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先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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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喜收高徒

二人大厅坐定，畅言叙谈。混世龙诚邀献昌入伙，坐第一把交椅，二人同心协力，大振山威。

献昌死活不肯：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儿女，如果落草为寇，如何面对他们？只是哥哥奉劝兄弟，虽为社会所逼，上山落草，且不可滥杀无辜，欺男霸女，惹得天怒人怨，落个不耻的下场。如果用得着哥哥，请不必客气，我会出手相助的。

混世龙频频点头，心中佩服。留过午饭，依依不舍的送二人下了山。

一人独闯匪巢，救出儿子，这件事在十里八乡传了开来，并且越传越神，他便成了能窜房越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上门求教武艺着，更是比比皆是，络绎不绝。

为了将秦拳发扬广大，经过严格挑选，收了几个徒弟。他并不收取学费，只是在晚上带着他们进行练习。

大徒弟刘文华，是本村刘家巷人（刘登敏爷爷），因为长年来往于邢台山西做买卖，自知一身武艺对于一个走南闯北的人的重要。几次上门拜师，武先生看他忠厚老实，学习武艺乃防身之用，也便收在靡下为徒。

之后，也有几个村内村外的人上门求师，他也根据品行，灵感等，收下了几个。

这年的三月初八，是董家沟和霍楼两村的庙会。他正在家里与几个远来的朋友叙谈，忽见自己的最小的弟子飞毛腿董启发跑来，说武场有人捣乱，场子打不开，请师傅过去定夺。

原来三月初八是霍楼和董家沟共同发起的庙会，设在两村中间的东岗底下。庙会的效应让两村的村民都得到了好处。霍楼村为了让庙会离自己家近些，每逢三月初八，便在村南口搭台唱戏。

从来都是庙会随人走，人们去 霍楼看唱，商贩自然跟着过去。所以三月初八就成了霍楼村的庙会了。

为了夺回庙会，董家沟好事的人就找到董献昌，让他们这班子人马在原址操练武艺，吸引商户和村民过来。

这一招果然灵验，年轻人、小孩子爱看武术表演，而大人又受孩子的牵制留在了武场的周围，庙会基本上又恢复到两个村子的中间。

今年的庙会，霍楼村又唱起了大戏，而董家沟的武术照常表演。可是武术队表演时，却碰到了难题：场子越围越小，根本无法施展武功。看表演的人和商贩便走了很多。 这时，只见一个人跳进场内，舞起了大刀。

他叫王三环，今年二十六七岁，因为酷爱武功而荒废了家业，至今尚未娶亲。他喜欢大刀，但更喜欢长鞭，能在十步开外将一支点燃的蜡烛抽灭，而蜡烛纹丝不动，因为他鬼点子多，招数常常出其不意而被人称之为神鞭手王三坏。

只见他舞罢刀来又扬鞭，声声翠响，鞭梢从人的鼻尖处滑过，似挨而非挨。这一招叫蜻蜓点水，是清场的利器。一般人都会望而后退，腾出场子的。

可是今天这招失灵了，那些人不但不退，反而一直往前涌，最后把他围在三尺之内，神鞭手知道今天是有高手前来破场，而他们几个都不是对手，便退出场外 着师弟飞毛腿董启发回家通知师傅。

董启发年轻。利索，身轻似燕。轻功在众师兄弟中只在师傅之下，只见他一个箭歩，早已冲出百步开外。不一会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了。

听了弟子所言，献昌回道：你先过去，师傅立刻就到。然后对两位前来探望他的两个朋友说：稍等，有个事去处理一下，去去就来。说完，一抱拳，转身而往。

还没等董启发回来，师傅早已到了场地，只见场内剩下几尺见方的地方，别说练武，就连打个飞脚都伸不开腿。

献昌跳进圈内，两掌向外，就地转了一圈，尽曾未挨及众人，却似有千钧之力，把人们逼退数尺。可是这群人似乎早有预谋，这边退了，那边又涌上来，怎么也腾不出场面。

是谁要砸今天这个场呢？献昌四面一看，见东边场外有一个近中年的汉子，坐在一把圈椅上，手拿鹅毛扇子，正在与身边的一个人交谈。

他心内立刻有了主张。拿出绳辫，向外一甩。要是别人，绳辫会直直的出去，伤到人是在所难免的；而他的绳辫是随着人的空隙弯弯曲曲的出去的，力道虽猛，却不会挨人一下，只是吓人一跳。 绳辫窜出，辫梢触到鹅毛扇柄，一个圈握，紧紧缠住。献昌一用力，扇子从那人手中拨出，落在了自己手上。然后向那人深深一揖：失手了，请勿见怪，给你赔礼了。说完，绳辫一出，扇子送回到他的手中。

