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经历

第 一 卷

书 香 世 家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

第 二 卷 应 试 及 第

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21岁的苏东坡和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进士及第。殿试时，献上二十五篇进策，深得仁宗皇帝的心，被评为翰林学士。

欧阳修很赏识他，提拔他，后来苏轼及苏辙便拜欧阳修为师。

嘉佑二年四月，母亲程氏去世，苏家父子三人在京，赶紧回乡料理丧事。

嘉佑四年，母丧期满，父子三人再度赴京都。

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是年举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入选。

第 三 卷 出 任 凤 翔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 ，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

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

第 四 卷

王 安 石 变 法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继室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

此时宋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 苏轼由于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落败，被迫请调杭州 (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及挫败感。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愿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因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也在密州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等流传于世。

第 五 卷

乌 台 诗 案

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 (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 (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一位朝廷钦差，为了要讨好王安石，把苏轼捉拿进京，指称他诽谤朝廷，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生病的曹太后为他说情，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

第 六 卷

流 放 黄 州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文章无论在思想还是在题材上都有了扩展。如 <前赤壁赋>， <念奴娇 - 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此时的苏轼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已达极高的境界 !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 (今河南省汝南县) 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简介，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

第 七 卷

元 佑 更 化

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 (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

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一件，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

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

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

第 八 卷南 行 千 里

晋升高位后，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郁郁不乐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末获批准。继室王氏又去世。

元佑八年九月，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元佑更化」宣告结束。18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新法。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59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 (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 (都还没到呢 !)又受命流放惠州 (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安之若素，觉睡得还是那么香甜。朝廷奸人仍不罢休，苏轼被放逐到自古所说的天涯海角 - 儋州。在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他一边读书，读他最爱读的柳诗和陶诗 (他也只带了这两本书)，作诗自娱；结交平民朋友，生活虽然凄苦，但深具特色又有内涵的苏轼，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

最 终 之 卷

永 存 的 诗 人 心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 !然而此时，苏轼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

66年的岁月里，或许波澜重重，或许生活窘困，苏轼始终未曾因而颓唐丧志，一直坚强的活下去。而最难得的，应属他始终保有，那颗温柔细腻的诗人心。

苏轼这个牛小子 文 / 蓼滩碧浪

——苏轼的飘逸与旷达

一、苏轼其人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代的大文豪，他是一位在文学艺术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成就的杰出作家。

他出身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有明显的影响。苏轼的散文、诗词、绘画等卓越成就的取得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另一方面，苏洵对他是深有影响的。

苏轼因散文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进而又被列为“韩柳欧苏四大家”；他写的诗歌被尊为“宋诗的典范”；他的词，被称为“为词立法”，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和开创之人；他在绘画方面与米沛、李龙眠，并称宋代四大家，擅长画墨竹，其实他的书法也有独特的造诣。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二十岁中进士，之后仕途多舛，走过了一条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苏轼真的是历尽苦难，完成自我的一个诗人。

苏轼生存的年代适逢王安石变法新党与司马光旧党斗争，由于坚持正义，夹在两种势力中间，屡遭贬谪与磨难。足迹所履进20处：四川—开封—风翔—京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京城—杭州—颖州—宣州—惠州—儋州等。

苏轼一生虽然走过一条极其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但他从未消沉绝望过，而是在历尽苦难中完成自我，实现了一种真正的超脱，任何挫折、不幸都不能在精神上击垮他，战胜他。

在坎坷的境遇中，苏轼就是苏轼，他摆脱了精神上的苦闷与压抑，在事业上终于成就一番作为，他所到之处，都积极为民众办是实事，处处留有“政声”。在风翔他被称为：“苏贤能”；在杭州疏浚西湖，修建苏堤；在海南他又建医院，学校等。在文明创作上，他的最优秀诗篇都是在贬低中写就；在生活方面，所到之处都能密切联系群众，深得当地人民爱戴。苏轼在民间影响极大，东坡巾、东坡帽、东坡扇、东坡酒等等，或时髦一时，或流传至今。足见苏轼在民间影响之大。

苏轼留下的遗产也为数不少，除了四川眉山有“三苏祠”外，全国上下有百处关于苏轼的遗迹。三苏祠有朱德亲笔题词：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二、苏轼旷达性格形成的原因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 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会有以下表现：一、殉道。即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如屈原自沉汨罗江。二、抱怨。即在诗中抒发穷困愁苦、怀才不遇的怨气。

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以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像《登高》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陈子昂之“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李白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等。

但到了苏轼则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天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了，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这应当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新的拓展，表现了人类智慧大大前进了一步。

