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行书毛笔字帖好?

王羲之《兰亭集序》、王珣《伯远帖》、欧阳询《张翰思鲈帖》、颜真卿《祭侄文稿》、柳公权《蒙诏帖》、杨凝式《韭花帖》、李建中《土母帖》、苏轼《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松风阁诗帖》、米芾《蜀素帖》等

十大行书从这里面选字帖

NO1 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9年（公元353年）3月3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28行，324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33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NO2 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侄稿》 

　　《祭侄稿》全称《祭侄季明文稿》，书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麻纸本，行书，纵28．2厘米 横75．5厘米，23行，每行11、12字不等，共234字。铃有“赵氏子昴氏”、“大雅”、“鲜于”、“枢”、“鲜于枢伯几父”、“鲜于”等印。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张晏、鲜于枢、明吴廷、清徐乾学、王鸿绪、清内府等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祭侄稿》是颜真卿为祭奠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 唐天宝十四年（775），安禄山谋反，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被害30余口。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首骨携归，挥泪写下这篇留芳千古的祭文。 

　　元鲜于枢跋语谓：“《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 元陈深日：“《祭侄季明文稿》，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 杂以流丽： 或若篆籀， 或若镌刻， 其妙解处，殆若天造 岂非当时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 而反极工耶？” 

　　《祭侄稿》作为颜书著名的“三稿（另二稿《争坐位稿》，《告伯父文稿》）之一，曾收入宋、明、清诸代从刻本中，历代效仿者不绝，褒赞不断。 

NO3 天下第三行书——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一说存台湾私人手中。 无款及年月，实际上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那时苏轼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难怪黄庭坚为之折腰，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州寒食诗跋》)董其昌也有跋语赞云：“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NO4　天下第四行书——王珣《伯远帖》 

　　《伯远帖》王珣是问候亲友疾病的一封信札，墨迹纸本，因首行有《伯远》二字，遂以帖名。5行共47字，纵25厘米，横17厘米。此帖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为清乾隆帝“三希”之一。然《快雪时晴帖》为摹本，《中秋帖》为临本，唯此帖为王珣的真迹，是晋人墨迹中最可信、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法书珍品。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珣，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卒于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52岁，谥献穆。董其昌评：“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NO5　天下第五行书——杨凝式《韭花帖》

　　《韭花帖》杨凝式书，行书，墨迹麻纸本，高26厘米，宽28厘米， 共7行，63字。《韭花帖》是一封信札，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腹中甚饥之时，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 

　　董其昌曾说：“少师韭花帖，略带行体，萧散有致，比少师他书欹侧取态者有殊，然欹侧取态，故是少师佳处。”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序》的笔意。《韭花帖》，被称天下第五行书。尽管《韭花帖》无论在用笔还是在章法上都与《兰亭序》迥然有别，但其神韵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庭坚赋诗盛赞其说：“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清曾协均《题韭花帖》：“《韭花帖》乃宣和秘殿物，观此真迹，始知纵逸雄强之妙，晋人矩度犹存，山谷比之“散僧入圣”，非虚议也。” 

　　目前所知《韭花帖》有三本：一为清内府藏本，今藏无锡博物馆，曾刻入《三希堂法帖》中；一本为裴伯谦藏本，见于《支那墨迹大成》，今已佚；一本为罗振玉藏本。据考证，三本中只有罗振玉藏本为真迹。此帖历来作为帝王御览之宝深藏宫中，曾经入宋徽宗宣和内府，和南宋绍兴内府。元代此本为张宴所藏，有张宴跋，明时归项元汴、吴桢所递藏。乾隆时鉴书博士冒灭门之罪，以摹本偷换，摹本留在宫中，即为清内府藏本；真迹后来流入民间，清末为罗振玉购得收藏，今不知所在。 

NO6　天下第六行书——柳公权《蒙诏贴》 

　　《蒙诏贴》又名《翰林帖》，白麻纸，7行，27字。今藏故宫博物院。其书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干隆称“险中生态，力度右军”。体势稍带颜法，沉劲苍逸。 

　　其文句如下：“公权蒙沼，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此墨本书于长庆元年(821)，是柳公权四十四岁时作品。字形长短宽窄不一，或断或连，构成章法上的变化；笔墨浓淡轻重有致，形成层次上的变化。风格豪放雄逸，遒劲流丽，枯润秾，掩映相发。《蒙诏》—帖，具有顿挫郁勃，开阔跌宕的艺术特点。 

　　世存《蒙诏帖》有两种，除故宫所藏墨迹外，另一种见于《兰亭续帖》等刻帖。二者文字不同。翰林不称“出守”，故疑其伪，当为唐末宋初高手所拟。 

NO7　天下第七行书——欧阳询《张翰思鲈帖》 

　　亦称《季鹰帖》，欧阳询书。行楷书，无款。纸本，纵252厘米，横33厘米。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后纸有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 

NO8　天下第八行书——米芾《蜀素帖》 

　　米芾《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墨迹绢本，行书。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米芾38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71行658字，署黻款。 

　　“蜀素”是北宋时四川造的质地精良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有个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装裱成卷，以待名家留下墨宝，因为丝绸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蜀素帖》经宋代湖州（浙江吴兴）郡守林希收藏二十年後，一直到北宋元祐三年八月，米芾立林希邀请，结伴游览太湖近郊的苕溪，林希取出珍藏的蜀素卷，请米芾书写，米芾才胆过人，当仁不让，一口气写了自作的八首诗。卷中数诗均是当时记游或送行之作。卷末款署“元祐戉辰，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黻记”。 

