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新保守主义，以及他的发展历史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重要传统之一，通常的含义是指要求维护社会现状和历史传统，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节制政治，以妥协的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冲突的理论和思潮。

保守主义的起源：保守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派的意识形态。7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福利国家运动和美国“伟大社会”运动受挫，中右势力赫然崛起，从70年代末开始保守派先后在英、美、西德等西方工业大国上台执政，在法、意、奥、瑞典等国也有相当进展，形成1848年革命以来最强劲的保守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也因此而迅速扩大影响，成为8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

保守主义在西方社会渊源深远，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的阿奎那、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近代的霍布斯等大思想家均有程度不等的保守色彩。但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政治哲学和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却迟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才形成。那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以暴力和恐怖为手段的社会激变，对欧洲以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 并引起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应。保守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首先奠定其思想基础的是英国政论家和议会活动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

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作用，使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些保守分子产生了很大的担心和恐惧。伯克于1790年出版了《法国革命感想录》（也译为《法国革命论》），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保守主义观点。这被公认为保守主义诞生的标志。但伯克从未使用过保守主义一词。保守主义来源于法文Conservateur，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保王派创造的。这个术语迅速为其它反对法国革命的政治集团所采纳，美国共和派从1830年开始自命为“保守分子”，英国托利党也于同年得到“保守党”的称号。

伯克认为，人性是无知和容易犯错误的，平等只是一种虚构，社会政治体内必然存在等级差别，这是一种习惯的社会纪律。遵从社会的习惯和传统就是人的本性。法国大革命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不过是一派既无价值又含糊其词的具文。这是其一。其二，伯克认为，同国家相比，个人是渺小和短暂的，而国家或公共生活是伟大的、永久的；文明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财富。国家是最高财富的化身，一个人只有成为社会成员才能摆脱野蛮，一个人所有的精神财富都来自有组织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个人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否则，个人就会成为一帮杂乱无章的逃兵和无赖。其三，伯克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该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民族性格、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习惯等所决定的，是经过若干世纪、若干代人慎重选择的结果，是约定俗成的产物。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习惯和传统。要创造什么新的政体是极其可笑而可悲的。他反对革命和改革，主张审慎的“改善”。他认为，伟大的政治传统一向包含有自身发展的提示，社会政治制度可以改进，但必须遵照人民的习惯，符合历史传统；改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这种传统，如同修缮房屋一样，要使修缮尽可能地符合房屋的格局。（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1986，pp670-694）伯克的思想，对后来的保守主义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伯克对法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批判，指出自由和法律秩序、伦理准则、个人尊严之间有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抽象的、孤立的自由只会蜕化为少数人的特权而终归毁灭。法国革命恰恰破坏了自由的条件，因此其结局必定是空前的混乱和新的专制。西方思想界对伯克的观点评价各不相同，但公认他对法国革命的前景有惊人的预见力。

伯克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阐发了保守主义的一些基本信念，诸如上帝缔造的、以身份和财产不平等为标志的“自然秩序”；“时效”所产生的权益；由无数世代共同创造、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民族”概念；容忍渐进的和保存优秀传统的改良、反对蓄意破坏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激变的态度等等。伯克热情赞颂贵族精神，但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复古主义者。他所维护的是英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个人自由，他本人就曾属于自由主义的辉格党。因此伯克对西方政治思想有跨时代的深远影响，不仅为早期保守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且依然是许多当代保守党人的精神源泉。

保守主义的演变。自伯克之后，保守主义在19世纪发展为三个不同学派。法国的正统主义，也称拉丁派，属于保守主义的极右翼。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两位法国贵族德·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 l753一1821）和德·波纳德（Louis de Bonald11753—1840）。他们实际上是封建贵族的代表。这一派发挥伯克的神权思想并使之系统化，指责1789年大革命毁灭精神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严厉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利倾向。他们要求恢复革命前“黄金时代”的政治制度，即统一的世界性基督教会和绝对王权相结合的封建专制。正统主义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年代盛极一时，但其专制主义立场完全违背历史潮流，同时也与温和派保守党人不合拍，因而自1848年欧洲革命后便渐趋衷落。不过它在后来的法国保守主义传统中仍有一定影响，20世纪20和30年代夏尔·莫腊和莫里斯·巴雷斯领导的“法兰西行动”就是其后继者。