那人脸一红，弯身还礼：不必客气，后悔有期。一声撤，十几个人飞身退出场外，随从而去。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献昌正坐在 门前的一个石墩上吃饭，忽然背面一个身影飞驰而来。一个黑虎掏心，向他的碗抓去。 世昌左手将碗一甩，那碗飞出丈余，稳稳的放在东边的一块石头上，汤水未溢出半分；右手一用力，抓住来者手腕，轻轻向下一压，来者便跪在了自己的面前。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踏访河曲山曲

山西，人称“民歌的海洋”。山西的一百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据统计，现已收集起来的民歌已逾两万首，且浓郁的地方色彩充溢其字里行间。上溯春秋时期，《诗经》中的“唐风”、“魏风”大都为山西民歌，极负盛名的《硕鼠》、《伐檀》也都是山西民歌。几千年来，山西民歌沉郁顿挫、情感浓烈，歌咏爱情的情炽意切，歌咏风物的率真天成，这一特色是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民歌都难以企及的。

民歌起源于山歌，顾名思义，山歌就是指在山间、田野、崖畔、场院随时可唱的一种短歌。在山西，最著名的山歌要数“河曲山曲”。流传民间最广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最初就缘于河曲，所以，走访山西民歌故乡的第一站，我们选择了河曲。

河曲山曲的由来

4月28日，从太原进发河曲。

坐在车里的我，心情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作为“厚重山西”的采访记者，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厚重”这个词沉甸甸的分量。当天中午，我们停在了忻州市，经山西日报社忻州分社的帮助，我找到了忻州市文联秘书长武兆鹏先生。武先生对河曲民歌有多年的研究，而且出版了许多和民歌、戏曲有关的专著。

我对武先生说，您把我当成学生，请您给我上一课。

河曲，在晋西北的黄河三角上，西望陕西，北接内蒙古汉民族聚居地区。解放前，生活在这一带的农民，由于土地集中和连年荒旱，纷纷奔走西口（河曲农民把内蒙古河套地区称为“西口”），去出卖廉价的劳动力，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是给西口外的地主“揽长”、“打短”，其次是下煤窑或“跑河路”（指船夫的生活）。通常是春出秋回，也有长年流落外乡的，当地人民称呼这样一种生活叫做“走西口”，或者叫做“跑口外”。

由于大批农民“走西口”，使晋西北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得到普遍的交流，蒙汉两族的民歌也相互发生影响。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流传的汉族民歌，不仅普及绥远境内，而且也普及晋西北，甚至流传到陕西、甘肃等地，成为这一片广阔地带的汉族人民的共同民歌（这类民歌的体裁是相似的，但歌词和曲调上不尽相同），在河曲，人们称它作“山曲”。

山曲是河曲一带人人皆能吟咏的民歌，传说“户有弦歌新治谱，儿童父老尽歌讴”并不夸张。据说最好的歌手能“连唱三天三宿都不重”，足见其蕴藏之富。多少年来，劳动人民为了消除疲累，抒发情感，用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创造了由吟、哼到唱的这种自娱性的即兴歌唱形式。它分布在全县大小村户乡镇，男女老幼无时不在娓娓歌唱，他们干啥唱啥，想啥唱啥，歌词信口而出。

山曲的乐曲形式是四小节构成一个乐句，八小节构成一首乐曲；后四小节多半是前四小节的反复或稍加变化，上乐句的终止音通常落在属音和次属音上，下乐句的结尾音则落在主音上。

山曲的歌词形式，以七字句为基础，但并不受七字句的严格约束，随着情感和语言的变化可以自由伸缩。它可以是“鱼离水坑树剥皮，死好分离活难离”这样整齐的七字句样式，也可以延伸为“寻个好男人绕天飞，寻个浑小子游地狱”这样对称的八字句样式，还可以发展为“发了一场山水澄下一层泥，半路地儿撒手活剥一层皮”较为自由的十一字句样式；或者成为“大榆树，二八叉，谁给咱管媒跌折胯”这样的三三八句式，随着语言的变化，节奏也经常在变。一首简短的山曲，由于歌唱者的身世经历不同，歌唱时喜忧和速度的变化也不同，它可以随着不同的对象，歌唱不同的内容，反映不同的生活情绪。

