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古诗为什么要从孩子抓起？

小时候我们都背过古诗，然而经常背完就忘，特别是学前的宝宝们，等到了正式入学的时候，早忘得光光的了，那么到底还要不要让学前的宝宝背古诗呢？答案当然是要，因为背古诗能给孩子带来很多好处。

一、背古诗词能培养孩子的语感和韵律

咱们的古诗是很讲究吟诵的，“吟诵”是什么意思，就是唱呀！虽然现在“吟诵”这一古老的技能已经几乎失传，但是古诗的韵律感丝毫没有减弱；“词”就更不用说了，填词填词，就是往曲牌里面填，说通俗点儿，“词”就是歌词，最出名的宋词，就是宋代的流行歌曲呀。

语感的培养对于孩子上小学后语文学习中的病句分辨特别有帮助，有的孩子虽然说不明白句子错在哪里，但是总能选对答案，原因只有一个“读着顺嘴！”这个就是语感起了作用。

二、背古诗词能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

不管是何种语言，诗歌都是这种语言的精髓，咱们的古诗词很讲究借景抒情，借物言志，虽然孩子小，很多感情他们并不懂，但是那些对于景物的描写却是他们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让孩子背古诗词就是要在孩子心里埋下对美的正确认识，幼年时接触的东西往往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你现在让他接触越多真正的美，他长大后被庸俗丑恶的东西腐蚀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忘记了和完全没有接触过大不相同

虽然大多数孩子到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会忘记他们在学前背的古诗词，但是人脑不是电脑，他们对于古诗词的记忆并没有被删除，而是隐藏在了某个地方，一旦时机合适，那些模糊的记忆可以很迅速地被唤醒，这和从来没有接触过古诗词是大不一样的。

四、学前背古诗词可以增进孩子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家长们都知道语文的比例在考试中越来越大，但是很多孩子对语文学习实在是兴趣寥寥，小时候多背点儿古诗词对培养语文学习的兴趣是很有帮助的。孩子如果可以通过背诵古诗词领略语言的美，对他将来的语文学习绝对是有很大的益处。

背古诗词有这么多好处，那么究竟怎么背才更有效呢？

一、从简单的开始，循序渐进

很多孩子背的第一首古诗大概都是《鹅》，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定要从简单的开始，从短的开始，家长不要追求长和难，让孩子有兴趣背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每个孩子不一样，但是从简单的，容易背的开始不会错，至于孩子能走到哪一步，先不要着急，慢慢来才能知道。

二、不必迷信大家，但也不要太偏

给孩子选诗不必非李白、杜甫、白居易，尤其杜甫，我个人觉得杜甫很多诗情绪偏压抑，不是那么适合孩子。建议家长选自己比较熟悉的作品，选情感比较明朗活泼的，毕竟对于孩子而言，忧国忧民还有点儿早。

我个人比较推荐王维，他的写景诗应该是中国古诗词中写景的巅峰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意境之美无人能出其右。

如果是男孩子，背几首边塞诗也是极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寥寥二十字，边塞的辽阔和荒凉跃然纸上，非常有气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边塞诗有不少是带着极其悲伤的含义，不用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让现在的我们都泪水沾襟，就是李白这首《关山月》后面的几句“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也是充满了悲伤的气氛，所以给孩子选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实在不好取舍的话，我觉得背一半也不是不可以。

尽量不要选过于偏门的，我认识个妈妈，她很喜欢纳兰性德，结果天天教她上小学的姑娘背“当时只道是寻常”，好是好，但是真的不是太适合孩子。我自己极喜欢李商隐，但是最终也只敢让我儿子背了一首《锦瑟》。有些诗词留到孩子长大再看也不迟。

三、以诗为主，词为辅

对于学前的孩子来说，古诗更容易接受，而词就有点儿绕嘴了。如果家长确实喜欢词，建议选浣溪沙，采桑子这种比较短小，形式也和诗比较接近的。比如张元千的“山绕平湖波撼城，湖光倒影浸山青，水晶楼下欲三更”，一个“浸”字实在了得。