　　《蜀素帖》书于乌丝栏内，但气势丝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纵，用笔俊迈，笔势飞动，提按转折挑，曲尽变化。《拟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后面愈飞动洒脱，神采超逸。米芾用笔喜"八面出锋"，变化莫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因蜀素粗糙，书时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蜀素帖》明代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恒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NO9　天下第九行书——黄庭坚《松风阁诗帖》 

　　《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七言诗作并行书，墨迹纸本，纵32．8厘米 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松风阁在湖北省鄂州市之西的西山灵泉寺附近，海拔160多米，古称樊山，是当年孙权讲武修文、宴饮祭天的地方。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黄庭坚与朋友游鄂城樊山，途经松林间一座亭阁，在此过夜，听松涛而成韵。“松风阁诗”，歌咏当时所看到的景物，并表达对朋友的怀念。《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其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不减遒逸《兰亭》，直逼颜氏《祭侄》，堪称行书之精品。 

　　《松风阁诗帖》经宋、元、明、清辗转流传，宋朝为向民收藏，后归贾似道，又迭经明顶元汴、清安岐，而入清内府。清道光年间此帖曾到鄂籍王家璧(孝凤)手中。王家璧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土，授兵部主事，任顺天(河北)乡试誉录官、会试受卷官之职，乘任职之便，有心搜集到鄂州之故物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和宋代蔡襄墨迹等传世文物，携带回鄂。道光举人柯茂枝题《黄山谷松风阁诗卷并序》序曰：“王孝凤武部得此卷于柳君吕臣，盖元时长公主家故物，上有名贤十数人诗跋，又常为携李天籁阁所藏，项子京卞令之私印尤多，询希之珍也。尾不署涪翁(山谷)名字，纸色、绢色尚觉鲜好，然神采奕奕，尚非翻身凤凰。武昌(鄂州)传涪翁以松风阁一诗，然阁不时废，诗为世共独，此一墨宝，历数朝后复入吾邑士大夫手，山川笔墨之缘岂偶然哉。爱玩之久，为次原韵以赋其事，时咸丰九年(1859年)春三月。” 

NO10　天下第十行书——李建中《土母帖》 

　　《土母帖》，行书墨迹，纸本。纵312厘米，横444厘米，10行，共104字。后有萧引高、王严实、王称等跋。《珊瑚纲》、《书画汇考》、《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是传世的《西台六帖》之一。此帖用笔沉稳，法度谨严，有欧阳率更神韵，结构淳厚谨严，论者认为此帖清丽圆熟，恣态横生，深得“二王”笔法。李建中墨迹传世很少，其中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土母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同年帖》最为出名。据记载上述 2帖和《贵宅帖》、《屯田帖》、《左右帖》和《斋古帖》 ，原合装在一起，名为《李西台六帖》，明代为项元汴所藏。清初时被拆散，后3帖的墨迹已佚。土母帖》是李建中存世墨迹中最典型、最循规蹈矩的，因此也是最能见出他那深湛的书法功力的神品，所以此帖颇为后世珍重。 

　　李建中，945年生，1013年逝世，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北宋书法家。字得中，号严夫民伯。后随母迁居洛阳。官至工部郎中。性怡淡，简静，风神雅秀，不重名利，曾作西京留司御史台。被人称“李西台”。好游山水，多留题。自称严夫民伯，善书札，草、隶、篆、籀俱妙。是当时无人敢望其项背的名书法家。《宋史》谓其“善书札，行草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李建中一生由于经历了唐、五代、宋几个时期，他在书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元赵孟頫说：“西台书法去唐未远，犹有唐人余风。”

中国书法的历史和中国文字使用的历史一样悠久。自从甲骨文发明以来，中国书法的字体经历了由

篆书到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这些书法家和书法作品构成了中国书法的深厚传统。中国书法在古代已经是一门成熟的艺术，有丰富、完整、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很多理论著作是书法家艺术实践的总结，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书法学习和创作。

先秦

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一般认为中国书法的历史最早可以溯源到汉字的起源时期。原始汉字的面貌和形成时期没有确切的证据被发现，而目前发现的汉字最早的成熟形态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保留有部分象形文字色彩的汉字形态，从十九世纪末人们发现甲骨文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5万片的甲骨出土。甲骨文开始成为人们艺术欣赏的对象，并从这些甲骨上发现了中国书法的元素：汉字书写的结体、布局等等。

商、周两个朝代，青铜器得到普遍地使用。一些青铜器上还铭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由于铭刻有文字的青铜器的大多是钟和鼎，金文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刻于钟鼎上的文字，大多是记述当时天子、诸王侯、贵族的祭祀典礼、狩猎、征战、诏命、封赐等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一般认为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的主要汉字形态，较早期的金文保存了很多和甲骨文风格相近的特点，后来则渐渐拉开距离，越来越具有独立的风格特征。也有人认为金文有自身独立的起源，而且它起源的时代甚至比甲骨文更早，只是由于周朝人“事鬼敬事而远之”(《礼记·表记》)，主要用来占问鬼神的甲骨文不像商朝那样受到重视，所以导致了甲骨文的衰落和金文的盛行。

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金文风格厚重雄浑、典雅壮丽，代表作品有《毛公鼎》、《大盂鼎》和《散氏盘》。其中《毛公鼎》对后世的书法家影响很大，清朝书法家李瑞清甚至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这句话说明《毛公鼎》被认为是学习书法的“必修课”。