在曲调的演唱风格上，山曲曲调高亢嘹亮，粗犷奔放，音域宽广，节奏自由。河曲山曲的曲调有三个主要特点：一、山曲大量运用了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使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体裁民歌的独特演唱方法。比如农民们扬起锄头、放羊倌甩开羊鞭时，喊上一嗓子，高音上不去，就改用假声，体现出人们心情开阔的那种爽劲儿。二、山曲大量使用大跳的旋律，从最低音到最高音可以跨越七八度，甚至十一二度，形成跌宕起伏、活泼跳跃、热情洋溢的韵律感。三、曲调采用上长音的手法，所谓上长音就是指在高音区和中音区可以自由延长，想唱多长就唱多长，唱到高兴处可以根据自己的力气无限延长，表达农民们演唱时的兴奋劲儿。

武先生说，由于时代的演变，山曲也有很大的发展，譬如，上下句的比拟比过去更贴切生动，词的意境更加甜美深远，产生了大量的反映不同时代的优秀山歌。但最令人陶醉的还是原汁原味的山野之曲，改编山曲往往加入了现代气息，改掉了那些土得掉渣的语言，反而失去了山曲最原始的韵味。

通过武先生的介绍，我了解到，近30年来，河曲、保德一带涌现出三四百名小有名气的农民歌手，也向外输送了大量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专业歌手。

保德三兄妹唱歌出了名

提及有名的忻州民歌手，武先生推荐了来自保德县的杨仲青、杨爱珍、杨仲义三兄妹。在忻州停留的当天晚上，我见到了刚从北京回来的杨爱珍女士。今年51岁的杨爱珍，目前正自费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她希望能从理论上汲取更多的营养，回到山西培养民歌新人。

杨爱珍看起来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讲起话来，声音甜得让人迷醉。一见到她，我就按捺不住地请求她唱一首民歌，她微笑着，张嘴就唱：

对坝坝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二妹妹

那山上长着十样样草

十样样我看见妹子九样样好

哥哥我在坝梁上

妹子你在那沟

看准了哥哥

妹妹你就摆摆手

听杨爱珍说，家里的兄弟姐妹都爱唱歌，是深受父母的影响，父母都是村里有名的山歌手。特别是母亲，嗓音就像那山泉一样清脆悦耳。从小到大，孩子们都成长在一个充满歌声的气氛里，那时候的日子很苦，爱珍的姥爷、舅舅都曾走过口外，但家里的歌声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美丽动听的山歌让孩子们忘却了所有的苦难。长大后，哥哥仲青置身于民歌的海洋中，唱了一辈子；爱珍走向了民族音乐，立志成为一个专业的民族唱法的歌手；弟弟仲义走上了戏曲的道路，现在是忻州北路梆子青年团团长。

最后杨爱珍对我说：“你应该去采访我大哥，他对民歌就像着了魔一样，他就像是为民歌而生的。”杨爱珍的话，让我很感动。杨家三兄妹的成长离不开那个蕴育着歌声的温馨家庭，而这种精神也正是生活在河曲、保德一带的农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典范。“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在那些苦难深重的岁月里，正是这些流传不止、世代传唱的民歌，帮助人们化解了心中的愁苦，走向美好的明天。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忻州出发，前往保德县。

保德县处于河曲县的西南方向，与陕西省的府谷县仅隔一条黄河，通过架于黄河之上的一座大桥，两岸百姓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来往，说着一样的方言，唱着一样的山歌，依傍着同一条母亲河。

陕北的信天游，和山西的山曲就是在这两岸交界地区，互相交融和促进着，从而形成了许多有共同特点的山歌。遥想当年，在山西、陕西、内蒙古三地同唱一首歌的盛况一定风行一时，直到现在，在这毗邻相隔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民歌，已成为三地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生长在这里的杨仲青，今年已经62岁了，但无论怎么看他，都超不过50岁的样子，山歌让杨仲青活得年轻，活得纯粹。提起自己的家庭，杨仲青打开了话匣子：我的父亲是单挑小贩出身，挑一根扁担，两个笸箩里装些保德的土特产，一路担到河曲，然后再把河曲的特产挑回来。就这样，在从保德到河曲的往返路中，父亲把河曲的民歌带回了保德。父亲一路上从不走哑路，走一步唱一句，路上歌曲不断。母亲除了嗓子好，还很有灵性，自己一边做活，一边编唱歌曲。在小时候，母亲纺线时我老是捣乱，母亲张嘴便唱：