苏轼是何以达到这种境界的呢？我认为这与苏轼少年时代就具备的两种个性有一定的关系。

苏轼少年读书时，就能把儒道两家最好的品格和修养融到自己的修养当中，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地方。一方面他从小就有坚定的儒家用世的志向，即“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宋史·苏轼传》中有这样的记述：苏轼少时，母亲程氏教其汉书《范谤传》。范谤是东汉党争时受迫害的一个忠臣，任命为清诏使的时候，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后受迫害时，不苟且偷生，宁愿付出生命，像“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一样。临别辞母时说：“为儿不孝，没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范母说：“一个人既想成就名节，又想富贵寿考，岂能两全？母亲愿你去完成理想。”读到这里时，小苏轼发誓自己长大了也要做范谤。苏母说：“你能做范谤，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苏轼一生，不阿新党，也不附旧炎。他每次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政治迫害，只要回到朝廷上，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不盲从哪一派人物，也不愿随波逐流。因此，才遭受到那么多的贬逐，但其志愿、理想、操行始终一致。关键时候，总是忍不住要说真话，用他的话说就是“如蝇在口，不吐不快”。

苏轼少年时代也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自幼喜欢《庄子》。《庄子·逍遥游》有这样一个比喻：“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个比喻是描述一种很高的修养。说是在藐姑射的山上，有一得道真人，肌肤像冰雪样洁白，姿态像处女样美丽，洪水滔天而不会被淹死，大旱使金石融化、土山枯焦而他不会被伤害。——这实际上表达的是道家在精神上自我保全的一种操守。此外，《庄子·养生主》中还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今臣之刀近十九年矣，所解牛数千矣，而刀刃如新发于硎。”这讲的是修养的问题。而在《庄子·逍遥游》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冥。南冥东，天池也。”这种高远的、不受拘束的、超远旷达的修养和想象的故事，《庄子》里还讲了很多。苏轼小时侯读《庄子》他说：“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宋史·苏轼传）他是说从前内心也有些见解，自己不能说出来，现在在读《庄子》，发现《庄子》正好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的，这是非常奇妙的。说明苏子自幼就像佛家说的有慧根，对道学家说精髓有早悟。苏轼在幼小读书时就能把儒道两家的最美好的品格和修养融合到自己的修养之中，这是苏轼成材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对苏轼的两点做人的态度会有教深一步的认识：

苏轼两点做人态度：他对于自己的苦难挫折采取超然旷达的态度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言：“进退得丧，齐齐久矣，皆不足道。”而对于国家、人民的忠爱之心，则是始终执著，没有改变的。所以只要回到朝廷去，他应该说什么正直的话，还照样说。经过多少危苦患难，仍然是那样忠直。而且贬官在外时，尽力为民办实事。在风翔被人民称为“苏贤能”，在密救过旱灾，在徐州救过水灾，在杭州修西湖、建医院，惠州修桥梁，在儋州建医院、学校，尽力为民办实事，所到之处均有极好的政声。苦难铸就了苏轼伟大的人格。

三、苏轼的诗词

说起苏轼不说其诗词就像到了杭州没去看西湖一样。

（一）苏轼的诗文

苏轼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数量最多，现存的诗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

苏轼歌咏自然景物的诗作，往往能把寻常景物写得精警动人，极富情趣或理趣。如《惠崇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作，笔下描绘的湖光山色，风姿雨态及江南早春画面，无不曲尽其妙，具有悠然不尽的情致。《题西林壁》则由看山引发一个具有深刻哲理意味的问题。它告戒人们：由于各自观点立场不同，困难问题的出发点不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对事物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狭小范围，摆脱个人偏见。它也启迪人们在认识复杂事物的过程中，对整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大呢个关系的思辩，以及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警戒。苏轼诗中这种引人入胜的景色与耐人寻味的诗意以及发人深省的这里融为一体，就是所谓的宋诗“理趣”。

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苏轼诗歌的另一主要内容。苏轼是有志于经世济民的诗人。他出身寒素，入仕后累遭贬谪，接近下层民众，这为他写作此类诗提供了基础，像《吴中田妇叹》等诗篇都是此种精神的反映。

苏轼还常常借用历史题材，揭露现实政治弊端。《荔枝叹》是这类诗的名作。表现了诗人敢于抗争的精神。

苏轼无事不可入诗，散文化、议论化是苏诗的特点，各种题材，他都能恰当地点染，融触处生春，无不如意。

苏轼的散文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有“韩如潮水，柳如泉。欧如瀚，苏如海”之喻。

苏轼的论说文包括奏议、进策、经解、杂说等，其中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教战守策》是论述居安思危、教民武备战之文，作者针对北宋苟安的现状，提出战守策略，非常切中时弊。

