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把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了最高峰,杜甫诗歌的创作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典型化的描写是其诗歌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杜甫极善于选择典型的艺术形象。在反映人民苦难时,他总是选择那些富有悲剧色彩的弱势群体中的人物,如寡妇、老人、儿童、失业徒、远戍卒等,在这方面,其“三吏”、“三别”最为典型。
(2)在其他题材的诗作中,杜甫也多注意创造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家书抵万金”,正是乱离人最普遍的感情,具有典型意义。
又如听到安史之乱平定后所写的平生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欣喜欲狂的心态,十分传神。
(3)现实主义的诗作,最讲客观性,真实性,而杜甫最善于寓主观于客观。杜甫的诗作都浓富自己的爱憎褒贬之情,但是,为了加强感染力,诗人尽量隐蔽起自己,让诗中的人物和事实站出来讲话以感染读者。“三吏”、“三别”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其中尤以《石壕吏》、《丽人行》等诗最具代表性。
(4)在诗中发表议论也是杜诗的一大特色。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八哀》、《洗兵马》、《春日忆李白》、《蜀相》、《诸将》、《咏怀古迹五首》等,议论颇多,极富特色。杜诗中的议论,多不是抽象的说理,而是与生动的形象有机结合在一起。杜诗叙事、抒情结合议论,情理、事理兼备,更有动人的力量。
(5)精美而丰富的语言是杜诗的又一特色。杜甫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故其语言造诣极高。他呕心沥血,特别善于锤炼字句。他常打破五七言诗惯常的节奏,或使用倒装,形成拗句。如:“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是一、四结构,“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又是四、一结构;“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小寒食舟中作》)是“春水坐船如天上,老年看花似雾中”的倒装。
(6)杜诗内容广博,体式多样,风格也多姿多彩,而其主导风格是其夫子自道的“沉郁顿挫”。杜诗的沉郁顿挫,与其思想、经历,以及美学观点都大有关系。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表示自己学力深厚、技巧娴熟;待其诗风成熟之后,“沉郁顿挫”才有了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又波澜老成的含义。
一、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
安史之乱带来了无数灾难,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变化。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的,是杜甫。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垢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
但是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
二、杜甫的叙事艺术
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它写作方法的变化。盛唐诗创造玲珑兴象以抒情,杜诗用叙事手法写时事。诗的叙事手法起源甚早,《诗经》、乐府都用过。唐代诗人中李白的《赠张相镐》、李颀的《别梁锽》都用了叙述手法。李白的诗,叙自己的行藏;李颀的诗,实写梁锽的性格。而大量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则是杜甫的创造。
杜诗叙事,既叙事件经过,又用力于细部描写。这些细部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
杜诗叙事,融入强烈的抒情。多数的叙事诗,他其实是作为抒情来写的。
客观的真实的叙述与主观的强烈的抒情,融为一体。他的一些诗,很难分出是抒情还是叙事。有时还杂以议论、融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长篇如此,短篇也如此。有赋的铺排、散文的句法,也有抒情诗的意境创造。记述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画面,而抒发的是一己情怀。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空前的,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转变,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
三、杜甫对诗体发展的贡献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写时事的诗,多是古体,因古体便于叙事。他在古体上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他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却更为辉煌。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写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以古体写时事,较少受限制,杜甫多数写时事的诗都是古体;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读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全诗把一种骤然到来的狂喜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忽传”、“初闻”、 “却看”、“漫卷”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表达的方式,仿佛散文一般,感慨流畅,连贯性、整体感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他在寓居夔州以后所作诗,这方面的成就,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风急、猿啸、鸟飞、木落,伴以滚滚而来的江水,整个境界卷入到急速的流动之中。