周朝末期，在石鼓、碑石、摩崖等石制物体上铭刻文字开始出现，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石刻文字。石刻文字表现出了某些和金文不同的特点，但是金文和石刻文字都被归入“大篆”的范围。现存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春秋、战国时期，竹简和木牍开始广泛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由于简牍的廉价，文字从此才可能开始被一般的平民所掌握。文字学习和书写的主要群体，才可能开始由掌握专门技能的人变为一般的平民。而中国书法也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生活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时期，在秦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前，各诸侯国在文字、货币、度量衡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形态的发展出现了民间和官方两条路线。因此，汉字的具体形态在从大篆向小篆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一致的过程。后来的人们就在这个时期的简牍文字中，发现了最初形态的隶书。

与简牍的广泛使用相适应，毛笔也开始作为主要的直接书写工具。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毛笔一直是中国人主要的书写工具。使用毛笔书写成为中国书法的重要特点，从此中国书法的整体面貌就大致定型了。

秦汉

泰山封山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秦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消除原诸侯国之间的各种制度差异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同文书”(《史记·李斯列传》)，即把原来各诸侯国所使用的各有差异的文字统一成为小篆。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叙述这段历史时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这说明，小篆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由当时的几位大臣负责，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文字进行改造后，统一整理形成的标准汉字形态。由于李斯在书法方面的名气很大，后人把小篆也称为“李斯小篆”，认为小篆是李斯一人发明的字体。

小篆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形态。从字体风格的角度来看，它具有规范整齐、匀称优美等特点，在秦朝灭亡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受到书法家们的喜爱，几乎历代都有善于书写小篆的大家出现。

此外，小篆也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作官用印玺的首选字体，篆刻艺术就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汉朝最通行的字体是隶书，因而“汉隶”被认为是隶书的典范。一般认为，隶书的起源时间可以追溯至战国，到秦朝时已经大致成型。小篆的笔画圆转匀称，写出来很美观，但是书起来比较慢，不能够适应实际生活中快速书写的要求;而隶书简化了小篆的笔画和书写方式，从而得到广泛地采用。

隶书的发明和普及，在汉字形态的发展史和中国书法史都是一项大变革，人们普遍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代的隶书从笔画和结构上，都非常接近现代使用的汉字。实际上，隶书出现之后，汉字的各种字体在整体上都和隶书相近，而与小篆及以前的字体相差很远。这是因为在隶书出现以前的时代，由于社会生活对于文字记录的需求不足，以及书写材料的昂贵等原因，能够掌握汉字的识别和书写的人是很少的。汉字识别和书写的普及促成了隶书的出现，而隶书的使用反过来促进了汉字识别和书写。因此，隶书是一个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字体，这种实用性使得它和以前的字体都不一样。也由于这个原因，隶书在其他字体出现后仍然没有退出日常的实用领域。

现存的汉隶作品主要是以石刻、碑文和帛书简牍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石刻有《莱子侯刻石》、《开通褒斜道摩崖》、《鲁孝王刻石》等;碑文有《石门颂》、《乙瑛碑》、《西狭颂》、《郙阁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熹平石经》等;帛书和简牍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这些作品几乎都无法考证其作者，只有《熹平石经》据传是由东汉书法家蔡邕所书。

此外，除了主流的字体隶书之外，汉朝还出现了草书，以及原始的楷书和行书。草书是在书写隶书的时候以更简化的笔画、更快的速度书写出来的一种字体。汉章帝很喜欢草书，因而这时的草书也称为“章草”。东汉末年的张芝是第一位有名字的草书大家，他把早期的草书进一步简化为“今草”。

三国魏晋

到了三国、魏晋的时候，中国现在流行的大多数汉字字体都出现了。在这个时期，五种基本字体，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都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其中草书、楷书和行书三种字体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从此以后汉字字体上的发明基本停止，中国书法开始了以书法名家和流派为主线的发展历程，也逐渐有了正式的书法理论。同时这也是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和欣赏书法作品的时代，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吴录》关于书法家皇象的记载：“皇象字达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三国志·吴志·赵达传》)这表明擅长书法已经是一项值得史书记载的技艺。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法家，他们创作的很多作品被后世尊为中国书法的经典之作。三国时期的书法家钟繇擅长楷书，他的小楷作品《宣示表》，被后人誉为“正书之祖”。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赞他：“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东晋时期的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公认成就最杰出的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他的行书作品《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之一，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受王羲之影响，他的儿子王徽之、王玄之、王献之，孙子王淳之都擅长书法;尤其是王献之与其父齐名，两人并称“二王”。除了钟繇、王羲之父子以书法闻名的之外，还有一些当时的名士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例如东晋大臣王导、谢安、庾亮，隐士戴安道;此外，还有出现了一位女性书法家卫夫人，她是王羲之早年的老师。

在书法理论方面，钟繇的《用笔法》，卫夫人的《笔阵图》，卫恒的《四体书势》，王羲之的《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白云先生书诀》，索靖的《草书状》等，都是书法家从事书法实践的总结;而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则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书法家列表。

人们普遍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由于魏晋时期的人们崇尚神韵、气度，后人就用“尚韵”来概括这个时期中国书法的整体风格。

南北朝

印刷和手写的魏体楷书：左上角为印刷字体，其余为碑刻的拓片。南北朝时期开始于公元420年南朝宋取代东晋政权，结束于公元589年隋朝灭亡南朝陈。在此之间的160多年，中国南北方各出现了相继的、或相互并立又相继的若干个政权，一直是一种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成果，继续有所发展，尤其以楷书书法的成就最高。但是南朝和北朝在风格上却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清朝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评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