德国的浪漫主义。该称号缘于赞美情感、贬低理智的精神倾向。其成员为一批缺乏科学头脑、憎恶资产阶级并支持贵族和君主制度的知识分子，主要代表有诺瓦利斯（1772—1801）、弗里德里克·冯·施莱格尔（1774—1829）、亚当·穆勒（Adam Muller 1779—1829）、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1834—1896）等。此外。英国的萨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和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同他们也有关联。这派人持一种世俗的、辩证唯心主义的眼光。他们把伯克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将社会历史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其动因在于自然和时间。他们注重传统和历史的连续性，反对社会革命；倡导精神的绝对自由，但是与社会有机体论相结合，主张实现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个人应献身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事业，而不是追求个人权益。这种观点最终导致无限度的种族统一和国家权力，因而同样与温和派保守主义有冲突。他们反对理性，主张用人的情感、情绪和激情来体现现实。在政治领导权问题上，他们有一种类似精英论的观点，论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诗人、哲学家等）的统治使命。浪漫主义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英国的温和派。其主要代表除伯克外，还有威廉·科贝特（1763—1835）、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侯爵（R·C·Salisbbry 1830—1903）、亨利·梅因（H·Main 1822—1885）、威廉·莱基（1838—1903）、詹姆斯·斯蒂芬爵士（1829—1894）等。此外，本杰明·孔斯坦（1767—1830）、德·托克维尔（1805—1859）等比较保守的法国自由主义者也与他们有相通之处。这一派的价值观有强烈的贵族主义色彩，但不像前两派那样绝对化，而比较灵活、实际。他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保守派，主要旗帜为个人自由、法治和议会民主，主张以妥协、温和的手段调解社会冲突。他们厌恶近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民主，却又避免直接对抗，并能采取主动行动竭力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防止其走向极端。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领导的“托利党民主”运动就是一个突出例证。英国温和派影响最大、最持久，是早期保守主义的主流。

19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潮是一个复杂的思潮，里面既有封建的保守势力的思想，又有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思想。这三个学派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它们反对革命、抵制民主改革的基本立场接近一致。每一派在其它国度亦有代表人物，而不少思想家兼备两派、甚至三派特征。各派之间之所以存在显著差别，一是由于各国社会传统不同，如法国的政:冶斗争一向十分激烈，左右两翼没有妥协余地；二是由于各国发展程度不同，19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进程落后于英国一个世纪以上，而当时的德国甚至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一战后，各国保守主义的差别日益缩小，因为它们的论敌趋于一致：国际上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以意、德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各国国内的左翼和中左翼势力，即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福利国家运动。在保守派看来，这些不同敌手的实质相同：威胁传统个人自由的国家干涉。因此欧美各地的保守主义逐渐联成一体。进入20世纪以来，保守主义的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初到二战前后为第一阶段。此时西方政治秩序正发生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保守派遇到明显挫折。他们在思想上的主要表现是对消逝的旧传统的悲叹、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抵触、对民主运动和革命风潮的恐惧和对强有力的杰出人物即精英人物的强烈呼唤，但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派人物：一是精英派和专家治国派。以意大利的莫斯卡（G·Mossca 1858一1941）和帕累托（V·Pareto 1848一1923）为代表的精英派认为，人类社会永远存在有文化教养的杰出人物和愚昧无知的民众。学者、政治家、艺术家和企业的管理人物是杰出人物，而保持精英的素质和领导权是拯救西方的惟一途径。以美国的伯纳姆（J·Burnham 1905—）和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 1908—）为代表的专家治国派则根据现代工业社会的新变化认为，西方各工业国都进入管理社会，出现了新的管理阶级和作为社会主体的技术专家，他们是社会的真正领导者，议会民主行将灭亡。二是以英国的保守党政治家塞西尔为首的保守主义，塞西尔对伯克的保守主义作了新阐发。