四、让孩子多听名家的朗读

网络这么发达，家长随便一搜就有很多古诗词的程序和朗读，家长可以下载下来让孩子跟着学，这样的效果比照着书念要好很多倍。尤其是在停顿和轻重的处理上，这是印刷品所无法表达的。听名家朗读还有个原因，那就是孩子认字不多，而古诗词中又有不少生僻字，所以孩子自己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听朗读还有个好处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听，不用让孩子在那里正襟危坐地听，他游戏的时候打开放给他听就可以，就像是背景音乐，不要小看这种随便听听，孩子会受益良多。

五、理解不理解没关系，先背下来再说

有些家长说孩子不理解古诗，瞎背没意义。其实让孩子背古诗词就是意义所在。其实就算大人，又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真的理解了作者的本意呢？“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虽然有点儿夸张但是对古诗词而言却是有道理的。孩子背古诗重点并不在理解，而在背，熟悉韵律，熟悉大概的意思，就好像盖高楼之前需要先造很多砖块，虽然从砖块看不出大楼的形状，但是砖块是高楼大厦的基础。

刚才说不理解也背，不是说家长就只是让孩子傻背，很多诗词，家长是可以把诗词变成孩子能理解的故事讲给孩子的，或者一些相关的小故事也行，比如可以是写作的背景，也可以是诗人的轶事笑话，孩子觉得有意思就会愿意背。

孩子虽小，但是你教给他的东西都不会白费，就像种子，种下去不会立刻发芽，只有耐心地浇水施肥，树苗才能破土而出，在经过无数风雨后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找到合适的种子，种下去，然后浇水施肥，静待发芽成长！

所以家长们还是要让孩子从小学习背古诗，从小培养兴趣，同时要选择正确的方法去培养孩子，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才不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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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朋友们学唐诗，爸妈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书本吗？最理想的应该是动画片。这里颜夕夕为大家分享一个巧虎学古诗的动画视频。巧虎对于小孩来说，可真是一个可靠的小伙伴。唱唱跳跳，能歌善舞。还能跟着见识许多有趣的动物和景观。

从潜意识上来说，儿童对巧虎的信任度相当高。所以让巧虎带领宝宝们学习，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若平这两句我肯定是高览，具体详解如下

　　————欲穷千里目 谜底 高登————

　　词人高登

　　人物简介

　　高登1104～1159) 字彦先,号东溪，漳浦县杜浔乡宅兜村人，南宋强项廉介的爱国者，词人，宣和间为太学生。绍兴二年(1132)进士。授富川主簿,迁古田县令。后以事忤秦桧,编管漳州。有《东溪集》、《东溪词》。

　　宋史记载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少孤，力学，持身以法度。绍兴二年，廷对，极意尽言，无所顾避，有司恶其直，授富川主簿，复命兼贺州学事。学故有田舍，法罢归买马司，登请复其旧。守曰：“买马、养士孰急？”登曰：“买马固急矣，然学校礼义由出，一日废，衣冠之士与堂下卒何异？”守曰：“抗长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礼义与法度尔，既两弃之，尚何言！”守不能夺，卒从之。满秩，士民丐留不获，相率馈金五十万，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贫无以养，愿太守劝其咸受。”登辞之，不可，复无所归，请置于学，买书以谢士民。 授静江府古县令，道湖州，守汪藻馆之。藻留与修《徽宗实录》，固辞，或曰：“是可以阶改秩。”登曰：“但意未欲尔。”遂行。广西帅沈晦问登何以治县，登条十余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诈，疑不可行。”对曰：“忠信可行蛮貊，谓不能行，诚不至尔。”豪民秦琥武断乡曲，持吏短长，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登至，颇革，而登喜其迁善，补处学职。它日，琥有请属，登谢却之，琥怒，谋中以危法。会有诉琥侵贷学钱者，登呼至，面数琥，声气俱厉，叱下，白郡及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帅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舜陟遣健卒捕登，属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诣阙上书，求纳官赎罪。故人有为右司者，谓曰：“丞相①云尝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身事且无忧，上书徒尔为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既而中书奏故事无纳官赎罪，仍送静江狱。登归葬其母，讫事诣狱，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事卒昭白。 登谪居，授徒以给，家事一不介意，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则颦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临卒，所言皆天下大计。其学以慎独为本，有《东溪集》行世。