由于这个时期战乱频仍，流传下来的南北朝书法作品，除了少量墨迹和写经，其余大部分都是碑刻和墓志铭。南朝书法更多继承了东晋的遗产，传世主要作品有：碑刻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墓志铭有《刘怀民墓志》、《吕超静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墨迹有南朝齐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慈《尊体安和帖》等;写经是南朝佛教昌盛的结果，主要作品有南朝齐《佛说欢喜普贤经》，南朝梁《华严经卷》、《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北朝碑刻数量众多，其中以魏碑成就最为显著，是汉字楷书书法的典范之一。例如，被称为“龙门四品”的《杨大眼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和《魏灵藏造像记》，它们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北朝的墓志铭数量更是前所未有，代表作有《元怀墓志》、《张黑女墓志》、《崔敬邕墓志》等。

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无法考证其作者，由此却可见书法艺术的繁盛。流传下来有名有姓的书法家也很多，南朝主要有羊欣、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北朝有崔浩、郑道昭、赵文渊、王长孺等。这些人里面，萧衍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是有名的皇帝书法家;范晔、王僧孺和萧子云是文学家，而陶弘景则是医学家。

南北朝的书法直接影响了隋唐的书风，隋唐时期的书法家智永、欧阳询、虞世南直接取法于南北朝的碑刻，清朝则兴起了推崇南北朝碑刻和墓志的“碑学”流派。

隋唐五代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秦汉以来的又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大一统时期，这个时期在很多方面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高峰。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主体制度在隋唐时期正式确定下来，知识分子无论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科举入仕。文学方面，诗歌有“李杜诗篇万古传”，散文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同样，主要以诗文为文字内容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众多士人的喜爱和修习。

隋朝立国时间较短，在风格方面还有很多对南北朝书法的继承因素，但是隋朝的楷书在整体上已经逐渐趋于平正、规整，并且显示出融合南朝和北朝不同书风的气象。智永是隋朝书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对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影响很深。他的代表作《真草千字文》，不但唐朝时学习书法的人很少有不拿来临摹学习，而且现在还是人们学习楷书和草书常用的范本之一。隋朝的碑刻和墓志铭以《董美人墓志》为代表，被人们认为是上承北魏、下启唐朝的作品。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好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作品，曾经用重金搜罗王书，死后还把《兰亭序》陪葬于昭陵。他的这种喜好有助于唐朝书法艺术的繁荣，而王羲之一派的书风能够在书法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也与李世民对王书的推崇分不开。李世民本人的书法也被后世称颂，他的行书作品《晋祠铭》是现在发现最早的行书碑刻。

柳公权楷书《玄秘塔碑》拓片(局部)。唐朝在楷书方面成就最为后世推崇，“唐楷”以法度严谨的整体风貌著称，在中国书法史上与“秦篆”、“汉隶”并列，是手书汉字形态的典范之一。唐朝擅长楷书的书法家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和薛稷并称“初唐四家”，都是擅写楷书的大家。颜真卿的楷书被称为“颜体”，他之前的楷书风格大多以“瘦硬”为特点，而颜体则看来筋骨丰满，笔力雄健，他因此也被视为楷书的改革者、书法史上继王羲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师。柳公权也是一位楷书大家，与颜真卿并称“颜柳”;他的楷书被称为“柳体”，也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楷书字体之一。

唐朝书法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楷书，草书、行书、篆书也有众多书法家和作品产生。张旭和怀素人称“颠张醉素”，是唐朝最负盛名的两位草书大家，他们开创了草书中最挥洒如意的“狂草”。唐玄宗年间，张旭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此外，李邕的行书碑刻、李阳冰的篆书碑额、孙过庭的草书《书谱》都是非常著名的作品。

在书法理论上，唐朝也富有成果：孙过庭的《书谱》既是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也是一部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欧阳询的《三十六法》，主要阐述了书法的笔势和结体。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体现了张旭书法修养的全面性，还说明了唐代书法家在理论上的继承关系。张怀瓘是当时最博学多识的书法理论家，著有《书议》、《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等，尤其《书断》是书法史上最有名的理论著作之一，主要阐述了汉字各书体的发明和演变，品评了自秦汉至当时的书法家共一百二十余人。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则是一部中国书法理论著作总集，辑录了中国自东汉至唐朝元和年间的书论法理著作三十多种。

唐朝书法是晋朝以来的有一个高峰，因此后人多以“晋唐”并称，而后来学习书法的人也有很多先是从唐人入手，向颜、欧、褚、虞等人学习，然后上溯至晋人，直接取法“二王”。整体上，唐朝书法崇尚法度，对于后世学习书法的人而言一方面有规律和方法可以依据，另一方面对法度的过分强调又会抑制人们创造性的发挥，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再次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907年-960年)。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民生凋敝，风流扫地，后来苏轼评论这个时期的书法创作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五代十国的书法创作也相对冷清。大体继承了唐朝的书法风格，但是已经有所变化。代表人物杨凝式本人是唐朝的进士，在书法上早年学欧阳询、颜真卿，后来取法王羲之父子，书风由规矩变为放逸，让人耳目一新。宋朝的书法家大都对杨凝式评价很高，因此杨凝式在唐宋书风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非常明显。杨凝式的代表作《韭花帖》，已开宋朝书法崇尚“意趣”之先河。