妈妈要纺线

你要胡搅群（方言，指捣乱）

咱们的生活干不成呀

我的那个杨仲青

在父母的熏陶下，6岁的杨仲青就能在堂会上说快板，唱山曲。长大后，他每年利用假期打工挣钱，用来买二胡、小提琴和音乐方面的书籍。为了提高自己的伴奏技能，他每天把弟妹堵在大门外，让弟妹唱歌他伴奏，不唱的话便不许进院吃饭。

1986年，杨仲青调入县文化馆工作，任文化馆副馆长，多次参加全国、华北、省及地区文化演出，获奖达60次之多，成为闻名全省的民歌手，被民歌界誉为“黄河之滨民歌王”。

跟随杨仲青，我们来到了他工作的保德县文化馆，两层楼的文化馆十分简陋，他的那间不足10平米的办公室，更是阴暗局促。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一盏昏黄的灯光，一架已经用旧了的小录音机，就是杨仲青承载民歌梦想的全部。从柜子里，他搬出了十几盘自己录制的简陋磁带，放入录音机里，一阵悠扬的歌声飞出，杨仲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我对面的墙上，悬挂着杨仲青去日本以及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大照片，然而眼前这番落魄的景象，让我很难与杨仲青这位著名的民歌王联系在一起。

阳婆一落我点起灯

灯看我来我看灯

怀抱着胳膊弯弯脸朝墙睡

枕畔畔上跌下一串串相思泪

凄凉幽怨的歌声中，杨仲青说，现代人看不起民歌，人们觉得民歌土得掉渣，已经完全过时了，可我觉得民歌虽然很短，有的仅仅是上下两句，但内涵很深，几句话直刺心窝。我最担心的是民歌以后传不下去了，可能再过若干年以后，我杨仲青的名字就是印在资料册上的符号而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这一生传唱的民歌留在世上，我不想把这些歌声带走

杨仲青确实像他妹妹所说，像中了魔一样地热爱着民歌，上床入睡时，他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歌，唱着唱着就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唱着唱着又醒了

像这样热爱着民歌的人，当今的时代中还有几个？

生活在歌里的河曲人

进入河曲的标 志，是坐落在城边上的一座插着笔尖的高塔和元曲大家白朴的雕像，它们向世人展示着河曲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的车停在了河曲著名的西口古渡。举目望去，白茫茫的河滩在蒙蒙的雨雾中向远处延伸着，尽头的山若隐若现。这就是“鸡鸣三省”的西口，这就是呜咽的黄河水和着妹妹心酸的泪水、哥哥心痛的血水，流淌出震撼人心的《走西口》的地方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清脆的歌声，寻声望去，不远处的一座小亭内，三位河曲妇女正迎着雨声欢快地高歌。踏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她们的面前。面对几个陌生人的“观赏”，她们不仅没有不安，反而唱得更响。几首歌唱罢，其中一个问我们：你们不是河曲的吧？你们从哪里来？是来这里旅游的吗？

听说，我们是从太原来的记者，专门来采访河曲民歌。她们感到非常高兴，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河曲民歌的点点滴滴，如有多少种曲目，有多少个歌手，有多少人还热爱着民歌

等她们争先恐后地说完了，却向我们抛出了个难题：我们给你们讲了这么多，你们也得有所回报啊，给我们唱一首歌吧。

唱歌？我们面面相觑。看着我们互相推脱，她们很奇怪：这有什么难的啊？你们太原人怎么这么扭捏啊？如果不唱的话，我们就不许你们走。

不得已，我们几个人合唱了一首歌曲。她们跟着我们一边哼唱着，一边拍手伴奏。一曲唱罢，当我们挥手告别时，心里竟生出些依依不舍来。

这就是河曲人民的朴实和热情，她们的性格就像歌里唱得那样真情洋溢。这三位开朗热情、风姿绰约的河曲妇女中，年龄最小的已经55岁。不能不让人惊叹，在美妙的山歌里，河曲人不仅活得年轻，而且充满激情。在河曲妇女的身上，我找到了这里最美丽的风景。

在河曲这块土地上，小自几岁的娃娃，大至龙钟年迈的老人，男男女女，年年岁岁无时不在娓娓歌唱。听说，在河曲还有著名的几个家庭剧团，一家几代人组成一台歌会，在村乡之间巡回演出，不仅大大丰富了农民们的农闲生活，也极大地增强了河曲民歌的流传功能。