然后是一声深深的叹息。他用了那么多在动作上相互连贯性极强的动词,造成全诗的流动感和整体感,使人读来有一气流转之感。但细究起来,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有极精密的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首联上句第一字仄声换成平声,下句第一字平声换成仄声,一开始便用轻重的变化增加了两个节奏。“猿啸”处本应是二仄声,他为了使“天高”与猿声连着表现一种高扬凌厉的情调,用了一个平声字 “猿”,三个平声连续上扬,“啸”仄下沉,两头均有一个急速的起伏,最后一个“哀”字,扬而不返。这首句在通过平仄的精心安排来表现声象上,真是精彩极了。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以亲切随便的语气说出,不露对仗与声律安排的痕迹。《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体。《旅夜书怀》也是这类千古传诵的名篇。
杜甫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呈路十九曹长》)又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正是他对律诗的主要追求。 “诗律细”不仅在于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有时他为了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而写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
杜甫律诗的又一成就,在于他炼字炼句上的成功。精于用字,刻划细微,在他的古体中有同样表现,而以律诗的表现最为精彩。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刘熙载说“少陵炼神”,就是指这一点。他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他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起来,用副词使诗疏畅而富于转折,特别是“自”字,他实在是用得好极了。他还善于用颜色字以强化某种情感色彩,用叠字以创造氛围,,用双声叠韵以使诗的声调更加和谐悦耳,用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炼字,是他的自觉追求。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用很大的精力在炼字上的。
四、杜诗的艺术风格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
一、顿挫是其最主要的风格1该风格的形成与诗人的性格遭际有关2、其次与杜甫的审美理想沉郁有关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诗书画的审美要求是写真传神,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善用典型化的手法,重众多事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者,又从众多现象中提炼出本质,发觉意蕴加以集中概括以句为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篇为例,则如《三吏》、《三别》等杜甫还追求宏观的惊世骇俗与微观的毫发无爽相统一的审美效果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见长江滚滚来”是壮而感伧者,有宏大壮阔之美同时,作为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崇尚写真传神,追求体物工细、毫发无爽如咏月之诗,“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细致的描绘出月初前半夜之月杜甫又善于将宏大与精微、壮阔与深细完美的结合起来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既是从大处着眼,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又是从小处着墨杜甫的沉郁顿挫,还与其寓意的深远,表达的一波三折有关3杜甫的沉郁顿挫还与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以及语言的凝练苍劲,句式的拗折变化有关杜甫是语言的巨匠,杜诗的语言有精炼苍劲的特点,这取决于他深邃的事项、深入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如“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就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为了表达或强调某方面的意义杜甫还打破打破五言上二下三、七言上四下三的句式常规,予以变化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二、另外杜诗还具有多种风格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他经历了个人遭遇、国家命运的巨变,有丰富广泛的生活阅历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他的创作能博采众长,四杰的繁复,沈宋的精工,高岑的浑厚等他都能兼包并容,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三是杜甫丰富多彩的语言,也使他的诗具有多副笔墨、异彩纷呈的风格“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泼墨渲染”“