宋朝和辽金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混战局面。宋朝立国长达300余年(960年-1279年)，大部分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由于朝廷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军事方面，宋朝经常无法抵挡北方政权的侵扰，但是在文学、艺术、科技和哲学思想方面，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宋朝初期，持续战争对民生造成破坏余绪未平，宋太祖是典型的行伍出身的军人，虽然在大臣的建议下，实行重视文官治国的制度，但是文艺的繁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文学家欧阳修曾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但是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相继出现，被后人合称为“宋四家”，宋朝书法一时变得光辉灿烂。

面对唐朝的书法成就，宋朝的书法家有所变革和突破。苏轼总结自己的书法特点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与唐朝书法崇尚法度的做法相反，信手而来，追求个人的自由创造。黄庭坚早年学习周越，俗气未脱，后来师从苏轼，“乃得古人笔意”，擅长行书和草书，和苏轼齐名。米芾在继承传统上用的功夫最深，自称他的书法是“集古字”。他先是遍习唐朝颜、柳、欧、褚诸家，后来接受苏轼的建议，开始学习晋朝人的书法。这种转益多师的经历，使得他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他的书法是传统的法度与自己的个性兼备，因此明朝书法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蔡襄的书法由于恪守晋唐法度而显得创新意识不足，但是他辈分最长，书法成就全面，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关键人物。

“宋四家”之外，宋朝的许多文人、大臣和皇帝也擅长书法。例如欧阳修、范仲淹、蔡京、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秦桧、岳飞、范成大、陆游、张孝祥、朱熹、姜夔、文天祥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赵佶，他的楷书瘦直挺拔，自成一体，被后人称作“瘦金体”。

赵佶“瘦金体”楷书作品《秾芳诗帖》。中国书法发展到宋代，已经有了晋、唐的高峰在前头，宋人面临着丰富的书法作品遗产要整理和继承，而他们在这方面的成绩也相当可观。刻录于公元922年(宋太宗淳化三年)的《淳化阁帖》，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法帖总集，被誉为“法帖之祖”。《淳化阁帖》收录了从三代到唐朝一百多位书法家的四百余幅作品，原刻本深藏于皇室和王公大臣之家，后来以翻刻本的形式流入民间，并且引起其他书法丛帖的大量出现，对后世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以《淳化阁帖》为滥觞的各种法帖，就成为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这种“帖学”独大的局面直到清朝“碑学”兴起才被打破。

辽、西夏和金都是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的前身契丹建国时间还在北宋之前，而金和西夏的立国则都早于南宋。这些政权和汉族的宋朝政权经常发生战争，但是在文化方面都受到汉族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辽朝的契丹文是参照汉字创制的，但是只通行于契丹族人中，而且辽朝统治阶层的人大多通晓汉文，所以汉字文化也在辽朝受到推崇，不过尽管如此，辽朝并没有出名的书法家和作品流传下来。西夏和金的情形和辽朝相似，由于他们的文字都只通行于本民族中间，在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灭亡之后，其民族文字逐渐变得无人使用，遑论文化的传承。

元朝和明朝

300px-Zhaomengfu_Xingshujpg蒙古人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于公元1279年消灭了南宋王朝最后的抵抗力量，统一中国。元朝在军事上的强大，使得它拥有广阔的疆域，然而能够排除外患的干扰，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文化。元朝在其统治初期就恢复了科举制度，尊崇属于汉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但是，在元朝实行的种族制度下，一般汉族人却遭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很多汉族的士人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潜心于书画等技艺;另一方面，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也受他们影响，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

元朝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是赵孟頫，他出身于赵宋宗室，却在元朝出仕。赵孟頫在书法方面成就非常全面，篆隶真行草各体皆精，尤其是他的楷书，风格典雅秀美，人称“赵体”，与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的“柳体”、欧阳询的“欧体”齐名，至今仍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楷书典范之一。

赵孟頫行书自作七绝诗。其辞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事，云在青天水在瓶。子昂为中庭老书。赵孟頫主张学习书法应广泛汲取古人的长处，在他的影响之下，元朝的士人学习书法多以“复古”为尚：一方面，元朝的书法家以晋、唐人的作品为榜样，重视书法基本功的训练，与宋人作书崇尚“意造”的旨趣大异;另一方面，和赵孟頫本人的成就相似，元朝的书法作品也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朝的多样性，不但行书、草书出现了成就很高的书法家，楷书的成就也高于宋朝，更难得的是，像章草这种几乎绝迹的古书体也有书法家下功夫研习，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但影响略小，尤其擅长行、草书，赵孟頫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除去赵孟頫的自谦，也可见鲜于枢草书成就之高。与他们同时代的书法家邓文原则擅长章草，是研习这种古书体不多见的名家之一。康里巙巙稍晚于赵孟頫，也以草书名世，是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同年秋天，明朝将领徐达攻克大都，结束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明朝初年，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民生得以好转。不久，便恢复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后来更要求科举考试必须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作答。

八股取士的做法不但对文章的格式规范有特定的要求，而且对书写文章所用字体的风格也有明确导向，也就是倡导“台阁体”。台阁体并不是以某个书法家的作品为范本，而是明朝官方所提倡的书法风格，即一种端庄雍容、规范整齐的风格。由于科举是普通读书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写八股文、练台阁体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倡导台阁体的结果，就是造成书法风格的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受此影响，明初书法除了擅长章草的宋克等少数书法家之外，整体水准不高，能够代表明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还没有出现。

