品,但他笔下的文字还是很吸引我。尤其是那些距离我很远的“土司”,“碉楼”等极大地调动起我的阅读兴趣。
阿来出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身份证上标注的是藏族,但不是纯正的藏族血统,是一个混血儿。因为长期生活在藏族聚居的地方,写作的题材也都取决于藏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所以他应定义为一个使用中文写作的藏族作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作家,多元文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学的繁荣。同样作为一个混血身份的写作者,我喜欢的是陌生的环境下写出的陌生文字,和作家本人的族别无关。我只想知道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里,生活着某一些人,有着某一种文化和风俗便可以了。和国家、民族无关。这些陌生的文化,常令我心驰神往。可见写作一定要与众不同,从题材到语言,都应该有陌生化,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古往今来的作家,做到这一点,才能脱颖而出。比如说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言、贾平凹,反观过来,就是说作家要有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文学领地。
阿来的文学故乡在川西北。他30岁时出版了《旧年的血迹》和《梭磨河》两本书,出版的时候心里每天在盼望着,可当他拿到包裹,书一打开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不愿意再看了,内心有一种很空洞的感觉,觉得自己没写好。阿来说,“文学艺术,如果不是一流的作品,它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也决定阿来后来作品的走向和质量,也成就了后来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在当今社会,人心浮躁,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凤毛麟角。有的人书一本本地出,一遍遍地重复着别人,也重复自己,却不考虑读者有没有阅读的兴趣。这样的出版,充其量也是为社会多营造了一些文字垃圾。前些日子一位有些名气的作家在朋友圈里发文称,除某某级作家,拒绝别人给自己赠书。因为没有质量的作品等于消耗别人的生命。这应该引起写作者的警醒,明白自己为什么写作,写作的终极目标和意义是什么。
阿来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拿起相机背上包,在他生活的故乡不停地行走,做一些实地调查,给文字汲取营养。寨子里的路很难走,不通车,每天只能走到哪算哪。在四川马尔康松岗土司官寨,当地有句话叫“嘉绒十八土”,因为嘉绒有十八个土司,两座碉楼。碉楼不仅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作战工事,也有风水上的意义。趁着寨子里的很多老人还在,阿来就去寻访这些土司家族的历史。每到一个地方,阿来先去找县志,去档案馆找史料,再到民间找传说。就这样,阿来凭着对地方历史的兴趣,几乎把嘉绒十八家土司家族的历史全部研究过一遍,然后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两年后《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阿来也当选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苦难是一个人成长的催化剂,阿来也不例外。阿来说自己的故乡很好,但要让自己留着这里,他不愿意。我对故乡的概念近几年才有,从小我就不喜欢自己生存的地方。和阿来一样,因为父亲是外来的,在我工作之前,档案籍贯里一直写父亲的家乡。在我的人生词典里,一度失去了故乡。我14岁离家,半生漂泊,辗转各地,父母去世后,如今回望家乡,才有了故乡的概念。阿来初中毕业后去修松岗水电站,他的命运在这里发生转折。1977年恢复高考,原本已错过报名时间的他神使鬼差地得到了一个考试的机会,虽然没有考上理想的地质学校(为了离家更远),但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师范,毕业后在山区小学执教,有了亲近文学的机会,通过一首诗歌的发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阿来不动声色地介绍他的故乡,以及故乡对他的影响。在他冷静的外表下面,我看见一颗倔强的心和有趣的灵魂。从2007年起他开始拍摄植物,渐渐成为一种习惯。在海拔1900米至4600多米的高山草地行走,没有一个好的身体自然不成,但更多地需要一种毅力。支撑阿来的是对文学的热爱。