从二战前后到7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此时保守派处境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是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时期。与此相应，正是新保守主义潜心研究、酝酿和提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期。当代许多新保守主义者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观点、崭露头角的。由于部分欧洲保守分子曾同情、支持甚至参加法西斯运动，保守派在战后声名狼籍，以至于除英国之外的其它欧洲保守主义党派均被迫改换了招牌。与此同时，福利国家运动横扫西方世界，保守派为大势所趋在福利建设方面与申左翼竞争，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哈罗德·麦克米伦（1894—1987）的“中间道路”。这种思想现实可行并有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丧失了独立价值。在此期间，美国涌现一批以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预示着保守主义的复苏。然而其思想并未完全越出“中间道路”的轨范，因而尚不具备改变政局的力量。

7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西方社会的困境，从70年代后期开始，保守派开始接连赢得选举，而新保守主义思潮也迅速蔓延，成为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既是对福利国家的挑战，也是对保守主义中间道路的反省，但已不是传统或古典的保守主义，而是吸收部分自由主义成份的保守主义，即把古典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因此，研究西方政治思潮的人们，通常把他们称为自由保守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界则多把他们称为新自由主义者。这两者含义的角度不同。这个时期另一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具有深厚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西方保守主义的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 l899—1992）、弗里德曼（M·Friedman l912—）及诺齐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布坎南（James M·Buchananlg 1919—）等。

70年代保守主义的崛起、崛起的主要原因及该思潮发展的一般概况可见教材pp53-57。

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保守主义反映一种守旧拒新的社会心理。著名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休·塞西尔说：“谨慎小心的普通人不相信那种未经自己的经验测试、也不知道别人的经验业已测试并发现是令人满意的事情。他宁可选择他所熟悉的、即使不完善的东西，也不选择未经测试的新东西，尽管那种东西可能是很吸引人的。”这种经验主义倾向使保守主义一向贬低理论的作用，因而自身也从未形成严整统一的学说体系。其哲学基础是：承认人的本性是恶的，是有缺陷的，必须通过法律和宗教对这些加以限制，否则，人的邪恶本质就会通过战争、暴力和掠夺等表现出来。故在哲学上，保守主义深受基督教原罪教义的影响，确认人类本性和理智有难以药救的缺陷，社会弊病只可减轻而无法根除。因此保守主义总是怀疑政治活动的功能，反对彻底改造社会的任何企图，特别是未经检验的乌托邦理想。节制政治的观念是它区别于其它政治思潮的分水岭。自由主义虽然也提倡节制政治，其出发点和目标却不同，它所鼓吹的人权、进步和理性等抽象概念都是保守主义不能接受的。

其次，保守主义的社会观是一种“机体论”。在对待社会变革的问题上，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有机体，它所依赖的是传统、习惯、法律和秩序；对社会变革必须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它把人类共同体理解为生物一般的有机组织，其中各局部之间、各局部和整体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局部不可离开整体而独立生存。同时，各局部的地位也不同，如大脑和心脏在人体中的作用就超过手足和毛发。这种观念的现实含义是：社会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社会的整体或公共利益应高于个人和集团利益，等级和阶级差别乃自然秩序所定，因此所以社会成员均应服从命运、各司其职。所以，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保守主义强调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只有成为家庭、集体、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才有存在的意义

再次，在政治上，保守主义坚持柏拉图创立的贤人治国原则，宣扬领导权必须交给素质优异的杰出人物，而不是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群众领袖。统治权应该是永久性的，不能受频繁的选举活动的干扰和破坏，以确保政治的连续和稳定。保守派一贯强调秩序和法律，维护有利于统一的传统社会纽带如宗教、习俗、伦理、家庭等。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得到“秩序党”的称号，与自由派的称号“进步党”恰成对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守旧拒新的保守态度主要表现为安于现状，不愿看到任何形式的剧变，无论急速前进还是大步倒退。因此一般说来，保守和反动不宜简单地等同起来。此外，保守态度也并不意味着其思想内容一成不变。首先，不同时代的社会现状和传统大不一样，如自由放任在19世纪是新生事物，到了20世纪就变为妨碍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反而呼吁国家干预以对抗威胁个人自由的垄断组织，因而当代放任主义者不再属于自由派而属于保守派。其次，西方保守派是有执政能力的强大政治势力，他们出于竞争策略的需要不得不时常变换政纲，以吸引各阶层的广大选民，与自由派和社会党人进行竞争。当代保守主义者甚至高唱改革，当然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是以变求保，以温和改革取代激进改革，或者说对别人的改革进行改革。