明朝中期，以吴中四家——祝允明、文征明、唐寅和王宠——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体现了这个时期的书法成就。祝允明、文征明和唐寅都是当时的才子，以诗文名动天下，而文、唐二人在绘画上也是当世巨擘，王宠则擅长篆刻。这些人艺术修养全面，书法风格方面追求个性，与仕途必修的台阁体书风截然不同。祝允明的草书成就最高，清朝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这样评价他：“祝京兆大草深得右军神理，而时露伧气;小草则顿宕纯和，行间茂密，亦复丰致萧远，庶几媲美褚公。”文征明小楷名动海内，代表作《千字文》被认为可比肩王羲之《圣教序》。唐寅书名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頫但笔力稍弱。王宠晚年书法大巧若拙，自成一格。总体而言，他们学习书法多从近朝书法家入手，向赵孟頫、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学习，然后循唐代大家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而上，最后取法二王、钟繇，而且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由近而远的师法路径，至今仍被人们广为效仿。

董其昌用行草书写的杜甫诗歌。晚明书风又有所变化，倡导个性的发扬，最著名的是“南董北王”。“董”即董其昌，曾任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仕途亨通，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董其昌艺术修养非常全面，书法和绘画都有极高成就，并擅长书画鉴定和收藏，且精通禅理。他的书法综合了前朝历代各家风格而能自成一路，其书风飘逸空灵，布局疏朗匀称，用墨枯湿浓淡变化多端，被认为是“集古法之大成”。清代初期康熙、乾隆两朝皇帝都非常欣赏董其昌的书法，使得当时追逐功名的学子大多学董书以求仕。“王”即王铎，又称“神笔王铎”。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其狂草以势取胜，与魏晋风度大不同。王铎在明亡后出仕清廷，所以世人对其人品多有贬抑，但他的书法在日本受到极度推崇，以致有“后王胜先王”(王铎胜过王羲之)之说。

书法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朝后期，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文人学士遭遇仕途不顺，或本来就不愿出仕，转而醉心书画等艺术，有的甚至以卖书鬻画为生。他们多从学习前代大家的作品开始，到后来则形成自家的风格，各人都能依据其性格偏好，发扬个性。到明末，以董其昌为代表，这种发展路径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直至清代碑学兴起。

清朝和民国

明末清初，很多书法家慢慢放弃学习晋唐的帖本风格，反而学习更古老的汉朝碑刻的隶书体。汉隶碑刻属于左规右矩，法度森严一派，为官定的标准书体。

清初著名的书法家有金农。他原名司农，字寿门，又字吉金，号冬心。虽然金农以卖书画为业，名噪江南，但亦善于书法，他的隶书古拙厚重，楷书自创格调，自称“漆书”。他的代表作有《隶书诗》。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府属兴化县人，他有诗、书、画三绝，“扬州八怪”之一的。他十分重视诗、书、画三者的结合，用诗文为画点题，并穿插于画面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部分。郑簠，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人。主攻诗词，擅书法，精篆刻，临汉碑三十余年，博采汉碑各体之长，成了清代隶书名家。

清代的方朔在《枕经台题跋曹仕碑跋》

“ 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联扁大书，则又笔墨俱化为烟云矣。 ”

到了清代中期，书法受到考据学的影响，书法家追求年代更久远的篆书。于是篆、隶书体得以复兴，而书法家更利用篆、隶书法的线条趣味来写楷书或行书，这种新的书法风气，被称为“碑学”。

　　行书是现行汉字中最为理想的书体,它不仅具有广泛的实用性,而且还有极高的艺术性。下面我带给大家的是马字书法行书，希望你们喜欢。

马字书法行书欣赏

马字书法行书1

　

马字书法行书2

马字书法行书3

马字书法行书4

马字书法行书5 行书的章法

　行书的章法较楷书的章法复杂得多，行书可分为字字独立的行书，如《兰亭》、《韭花帖》等，典型的是《韭花帖》，由于字距行距较大，使人视觉易于集中到单字上来，这类行书追求单字内的完美，字的大小变化含蓄，字与字之间呼应含蓄，行轴线变化不大，这类行书有静气，更为灵空平淡;另一类是夹杂 草书 、字的大小变化比较大的行草书，如《祭侄稿》、《箧中帖》等。这类行书字距小，行距大，一行中字大小变化大、字与字之间呼应强，行轴线变化大，行与行之间有变化，整张作品的节奏、情感变化大。

　一、字的轴线与行的轴线

　所谓字的轴线是指经过字的重心，把该字分成平均两部分的直线，如图中的第二行我们给各字画出了它们的轴线，它能表示出字的运动趋向。

　行的运动线是指参考字的轴线，用一条曲线来表示一行中字的运动变化，如上图第四行我们用绿线来表示行的运动线。

　上图第三行是把字的轴线调整后，行的运动线呈现直线的效果，如果不是字的大小有变化的话，这样真的是如古人所说“字如算子”了。

　二、一行中单字的外轮廓变化及行的外轮廓变化

　我们给一行中各字画出它们的外轮廓，发现一行中并非字字都是长方形的方块字，而是多个形状各异的美妙的图形串联成一行的。

　给一行字画出它们的行外轮廓线，我们发现一行字的外轮廓呈现起伏变化的曲线，这都要靠创造性的对单字进行收放伸缩、大小错落、疏密对比等来处理变化。

　三、线的变化

　从《箧中帖》我们可以看出字数不多的一件作品中，线有长短粗细、枯润浓淡等变化，如果说《兰亭》前后可以划分出三四部分不同但变化很微妙的线质，那《祭侄稿》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线质对比。粗线给人厚实、沉稳，细线则是灵动飘逸;圆线温润，方笔则见凌角;长线舒展，短线利落;浓墨晕化，枯笔飞白作品一气呵成，这些线有机结合，看似随意，实为巧安排。行书难，难在有法有情，自然而然，方为佳作，当然如能如李白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最妙，那是可遇不可求。至于风格、个性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了。