阿来说自己写小说不需要构思,就是沉浸到那种小说需要的状态当中去。所以作家的行走也是为自己的创作培养一种状态,让自己成为小说里的人物角色。另外,写作要学会压制,刚想写的时候不要动笔,像一颗种子埋进土里,让它慢慢生长,一段时间过后,它又冒了出来,这时还要压制,等确实到了压不住的状态,不写不行了,笔下自然就流淌出来。
从片中学到了一种辨识海拔的常识,首先看森林能长多高,然后看草甸、浅草能长多高,再往上到了石滩,就接近生命的界线了。也许是久居海边的关系,我肺活量不够,大概到了2000米左右,就有高原反应。这也是我向往高原,却不敢尝试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我对高原作家的文字充满兴趣。阿来说,小说就是探索可能性的过程,人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只能做一个选择。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活成各种各样的自己。也许这就是小说家喜欢创作的秘密。身体不能达到的地方,可以用文字表达。但我还是喜欢在行走中的写作状态。
阿来于1959年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马尔康县。出版过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尘埃落定》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目前已经辞职,全心创作新书《格桑王》。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著名军旅作家柳建伟更是肯定地说,阿来有可能以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背景: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解放战争时期。 作为叙述者的傻子,是作者一种刻意的安排,因为其承担了作者的许多意图,比如通过其所谓的“傻”来观照所谓“正常人”的各种活动——以一种新的角度来感受世界,正因为某种神秘的“傻”,作者才可以赋予他某种超人的预感,也使作者可以以一种超然的角度来叙述整个事件的发展。傻子的每天早上醒来的两个问题似乎带些纯朴的哲学味道,是追求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吧,在其体内涌动的各种想法、力量在没有得到确认之前一直是盲目的,傻子一开始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或者没有清醒的自主意识,只是在朦胧中感到自己应该这样做——有时可能是出于一种本能吧,一直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之后。
文/药草园/贝尔格莱德之神
摘要
时代的尘埃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是一座大山。阿来作为一个具备汉藏文化背景的双重身份的寻根作家,以真实而虚构的历史题材成为其文本书写的一大特色。在解读阿来《尘埃落定》的过程中,主要通过阿来独特的文本书写和历史文化视角,去一窥藏族的历史演进、文化变迁,并以此为基础探索阿来的艺术文本根植于藏文化的渊源。
关键词:尘埃落定;历史叙事;寻根;人物视角;人性
前言
阿来虽然在1994年真正动笔的前十年里就已经开始收集素材构思创作,为写藏区生活准备资料,但《尘埃落定》在“新历史小说”热潮之时出版,使得许多人把它看作是一部新历史小说。站在新历史角度上,《尘埃落定》凸显部分真实历史,同时从民间视角表现边缘人物的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去呈现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它注重根据地域文化背景,从强烈的“真实自我”出发,通过“我”的叙述者形象叙述故事来还原历史,重点描绘边缘历史中日常化的事件,有一定的“野史”意味。传统史学认为历史事实能够通过叙事揭示,阿来则怀疑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认为文字具有虚构性且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追求着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试图对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进行拆解和颠覆。[1]
一、叙事交融——新历史与传统历史叙事的分割边缘