以上保守主义的特点只是概而论之，某些保守主义派别和理论家每每表现出更极端的论点和主张，甚至混迹于反动阵营。这是政治思想领域的正常现象，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其它政治思潮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作用。新保守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反国家主义”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进行了猛烈批评，认为现在的政府已经超载，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己在那里运行。实际上，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发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

新保守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经济出现滞胀，爆发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政府机构膨胀，这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这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新变化。新保守主义的出现对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国家纷纷采取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大力推行以私有化、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为主的一系列政策。其结果，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80年代到90年代获得了新的发展。撒切尔、里根、科尔等都因此而曾经连任。

新保守主义在理论上研究了一些重要问题：如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力图调节人们收入的差距，得到结果平等，这反过来必然危及机会平等和人们自由竞争的权利，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会削弱那些机会好的人的状况，使那些辛苫劳作的人去养活那些靠社会福利而生活的人，这也是极不公道的。他们甚至认为，这样也会导致政治上的专制。因为要维护这种不公正的状况，只有靠专制才能做到。所以，国家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从而保证个人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和发展。新保守主义从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角度研究和处理了国家与个人、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关系。

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立场的纠正，强调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主张扩大政府的权力，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话，那么，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特点则在于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的重新论证与复归。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区别只有相对的意义。因此，许多人把哈耶克、弗里德曼称为自由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思索和解决重大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难兄难弟，都要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它们都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故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吸收、采纳对方的主张十分正常。

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中，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如：如何看待自由市场的竞争和发展政府要不要干预，如何干预？要不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尽管它们的观点不同，但本质上又是一致的，都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使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国有化，实际上是私有制的一种变化而已；无论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还是新保守主义主张自由竞争，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个人自由，它们都不可能、也不会完全否认或者抛弃个人自由。这些使它们都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流。

温家宝总理是博览群书的典范，在2009年的世界读书日，百忙之中的温总理与读者交流心得，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读书决定了一个人的修养与境界，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素质与力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很提倡全民读书，希望人们乘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会给人安全，给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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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应该没有什么地位

议会和总统皆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参政院由议会任命，它预先审定政府的法案，并监督行政机构。

三十年的退缩与普法战争的惨败

曾经威震欧陆的拿破仑帝国的轰然垮台，使法国在强盛之路上开始进入一个大致以1815年和1848为起讫的30年退缩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失去了自大革命爆发以来征服的一切地方；多年来被不少法国人梦寐以求，并一度得以实现的"自然疆界"已不复存在，法国在"自然疆界"以外获得的领土更是如此。一言以蔽之，战败的法国已差不多重新回到了大革命前的疆界，即六边形的边界。

波旁王朝统治的终结

1814年5月，路易十八乘坐反法联军的辎重车进入联盟占领下的巴黎，再即王位。既然是靠着反法联军的刺刀波旁王朝才得以重新统治，波旁王朝自然对反法联盟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态度，并力图满足后者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就总体而言，复辟时期的法国在对外事务上没有而且也无力推行积极的政策。欧洲各国对法国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大肆扩张记忆犹新，因此决心将法国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决不允许法国在欧洲再有任何拓疆扩土之举。而经过23年劳民伤财的拿破仑战争，特别是最终战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法国国力虚弱因此也无力在对外领域推行积极的政策。