　四、墨的变化

　我们从《箧中帖》看出墨的变化：如果我们把字理解成强弱不同的墨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一件书法作品中墨点的丰富的变化、巧妙分布，一行中强弱墨点参差分布，行与行有变化，有如 五线谱 上动人的音符;古人在有意无意中，粘一次墨，写几字，直到墨枯，再粘再写，这样通过墨色变化，暗示出一种流动、时间延续、情感变化;墨的变化的另一层意思是书家有意使用不同浓淡的墨色来配合笔、纸写出不同美感的行书作品，如米芾的《值雨帖》用枯墨，效果完全不同于《箧中帖》。

　五、书写速度的变化

　从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三行的书写速度慢，倒数的二三行应该是行笔如飞，杀纸更见痛快，最后一行来来个跳跃，老米每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创造性表现，如《致彦和国士》后几行枯笔作书，何其怪，何其狂，何其妙!

　字体演变是本着实用为目的，力求方笔快捷，省时省力。然而，草书过分的简笔使人很难看懂，因此减低了它的实用性，才有了行书出头的机会。可以说行书身上有着草书的影子，但是行书却比草书清晰易懂，因此行书也被人们称之为行草。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行草精选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用!

　 行草精选书法作品欣赏

　行草精选书法作品1

　行草精选书法作品2

　行草精选书法作品3

　行草精选书法作品4

　行书的五大流派

　1、二王行书的概念。书法史上的二王，指的是东晋时期的王羲之(307-365)和王献之(344-386)父子二人。晋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是晋代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他们开创的行书流派，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行书源头。王羲之行书偏于行楷，王献之行书偏于行草。王羲之行书用笔内擪，以骨力洞达胜出。王献之行书用笔外拓，以筋力中圆胜出。王羲之行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尺牍书法，如《王羲之传本墨迹》等，这是王羲之行书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类。

　学写行书，使转之法是一个重要的用笔方法。不会使转，就无法表达笔笔“分得清、脱得开、合得拢、粘得住”的行书所特有的艺术效果。分得清讲的是笔笔交代清楚;粘得住讲的是笔笔气脉贯通。好的使转之笔，转折时须暗过而不露痕迹，其关联处如银丝盘曲。再次，要注意他的锋的运用。锋在何处锋在笔尖的端处。笔锋要坚持做到时时锐利而勿使折损，笔身要坚持做到常常直立而勿使屈曲，笔毫要坚持做到时时齐整而勿使扭曲，笔尖要坚持做到常常集聚而勿使松散。又次，临帖的早期阶段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重在“似”上下功夫。但是，临帖的后期阶段则最忌做字帖的奴隶。有的人老是拘泥于碑帖的外形，只知道依样画葫芦，搞复印式的临摹，那是徒劳的。一定要“遗貌取神”，要着重在得其笔意上下功夫。

　2、颜真卿行书《祭侄稿》的意义。颜真卿(709-785)是中国书学史上，继“二王”以后的又一座艺术丰碑。《祭侄稿》是颜真卿悼念亡侄季明的祭文草稿。作品的文字是在追悼安史之乱中牺牲的兄长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的，尤其是颜季明正当英年，颜真卿怀着对骨肉亲人的沉痛悲悼有感而发，一泻千里、不拘成法，终成千古绝唱。颜真卿书法大胆吸收了篆书线条的特性，在二王行书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派。他一变古法，字成一格，对后世影响极大。王羲之书法纤瘦妍媚，颜真卿书法肥腴雄强。王羲之用的是指力，颜真卿用的是腕力。王羲之墨色温润，颜真卿墨色苍涩。王羲之用笔精到细腻，颜真卿用笔信手拈来。王羲之章法完美极致，颜真卿章法震撼强烈。颜真卿的书法擅长于以情感主宰笔墨，他情感激越，神韵高远，笔力厚重，气势磅礴，雄奇飞动，遒丽天成。《祭侄稿》全篇结构宽博平正，开合聚散洒脱不羁，雍容大度狂而不野。通览全篇，无论是用笔、结体和章法，都极尽变化而自然和谐、浑然一体。

　3、宋人尚意书法的意义。纵观中国书法史，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划分这两个阶段的界限则是在唐代。人们通常以为，唐代以前是书法的探索阶段，唐代以后是书法发展的成熟阶段。而使书法艺术能得以达到更加贴近人性化的意义，则是在宋人尚意书法出现以后。而宋人尚意书法所以能得以出现的先驱者，则是五代书家杨凝式。杨凝式(873-954)传世作品并不多，《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是其行楷书的代表作。《韭花帖》体态整洁秀雅，二王书风毕现，魏晋风神十足。其善移点画，大胆布白，似斜反正，行气宽松，疏敛淡远，肆意洒脱的经典书风，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一反《韭花帖》内敛神韵而景象极为茂盛。此外，《夏热帖》、《神仙起居帖》笔势纵肆，清逸飞动，风格各异，审美跨度之大，令人赞叹不已。杨凝式是唐宋间的过度书家，更是承唐启宋，为后人打开尚意书风奠定了基础。