相对十七年历史小说题材的真实性而言,《尘埃落定》所讲述的土司家族的故事是阿来的虚构的。[2]这也是阿来小说被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既对历史的“虚构”,并不以还原历史真相为主要目的,是反传统的历史小说。但仅仅因为《尘埃落定》出版在“新历史小说热潮”点上和自身虚构性上,就判定它是新历史小说,是失之于草率的。[3]这不仅在于他的写作意愿起于1985年历史小说风起云涌之时,也在于对纯粹虚构故事的新历史小说而言,《尘埃落定》是最具真实性的[2]。历史事实确实存在于阿来的记忆、叙述和各种著述当中。其中蕴含着川西藏区神秘的藏族风情、神秘的土司制度和神秘的“傻子”。比如关于食品、服饰、建筑风格的描写,藏族土司的来历、骨头划分的等级制度、宗教分布情况、内部社会分工及其土司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重要而真实的历史因素,阿来说过这些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的,但其内的家族故事则是完全虚构的。
小说主要人物“傻子”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与作者文化因素重合的背景上,两者都是汉藏混血儿,也长期生活在土司社会中。“傻子”作为作者所覆盖的主要视角,在这样重合的背景下,使故事具备了先天真实的文化空间,蕴藉着作者在真实历史中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因此阿来以饱含诗意的笔触描绘出马尔康藏区土司制度的繁荣及没落过程,本就镌刻着深沉而真实的历史文化意蕴。
与新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尘埃落定》固然偏离了“正史”,但它仍有十七年历史小说的革命色彩,按照历史发展进程穿插着真实的历史事件,给予了小说大框架的真实性。如“白色汉人”、“红色汉人”、“婴粟”与“梅毒”四点正史的边沿投影。李谫博认为“若要说‘正史’是这个故事中一道既淡又远的背景,毋宁说是‘尘埃’中最细小的几粒‘尘埃’。”[2]但笔者无法苟同这种说法,这如同认为“月亮只有玉盘般大小”,本质是错误的看法。正史之所以是正史,就在于它是历史整体中的庞然大物,在行进的过程中牵动着边缘历史。虽然阿来在文本书写中刻意淡化了正史的存在,更多地审视着藏民族的历史,使正史在小人物的对话和书信中一笔带过。但正史却成为《尘埃落定》里藏民族历史变迁的无形推手,如麦其土司靠着黄特派员带来的国民党军火妥妥地收复了被汪波土司占领的寨子;麦琪家种下**种子大发其财,进一步揭露、激化了土司间的矛盾,加快了土司制度的灭亡;土司们沾惹上民国时期泛滥的梅毒,迎接着绝子绝孙的终亡预兆;红白汉人的战争则成为土司制度必然走到历史尽头的证明。
正史的存在使等级森严的土司专制制度由辉煌走向失落,一方面“四点投影”最后从侧面展现中华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历史走向。正史的历史走向无疑推动了马尔康藏区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发生,阿来正是通过正史带来的现代化浪潮,预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和旧时代的逝去与消亡。它可以是隐藏的,但绝不会是无足轻重的。
阿来的文本抒写综合两个时代的叙事特征,突破十七年文学的写作束缚,创造了开放性的历史小说,具备“新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但该文本写作的筹备又是在“新历史”之前开始的,与十七年历史文学藕断丝连,没有彻底脱离。使得文本对历史的叙事呈现撕裂、融合的特征,使历史在真实与幻想之中巧妙结合,形成独属于阿来的一大文本书写特色。
二、叙事根源——寻根思潮与藏文化结合的历史视角
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时代的背景密不可分。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长期存在着传统文化断裂的现象。对民族文化全面否定加上长期的社会动荡以及文革时期的社会动乱,民族文化遭遇毁灭性打击,险些消亡。为了重新发掘出民族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随着寻根文学思潮逐渐兴起,一些作家思维不断发散,彰显地域特色的文化寻根作品也应运而生,阿来的小说便是地域文学的创作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尘埃落定》在虚构的故事框架中还原了一定真实的历史,但对历史的“还原”并不是阿来的主要目的,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中发掘民族精神意识才是阿来要做的,阿来说自己在写作《尘埃落定》的时候曾经受到过民间文学的影响,使文本表现出鲜明民间色彩。1985年准备写作时,正是寻根文学热潮开启时,于是他开始致力于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心理的挖掘。“文化寻根意识渗透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对嘉绒大地不间断地漫游和深情描绘,以及在文学创作中与族群血脉的历史文化根脉的贴近或‘对接’”[4]。