河曲人的嗓子为什么这么好？谈及这个话题，当地人哈哈一笑：黄河水养人呗。也有人说：吃酸捞饭吃的呗。

酸捞饭也叫做酸粥，是河曲最地道的特色饭。河曲一带干旱少雨，5月前的土壤无法耕种，只能种植一种叫糜黍的谷类，这种作物抗旱能力强，成长期短，但糜黍的颗粒入嘴后发涩发苦，只有搅酸了才好吃。具体的做法是，将糜黍煮熟后放进一个大罐子里，倒入酸菜水，用盖子盖上，等到酸菜水浸入米粒中发酵后，再拿出来吃。过去的河曲人每天清晨起来，吃上一碗酸粥，再喝上一碗酸汤，这一天下地干活都不用再喝水。酸粥起到了清肺败火的作用，也给河曲人滋养了一副好嗓子。直到现在，外地人来河曲，都要先尝上一碗酸捞饭，吃过之后才觉得真正到过河曲了。端上一碗酸捞饭，挖一口入嘴，满嘴酸津津的米粒，酸得让人直吸鼻气，咽下去后方觉一股甘甜滋味溢满齿间，接着便是一阵清凉爽滑的感觉在喉咙处久久盘旋，真是人间美味啊。

我们一行人，刚进入河曲县城，就听到了地道的河曲山曲，又吃了一碗酸捞饭，顿时觉得已经完全融入了河曲这块蕴藏着深厚民间文化的海洋中。

“走西口”原本不是悲剧

河曲人的歌唱了一辈又一辈，但最为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多少记载。在我的采访过程中，能索要的有关河曲民歌的资料少之又少。最权威的资料还是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出版的《河曲民间歌曲》一书，该书的作者原《词刊》主编晓星于1953年到河曲采风，精心编写了这部河曲民歌经典专著。这部书中详细记录了晓星同志在河曲生活的三个月里，从农民们的口中收集和记录下来的最原始的河曲山曲。在河曲人民的手中，这部专著一印再印，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至今仍为研究河曲民歌最基本的资料。

山曲原本就存在于山野田间，口口相传是河曲民歌的惟一记录，想要全面地总结和收集民歌是一项较为艰难和辛苦的工作。在河曲，我听说有一位博物馆的退休干部叫韩运德，他用了近40年的时间潜心收集河曲民歌，他走过了河曲的村村落落，寻访最年老的民歌艺人，用手中的笔详尽地记录和收集了最原始的山曲。人们都说，在河曲没有人能比韩运德收集的歌子全。韩运德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出一套河曲民歌全集。

在河曲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县文化馆的退休干部张贤亮。张老今年已经72岁了，50年前，他陪伴晓星同志在河曲采风，从那以后，他为保护和宣传河曲民歌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和张老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歌里的“走西口”唱得生离死别，凄惨哀伤，但历史上真正的“走西口”曾经为河曲带来了繁荣的商业贸易，实际上起到了促进河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河曲处于晋陕内蒙古交界地带，北接河套平原。河曲一带连年干旱少雨，但河套平原却是土肥水美，所以河曲人自唐以来，就已经走出西口，到河套平原去谋生。清顺治年间，为稳固边防，防止汉蒙联合，朝廷下旨，从长城至偏关沿黄河河界设立一道宽15里、长2000余里的黑界地，绝对禁止汉蒙两地人民来往互通。

直到康熙年间，鄂尔多斯部落首领给康熙写了一个奏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朝廷放开关口，让两地人民互通来往。于是，在康熙三十六年，朝廷下令批准河曲的西口古渡为汉蒙两族人民公开来往的主要渠道。对于河曲来说，“走西口”并不是悲剧的开始，而是蒙汉两族人民互通有无的良好开端。

“走西口”在民国初年最为繁盛，经济、文化、运输的发达在河曲达到了鼎盛时期。《河曲县志》中记载，光绪十六年，河曲有十座商号，外籍客商纷至沓来，据民国十年地方商会统计，当时河曲县城的糖、粉、豆腐、酱坊有147家，仅油酒坊、货铺、旅店就有195家。城内旅店客满，街道行人云集，买卖之声不绝于耳。本地巨商的“十大富号”也于此时兴起，个人资产都在10万银币以上。河曲旧志有“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的诗句，可见当时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播也开始繁荣发达起来。由于汉语和蒙语不通，歌曲就成为两族人民交流的工具，这个时期，内蒙古的爬山调流传至河曲，两地都产生了许多以卖唱为生的民间艺人，他们的传唱活动为推广民歌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民国十六年（1937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走西口变得非常危险和困难，有许多人惨死在走西口的路途中。1940年以后，内蒙古一带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两边更是断绝来往，那时有许多家庭遭受着亲人分离，无法相见的悲剧。河曲繁荣时期的《走西口》曲目是小喜剧、耍耍戏，唱得欢快活泼，现代版的《走西口》则表现出一种悲楚婉约的情景。