当路易十八回国登基，波旁王朝的白百合花旗在法国上空重新飘扬时，极端君主派的著名思想家德·迈斯特尔却伤感地写道："如果认为法国国王是重新登上他祖先的宝座，那就错了。他不过是重新登上了拿破仑的宝座。"斯人斯言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1814年的法国已经不是1789年以前的法国，革命已使六边形国土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必须得正视这一切。应该说，路易十八算是一名识时务者，其深知自己不可能完全恢复大革命前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同时也知道，与新体制和新兴阶级实行必要的妥协，是自己最为明智的选择。为此路易十八在进入巴黎的前一天在巴黎西北不远的小镇圣多昂发表了著名的"圣多昂宣言"，允诺保证制定一部自由主义宪法，并尊重民主宪政，而且绝不秋后算账。1814年6月，路易十八签署了名为《宪章》的新宪法，史称《1814年宪章》。在它的74项条款中，既表现出对大革命成果的让步，又反映出正统意识以及恢复旧制度的倾向。

但是跟着路易十八一起回到巴黎的王党分子却不想在行动上表现出对大革命成果的什么让步，这些在1789年革命爆发的25年中"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的人，在百倍的疯狂和仇恨的驱使下，力图夺回自己在大革命中失去的一切。这些人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的恐惧和愤怒。特别是在路易十八驾崩、其弟查理十世即位后，波旁王朝变本加厉地进一步恢复把"王位和祭坛"作为社会架构的"神权政治"，并丧心病狂地反攻倒算。这些情形路易十八生前其实早有预感，他死前就说，"我的弟弟恐怕难以死在这张床上"。1830年7月27日，巴黎终于爆发了起义。29日，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被起义者占领。善观世态的塔列朗对此留下了精确的记录："12时零5分，波旁王朝已经停止统治了。"对君主制一直恋恋不舍的夏多布里昂也感慨地写道："又一个政府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被扔下去了。"

三色旗的君主政体

随着七月革命的胜利，一个新的王朝--七月王朝在法国诞生了。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虽然在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方面均要明显好于波旁王朝统治时期，但距被重新称之为强国还相去甚远。换言之，法国在这一时期仍处于始自1815年的退缩期当中。

七月王朝建立后，在前王朝风光一时的旧贵族又纷纷被迫重返乡下，国王路易·菲利浦本人也清楚地知道他这个国王是由议会选出来的而非靠世袭继承来的，因此他上台伊始便以"公民国王"的面目示人：就如假发、套裤、佩剑象征着旧制度一样，新国王的穿着举止俨然是新制度的象征，他像普通资产者那样，经常头戴礼帽，夹着雨伞，穿着胶鞋，一个保镖也不带地在巴黎大街上散步，或面容和蔼地向行人致意，或颇具耐心地与家庭主妇闲聊。然而，国王外表的平民化并无法掩盖其内心的专制嗜权。

七月王朝是一个三色旗的君主政体，但它所依托的阶级基础却狭窄至极。选民的资格是根据纳税额确定的。1830年，在3000万法国人中，约有100万人缴纳营业税，但只有其中的10万人有投票权。1831年的选举法将标准稍稍放宽，参加选举的人也不过增至168万人，1845年基佐在众议院曾经明言："在法国，能够理解并独立行使选举权的人不超过18万。"根据这些规定选出的众议院议员自然是国内富有者及其代表。大资产阶级终于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制度，即它在1789年所期望的制度，为了维护这一让他们心满意足、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大资产阶级利用国民自卫军来实行严密的社会防卫，秩序和稳定也因此成为七月王朝国内政策的中心。

在国内政治日趋僵化的同时，七月王朝的对外政策却明显体现出见机行事的"灵活"特征，这就是：在无关"欧洲和谐"大局的偏远地区可以积极行动，但在欧洲本土及有关敏感地区则要谨慎行事。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1839年开始，法国军队在比若元帅的率领下对阿尔及利亚展开全面的征服行动。此外，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偏远"的地区也在这一时期相继落入法国人之手，如西非的达洛亚（象牙海岸，1842年）、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1842年）以及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1842年）等；另外在1844年还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相比之下，在欧洲本土，七月王朝则显得颇为中庸。1831年比利时国民大会决定将王位献给路易·菲利浦的次子，但被路易·菲利浦拒绝；1831年波兰人发动反俄起义，路易·菲利浦也拒绝提供任何援助；在对英关系上，七月王朝也奉行以和为上的政策。七月王朝的这些政策不能说完全一无是处，但法国诸多阶层的不满却是显而易见的，有的指责它不顾其他民族死活，有的指责它对外软弱无能。其最终结果便是加重了法国人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失望。