阿来作为一位汉藏混血儿,长期生活在古老的化石般的藏族村落里,同期接受着汉文化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产生对自身民族文化归属的撕裂感。《尘埃落定》中有一句话贯穿着小说的始终,那就是“傻子”的问话:“我是谁”“我在哪里”的现代性追问。[5]当种子落入土壤就已经开始了生长,尽管它忘记自己对成熟过敏。正是这一点使得小说成为与众不同的历史叙事文本,这也是阿来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追问,他不仅是在小说里探索土司制度的衰亡与逐渐瓦解的过程,更是在探索作为民族一部分的藏人生存的状态。这是阿来写作的真实动机。徐新建指出,大部分寻根作家作为汉族用汉语书写汉族生活,虽标榜是“寻根”,仍然是“我手写我心”[3];阿来作为汉藏混血的作家,对“藏族生活经历”的写作还得探索如何用汉语来展现,其中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阿来也因此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马上就投入寻根文学创作的时代热潮中,而是经过十年探索之旅的文化积淀一步步挖掘民族史,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形成一种深思熟虑的文学风格。在阿来的文本创作中,与汉族母亲的汉语对话以及二少爷作为土司儿子的藏族生活是交错穿插在历史文本之中的;身为“白色汉人”的黄特派员亲自来处理麦其家与汪波家的冲突。阿来正是通过这些汉人与藏人的接触,以及“我”的汉藏混血儿的身份,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搭建桥梁,使内地读者有了一丝关系自身历史的亲切感、熟悉感,得以在阅读时自然而然地切入藏族的历史视角,目睹了藏民族由前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变迁过程。
汉人历史身影和藏族历史文化,两种不同寻根叙事视角的结合,这正是阿来对自身民族历史的审视方式:他将自身文化背景的矛盾与融合所创造的独特性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广阔视野中;将自身的文化背景与书中人物文化身份重合,结合所处时代的叙事,呈现出极具个人色彩的历史书写方式。
三、塔罗解读——三种人物视角叙事下的历史构筑
神秘主义者会告诉你塔罗是神明赐予人间的预言之书,塔罗心理分析流派的学者则认为塔罗牌是一种解读的工具,也是对潜意识的探知,而潜意识拥有编写文本的能力。用塔罗来解读文本叙事,就是对作者潜意识探知的一种方式。塔罗专家巴特利特认为塔罗是一种古老通用的符号语言,代表着事件或事物的原型,来自于人类某种共同的经验。[9]作为解读的工具,它有其普遍性和适应性,可以运用到历史的叙事当中,为解读《尘埃落定》的叙事提供全新视角。在最近几年具备塔罗元素的小说中,最为著名的是作家袁野的《诡秘之主》。袁野说他看过阿来的小说,正是阿来文本中对历史叙事的虚实神秘、撕裂交融之感启发了他对《诡秘之主》世界观的进一步完善,在碎片化和无序化的意象当中加入现实的历史因素,产生巨大的撕裂,给人以荒诞和神秘。《尘埃落定》本身实际并无塔罗元素,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史诗性和神秘性的重合,这一点恰好是可以用塔罗去解读或诠释。
无忧无虑、自由奔放、看似愚蠢的“愚者”是一切故事的开始;提灯的隐者在经过热忱和繁华后,忍受着孤寂追随真理之灯的指引,一方面也为读者和愚者指引前路,正应了“返璞归真”的老话;而“世界”则是旅途的终点,亦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以塔罗元素为根基之一的《诡秘之主》很清晰地传达了大部分塔罗流派认同的一个意象——愚者就是世界本身。但是在‘诡秘’的文本中,“世界”格尔曼说“亚当给了我人性”,进而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最终“背刺”了“愚者”克莱恩;隐者的作用则是在愚者前进的过程中,点明并见证故事的主要脉络,这两点在‘尘’的文本中都有体现。在‘诡’的文本中,通过隐者嘉德丽雅这一条并不明显的线路展开神秘女王贝尔纳黛和黑皇帝罗塞尔的接触过程,一步一步点明未来道路,打开神秘世界真实面目的大门,并在这一过程中,愚者逐渐接近世界的冷静,世界逐渐接近愚者的疯狂。
对于《尘埃落定》和《诡秘之主》这样史诗般的小说而言,必然存在多种叙事视角对历史进行构筑,‘诡秘’的文本由塔罗牌核心原型二十二张大阿卡娜中的愚者、隐者和世界三张牌构成故事最基础的联系。在‘尘埃’的历史文本中,阿来则使用了三种人物视角互补的方法。既以“我”这个傻子(愚者)为聚焦视角,参与并见证历史的发展进程;以翁波意西(隐者)为隐藏视角,在智者般的预言中穿透历史的迷雾,说出“我”想说的话,有了更多思辨色彩,拥有渊博知识的翁波意西对事情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为读者点明事物的本质;最后是阿来(世界)作为作者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进入历史,代入傻子的文化身份上,审视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于是,可以肯定地说愚者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愚者;阿来既是傻子,傻子亦是阿来。说到底,只不过是愚者非愚,傻子非傻罢了。不管是“诡秘”还是“尘埃”,其描写都是一段关于愚者的传说。换而言之既是:一位傻子的旅程。