河曲民歌王贾德义

在河曲采访民歌艺人，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叫贾德义，曾担任过县文化局局长兼文化馆馆长。这位被称为“河曲民歌王”的文化功臣，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全都倾入到了民歌的世界里。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贾德义不但歌唱得好，而且相关乐器件件不拦手。1963年，贾德义靠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但县领导把他强留下来，让他搞群众的文化工作，从此后，老贾再没离开过河曲，搞群众文化工作一搞就是40多年。

问老贾后不后悔留在河曲？他默默地摇头：“没啥后不后悔的，我自己就非常热爱家乡的民歌，当初也想把河曲民歌发扬光大。”老贾失去了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后，并不灰心丧气，他一边工作，一边走下基层，开始了他艰苦的创作生涯，让土疙瘩发出金子般的光芒是他最终的理想。他随剧团走遍了黄河内外，踏遍了陕北、晋北、内蒙古等地区，不但掌握了大量的山曲资料，还认真考察了山曲、信天游、爬山调的渊源和沿革，为研究晋西北民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河曲土生土长的民歌引来了无数中外影视剧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老贾就和著名导演谢晋合作过，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凡是来河曲的影视班子，必然要找老贾，已形成惯例。为协助剧团拍片，老贾担任过外联、演员、剧务、场务、副导演、现场调度等职务。他自豪地说：“我和许多著名导演合作过，还和许多著名的演员一起摸爬滚打过。”

在多年的实践经历和潜心研究中，老贾出版的山曲、民歌专著已有六七部了，大部分都是他自费出版的。资金不够时，他借过钱贷过款。我问他：你这么有名气，怎么还会没钱呢？

他说：唱民歌的，怎么能和那些歌星影星一样呢？我们并没有很多钱，我组织过许多演出，从来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因为心中的热爱，有一场演出我贴进去几千块钱，但效果还不错，我已经很欣慰了。

因为地方经费的短缺，老贾搞的演出队用得都是最廉价的演员，这也是造成节目质量不高、档次较低的主要原因。老贾说：陕北安塞的贺玉涛，那歌儿唱得真是没得说，可人家唱一首歌得3000元，我哪能请得起啊。

40年工龄、副教授的头衔，并没有给老贾带来什么实惠。一间清朝乾隆年间的18平方米的小土屋就是他的家，自己担水，自己做饭，既是伙房，又是卧室，没有书房，没有文案，镶满四壁的都是一撂撂积累大半辈子的书稿、资料。为了艺术事业，他不仅甘守清贫，而且也失去了家庭的温暖。20年前，妻子对他说：“我要的是家庭和丈夫，而你却只顾埋头研究，写下几箱子纸也不能当钱花啊，如果你再不思谋如何挣钱，往后就别再过了。”

面对妻子的最后通牒，老贾还是难以割舍自己对民歌的热爱，最后只好带着他三箱子手稿、两箱子书和几把乐器，离开了妻子。

几十年的艰辛，几十年的奋斗，老贾依然满足于精神上的享受。生活上的简朴和落伍，他无暇顾及。目前，他最企盼和渴望的是，有更多的精力和更雄厚的资金为河曲创建一流的演出班子，同时还能出版他整理和研究的河曲民歌专著。

采访贾德义的这一天，刚好是他组织排练二人台《走西口》最紧张的时期，听说省里电台要为他们录制节目。在演出场地，我遇到了小有名气的歌手辛里生。今年已经67岁的辛里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天生的一副好嗓子让他在全国的民歌大赛中拿过七个大奖。老贾和老辛的合作已长达40年，对民歌的共同热爱使这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凡是老贾组织的演出，老辛一叫就到，从不计报酬。在演出中，已近古稀之年的老辛是永远的男一号。我问辛里生：儿孙这一代人里有没有接班人？他摇摇头说没有。我又问：你还能唱几年啊？他笑笑说：再唱三年没问题。