　　人物生平

　　高登十一岁丧父，母亲勉力供其求学。他读书勤奋，为潜心钻研《易经》，深居梁山，结庐白石庵。二十岁时，他入太学，与太学生陈东、张元千、徐揆等结为至交。 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金兵进犯京师，高登与陈东等联名上书，请诛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此事得到朝中不少大臣响应。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李邦彦、张邦昌等大臣，主张全部接受金兵提出的议和条件，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李纲极力反对，积极赞成姚平仲夜劫金营的建议。不料劫营风声走漏，姚军反为金兵击败。事后，李纲被罢黜。二月四日，高登与陈东在宣德门上书，请求罢去李邦彦太宰职，再用李纲，城外军事交给种师道。京城军民听说太学生上书，主动赶来声援，一时数万人汇集于宣德门，打死宦官数十人，开封府尹王时雍急忙调遣数万骑兵，准备捕太学生入狱，欲行镇压。高登与陈东等十位太学生屹立人前不动。钦宗怕出事，迫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 之后，吴敏、张邦昌继李邦彦任相，吴敏极力开脱李邦彦的罪责，力图再用李邦彦。高登愤然上书，指出李邦彦罪大恶极，不可再用，如若听从吴敏所请，“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离矣。”翌日，他又再次上书，请罢吴敏、张邦昌，逐王时雍。为此他接一连写了五本奏章，但都得不到答复，只好作南归的打算。不久，忽然听到意外的消息，朝中有旨，张邦昌、李邦彦都调离京城，出居远郡，赵野、李棁、王孝迪等小人也相继被罢斥。高登十分高兴，认为已是可以倾腹尽言的时候了，又振笔直书，提出吴敏、王时雍也应罢斥，黄琮、杨次山、祖秀实等人应重用。高登在奏章之中，力褒忠良，怒斥奸邪，以国家兴亡为念，提出强国、强兵、强民的良策，直谏皇帝昏庸的危险，力排和议，力主“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但都未被采纳。 当金兵进逼京城之时，国子监六馆诸生都很恐惧，打算逃跑。高登慨然与林迈等请随驾，入隶于聂山军帐中。等到金兵退走后，居心叵测的吴敏却唆使学官虚构罪名，诬陷高登，使高登负冤被摒斥回乡。 公元1132年(绍兴二年)，高登虽人在家乡，仍念念不忘国事，振笔写了十条政见，上呈朝廷。那时，吕颐浩、秦桧任左右相，高登的政见，仍得不到采用，在廷对时，高登极意尽言，毫无隐讳，考官不满其正直忠谏，先任他为下州文学，后来又改任广西富川主簿，都是小官职。广西宪司董棻知道高登是不可多得的人材，派他负责桂林六郡司法工作兼贺州学官。高登到任，便切切实实地为当地学宫办了好事。本来，学宫有田地，有房屋，后来，太守变卖学田去买马。高登据理力争，要求退回学田。太守问：“卖马和培养人才，哪一项急要？”高登义正词严回答，学校是礼义之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当然比买马更重要。太守说：“你敢对抗上级长官！”高登毫不怯让地认为：“治理国家，就靠礼与法，两样都不要，哪还谈得上什么！”太守抗辩不过，只好退回学田。 任期满时，当地属官和百姓都恳求将高登留任，而无结果，就暗暗筹集五十万金，托郡守转赠高登。他们对太守说：“高君为官清廉，离去官职之后，恐怕清贫难度，请太守劝他接受我们的心意。”高登坚持不收。把这笔钱交由太守买书赠给学宫。为此，高登写了《辞馈金》一诗：“可取无取未伤廉，每念易污惟皓皓，不如买书惠泮宫，聊助贤侯采芹藻。”途经广东，广东转运使连南夫留他主持新会县的赈灾工作，他为民秉公办赈，使数以万计的灾民免饿死。当地的老百姓感戴万分，也纷纷请求让高登留任。 公元1138年(绍兴八年)，他奉命到政事堂接受审察。政事堂是议论和审查政务的处所。高登在这里写上了万言的奏疏和《时议》六篇——《蔽主》、《蠹国》、《害民》各二篇。