如果说文本里拥有渊博知识的翁波意西是在用言语点明历史,那么“傻子”就是在以自己的行动去跟随历史,屡屡审时度势,通过装傻来化险为夷,正如翁波意西所言“二少爷是个聪明人”。虽然作者覆盖书中人物,塑造了一个“我”是傻子的形象认知。但笔者研究后认为这可不是傻子,非但不傻,还很机智,机智到能让大部分人都感觉他很傻。他或许正是预见到了“土司”的王国将要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化作尘埃,才会从一开始就装傻充楞。不但巧妙地避开了王位之争,还适时崭露头角,建立起繁荣的北方边贸集市,跟上时代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改革,用言语话术让茸贡土司将女儿嫁给了他,为脱离家族争取足够的本钱。最后提前站队,招收黄师爷,虽然文本里没有明说,但“红白汉人”进藏的事实或许印证了他对于国共争夺藏区的推测;尽管他到底站错了队,但无论最终是红色汉人还是白色汉人取得了胜利,作为藏区“土司”王国覆灭后最后的土司,在国家初步安定发展的情况下,都必然要对他进行笼络和利用。所以说,至少他的一生是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谋略规划,假如不是误打误撞运气使然,那么其心计城府就很深了。文本里土司们一个个志比天高各自斗得不亦乐乎,但除了“傻子”,其他人就像蚂蚁争窝一样可笑。
某种意义上看,翁波意西的话是对的。用塔罗牌的话语来说,如果被割掉舌头的翁波意西是在黑暗中追求真理、观察历史、点明智慧的“隐者”;那么傻子少爷就是预见命运并敢于付出行动的“愚者”,他是一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傻子”,一位暗中指引命运道标、执掌“好运”的藏地之王。他以充满寓意的语言预示未来,打破时空的限制,以超越常人的眼光和思维通晓这片土司大地的过去和未来。但在作者全知全能视角的覆盖下,能够预见未来并付出行动的二少爷实际走在历史悬崖边上,因为他既不属于未来,也不属于过去。作为最后一位高贵的土司,他完全可以避免被仇人击杀,只要说出心里想的那一句“酒真香”,甚至有很多机会反杀土司家的仇人。或许正是预见了历史,他才会没有动手,而是在最后关头用“无知的傲慢”刺激“仇人”,用自己“最后一位土司”的身份宣告土司制度和旧社会的消亡;在时代浪潮中,打开了藏民族尘封已久的古老心灵和精神痕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阿来给傻子定下的命运,是世界为获得“人性”对愚者的背刺,是阿来为了成全自身文化身份,将傻子引导向死亡。“傻子”的死亡成为阿来解放自己文化认同、解放旧时代最后枷锁的钥匙。究竟是时代为傻子倾倒,还是傻子终被时代的命运浪潮吞没,或者是两者皆有。他不是作者文本所表现的时代幸运儿,而是一个在命运的预知中得知必然的灭亡来临前,在平静中疯狂挣扎的可怜虫。“傻子”和翁波意西作为书中的人物,在作者文化低语下,看透了历史的黑暗迷雾,可以看作是隐含的作家本人。尤其是“傻子”在发挥完作为展现历史、推动历史的工具的作用后,被作者用死亡榨干了最后的价值,作为阿来的一个文化身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一点也非常符合‘诡秘’文本结尾所说的塔罗式预言:世界醒,愚者归。傻子的死亡对于他本身和阿来而言,是必须从美梦中苏醒的结果。这也是傻子作为历史中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必然的归宿,成为尘埃般的灵光沉睡在大地中。随着他的死亡,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真实的历史、虚构的叙述。有句话几乎成了阿来创作这部作品的最基本动机:“历史就是从昨天知道今天和明天的学问”。[6]这句话准确地表现在“傻子”和翁波意西身上,阿来以作者身份覆盖书中角色视角,将自身与书中人物结合,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和历史的观察者直接参与其中,融入自身的思考,表达出自身对于藏族土司历史的独具特色的文本解读,使这部小说完成了个人对历史的阐释。传统历史小说的模式因此被推翻,历史成为其自由发挥的空间。
四、人性叙事——人性在历史中的构建