苏轼的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游记和亭台楼堂记等。数量虽不多，却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最具独创性，碑传文代表作有《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山水游记《石钟山记》是一篇带有科学考察性质的文章。它以探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组织成文，旨在说明“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杂文小品在苏轼散文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数量大，艺术成就也很高，它包括随笔、序跋、书信、杂著等，此类文章大都是随手拈来，信笔写成，展现作者的襟怀和个性，且极富神韵和情趣。如《日喻》等。

苏轼的赋作，以前后《赤壁赋》名声最著。《前赤壁赋》写名月秋夜，与友人泛舟赤壁，在水光月色之中，借景抒怀，探索人生与宇宙的哲理，虽有一定的消极情绪，但主要表达了超脱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的情怀。《后赤壁赋》写作者在东夜月下，登高览物，表现出从清风明月和挟仙遨游中摆脱苦闷的潇洒和超脱。两赋语言骈散相间，声韵铿锵和谐，主宾问答自然，是宋代文赋的佳篇。

（二）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在题材内容、风格意境和语言音律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推广到词的领域，开创了词的创作的新阶段。

苏轼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提高了对词的认识与评价。他打破诗词有别的人为界限，促使词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作。

在题材内容上，苏轼把词人的视野从传统的“花间”“尊前”引向了人间社会，以至赢得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评价。苏词众多的题材中，以抒情词、咏物词和田园词的成就最高。

就抒情词而言，除了传统的风月柔情之外，苏轼大胆开拓，把词体逐渐转化为文人言志抒情的工具。他用词表现自我，用词直接抒发自己的为政、爱国、怀古以至广泛的人伦之情。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抒写“致君尧舜”“用舍由时”的为政抱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写密州出猎的盛况，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其中又有一首词人四奶奶爱妻王弗的悼亡作。即“十年里生死两茫茫……”，借用梦境抒胸臆诉悲苦，情真意挚，沉痛断肠。

咏物词多达30余首，且艺术精湛，不但重形似描写，而且重神似描写，不但能写出物象，而且能写出寄托。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苏轼的田园词是对宋词题材的一个突破。他在徐州所做的组词《浣溪沙》五首，描写了农村风光、农民形象、劳动生活和乡风民俗，宛如一曲清新优美的田园牧歌。

在词风上，苏轼可谓开创了豪放的意境。最具代表的是《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词人挥洒如椽之笔，描画雄奇壮美的江山景色，又驱使无限时空，赞美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感情豪迈而又沉郁。

苏轼还开创了旷达词。所谓旷达，指豁达通脱、疏狂不羁、潇洒超俗、乐观开朗的创作个性。旷达是苏轼为人的性格特征，旷达词在苏词中数量很多，所以旷达可以称为苏词的主要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通篇吟月，却处处关合人事。词人似与月对谈，探讨人生意义，最终从大自然中得到慰藉，摆脱了人生苦恼，实现了旷达。此类词还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轼传统婉约词的创作，也多佳制。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

在语言和音律上，苏轼也有创新。苏词的语言清新朴素、简洁畅达，不似柳词的俚俗，更没有花间词的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在词调上，他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沁园春》、《永遇乐》、《水调歌头》、《贺新郎》等。

总之，苏轼终究以苏轼的姿态成就了一代文豪！

苏轼轶事

少立范滂志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宋史·苏轼列传》)

文惊欧公 嘉佑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议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一头地。”闻者始哗而厌，久乃信服。(《宋史·苏轼列传》)

何须出处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以示欧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及揭榜，见东坡姓名，欧公曰：“此郎必有所据。”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宋人轶事汇编》)

名慑举子 (东坡)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魏公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宋人轶事汇编》)

老兵有鉴识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宋人轶事汇编》)

作文先有意 有问作文之法于东坡，坡曰：“譬如城市中种物，欲致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宋人轶事汇编》)

平生快意事 东坡尝谓：“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宋人轶事汇编》)

换羊肉书 黄鲁直戏东坡曰：“昔右军书为换鹅书，近日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家换羊肉数斤，可名公书为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一日宗儒致简相寄，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宋人轶事汇编》)

苏轼的经历：早年经历，苏轼于宋仁宗景_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赴京应试

嘉_元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_二年赴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

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_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_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

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任知州、熙宁十年四月至元丰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

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

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

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

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

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

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

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_四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_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作为标志。

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

苏轼被贬颍州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

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_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

元_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_七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_八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_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