他在《时议》序文中写道：“方今贤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多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议，作《蔽主》上下二篇。财用未足，有蠹国者焉，太仓给冗食之兵，良田膳游手之民，作《蠹国》上下二篇。兆庶未宁，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贪残之念，募役长戕贼之奸，作《害民》上下二篇。”高宗看后，觉得言之有理。不料秦桧看到了文中抨击自己的劣迹，怀恨在心，弃置《时议》不理。两个月后，高登被降为静江府古县县令。 在古县任职期间，高登秉公处事，疾恶如仇。古县有个大富豪，名叫秦琥，在乡里横行霸道，号称“秦大虫”。高登上任时，秦大虫有意迎合高登，倡议搬迁学馆。高登初以为他有改恶从善之意，给他补学官之缺，并逐渐诱导他重新做人，谁知秦琥并非真心从善。有一次，秦琥有所托付，欲通关节，高登辞却了。秦琥散布恶言中伤高登。恰好秦琥被人揭发挪用学钱之罪，高登当面申斥。秦琥非但毫无认罪之意，而且当场放肆咆哮。高登毫不容情地绳之以法，秦琥羞忿而死。 因权相秦桧的父亲曾经在古县当过县令，广西经略胡舜陟想为秦父建祠堂，高登拒绝道：“秦桧当宰相胡作非为，此祠不可建！”胡舜陟大怒，调别人来代理高登职务，高登也因母病请假离职。之后，胡舜陟便平平顺顺地建起了秦祠，还亲自写记。反过来，他又提秦琥事，诬陷高登专杀之罪。朝廷下诏捕捉高登入静江府狱。此时，高登母亲病死在船中，高登途中草草为母收埋，又急急乘船北上，上书请求辞官回乡赎罪。高宗觉得其情可悯，而秦桧却心狠手辣，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时，高登有个旧友，当了右侍郎，当面对高登说：“丞相(即秦桧)说过，只要你拜见拜见丞相，你终身就不愁什么了。否则，你老是上书也没有用。”高登凛然答道：“我只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之后，秦桧奏称：“按旧法规，没有辞官赎罪例，要维持原诏，关入静江府狱。高登早已看透了秦桧在朝舞权弄柄的险恶本质，当回家葬母料理丧事完毕便坦然登程入静江狱。 高登昭雪出狱后，在归途之中，广漕司郑鬲、赵不弃留他在归善县代理县令。那年秋季，高登为试院出考题，高登便摘经史要语命题，叫考生直言时弊，指摘闽、浙水灾的根源。曾任宰相被贬到潮州的赵鼎，见高登如此刚正耿直，不畏权贵，十分敬佩，并与他长谈终日。不料，此事被郡守李仲文驰报秦桧，秦桧震怒，连同前事加罪，取了特旨，把高登编管容州(除去名籍，贬到广西容州入军籍监管)。郑鬲、赵不弃也受株连降职候处。同时，还将这件事通报南方诸省，以为考官警戒。 高登在容州，平日种蔬菜，栽竹木，毫不介意，但一听到有关国家、朝廷的政事，即使是小小错失，也常常蹙额发愁；如若听到朝廷计策上的重大失误，甚至恸哭不止。 容州地方穷僻，一听到太学生出身的高登谪居在此，数百人拿着经书来拜他为师，听他讲课。高登也乐以忘忧，一见到有那么多人前来从师，十分高兴地悉心为他们讲学论道。 公元1159年(绍兴二十九年)，高登久病，病况日益沉重。当他自感身体难以康复时，曾作了一篇《埋铭》，内中写道：“耳聩目昏，颜凋发秃，有儿归葬，蟠山之麓。”八月十三日，高登病逝，享年五十六。著述《家论》、《忠辨》等篇，有《东溪集》数卷。 公元1169年(乾道五年)，当时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梁克家，在中书省刑房找出绍兴二十六年朝廷下给高登的赦书。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受任为右丞相的梁克家援引赦书上奏宋孝宗，请求撤销编管高登于容州的文书。公元1191年(绍熙二年)，当时任漳州知府的朱熹，又上书宋光宗(见宋熹《乞褒录高登状》)，重新提起为高登昭雪事，光宗下诏书，写道：“故容州编管人高登追复原官，仍赠承务郎。”同年，福建安抚使、福州知府赵汝愚批准建高东溪祠，朱熹撰写了《高东溪先生祠记》，祠建成之后，先后写了《谒高东溪祠文》、《又谒高东溪祠文》，还题写一副对联：“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和两通横额：“忠孝两全”，“百世师表”。[1]