在大部分历史文本中,人性作为宏观中的微观而存在。然而对人性的叙述也是历史构建的一部分,历史就是对人性的体味。在《尘埃落定》的文本中,中的“傻子”就是麦琪土司醉酒后和汉族女人生下来的孩子,汉族土司太太也因此得以摆脱妓女身份成为土司太太,但她训斥“傻子”的善良,用酷刑惩罚和曾经的她同等身份的“贱骨头”。当“傻子”与侍女桑吉卓玛结合后,土司太太为自己的十三岁的傻儿子感到开心,却顺手给十八岁的侍女一道响亮的耳光。土司太太把侍女看作是当年的自己,认为她和自己都有一样的小心思,既想要献出贞洁凭借麦琪家使自己上位,这样的逾越之举侵犯了她作为土司太太的权威。
麦琪家的大少爷以前非常疼爱他这个脑子不聪明的弟弟,在弟弟开枪打断沉迷鱼水之欢的父亲时,主动替弟弟担了责任——挨了父亲的一扇耳光。但当他发现傻子可能是在装傻,甚至后来傻子所作所为威胁到他土司继承者地位的时候,他对傻子的态度便发生了很大的负面变化,用各种机会给他傻子弟弟添堵。当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下任麦琪土司的时候,便又恢复了往常的那种对傻子的疼爱。老麦琪在亲自处理自己大儿子的后事时,按理说应该是悲痛万分,可他却在失去继承人后重新焕发荣光,感觉自己可以再活五百年。这也是这部作品给人的震撼之处——权力的光环能够让人迷失人性。
历史的荒唐在此刻尽情展露,土司太太在对权力话语权的疯狂争取的同时也体现着对傻瓜儿子的怜爱。老麦琪之所以消沉,就在于他对权力的看重和在“**花战争”胜利后对大儿子逐渐从他夺走权力之事的无可奈何。就连“我”这个傻子也无法摆脱权力的影响,“我”不满卓玛与银匠曲扎的暗中恋情,觉得歌曲不是卓玛为“我”唱的,结果叫卓玛从快乐唱歌唱到哭泣流泪,而“我”也感受到了王者权力的美好。七层之高的官寨仿佛用权力牢牢地套住了所有人,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权力的牢笼之中。
麦琪家的大少爷可以为了权力产生去动杀害自己弟弟的念头;老麦琪可以为了自己看中的手下的美丽妻子找人杀了自己的手下;茸贡女土司可以为了利益不认女儿。土司们也因为权力,为了雄霸一方而疯狂种植**花。面对权力的诱惑,大多数人已经变成了权力的野兽。权力之下的人性在历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越是工于权力心计,就越会被始料不及的情况搞乱全盘计划,除非能够像“傻子”这般超越人类。
文本中的人物虽然常常工于权力和心计,但人性有两面,同时也有正面的、积极的人性存在。如这些土司虽然专制、霸道,却毫不怯懦,不怕被人复仇报复。多吉罗布兄弟,作为复仇者,更宁可光明正大地向仇人复仇,而不是秘密杀戮。桑吉卓玛一度想勾搭上土司家,表现得无比顺从,可她同时又有着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热烈而赤诚!最为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翁波意西,也是不畏权贵、不惧割舌,偏要道出历史的真相。他们都体现藏民族精神中豪迈粗犷、爱憎分明的英雄气质。
总之,这些文本人物展现的人性,体现了一个民族转型时期的历史中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阿来笔下的血肉和灵魂,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
结语
事实的历史是精准的,历史的叙事是模糊的。小说《尘埃落定》历史叙事视野相当广阔,但又是狭窄的。从狭义角度讲,阿来的叙事集中在个人史和民族史这两条黎曼空集相交平行线上,既展现了以“傻子”为叙事主人公的传奇个人史,同时以“我”为第一人称视角的一条主线贯穿全书又以许多支线带领读者探寻神秘的四川马尔康藏区,探寻它的风俗、美景、语言、历史,展现了一个历史时期浪漫的藏民族文化风情,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兴衰。从广义的历史叙事视角来讲,它还包括多种角度和位置对事物的观察,如艺术的角度、诗性的叙事、景观叙事、隐藏叙事、超现实叙事等,人性的表现同样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它的叙事特征和方法是多样的,这是作者对历史印象表现的叙事,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叙事特征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息息相关,它既融合、杂糅了各种时代的叙事特征,也处于某些时代叙事特征的分割边缘。
毕飞宇,1964年生,江苏兴化人,毕业于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品有《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推拿》等。2011年8月,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阿来,男,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当代著名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副主席。 