再唱三年！那三年以后呢？在贾德义、辛里生、杨仲青这一代人以后，还有谁来传唱河曲民歌？

我发现，在这些民歌王的背后，都没有一个得力的弟子或接班人。究其原因，他们告诉我，首先是现代的孩子们不再喜爱民歌，嗓音条件好的孩子都进入正规的音乐学府深造去了；其次，民歌的流传还停留在最传统最原始的口口相传中，没有纳入规范的系统的宣传和教育中去；另外，没有雄厚的资金力量作为扶持，民歌未来的生存也将是岌岌可危。

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软，

拿起了筷子端不起这碗。

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乱，

煮饺子下了一锅药蛋" target=_blankgt;山药蛋。

想你呀想你呀实在想你

三天哥哥没吃了一粒米

茴子白卷心心十八九层

妹妹你爱不爱这受苦人

在河曲住了三天，下了三天雨，雨雾中的河曲县城流淌着一种怀旧和朴实的气息，清脆的山曲儿从街边商铺里传出，听着听着，让人恍若隔世。当载满歌声的车子驶离河曲时，我们的心情变得愈加沉重。我们不希望，这些动人的歌谣最终只能成为录音磁带里传出的音符；我们不希望，将来的河曲城中再也找不到爱民歌爱到痴狂的老艺人；我们不希望，当河曲山曲在文化舞台上的身影愈来愈模糊时，世人对于河曲民歌的热爱仅仅变成了“抢救”民歌的责任。

心灵的呼唤（定稿)

一一兼评赵建武散文

阅读赵建武先生的散文是一种享受，这不仅仅是对优美文字的欣赏，更多的则是心灵的愉悦。或者说，赵建武的散文，就像远古的呼唤，再一次唤醒了我杂芜的心田。这种感受是来自于共同生活过的那方热土，来自于似曾相识而又确实经历过的那些故事。其实，年代并不久远，刚刚过去几年几十年，有些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要说与赵建武的认识应该在50年前。我1969年就读南良联中时，就经常见过比我小几岁的建文建武兄弟还有他们的姐妹。我记得在学校最前边的一排平房西头，就住着一户人家，三间平房没有院落。我们在课余常见一个很朴实的女主人忙里忙外，很快我们就知道那是老校长赵凤珍老师的家和家眷，因了他大女儿赵顺萍跟我们是同学的缘故，所以我们经常到他的家里去玩。

赵建武的父亲赵老师是一个老革命，听说很早就参加工作，先在县里后到教育部门，担任多年的小学初中校长职务。他有着浓重的胶东口音，话语虽然不大好沟通，但笑容可掬，和蔼可亲，长者风范。他的爱人栾姨见了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亲切地抚摸着我们的头发，也是浓浓的胶东话，慈祥的脸庞上挂着笑容。

儿时对赵建武的家或是赵建武本人的印象大抵如此。后来各种原因接触少了，虽见面不多，但一直有他的信息，从他姐那里，从朋友那里，大致知道建武的人生轨迹，读高中，读大学，学成后在潍坊市政府部门工作，后来步步高升做官主政农科院。我们真正开始交流始于文学，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爱好，有着对生活对人生的共知，有着深厚的＂老乡情怀＂，尽管他的祖藉是胶东，但赵建武出生在我们那个地方，有着那片曾经共同拥有的苍天厚土，那雨落山，那漳河水润泽了我们，那高崖人的纯朴民风薰陶了我们，当文学的爱好相遇时，便擦出了友情的火花。

赵建武很忙，一个部门的工作千头万绪，他又是十分敬业的人，然而在闲暇之余，他会孜孜不倦地追求文学，写作成为他生命的重要一部分。不几年的时间，他就在国家、省、市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散文、随笔、剧评、诗歌等文学作品近百篇，还出了专辑。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是在同学朋友圈里，那一次我看到的是建武怀念母亲的文章，巜在晚樱凋零的时节母亲走了》，方知他慈祥的母亲已然过世，边读边陪着那些生动的文字落泪。儿子对母亲难以割舍的情怀，悠悠母子之情跃然字里行间。建武用心追述了母亲一生的品行：坚强、乐观、爱美、勤劳、朴实。后来我有幸阅读了赵建武大量的散文，他的《儿时记忆》《年味儿》《丁香情结》《烧瓮的记忆》《心中的母校》等，一篇篇精美的文章进入我的视野，走进我的心田。他在文学这片沃土上勤奋地耕耘着，他用文字舒发着内心的真情实感，诠释着自己的人生。