　　人物性格

　　高登幼年失去父亲，致力学习，用法度来约束自己。绍兴二年，在朝廷上接受皇帝询问，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回答，知无不言，无有什么顾忌回避的，主管部门厌恶他的正直，就授予他富川主簿一职，接着又命他兼任贺州学事。州学过去有田舍，州里出台法令将其撤掉交由买马司经管，高登请求恢复过去的制度。太守说：“买马、养士哪一个更急迫？”高登说：“买马固然紧急，然而学校是礼义诞生的地方，一旦废弃，读书人与堂下卒有什么区别？”太守说：“你这是违抗长官！”高登说：“治理天下所依仗的标准，只有礼义与法度罢了，既然两者都可以抛弃，还说什么！”太守不能改变他的想法，最终听从了他。任期结束，士民乞求他留任没有如愿，就相约馈赠钱币五十万，不留姓名，告诉太守说：“高君贫困没有什么来养家，希望太守劝他全部接受。”高登想不接受它（或赠金），未被允许，又无法归还，（就）请求把钱放到学府里，（用来）买书以答谢百姓。

　　廉洁奉公

　　高登被授予静江府古县县令，经过湖州，湖州太守汪藻安置他在宾馆里。汪藻想留他一起修订《徽宗实录》，坚决推辞，有人说：“这可以作为升官的阶梯。”高登说：“只是我意下不想这样。”就出发了。广西驻军首领沈晦问高登如何治理县事，高登条列十余事告诉他。沈晦说：“这是古人的做法，今人奸诈，恐怕不可行。”回答说：“忠信可在蛮貊之地推行，说不能行，是诚心不到罢了。”豪民秦琥雄霸乡里，挟持官吏把柄，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都被他屈服。高登到达，他颇有改变，高登也喜其变好，增补他担任学职。一日，琥有私人请求，高登拒绝了他，秦琥心生怨愤，企图通过诬陷来中伤高登。恰逢有人控告秦琥侵占州学钱财，高登喊秦琥来到，当面责备他，声气严厉，喝令他下去，告诉郡中及主管部门按法律处置他，秦琥气忿而死，全郡的人们都为此感到快意。

　　沉冤昭雪

　　驻军首领胡舜陟对高登说：“古县，是秦太师父亲过去治理过的地方，实际上太师就出生在这里，何不建祠祭祀他？”高登说：“秦桧做宰相不像样，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抓住秦琥一事，调荔浦丞康宁以代替高登，高登因母病离去。舜陟遂建起秦桧的祠堂并自己写了记，并且用专权杀人之罪来诬陷高登，朝廷下诏押送高登到静江府监狱。舜陟派遣健卒逮捕高登，恰逢高登母亲死在舟中，高登把她草草葬在水边，航海回朝廷上书，请求纳官赎罪。故交中有担任右司一职的人，对他说：“丞相说曾经在太学认识你，如果你能见一见他，终身的大事将不必忧虑，上书是徒劳的。”高登说：“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不久中书衙门上奏说按照惯例没有纳官赎罪的，仍旧押送高登回静江监狱。高登归葬其母，事情结束后来到监狱，而舜陟先因事下狱死了，冤情最终昭雪。

　　晚年生活

　　高登被贬官闲居期间，教授学生来维持生计，对家事全不介意，只是听说朝廷所行事有小过失，就皱眉不乐，有大过失就随之恸哭，临死，所说的话都是天下大计。其治学把慎独作为根本，有《东溪集》刊行于世。