绍圣四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

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葬于汝州郏城县，享年六十五岁。

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是我国宋代的著名作家。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诗、词、书、画、文章都很出色。在他任杭州、扬州等地知府时，能够体察民情，在救灾、治水、清免赋税等方面做了许多好事，深得当地民众的好评。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7月26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一、苏轼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1-3]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4]  。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4]  。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4]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二、苏轼的命运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

1、“一起”：步入仕途。公元1057年苏东坡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一年录取进士388人，苏东坡名列第二，他的弟弟苏辙名列第五。他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后来收入《古文观止》，使他名震京师、脱颖而出。考中进士后，苏东坡第一个职务是陕西凤翔府判官，品级不高，从八品，扎扎实实干了将近3年。

被召回朝廷后，他任职史馆(国家图书馆)，在那里读了很多书。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下派到杭州做通判，做了2年零9个月。然后到密州任太守(公元1074年)，当时38岁，属于“年轻干部”。后来又转任徐州太守2年，湖州太守3个月。可以看出，苏东坡步入仕途后，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被提拔重用。

2、“一落”：大难临头。公元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30天。乌台就是御史台。为什么叫乌台？唐朝时御史台内有几棵大柏树，乌鸦在上面筑巢，所以把御史台叫乌台，一直沿用下来。

案件是因文字而起的，所以叫“乌台诗案”。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新党与旧党之争。苏东坡反对变法，站在旧党一边。李定和舒亶等人千方百计迫使宋神宗给他定罪。政敌一心想置他于死地，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重臣、不杀士大夫。宋神宗又特别爱惜人才，所以就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贬。

贬到哪里去呢黄州。黄州当时是下等州，贫穷落后。长江自北向南折向东绕城而过，巴河自北向南注入长江，长江和巴河一起把黄州围得像一口井，苏东坡说：“黄州真在井底”，相信是有感而发的。但苏东坡毕竟人才难得，宋神宗也不想太亏待他。好在黄州离开封不远，基本生活还有保障，就把他贬到这里来了。

3、 “二起”：东山再起。公元1085年4月，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尽废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先任登州太守，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17个月时间，苏东坡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12个官阶。

4、“二落”：知难而退。太后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苏东坡坚持原则，反对全盘否定。因与太后和司马光政见不合，苏东坡觉得不开心，一再主动请辞外放。公元1089年7月至公元1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1年零7个月。

5、“三起”：再回朝廷。苏东坡公元1091年3月回朝，当了7个月的吏部尚书，然后出任颍州、扬州太守，再任兵部尚书1个月、礼部尚书9个月。从苏东坡频繁的上下左右调动，反映了朝廷当时极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太后对苏东坡极为赏识，希望他作为与新党制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苏东坡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6、“三落”：一贬再贬。公元1093年9月，太后驾崩，18岁的哲宗亲政。哲宗的心灵已经有些扭曲，太后摄政时，他基本上是个局外人，大事小事与他无关。他很郁闷，刚一亲政，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政治反扑，无情打击“元祐党人”。先把苏东坡降为定州太守，赶出京城;上任1个月又被贬到遥远的惠州，在那里住了2年零6个月;再贬，被贬到更远的儋州，就是今天的天涯海角。

扩展资料：

一、苏轼文学成就

1、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

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2、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

“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

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3、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

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二、艺术成就

1、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

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2、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苏轼

从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态度中得到的启示有临危不乱、豁达等启示，详细介绍如下：

1、我们要学习他那种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的豁达精神，尽管我们只是一介凡人，尽管对一些事情或压力无法释怀，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力从容面对之。苏轼人生态度是入世而非出世，他宦海沉浮一辈子，他从来没抛弃过世俗生活和仕途生活，他是大儒，但又通佛通道，儒释道在他身上矛盾又统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

2、所谓大丈夫以天下 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道家的思想又占上风，而道家讲的是无为，所以他又像庄子一样，要逃离这个社会，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

3、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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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陆贽简介，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笮拷鍪5那诩蠊睢＠嫌崖碚涫翟诳床还ィ嫠氲每沙嵌婪系厥叮盟帧⒃煳荨K沽魃卤车卦诙律闲燎诟鳎拮油跏显蛟谝慌源蛳率郑蚱薅送使部唷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 ，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 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陆贽简介，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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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生于公元1037年，去世于公元1101年，北宋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的文学成就极高，算的是上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自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宋嘉佑二年与与弟弟苏辙、父亲苏洵同时进士及第，一时成为一方美谈，人说“一门三苏”。

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来母亲病故，因守孝丁忧故里，熙宁二年官复原职。复官之后，因为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而上书反对，从而受到排挤，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一生起起落落，经历坎坷，但也许正是因为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留下如此多封著作。

扩展资料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参考资料：

-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