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是工笔刻画“出师未捷生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悲壮语“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是豪放语由此可见,杜甫确实是集诗家之大成者三、杜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既有体物工细、表现深曲的特点还有以议论为诗的倾向1不仅在五七言古诗中如《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运用而且在五七言近体诗《春忆李白》、《戏称六绝句》、《咏怀古迹》中也运用自如2、议论与形象有机结合3、议论与叙事相结合4议论与抒情相结合,以情韵行之5议论手法十分多样四、杜诗众体皆备,且多有创新,而五七言律诗成就尤高他的乐府诗摆脱了六朝以来模拟剽窃、陈陈相因的俗套如《兵车行》、丽人行和三吏三别等都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自拟新题无复依傍,为乐府诗的发展开拓新路杜甫的五七言律诗中,七律成就尤高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
一、 思想: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 风格: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 擅长的体裁: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李白的诗更能表现盛唐文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而杜甫的诗则更能反映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李白天才放逸,诗歌自成一体,是天授的奇才;杜甫当世英才,诗歌兼备众体,是人能的极致。李白的诗对于后代爱好豪放诗风、具有奇特想象力的诗人有深远的影响。杜甫的诗对于后代关怀社会现实、重视诗法变化和字句锻炼的诗人影响更大。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两人都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两人的诗,是各有长处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鼓荡人心,为杜甫研究开辟出新的境界。1922年5月21日,梁启超在诗学研究会上的演讲《情圣杜甫》针对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提法,首开以西方文论中的“真善美”标准论杜的风气,并封杜甫“情圣”的徽号——包括情感内容的丰富、真实、深刻性与表情方法的极精熟、鞭辟入里。杜诗“价值最大者”在于以“半写实派”的手法“描写出社会状况”,“讴歌出时代心理”;即使是“哭声”也“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有真美”(1)。接下来用“真善美”、“写实主义”评论杜诗的是胡适、苏雪林、吴经熊等人。胡氏在其《白话文学史》中用较系统的社会学方法、从文学思潮与时势变迁的关系中研究杜甫和杜诗,认为安史之乱是“呼号愁苦的文学”、“痛定思痛的文学”的时代,这正是杜甫“问题诗”——“表现人生”,即表现“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产生的土壤。所以他在同书《李白章》的最后说:“杜甫是我们的诗人。”离乱中杜诗的风格更趋于真实深沉、平实忠厚。然而由于胡适力倡白话,将“多用白话”视为杜甫“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的法门”,并大大影响到宋诗,又将滑稽风趣定为晚期杜诗的“特别风格”,其间虽有独到的发掘,但未免失之偏颇。他视杜甫晚年律诗为“用来消愁遣闷”的观点,尤为后人不取。苏氏《唐诗概论》誉杜甫为“写实主义开山大师”。她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与“李白逃到天上,王维、裴迪逃入山林,高适、岑参则爽性逃归静默”不同,他“不但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细心观察它,解剖它”,“严肃地沈痛地喊出时代的痛苦”,从而“成为唐诗一大宗派”。杜诗不仅是“诗史”,而且在“伟大人格的映射”与“诙谐趣味的流露”方面无不表现出“真实”。吴氏《杜甫论》也高度评价了杜诗真、善、美的写实主义艺术成就。
以诗人兼学者的眼光研究杜甫的闻一多于杜多有发明,他的《杜甫》既以坚实的旧学作其依托,又有新眼光、新方法及新文艺的感染力,他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更是“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这种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也为历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2)后来由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中记述了闻一多对杜甫这样的看法: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文学,魏晋六朝时期有文学而没良心,杜甫则二者兼备,有良心也有文学。可谓灼见!朱自清《诗多义举例》以多义分析的方法评析杜诗,能够解决由毛公《诗传》而来的“比兴派”与由南宋而来的“评点派”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引起注杜解杜者足够的重视。
(二)时代召唤杜甫