　　高登词作

　　多丽 人间世，偶然攘臂来游。何须恁、乾坤角抵，又成冷笑俳优。且宽心、待他天命，谩鼓舌、夸吾人谋。李广不侯，刘E12F未第，千年公论合谁羞。往矣瓦飘无意，甑堕EA5E回头。真堪笑，直钩论议，圆枘机筹。 幸斯道、元无得丧，壮心岂有沈浮。好温存、困中节概，莫冷落、穷里风流。酒滴真珠，饭钞云子，醉饱卧信缘休。归去也，幅巾谈笑，卒岁且优游。循环事，亡羊须在，失马何忧。 阮郎归（过武仙悬，谒许宰不遇，作此寄之） 武仙花县谒凫仙。急招横渡船。重门心理掩讼庭闲。虚檐群雀喧。 金屋畔，玉阑边。新春桃李妍。主人情重客无缘。销魂空黯然。 蓦山溪（容州病起作） 黄茅时节，病恼南来客。瘦得不胜衣，试腰围、都无一搦。东篱兴在，手种菊方黄，摘晚艳，泛新篘，谁道乾坤窄。 百年役役，乐事真难得。短发已无多，更何劳、霜风染白。儿曹齐健，扶□一翁孱，龙山帽，习池巾，归路从欹侧。 行香子 瘴气如云。暑气如焚。病轻时、也是十分。沈疴恼客，罪罟萦人。叹槛中猿，笼中鸟，辙中鳞。 休负文章，休说经纶。得生还、已早因循。菱花照影，筇竹随身。奈沈郎尫，潘郎老，阮郎贫。 渔家傲（绍兴甲子潮州考官作） 名利场中空扰扰。十年南北东西道。依旧缘山尘扑帽。空懊恼。羡他陶令归来早。 归去来兮秋已杪。菊花又绕东篱好。有酒一尊开口笑。虽然老。玉山犹解花前倒。 好事近（黄义卿画带霜竹） 潇洒带霜枝，独向岁寒时节。触目千林憔悴，更幽姿清绝。 多才应赋得天真，落笔惊风叶。从此绿窗深处，有一梢秋月。 好事近（再和饯别） 送客过江村，况值重阳佳节。向晚西风萧瑟，正离人愁绝。 尊前相顾惜参商，引十分蕉叶。回首高阳人散，负西楼风月。 好事近（又和纪别） 饮兴正阑珊，正是挥毫时节。霜干银钩锦句，看壁间三绝。 西风特地飒秋声，楼外触残叶。匹马翩然归去，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王宰母生日，寓居道州，勉其来富州） 璧月挂秋宵。丹桂香飘。广寒宫殿路迢迢。试问嫦娥缘底事，欲下层霄。 兰玉自垂髫。拜命当朝。神仙会里且逍遥。分取壶中闲日月，来伴王乔。 西江月 渺渺西江流水，翩翩北客征帆。清秋月影浸人寒。云净碧天澄淡。 飘泊道途零落，疏慵鬓发B560F065。从来涉世戒三缄。只好随时饮啖。 南歌子 菊捻黄金嫩，杯倾琥珀浓。良辰何处寄萍踪。短艇飘摇一叶、浪花中。 凤阙游娃馆，幽坡赏梵宫。当年乐事总成空。目断天边想像、意可穷。 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惹猿惊鹤怨，误松萝风月。 囊锥刚强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

　　宋词鉴赏

　　好事近 饮兴正阑珊，正是挥毫时节。霜干银钩锦句，看壁间三绝。 西风特地飒秋声，楼外触残叶。匹马翩然归去，向征鞍敲月 “饮兴正阑珊，正是挥毫时节”。词作开首落笔即充满毫气，颇见突兀。临别之际，彼此把酒话别，更何况是酒逢知己。“阑珊”，道出他们的尽兴豪饮，气氛热烈。然而，光饮酒还不能尽兴，还不足以抒发朋友间的情感，席间不禁要提笔挥毫。词人认为临别豪饮之际，正是“挥毫”的绝佳时节。这亦表明词人与朋友在临别之际，绝无“儿女共沾巾”之态。席间挥毫，于豪放之中，又添了一层高雅之气。使人联想到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描写的情形：“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次二句“霜干银钩锦句，看壁间三绝”，挥毫的内容是绘画、书法、赋诗。“霜干”，字面上看当指经霜多载的古柏树干，实应为傲霜挺立的古柏，杜甫《古柏行》有“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作画者不画别的单画凌霜挺立的古柏，不仅表现了他的超俗的艺术品味，也表露了他的豪迈性格。词人赞美之意自在其中。“银钩”，是指书法笔姿之遒劲多姿。《晋书·索靖传》：“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白居易诗有：“写了吟看满卷愁，浅红笺纸小银钩”（《写新诗寄微之偶题卷后》）。词人的朋友不仅绘画出色，书法也令人赞叹，富有个性，这与前句的“饮兴”之豪举互为映衬，表现洒脱豪健之风格。“锦句”，是指朋友作画、写字后，还即席赋诗，写出的诗也是佳辞妙句，锦绣文章。朋友把这绘画、书法、辞章高悬壁上，词人看罢，更是喝彩赞叹，称之为“三绝”。词作的上片，词人着意描绘临别之际饮酒挥毫，吟诗作赋，品评书画，豪放而不粗俗，高雅而不故作姿态。 下片转而描写送朋友上路。“西风特地飒秋声，楼外触残叶”。此时正值深秋时节，西风肃杀，秋叶瑟瑟，饯别的酒楼外，飒飒秋风正吹打着深秋时节为数不多的树上残叶。“飒”，为风声，宋玉《风赋》有：“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屈原《山鬼》亦有“风飒飒兮木萧萧”句。在此用以强调秋声之萧瑟。“触”字用得颇见特色，风本无形，把风吹树叶形容为触，使得字面更富音响，更显传神。上片首二句虽极写楼外萧瑟秋景，却正映衬楼内热烈的氛围，楼外的景致并没有给人以肃杀之感，似反更给前文的豪情增添了新的特色。末二句：“匹马翩然归去，向征鞍敲月。”写友人在暮色中，只身匹马翩然而去，词人的朋友酒兴似并未稍减，在马上还兴致勃勃地吟咏诗歌。这末二句一方面用“翩然”、“敲月”等词语，写出友人洒脱、豪爽、飘逸的风采和气质，完成了对友人的正面塑造；第二方面也刻画了自己对友人敬重、关注之深情，词人于送别友人之际，于路口殷殷注目的情态也可感觉到。这二句与唐代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末二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有同工异曲之妙，二者都表现了诗人对友人悠悠不尽之情。