因此，政治的僵化、社会的停滞以及外交的无能成为压在七月王朝政府头上的"三座大山"。但作为七月王朝后期国王最为倚重的首相基佐并没有意识到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不过统治阶级的一些有识之士却预感到了危机，如托克维尔于1848年1月在众议院说："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革命还离我们很远。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请你们看一看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事情吧……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逐渐传开的见解和思想，绝不只是企图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某个政府本身，而是要推翻社会吗？"托克维尔没有说错。在他发出革命已近在咫尺的警告后还不到一个月，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1848年革命果然爆发了，七月王朝在这场"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了。

1848年的"二月革命"令七月王朝猝不及防，而随之而来的共和制也是出乎绝大多数法国人的预料的。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让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然而随着春天里一系列滑稽性民主试验的失败，工人阶级愤恨不满、农民阶级也是满腹怨言，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几乎发挥了与街垒起义同等功效的倒戈作用，与共和国"劣迹"没有直接关系的路易·波拿巴靠着民众的选票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共和国的总统。在随后的几年中，以恢复其叔叔的帝国事业为己任的路易·波拿巴清除了一切障碍，在大众的山呼万岁中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帝国皇帝，历时4年的共和国旋即成为明日黄花。

重蹈战争覆辙的第二帝国

虽说第二帝国的历史是从1852年拿破仑三世戴上皇冠算起，但是体现帝国特征的政治统治模式在1851年12月政变之后就逐步形成了，因此第二帝国与第二共和国历史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更何况这二者的最高主宰还是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在这位以怪异著称的路易·波拿巴的领导下，法国的政局经历了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法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作为欧洲众多君主中的新成员，拿破仑三世的皇帝身份受到了其他君主的质疑，如沙皇尼古拉一世就不愿将君主间传统的称谓"我的兄弟"用在这位法国皇帝身上，而只是不痛不痒地称之为"我的朋友"， 拿破仑三世对此倒是安之若素，他宣称自己是被一条新原则的力量推上了旧王朝才能拥有的崇高地位，这条新原则就是全民公决，就是人民的意愿。尽管到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时，各国的君主像雨点般降临到法国，但最终历史证明这些带给拿破仑三世的所谓国际地位优越感都是些虚幻的东西。

对于第二帝国的历史来说，其对外政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在拿破仑三世长达20多年的统治生涯中，他的基本思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要打破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就是拿破仑一世、波拿巴家族以及整个法国失败的产物，它是法国从此变得人微言轻的一张耻辱证明；因此，要使法国重新崛起为一个欧洲强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一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必须进行国际政治重组。正是从这种愿望出发，拿破仑三世对欧陆各地的民族独立事业表现出了同情心甚至为之提供了物质和军事上的援助。其二，要以有限的战争来推动欧洲政治纷争的最终和平解决。从个人性格来说，拿破仑三世并不是像他叔叔那样的战争狂。例如他与曾经使其伯父吃尽苦头的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1849年他甚至提议英法邀请欧洲各国召开一个全欧大会以商讨可能会给和平带来影响的所有问题。然而在强权政治的时代，他的这些想法尽管美妙但却十分不合时宜，因为当时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与之周旋的皆是加富尔、俾斯麦等极为精明且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实力几乎都得到加强的同时，法国的实力和地位却遭到进一步的削弱，而且皇帝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对外冒险中突如其来地被画上了句号。

当然仅从法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业绩来看，第二帝国不乏得意之处：在北非，1857年法国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占领，1859年皇后欧仁妮的亲戚莱塞普斯承包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1869年完工后，运河由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公司进行管理，法国从中获利甚丰。在亚洲，1857年应英国"邀请"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库赞率几百法军在北京八里桥打败了清军，随后又与英军一起洗掠了圆明园，通过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和经商的特权，同时还获得了大量赔款。拿破仑三世对这一结局颇为满意，库赞也因此成为参议院议员并被封为"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越南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法国殖民地。此外第二帝国在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拓殖，结果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