三四十年代是民族灾难尤为深重的时期,杜诗的民族意识感召着人们,战争促使人们去体验杜诗的精神。如冯至《杜甫与我们的时代》指出身受战争之苦的人们读“三吏”、“三别”之类作品,感到句句真实,并说《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1)。钱来苏《关于杜甫》认为杜甫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的把胡寇逐出中国去。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民族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1)。同一《解放日报》上刊载了焕南的《案头杂记》,亦称杜甫“有极崇高的人格,也就锻炼出他极伟大的作品”。翦伯赞《杜甫研究》一方面认为“杜甫的诗是诗也是史,是一部用诗歌体裁写出来的天宝前后的唐代历史。”一方面认为“杜甫不仅为自己的穷愁抑郁而哭叫,也为贫苦大众,为变局的时代而哭叫……一直到现在,尚能震荡读者的心弦”(1)。李广田《杜甫的创作态度》以为杜甫的“创作态度”是“为人生”的,其创作对象是“那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生活”(1)。对杜甫的思想研究,由于时代的刺激,多侧重其儒家思想的探讨。如黄芝冈《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视为杜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杜甫以稷契为心,实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也是儒家精神的实践及杜以稷契自比的真切的解答(1)。墨僧《杜工部的社会思想》认为杜甫有“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与其说他是个诗人,毋宁说他是个社会思想家”。
这时期出现的抑李扬杜现象也是“时代使然”(动乱的时代更需要杜甫)。如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肯定李杜以“特立精神”“推翻时尚”的贡献。而在诗歌创作上,李白是一个“复古派的健将”,杜甫则“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革命家”(1)。由毓淼《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认为杜诗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诗反映的则是贵族思想。上举墨僧之文则侧重李杜人生观相异的考察:“李是出发于个人主义的……杜甫则近于社会主义”,“专门关心他人的苦乐。”傅庚生《评李杜诗》以感情、思想、想像、形式的主次关系,真、善、美的浑同如一作为评论李杜的“客观标准”,其结果是:“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原因在于“生活态度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杜李诗风——“沈郁”与“豁达”的差异(1)。
另外,这一时期杜甫诗论批评已上升到理论阶段。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以为老社“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进而从前人论述中总结出少陵自况、主旨在告诫后生、少陵论诗谈艺之作、不尽论诗亦论文诸说,探讨了少陵论诗以“转益多师”为宗旨,多次强调“清新”与“老成”的互动关系(1)。罗庸《少陵诗论》理出杜诗中论诗和涉及诗的189条,论证了“神”与“兴”的关系,“神”的质素是“性情”。进而论述了“动趣”与“虚静”、“清新”与“老成”、意气与理趣、法度与佳句的关系(1)。与罗文相类似,金启华《杜甫诗论》论述了杜甫的“学诗纲领”、作诗“原于有神”、论诗亦有指归等问题(1)。杜诗资料考据亦有新收获。洪业《杜诗引得序》是一篇较系统、较全面的杜诗源流考证、注本评介的长篇论文。洪氏以富赡的资料与所见版本为主要依据,详细考辨了杜集由成书到注释、评点、批选的发展过程及诸本间的源流关系,并对自宋至清的数十种杜诗注本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价,几成一部杜诗学简史。程会昌(千帆)《杜诗伪书考》对署名王洙《杜工部集注》、苏轼《东坡杜诗事实》、黄庭坚《杜诗笺》、虞集《杜诗律注》、杜举《杜陵诗律》进行了详细考辨,征引了不少颇具说服力的新材料(3
杜甫在艺术上取得具有开创性的巨大成就,为了更好地说明杜诗的艺术成就,我们把杜诗大致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两类来讲。
一、杜甫的叙事诗
杜甫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他用诗记叙了安史之乱中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反映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种种苦难,而且能以生动、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正如杨义所说:“杜诗的一大本事
,就是把敏锐深刻的诗性直觉,投入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之中,把事件和情境点化为审美意象,从中体验着民族的生存境遇和天道运行的法则。”(《李杜诗学》下编)。
杜甫的诗描写了具体的情景,包括当时的氛围和人的感情,比单纯的提供历史事件的史料,更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如前面提到的《
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等。这些诗不但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而且比历史事件更为具体生动、感人。杜甫的诗,因为具有“诗史”的特质,所以在叙事诗创作中的成就最值得注意。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叙事诗多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
1.善于铺陈,高度概括。
元稹谈到杜甫诗的艺术时说杜甫善于“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甫诗中用赋法之处很多,但杜甫的“铺陈”,很注意对现实生活作艺术的概括,善于把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浓缩在一些场面中或个别人物形象上。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十个字,揭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洗兵马》中:“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羌村三首》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描写兵荒马乱中,家人相逢的场面,虽然写的只是杜甫一家的遭遇,却反映了广大百姓的悲惨命运。《兵车行》,写的是“道旁过者”和行人的对话,但众多行人的不幸也显示无余。《新婚别》中写的是一个征人妻的痛苦,却集中了安史之乱中无数青年夫妻生离死别的遭遇。
