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语言形式比较

《楚辞》与《诗经》二者都是我国早期诗歌中的杰作,《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奠基之作。,各具特色,二者之比较在于：

　　一、含义不同。

　　①《楚辞》是指我国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新诗体的专用名称,即“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亦指西汉刘向辑录的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总集;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

　　②而《诗经》原名“诗”或“诗三百”,战国时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但并未被视为“经典”,汉设置“五经”博士,《诗》于是被官方推崇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故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歌主要是由周王朝在各诸侯国的协助下于民间搜集的诗歌和贵族们为特定场合如祭祖、宴客、出猎、房屋落成等典礼,以及为讽谏、颂美等目的而向君主进献的诗组成的。

　　二、作者不同。

　　①《楚辞》是屈原、宋玉等人(大多是屈原)所作,有较为固定的作者;

　　②而《诗经》只有少量的篇目提及作者,但是不可信。从采诗说看,这些篇目可能经过周王朝各代文官采师加以修订,经多人之手,故为集体创作。

　　三、篇目及分类。

　　①《楚辞》中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篇目,但未见其分类;

　　②《诗经》有三百零五篇,并其按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每一类均有其侧重。

　　四、内容不同。

　　①《楚辞》主要描述屈原、宋玉等人的政治主张、爱国思想,而且其中多楚地巫风之事或习俗,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⑴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

　　⑵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

　　②而《诗经》是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⑴周民族的史诗。 雅、颂中的一些诗篇在为周王朝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较客观地记录了周部族发展的历史。例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大明》等,这些诗叙事性很强,记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和传说。

　　⑵颂歌和怨刺诗。 其中的怨刺诗主要批评王道衰微、礼崩乐坏,人伦废丧的'产物;颂歌则主要描写歌颂周朝的历史功绩。

1、骚体：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二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

2、赋体：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

3、诗歌：《楚辞》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

4、散文：《楚辞》虽然是韵文，但它对散文的作用也很明显。它具备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长短不齐，有散文化倾向，内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

5、小说：《楚辞》是想象空间的拓展，是题材故事的渗透。

扩展资料

《楚辞》的影响：

1、楚辞体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也开启了我国史诗上的第二个春天。

2、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形式上的活泼多样使楚辞更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

-楚辞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言被害的苦闷与矛盾心情，揭露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的政治现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不附和邪恶势力的自爱精神及对楚王朝至死不渝的忠诚。

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

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楚辞》的作者是屈原、宋玉、严忌、刘向、王逸。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

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文学贡献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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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 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一、《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总集 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三、中国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韵文形式 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楚辞》中《九叹·思古》道: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 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 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遗泣。 风骚屑以摇木兮，云吸吸以湫戾。 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於山陆。 旦徘徊於长阪兮，夕彷徨而独宿。 发披披以鬤々兮，躬劬劳而瘏悴。 魂俇々而南行兮，泣沾襟而濡袂。 心婵媛而无告兮，口噤闭而不言。 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湘、沅而远迁。 念余邦之横陷兮，宗鬼神之无次。 闵先嗣之中绝兮，心惶惑而自悲。 聊浮游於山狭兮，步周流於江畔。 临深水而长啸兮，且倘佯而氾观。 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壹悟。 还余车於南郢兮，复往轨於初古。 道修远其难迁兮，伤余心之不能已。 背三五之典刑兮，绝洪范之辟纪。 播规矩以背度兮，错权衡而任意。 操绳墨而放弃兮，倾容幸而侍侧。 甘棠枯於丰草兮，藜棘树於中庭。 西施斥於北宫兮，仳倠倚於弥楹。 乌获戚而骖乘兮，燕公操於马圉。 蒯聩登於清府兮，咎繇弃而在野外。 盖见兹以永叹兮，欲登阶而狐疑。 乘白水而高骛兮，因徙弛而长辞。 叹曰：倘佯垆阪沼水深兮，容与汉渚涕**兮， 锺牙已死谁为声兮？纤阿不御焉舒情兮， 曾哀凄欷心离离兮, 还顾高丘泣如洒兮。 楚辞目录 离骚 九歌 天问 九章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隐士 七谏 哀时命 九怀 九思 四、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人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又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如萧统《文选》中的"骚"类、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就是对整个楚辞而言。从汉代开始，"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楚地早有歌谣，据刘向《说苑》记载，约公元前 6世纪有《越人歌》和《楚人歌》。《论语》载孔子曾听到《接舆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可是这些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些楚辞作者。据《史记》记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秦兴，楚辞未有发展。汉初，楚的文学艺术得到复苏。这大概同汉皇室及大臣多楚人有直接关系。汉高祖刘邦就是楚人，他所作的《大风歌》等就是楚声，他的宠姬戚夫人会楚舞，他亲自为她唱楚歌。西汉前期几个皇帝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屈原作品受到重视，另一方面通晓楚辞的人也受到宠幸，如《史记·酷吏列传》载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此外不少人活跃在朝廷和诸侯王国内，以楚辞体从事创作。今存王逸《楚辞章句》中，还保存了西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他们虽然大多只是从形式上模拟屈原的作品。有的甚至"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辩证》），但由此可以窥知当时楚辞受重视的程度。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约于西汉前期已成为屈、宋等人作品的总称。《史记》、《汉书》在记述西汉事时，或者以《春秋》与"楚辞"对举，或者把"六艺"与"楚辞"并列，都表明此点。西汉末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宋诸作品，始编定《楚辞》。虽然东汉末郑玄、晋代郭璞等在注释其他典籍场合，引述屈原作品有时还以"离骚"来代称楚辞，但作为总集名称的《楚辞》，已流传于世。至于《楚辞》这一总集的篇目、卷数,王逸《楚辞章句叙》里曾提到:"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则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17卷，而各为之注。"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17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可以略见《楚辞》原本的大概。　第一个为楚辞作品作传的，是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他在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此书失传已久，只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序》里还有片断征引。自刘安以后，为楚辞作注的人渐多。如班固、贾逵、马融等，但这些注都没有流传下来。　安帝元初初年，王逸作《楚辞章句》。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以后，历代学者又对《楚辞》作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专著。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汤炳正）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分风格，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之一的源，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诗经》和《楚辞》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总述《诗经》和《楚辞》的主要内容上的差别