从1994年《尘埃落定》写出至1998年出版其间,阿来由阿坝州一家杂志转辗到四川成都《科幻世界》由编辑到总编辑社长,《科幻世界》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五六种,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陈应松,原籍江西余干县,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县。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别让我感动》,小说集《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陈应松小说》、《陈应松作品精选》、《巨兽》、《呆头呆脑的春天》、《暗杀者的后代》、《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大街上的水手》《星空下的火车》、随笔集《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诗集《梦游的歌手》等30多部,《陈应松文集》6卷。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本人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安徽插队落户。王安忆的文学作品摒弃现实功利性杂质,将人置于广袤的时空背景中,在人类意义层面展示人的价值内涵,使价值求索具有了终极追寻的意蕴。
阿来代表作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和《蘑菇圈》 。
《尘埃落定》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统治着,麦琪土司便是其中之一。
老麦琪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少爷为藏族太太所生,英武彪捍、聪明勇敢,被视为当然的土司继承人;二少爷为被土司抢来的汉族太太酒后所生,天生愚钝、憨痴冥鲁,很早就被排除在权力继承之外,成天混迹于丫环娃子的队伍之中,耳闻目睹着奴隶们的悲欢离合。
麦琪土司在国民政府黄特派员的指点下在其领地上遍种**,贩卖鸦片。很快暴富,并迅速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土司中的霸主。
眼见麦琪家因鸦片致富,其余的土司用尽心计,各施手段盗得了**种子广泛播种,麦琪家的傻少爷却鬼使神差地建议改种麦子,于是在高原地区漫山遍野**花的海洋里,麦琪家的青青麦苗倔强的生长着。
是年内地大旱,粮食颗粒无收,而鸦片供过于求,价格大跌,无人问津,阿坝地区笼罩在饥荒和死亡阴影下。大批饥民投奔到麦琪麾下,使得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空前的规模。傻子少爷也由此得到了女土司茸贡的漂亮女儿塔娜,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就在各路土司日坐愁城,身临绝境之时,却传来二少爷开仓卖粮,公平交易的喜讯。
各路土司云集在二少爷的官寨举杯相庆、铸剑为犁。很快在二少爷的官寨旁边出现了几顶帐篷,进而是一片帐篷,酒肆客栈、商店铺门、歌榭勾栏、甚至妓馆春楼,应有尽有。在黄师爷(当年的黄特派员)的建议下,二少爷逐步建立了税收体制,开办了钱庄,在古老封闭的阿坝地区第一次出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雏型。
二少爷回到麦琪土司官寨,受到英雄般的欢呼,但在欢迎的盛会上,却有大少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毒的眼光。一场家庭内部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又悄然拉开了帷幕。
终于,在解放军进剿国民党残部的隆隆炮声中,二少爷也知道土司的日子不会长久。这时原来被二少爷杀死的一个下属的儿子在寨子里出现,二少爷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久了……
《空山》
《尘埃落定》十年后,阿来新长篇小说问世。十年磨一剑,这一剑真的是一把宝剑。
阿来《空山》与《尘埃落定》可谓艺术思想上的双峰,小说的结构艺术格局是阿来在艺术上新的探索,它呈现出与《尘埃落定》完全不同的风貌。
《尘埃落定》是历史的挽歌式的抒写,《空山》是现实的,续写“新生”,《尘埃落定》的土司制度被推翻后,在新制度下,又是怎样的景观。