2、精心刻画细节,于细微处见真实。
《北征》是杜甫的名作,他在诗中回忆自己由凤翔到鄜州省家一路上所见所感,诗中写到家的情景: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
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这一段描写相当细腻,通过妻子的“衣百结”,儿女的“垢腻脚不袜”“补绽才过膝”以及补丁上颠倒错乱的图案这些细节,形象地反映了战乱中民不卿生、穷困潦倒之象。
《丹青引》写曹霸的才高运蹇,为了表现曹霸绘画的高超本领,杜甫选择了曹霸为功臣画像的细节:“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精到的细节描写,淡化的是故事性,加强的是真实性。
3、抒情色彩浓郁。
杜甫的许多叙事诗,他是当作抒情诗来写的。杜甫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无法不把自己的爱、恨、同情、怜悯倾注在所描写的事件,所刻划的人物形象上。如《丹青引》中:“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对曹霸的怀奇才而不为世所用,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羌村三首》中,写道自己回到家里后,父老们来慰问,说起世道的艰难,生活的艰辛,“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肺腑之语,句句动人,写尽了动乱年代中诗人对普通老农的体贴又无能为力的心情。
《无家别》是一首优秀的叙事诗,也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诗。诗中以一个当兵的农民的口吻自叙道:“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养,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当他回到思念已久的家中时,才知道老母早已病死,当他再一次被征召入伍时,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告别的人!因此他悲愤地说,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读到这样的诗句,谁能不为之动容!
二、杜甫的抒情诗
杜甫抒情诗的数量比叙事诗多,在形式上,有五七言古体,但更多的是近体。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有:
1.情景交融。
被人推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杜甫流寓夔州后的作品。夔州在长江边,诗中写到的风急、猿啸、鸟飞、木落、江水流逝,都是眼前之景,但是在这些景物之中
,深深地溶进了作者的时局之叹、身世之感。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在“落木”前面冠以“无边”,在“长江”前面加上“不尽”,又用“萧萧”、“滚滚”两个象声词分别形容落叶声、流水声,这就使登高所见的秋景,十分寥廓、声色俱现,而在景物中,显然寄寓着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对自己一生事功的失望、对漂泊四方、寄食于人而又年迈体弱处境的无奈。所以,诗的颈联用十四个字,高度概括了他此时感受到的“八可悲”:“万里,地之远也
;悲秋,时之惨淡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鹤林玉露》)尾联“艰难苦恨”四字,无限沉痛。此诗人称“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他滞留夔州期间,还写下了著名的组诗《秋兴八首》,以下是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人看到的是江峡秋色,引起的是故园之思。他正因眼前开放的丛菊,想起不得不滞留夔州两载的辛酸,耳边传来暮砧之声,又给异乡游子带来更浓郁的乡思。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在景物的描写中,处处有诗人跳动的激情。
2、抒情、议论、叙事熔于一体。
杜甫叙事诗的抒情色彩很浓郁,这一点已见前述。而在他的抒情诗中,也往往情事结合,如《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
秦州杂诗》、《八哀诗》等,因为叙事和抒情的结合,突出了作品的时代色彩。在杜甫的抒情诗中,抒情还往往和议论相结合,特别是在近体诗中。沈德潜说:“读(杜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不废议论,不弃藻绘,笼盖宇宙,铿戛韶钧;而横纵出没中,复含酝藉微远之致;目为大成,非虚语也。”(《说诗晬语》上)杜甫的议论“带情韵而行”,如《诸将》中:“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讽刺了诸将的只能坐享太平,不能为国分忧;《登楼》中:“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上句对社稷稳固充满了信心,下句警告入侵的吐蕃军队,你们必败无疑。《
蜀相》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既高度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又寄万分感慨于笔端。
3、抒情曲折委婉,跌宕反复。