1、《诗经》涉猎面很广，思想内容广阔，涉及民族的史诗，赞颂，怨刺，婚恋，农事和征役等题材丰富多彩。比如有表现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表达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王风于役》；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如《小雅节南山》、《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涉及了各个方面。总的来说，《诗经》所要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尤其是平民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然而《楚辞》与此不同，《楚辞》是由文人士大夫所作，因而它所表达的多是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其中较多的是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此外，《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楚辞》作品中还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调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的内心感情尽管《诗经》和《楚辞》在内容上不同，但也有其相似的部分，就是《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2、《诗经》作为“平民文学”，既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而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和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而《楚辞》作为文人之作，它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中，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辨》，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此外，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言它，如《离骚》的开篇，谈屈原的身世显赫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揽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与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子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显现了整体的大气之风!    因而，总的概括而言，《诗经》无论记事、写物还是抒情，都是确确实实的，言之有物的，而《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 

二，《诗经》和《楚辞》的地域差别

1，如果说《诗经》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的代表,标志着黄河流域文学最高成就的话,那么,以屈原为首创作的《楚辞》,则是先秦时期南方楚文化的代表,标志着江淮流域文学的最高成就。

2，《诗经》与《楚辞》犹如闪耀于古老文学夜空的明星,南北辉映,彪炳千秋。在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代表文学传统,沾溉后世,厥功大矣。虽然《诗经》和《楚辞》是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面貌各异的文学样式,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外在的、内在的、表面的、本质的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诗经》与《楚辞》的作者的差别

1，《诗经》中的作品只有少部分有作者的提及，大部分篇目的作者无从考据，《诗经》主要献自公卿列士，部分采自民间，再经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修订，流传既旧，经手亦多，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

2《楚辞》的作者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

四．《诗经》和《楚辞》的艺术手法的差别

1修辞手法

1）《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篇幅较小，用词凝练且多用单音字词，兴的手法运用等使其呈现出简洁精练的修辞特点；《楚辞》句式以六言为主，篇幅较长，多状貌语，运用虚字等使其呈现出铺引渲染的修辞特点。    

2）《诗经》运用词头词尾。叠音词等凑足音节，使节奏平稳凝重，呈现出和谐中正的修辞特点;《楚辞》运用楚地方言，取材奇花异草，气势恢宏的长句和短句交错，平稳中求变化的节奏使其呈现出恢宏奇丽的修辞特点。    

3）《诗经》取材生活化，语言朴素平实以及为文的不事雕琢，使其呈现出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楚辞》感情真挚热烈却不乱章法，以“兮”字作语气的缓冲且恪守语法规则，使其呈现出激愤沉郁的修辞特点。 

2《诗经》和《楚辞》的艺术表现形式及表现手法：    

1)《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篇小品，以凝练精辟见长，恢宏广大不足，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很大，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各种事物，尤其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的比兴手法

2)《楚辞》则渐多鸿篇巨制，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强的表现力，呈现出崭新的气象，《楚辞》继承勒《诗经》的传统的比兴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的意象。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都隐去。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系列斑斓陆离，而又完整和谐的象征性的艺术群像。”    

3)《诗经》中比喻一般是单列的，而《楚辞》中的比喻则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在句式上《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代之以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诗歌语言。    

4)《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夏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凤云霓······，这些都已不再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味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5)《楚辞》运用丰富离奇的神话传说以驰骋的想象，把现实和神话境界，神话人物融为一体，构成变化多彩的情节和诡异的意境，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火样的激情，奇幻的意境，飞腾的想象，瑰丽的文采，这在诗歌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就标志着以《诗经》为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体现。

五，小结：

《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呈现了其不同之处。古朴的春秋时代氛围和温婉的北方风土人情给予了《诗经》众多平民作者淳朴的思想意识，他们用最简洁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出最和谐最自然的诗歌；纵横风潮洋溢的战国时代氛围和奇异的楚国风俗地貌给予了屈原丰富的想象力，他怀着对国与君的诸多情感写下了《楚辞》。 

《诗经》和《楚辞》两部经典之作屹立于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园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