　　《宋史·高登传》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少孤，力学，持身以法度。宣和间，为太学生。金人犯京师，登与陈东等上书乞斩六贼。廷臣复建和议，夺种师道、李纲兵柄，登与东再抱书诣阙，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王时雍纵兵欲尽歼之，登与十人屹立不动。 钦宗即位，擢吴敏、张邦昌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彦无辜，乞加恩礼起复之。登上书曰：“陛下自东宫即位，意必能为民兴除大利害。践阼之始，兵革扰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翘足以待事息而睹惟新之政，奈何相吴敏、张邦昌？又纳敏党与之言，播告中外，将复用李邦彦，道路之人无不饮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离矣。太上皇久处邦彦等于政府，纪纲紊乱，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诱误上皇，以致大祸，仓皇南幸，不获宁居。主辱臣死，此曹当尽伏诛，今乃偃然自恣，朋比为奸，蒙蔽天日。陛下从敏所请，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离矣。”再上书曰：“臣以布衣之微贱，臣言系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书，皆不报。因谋南归，忽闻邦昌各与远郡，一时小人相继罢斥，与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尽言矣。”复为书论敏未罢，不报。 初，金人至，六馆诸生将遁去，登曰：“君在可乎？”与林迈等请随驾，隶聂山帐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师，敏遂讽学官起罗织，屏斥还乡。 绍兴二年，廷对，极意尽言，无所顾避，有司恶其直，授富川主簿。宪董弅闻其名，檄谳六郡狱，复命兼贺州学事。学故有田舍，法罢归买马司，登请复其旧。守曰：“买马、养士孰急？”登曰：“买马固急矣，然学校礼义由出，一日废，衣冠之士与堂下卒何异？”守曰：“抗长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礼义与法度尔，既两弃之，尚何言！”守不能夺，卒从之。摄狱事，有囚杀人，守欲奏裁曰：“阴德可为。”登曰：“阴德岂可有心为之，杀人者死，而可幸免，则被死之冤何时而销？” 满秩，士民丐留不获，相率馈金五十万，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贫无以养，愿太守劝其咸受。”登辞之，不可，复无所归，请置于学，买书以谢士民。归至广，会新兴大饥，帅连南夫檄发廪振济，复为糜于野以食之，愿贷者听，所全活万计。岁适大稔，而偿亦及数。民投牒愿留者数百辈，因奏辟终其任。 召赴都堂审察，遂上疏万言及《时议》六篇，帝览而善之，下六议中书。秦桧恶其讥己，不复以闻。 授静江府古县令，道湖州，守汪藻馆之。藻留与修《徽宗实录》，固辞，或曰：“是可以阶改秩。”登曰：“但意未欲尔。”遂行。广西帅沈晦问登何以治县，登条十余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诈，疑不可行。”对曰：“忠信可行蛮貊，谓不能行，诚不至尔。”豪民秦琥武断乡曲，持吏短长，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登至，颇革，而登喜其迁善，补处学职。它日，琥有请属，登谢却之，琥怒，谋中以危法。会有诉琥侵贷学钱者，登呼至，面数琥，声气俱厉，叱下，白郡及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帅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舜陟遣健卒捕登，属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诣阙上书，求纳官赎罪，帝闵之。故人有为右司者，谓曰：“丞相云尝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身事且无忧，上书徒尔为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既而中书奏故事无纳官赎罪，仍送静江狱。登归葬其母，讫事诣狱，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事卒昭白。 广漕郑鬲、赵不弃辟摄归善令，遂差考试，摘经史中要语命题，策闽、浙水灾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驰以达桧，桧闻震怒，坐以前事，取旨编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谢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读毕，即投大作上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无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检领百卒复至，登曰：“若朝廷赐我死，亦当拜敕而后就法。”大作感登忠义，为泣下，奋剑叱巡检曰：“省符在我手中，无它语也。汝欲何为，吾当以死捍之。”鬲、不弃亦坐镌一官。 登谪居，授徒以给，家事一不介意，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则颦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临卒，所言皆天下大计。后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闻。何万守漳，言诸朝，追复迪功郎。后五十年，朱熹为守，奏乞褒录，赠承务郎。 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间，阻风，方念无以奉晨膳，忽有白鱼跃于前。其学以慎独为本，所著《家论》、《忠辨》等编，有《东溪集》行世。