如果说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拿破仑三世为法国抢来了一些比较持久的利益的话，那么在欧洲大国角逐方面，他则是在一系列虚幻的光环下将法国一步步送进孤立无援的陷阱。其实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欧洲格局还算明朗，即由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强联手防止法国可能会给欧洲秩序带来的威胁。第二帝国开始后，与英国的关系还算是差强人意，因此，法国当时面对的主要国际障碍就是大陆上的俄、普、奥三国。其一，拿破仑三世显示帝国权威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是直接参与以打击俄国为主要目标的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年~1856年）。战争的结果是法国以10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巴黎和约》的签署，其中规定，俄国不得在黑海保存舰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续维持领土完整。这一结局对拿破仑三世的鼓舞是巨大的，因为俄国似乎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遏制，而且巴黎再一次成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活动中心，皇帝本人也似乎成为高人一等的欧洲仲裁者。实际上，欧洲其他各国对法国皇帝这种"仲裁者"的地位并未当真。其二，拿破仑三世打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奥地利，由于当时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仍然占有大片的领土，因此法国的打击行动是以帮助意大利摆脱奥地利控制这一看似正义的方式进行的。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就打算为"意大利做点什么"。1858年他与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达成联合对付奥地利的密约，1859年法撒联军与奥地利的战争开始，联军不断获胜。但出乎撒丁王国意料的是，在奥地利尚未被完全打败的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却于1859年7月与奥皇签署了停战协定，加富尔闻知后一度想自杀，但撒丁王国还是被迫接受了停战协定。关于停战的缘由，拿破仑三世这样说："为了对意大利独立尽责，我违背欧洲意愿进行战争；一旦我国命运受到威胁，我就媾和。"从根本上说，拿破仑三世的意大利政策最终产生了与原先设想背道而驰的结果：对奥地利的遏制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意大利也没有停留在邦联式的四重格局上，以撒丁为主导的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成立，几年之后，意大利的统一终告实现。其三，如果说在意大利问题上拿破仑三世只是一次"失算"的话，那么，与普鲁士的争斗则是他的一次彻底的灾难。从中世纪起，法国与德意志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就一直存在，到第二帝国时期，则以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法国方面，拿破仑三世竭力推行的基本构想就是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阻止德意志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由于法国历来都是将奥地利视为"大德意志"地区内最具威胁性的头号强国，因此，自以为判断准确的拿破仑三世对于普鲁士的发展采取了听之任之甚至是鼓励的态度，这样在德意志地区就出现了两强相争甚至两败俱伤的局面，德意志的分裂和软弱就将继续下去，法国的安全和其他利益也就有了保障。不过这只是拿破仑三世的一相情愿。从普鲁士方面来说，在1815年成立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中，普鲁士在领土、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就已具备了一定优势，1866年普奥战争胜利后，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统一进程不断加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已近在眼前，拿破仑三世的德意志政策有如意大利政策一般又一次满盘皆输，法国国内的情绪出现剧烈的波动。皇后欧仁妮认为，这一局势是"王朝末日的开始"，马涅则在给皇帝的信中这样说："如果法国人从干预中归根到底得到的只是在侧翼拴上两个因实力过度增长而变得危险的邻国（意大利与普鲁士），民族情感将深受伤害。所有人都感到，强盛是相对的，当新的力量在周围积聚时，一个国家原地踏步就可能被削弱。"马涅的话为拿破仑三世勾勒出一幅可怕的图画：拿破仑一世的失败使法国侧翼出现两个实力强于自己的国家--英国与俄国；而拿破仑三世政策的失败则会使法国侧翼又出现两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国家--意大利与德意志。而结果正是如此，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拿破仑三世率法军投降而结束，皇帝在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一群共和派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并成立了临时国防政府，第二帝国就此灭亡，君主政体在法国也就此绝迹。而1873年拿破仑三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仍是围绕那场让他的强国梦想灰飞烟灭的色当投降："我们在色当不是怕死鬼！"