用心良苦，以情感人是赵建武散文的行文风格。这种情怀源自于对生活的热爱，他说，我的一生注定与“农”字有不解之缘。我出生、成长、学习和工作的地方都没离开一个“农”字。…… 和“农”字打交道这么久了，尚农情怀自然愈来愈深刻醇厚，尚农情结愈来愈清晰强烈，尚农感情愈来愈深沉浓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情结，而每个人的人生情结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人生的情结就像一粒种子，一旦注入人的生命中，就会顽强地生长并将其发扬光大，而且始终不渝。正因此，他倾情写出了诸如反映农业育种家的作品《育种赋》《大豆妈妈》《天涯育种》《四川行与思》《红叶知秋》《小麦礼赞》《潍县萝卜赋》《漫话芦笋》《话说花生》《玉米赞歌》《大豆吟》《丁香情·结》等艺术描述农作物和园林植物的散文。有的发表在《农民日报》《农村大众》《齐鲁文学》和《潍坊日报》等报刊上，还有的登载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定凡响。

与这种＂农＂情并行的是亲情。赵建武用很多篇幅叙述了环绕在心中的亲情，如《起个乳名爹娘叫》《父亲的奖章》《我的母亲》等等。他的乡情文学诸如《苦涩的往事》《心中的母校》等等，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他对故乡对母校的眷恋，赤子之心不忘故乡情怀难能可贵！

描写细腻是赵建武散文的又一特点。在《烧瓮的记忆》中，赵建武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整个瓮的制作过程，这正是散文需要把握的东西。＂烧制一个瓮一般要经过选料、和泥、制坯、烧制等工序。做瓮，对原材料要求很挑剔。先是把红泥土刨下来，运到一片平地上，均匀摊开，晒干，然后用碌砫压碎碾细，最后用大细筛子筛去石头、草根等杂质，加水和成做胎坯瓮的泥巴。做瓮师傅把泥巴捏成胳膊粗、一米多长的泥面条，搭在胳膊上，坐在一个能转动的木制操作台上，旁边放有一个盛满清水的小罐子，然后一层层把红泥条拧成瓮的原始形状，等变硬后，用一种外方里圆的工具用力拍打，使其牢固。技艺高的师傅一次能操作做六至八台，依次进行，严丝合缝，不耽工，效率高。＂在《心中的母校》中，赵建武这样描述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昌乐二中培养出大量人才，有两棵树默默做了见证。一棵是前边提到的校办公室前挂作息钟的大柳树。在病侵虫咬、风吹日晒下，大柳树衰老了，变得弱不经风，再也坚持不下去，已于2018年轰然倒下了，静静地躺在那里。她是一个忠实物件，不离不弃，默默坚守，目睹着二中的兴衰。还有一棵大白杨树，属于传统树种（不同于今天的速生杨），是建校第二年的1957年栽植的，在韩校长和秦老师宿舍前。她，栉风沐雨60年，长得又高又粗，已成为参天大树，要两个成年人才合抱过来。据说是当时潍坊市教育系统的第一高树，现在树上仍依稀看到用红漆写的“1”的字样，见证着母校当年的荣耀，是二中几十年办学的物证，老二中人精神的象征。据知情人透露，为保护这棵树，上级还每月拨专款一元五角钱，足见第一的名号不是杜撰和虚传。＂赵建武还详细记述了多位老师，把他们的师德品行凝于笔端。我与赵建武是校友，他笔下的其人其事我稔熟于心，因而读来感到非常亲切。还有，他的《烧瓮的记忆》一下子就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激起了我胸中的涟漪，引起了心灵的共鸣。我由衷地赞叹这是一段珍贵的记忆！烧泥瓮这一传统作坊应该说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了。时过境迁，作者仍能够描述得如此细致，可见生活的烙印在作者的脑海里是如此的深刻。除了扎实的文学功底外，那就是作者深深地热爱着雨落山下南良这片热土。儿时的一些记忆如此清晰，就显得弥足珍贵。能忘却的，一定不是最珍贵的；能存留清晰印象的，一定是珍贵的。感谢生活，赋予人们的财富；感谢作者，启迪人们的灵魂。

散文需要真诚，心灵需要呼唤！美好的抑或是切肤的，真诚的东西一定能打动读者的心，虽不是天籁之音，然而却是心扉的洞开。

于2020年10月9日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