　在宋代，还有一个被称之为“中国书法宿影的”大师级人物，他的名字叫米芾(1051-1107)。在历代众多的书家中，米芾的行书对后代影响最大。关于米芾的学书道路，他有一段自述：“入学之理，在先写壁，作书必悬手，锋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初学颜，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锺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便爱《诅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从这段自述来看，他走的是一条由浅入深、博采众长、择善而从、食古能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道路。苏轼称赞他的行书是：“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锺、王并行。”范成大称赞他的行书是：“······用大令笔意，稍跌宕遂自成一落千丈家。”米芾二王功夫精深，尤得力于小王，后人称他的“天真超越于王献之。”传为王献之《中秋帖》，有人疑为是米芾的临本。米芾的书法，用笔常常成竹在胸而沉着飞动，下笔凝重而随意痛快，笔墨淋漓而神采飞扬。米芾自称：“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后人即称他为“八面出锋”。他落笔重而中间稍轻，在转折处常常提笔侧锋直转而下。在钩笔的使用上，比别人多了一个蓄势顿挫的动作。米字的结体常常又是随意赋形、欹正相济、多姿多彩。在章法上，字群的排列常常又是十分的强烈，大凡大小、粗细、方圆、开合、疏密、虚实、欹正、长短等，都有出奇不意的表现。虚锋入字，以势取胜;劲健妩媚，贯气流畅;把笔轻灵，使锋飘逸;八面出锋，妙用虚笔等技巧，都是有志于学米书者们值得注意的事情。其行书的代表作有《蜀素帖》、《苕溪帖》等。

　4、古意平淡的赵孟頫与董其昌。学习行书，“二王”无疑是正脉，偏离这个主线，凭小聪明走捷径的，大都易犯轻浮急噪、浅薄无知的毛病。赵孟頫与董其昌，是“二王”正脉系统中的杰出代表，是历史上少有的全能书家，应该对他们引起足够的重视。赵孟頫(1254-1322)的意义在于自宋以后，书法界普遍存在着“重意轻法”的问题的时候，赵孟頫向人们提出了反思，他提议要复兴魏晋古法，大胆地打出了“贵有古意”的复古旗号。于是，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史上，又发生了第三次大的变革，为大开元明书法新风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沉溺于古法之中，深入“二王”而不为所囿。正如宋濂所说：“今人临‘二王’书，不过随人作计，如卖花担上看桃李耳。若赵公乃枝头叶底见其活精神者，此未易俗子道也。”唐人学“二王”得其形而失其韵，宋人学“二王”则得其韵而失其形，惟有赵公学“二王”能形神俱得，连董其昌、傅山到晚年时都对他赞叹不已。

　正由于董其昌的出现，他为明末形成的书法流派，起到了开宗立派的先导作用。董其昌精于用笔，并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作书须提得笔起。何为起，何为结，不可信笔，后代人皆信笔耳。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而遒劲非是努笔木强之谓，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董其昌的墨法也非常讲究，浓淡枯湿，曲尽其妙。学书之人若能于墨法一道有所用心，便是高人一头的表现。董其昌善用淡墨，常常以虚和取韵，志在追求明净爽洁、清润闲逸的风格。他的书法作品，疏朗畅达，高古典雅，看似形散而神不散，字里行间气脉贯通，绝不流露出一丁点的浮躁之气，是书坛当之无愧的一代大家。其代表作有《赤壁赋》、《月赋》、《解学龙告身》等。

　5、明清时期的行书名家。明清时期的书法，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其中较为著名的书家有黄道周、王铎、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张瑞图、倪元璐、何绍基、杨守敬、傅山、赵之谦等。在明代书法家中，黄道周(1585-1646)的行草书对当今书坛的影响很大。当今书坛巨匠潘天寿、来楚生、沙孟海，都对黄道周风格有过深入的研究。黄道周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他与王铎、倪元璐被誉为“三狂人”。黄道周除了行草书很突出以外，他的小楷也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在他的书作中，有“间出己意”的创造精神，更有浓烈的传统功力。他的小楷取法锺繇，一变锺繇严整规正之风，而突现随意不羁的风格。在他的其他书作中也不难看出，除了有锺繇、王羲之意韵外，还有许多圆润的隶意。许多人以为写字要秀，要挺拔。孰不知，太秀了易犯纤弱的毛病，太挺拔了易犯板滞的毛病。

　在结体上，他又努力打破端正和匀称的常格，以偏代正。时而左右错落，时而避让穿插，时而舒朗而宽绰，时而紧敛而结密。在章法上，他的字距特密，行距特疏。特疏的行距，正好为字势左右参差、错落、宽绰、结密服务留有馀地，从而使自己的章法呈现出“纵向紧密、横向舒朗”的对比性，产生了强烈的律动和反差。倪元璐的行书也颇具特色，用笔爽快，挥运之中加以明显的涩笔，用墨之中浓淡枯湿自然相生。在字形结构上，常常把字的右上角部位微微耸起，把字的左下角部位微微伸长，字势奇宕险绝，节奏感十分强烈。至于清代书法，就帖学而言，由于官阁体的盛行，书法艺术可以说是走上了穷途末路。然而，清代书法的发展也有一个很好的契机，那就是有大量古代碑版出土，使得不少有识之士终于猛醒，在他们的大声疾呼和倡导下，清代书法则走上了一条大兴碑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