最后的辉煌与没落

1870年巴黎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1940年）其政治寿命长达70年，在这段时间里，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法国有两大忧患，时至今日，这两大忧患依然未消。忧患之一是德国，1871年德国打败了法国，兼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忧患之二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后一种忧患与前一种有关，但忧患的内容更广，更难以名状。这种忧患意识在法国政治家与文人的作品言论中随处可见，并激发了像戴高乐（生于1890年）这样的年轻人的"忧患爱国主义"。法国自第三共和国以来采取的外交政策是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它讲述了法国***为了对付东面强大的邻国以及威胁到法国世界地位的力量而奉行的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遇到的一个转折点，战后法国的形势既微妙，又险恶。这既是法国成为欧洲大陆头号强国的最后希望，同时也因法国致命的劣势而无一丝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法国是战胜国，它报了在普法战争中惨败的一箭之仇，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部分受到肢解，军队被遣散，政治上动荡不安。新独立的波兰成了法国的保护国，法国还与新成立的部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结成了同盟。它夺取了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前德帝国的部分地区，扩大了自己帝国的版图。但这只是法国作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最后辉煌。因为在另一方面，法国的胜利代价沉重，150万法军士兵在战争中阵亡，法国的人口状况急剧恶化。法郎因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战后的重建而变得疲软。法国人的两大忧患并没有从此消失。德国受到重创，但它没有伤到不再对法国构成威胁的地步，而是发誓要一扫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耻辱。甚至法国发现其外交环境还不如大战爆发前的1912年或1913年。它失去了俄国这一盟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谴责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意大利是法国战时的盟友，墨索里尼上台后便加入了要求修改现状国家的阵营。英国遵照一贯方针，玩弄平衡游戏，它似乎更担心法国独霸欧洲，而不是德国有可能东山再起。法国唯一可信赖的盟友在东欧，可这些国家更像是法国的战略负担。法国于是成了一个希望维持现状的大国，然而维持现状需要本钱。而法国已没有了这种本钱。就国际体系而言，要遏制德国就必须有一个同盟。而法国在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制度下拼凑不出这个同盟。最重要的是，影响法国行动的国际因素已不再对法国有利，事实上是这些因素已变得十分不利。法国人因为战争的消耗和伤亡精疲力竭，退伍军人协会喊出了"决不再战"的口号。而法国政府直到希特勒上台为止，一直在两项政策之间摇来摆去。一项政策以普安卡雷为代表。他主张压制德国，把安全问题置于战胜国裁军议题之上。这项政策遇到两大障碍：其一是得不到其他国家响应；其二是德国以大萧条为借口，巧妙地抵制法国的要求。另一项政策的推行者是白里安。他主张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实现与德国的和解。尽早撤出法国占领的德国领土，迅速把萨尔地区还给德国。然而这项绥靖政策一时还得不到公众的支持。白里安的战略是以和解求得地位虚弱的法国的安全。而他的一些盟友，如参议员赖伐尔，甚至愿意把欧洲的霸主地位让给德国，如果这是避免又一场战争的代价的话。希特勒崛起后，德国公开追求复仇并废除1918年后建立的欧洲秩序。而法国害怕打仗，更没有了路易十四或拿破仑用战剑描绘欧洲地图的勇气。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自1933年起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转折点是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而1940年"奇异的溃败"更是敲响了第三共和国的丧钟。1940年7月维希法国成立，一直为法国自豪的法兰西空间被纳粹德国或直接占领或间接统治，明确地宣告了法国已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更谈不上是一个能在欧洲举足轻重，并在整个世界具有影响的大国。

尽管二战之后法国的"大国梦"依然在延续，尽管法国在其漫长的兴衰历程中不乏在短暂的衰落后即迅速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先例，但法国已经不会再拥有同样的幸运了。这并非是由于法国已不具备东山再起的愿望与能力，而是因为在战后世界的一流大国已是法国所不可能成为的"超级大国"。事实上，虽然戴高乐等***为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使出了浑身解数，而法国战后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出现的"辉煌的30年"，亦使法国的综合国力较之以往大大增强，但对于一个战后法国来说，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