如果说《尘埃落定》是封闭的结构,完整的故事,《空山———机村传奇之一》则由于表现“一个村庄秘史”的重大主题,而采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背景,不同的人和事构成一幅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即所谓“花瓣”式的结构方式。阿来在“表现一个村庄秘史”的现实态度极为明确,它不是单一民族的,也不是牧歌式的,传奇的、作家对藏族村庄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宗教,自然和社会的体验,说它是“秘史”,并非披露其神秘,而是用特别的手法将被人漠视麻木的伤痛揭示出来。唯其如此,才形成了小说宏大的格局。重大而庄严的主题,厚重而深刻的内容,随心而掌控的结构,对于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宗教社会和谐与进步,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
《格萨尔王》
作品简介阿来创作《格萨尔王》的消息哄传已久,早就被目为09年最令人期待的小说。
9月4日,出版方重庆出版集团为该书在北京举办盛大的全球首发式,中文版首印20万册已经在各地上市。
阿来介绍,《格萨尔王》成书约30万字,历时三年完成。阿来精心设计了两条并进的叙事线索:一条以千百年来在藏人中口口相传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为底本,侧重讲述格萨尔王一生降妖除魔、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格萨尔王传》是全世界最为浩大的活的史诗,光现在整理出版的就有七十多部,百万以上的诗行,人物众多,故事浩繁,阿来精选了最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在细节上精雕细琢,着力以现代人的视角诠释英雄的性格和命运,赋予神话以新的涵义和价值。另一条线索则围绕一个当代的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晋美的成长经历展开。阿来将他所接触到的众多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经历、性格和情感,浓缩到了小说中晋美这个角色身上。牧羊人晋美偶然得到神授的说唱本领,从此四处流浪游历,以讲述格萨尔王的故事为生,逐渐成长为一个知名的仲肯。他在梦中与格萨尔王相会,与格萨尔王莫逆于心,当格萨尔王对无休止的征战感到厌倦时,晋美也醒悟到故事应该结束了。在说唱故事终章的一刻,他也结束了自己的仲肯身份。
小说带有强烈的寓言色彩,宏大叙事和细致的心理刻画水乳交融,既富有鲜明的民族性格,也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有评论家誉之为难得一见的传世之作。
《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
阿来说,城市里的花草,跟城市的历史有关。它们是把自然界事物和城市连接起来的媒介,
同时也把我们带到一个美的、文化意味悠长深厚的世界。写海棠时他想到贾岛在四川的乡下做小官,看到西府海棠林时写下“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纵使许昌持健笔,可怜终古愧幽姿”。宋代陆游写梅花,“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当时的“锦城西”如今在成都的二环内,已不会有“二十里中香不断”,除了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外,没有什么建筑留下来了。寻找一个城市的记忆,不一定到博物馆或者找一两件文物、线装书,把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就是一种文化。
《瞻 对》
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政府六次发兵征讨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此地的归属权在川藏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直至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将此地解放……
瞻对地处康巴,康巴人以强悍闻名,而瞻对在康巴人中更以强悍著称。当地人也以此自豪:瞻对就是一块铁疙瘩!
本书以瞻对200余年的历史为载体,将一个民风强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融化史”钩沉出来,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同时也展现了汉藏交汇之地的藏民独特的生存境况,并借此传达了作者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
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协官网公布细节显示是0票。
《语自在》
《语自在》是阿来的一本生活哲思散文。
2015年7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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