　　————更上一层楼 谜底 高览————

　　基本信息

　　高览，生卒年不详，东汉末年袁绍部将，后与张郃一同投降曹操，官至偏将军、东莱侯。 在一些民间艺术中，高览被誉为“河北四庭柱”（颜良、文丑、张郃、高览）之一。

　　简介

　　武艺高强，浑身是胆，高义傲骨。

　　简明历史传记

　　高览，与张郃并为袁绍大将。官渡之战，曹操率军偷袭乌巢，袁绍从郭图之请，仅以轻骑救援，而命高览、张郃率重兵攻曹营，营坚不能下，粮谷被燔，郭图惭其计失，复谮于绍，高览等忿惧，遂焚攻具，率众降于曹操。

　　简明演义传记

　　官渡之战，高览曾和许褚大战而不分胜负。曹操偷袭乌巢，袁绍从郭图之计，命高览、张郃率兵劫曹营，遭埋伏兵败，惧罪而降于曹操，被封为偏将军、东莱侯。后随曹操出征汝南，率军伏击刘备，三合斩刘辟，正欲擒刘备，被赵云一枪刺于马下。

宋词基本可以总结为：

小资喝花酒

老兵坐床头

知青咏古自助游

皇上宫中愁

剩女宅家里

萝莉嫁王侯

名媛丈夫死得早

MM在青楼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苏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宋词还可以分为小令（58字以下）、中调（59~90）、长调（90以上）。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词原是了隋唐以来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长短的诗体。它最初民间流传，晚唐时期，文人开始创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到宋代，词达到了其艺术顶峰，和唐诗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

　　词是中国古代最美的文学，最动人的文学，最擅长抒情的文字，最让人沉醉心迷的文字。它和美，浑融蕴藉。它深微隐幽，意味渊永，美到极处，又豪放到极处。

　　词坛正宗的婉约派，香软艳丽，柔到极处，最善娱宾遣兴，写男女幽怨，曲折隐微。诗文之不可道者，皆以词出之，“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追寻已远。”豪放一派，则词如诗文，举凡伤情离别，吊古怀今，社会生活，政治风云，无不人词。雄放慷慨，动人心魄。

　　它最擅抒情，写艳情而不纤佻，写富贵而不卑俗，如行云流水、老松柔树，临风伴月，情调闲雅，怀抱旷怀，美轮美奂，使人心驰神往，无限沉迷。

　　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柳永、宋祁、张先、苏轼、黄庭坚、秦观、贺铸、张来、晁补之、周邦彦、张元千、张孝祥、朱敦儒、史浩、岳飞、李清照、辛弃疾、陈亮、陆游、姜夔、吴文英、文天祥、元好问……这一系列闪光的名字，为我们缔造了中国最美的词文学殿堂。

　　只有一个唯美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绝美的艺术。

　　它们是千古流芳的璀灿经典，是风雨人生路上的最好伴侣。

1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