杜甫的抒情诗真切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喜悦种种复杂的感情。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是杜甫流落梓州时,突然听到叛将史朝义自缢,其部下归降唐军的消息时,惊喜欲狂,冲口而出的,情绪虽非常热烈,但起伏跌宕有致。先写自己初闻时涕泪挥洒,继而看到共患难的妻子也扫去了愁云,于是更加欣喜若狂,要高歌、要酣饮,接着马上作起了回家乡的打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个地名,用“即”、“便”、“从”、“穿”、“下”“向”几个副词、介词、动词连接起来,表达了作者似箭的归心。这首诗一气流注,惊喜溢于字外,人称老杜“生平第一快诗”(《读杜心解》),但是又转宕自如,以曲取势,曲折如意。
《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在诗的第一段,诗人自述平生的理想是“窃比稷与契”,感叹岁月蹉跎:“居然成濩落
,白首甘契阔”,但纵使命运对自己这样不公,还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并不是没想过要远离尘俗,过“萧洒送日月”的日子
,只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无法改变自己的初衷啊!仅仅这第一段,就回旋往复,百转千折,使人感受到杜甫那种仁者的情怀
。
三、杜甫的艺术造诣
杜甫诗在语言艺术上的造诣很高,在叙事诗中,他注意语言的个性化,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身份,运用不同的语言,刻划人物的形象。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多通过人物的对话和独白来揭示诗歌的主旨、塑造人物的形象,其中《潼关吏》中的对话: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这一段对话,双方神情毕现。诗中的“我”,对潼关的安危极其关心,“修关还备胡”?透露了心情之急切。而关吏的答话表现出他对所筑工事充满了信心,他兴致勃勃地邀“我”四处查看,边看边指点关隘的险要,反映了守关将士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关吏的这八句话,浦起龙评为“神情声口俱活”(《读杜心解》)。而“我”的嘱咐,则表现了诗人思虑的精深。
杜甫诗中大量地引用俗语,造成亲切感、真实感,有助于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兵车行》中:“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前出塞》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新婚别》中“免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都很附合普通百姓的身份和口吻。元稹《酬李甫见赠》诗云:“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高度评价了杜甫诗运用口语、俗语、使诗歌更接近生活的表现手法。但杜甫又十分注意诗句的锤炼,他善于选择富有表现力的字、词用到恰当的地方。如《夏日李公见访》中:“墙头过浊醪”的“过”字,写出了杜甫和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写出了因贫困而陋屋低矮的情景。他不但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泼起来,还善于用副词使诗富于转折变化,如“自”字的用法;“归来始自怜”、“
孤云无自心”、“暗飞萤自照”、“立国自有疆”等,增加了句子的表现力。杜甫重视炼字,他说:“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正是这种自觉地追求,使他在诗歌语言艺术上达到巨大的成功。所以皮日休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因成一千言》)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正如唐人元稹所说:“上薄风雅
,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也如宋人王安石所言:“至于子美,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
,有淡泊简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杜诗镜铨》附录三)
杜甫转益多师、集众人之所长而成一家之独特风格,风格既统一
,又表现出丰富性。杜甫诗的总体风格,就是他自己在《进<雕赋表>
》中曾说过的一段话:“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企可及也。”杜甫的“沉郁顿挫”虽然指的是他的辞赋,但用来指他的诗歌艺术风格,也是非常准确的。杜甫忧生念乱,仁民爱物,既有济世之志,又遭贫病流离之苦。这里的“沉郁”“顿挫”指作者的诗篇中,有时写得“沉着痛快”;有时写得“沉挚深入”;有时“积健为雄”;有时沉厚纡曲,根底盘深;有时波翻浪卷、起落跌宕,音节上表现着抑扬缓急。
杜甫生活在万方多难,满目疮痍的时代,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一样不幸,作为一个仁厚深沉的诗人,他的诗中流露出深广的忧患意识,各种感情奔突、作用于他的心中,千回百转,欲扬又抑,正是在这种深沉低回、欲说还休中,体现出杜诗的美学特征。
杜甫在以沉郁顿挫为主要风格之外,还具有萧散自然的特色。这一类风格一般表现在写景、抒情诗中,是生活较为安定时期的作品,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三: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境界安宁幽静,表现了潇洒散淡、闲适愉悦的情趣。他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其二)等,都写出了自在闲适,无心疏懒的心境和神态。
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想主要是对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影响吧!
不知能不能为你帮些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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