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中作者怎样看待萧萧的悲剧

萧萧是一个童养媳，她比自己的丈夫大十几岁，这就注定在丈夫还未成人的十年中萧萧是要一个人度过的，她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没一个真心关爱自己的人。因此她的内心潜意识里是渴望有一个人爱她和懂她的人的。因此，当花狗出现并向他示爱时，一个像她从没有谈过恋爱的小姑娘必定很难抗得住男人温柔的诱惑，又加之她长年以来的孤独寂寞促使她认定花狗就是那个关心她爱她的好人，孰不知花狗对她只是一种生理需求。她上当了，但这种上当全然不是她的错，她也只不过是个小姑娘，她还什么都不懂只是被人利用了。如果评论是谁的错，错的只是那可笑的童养媳的习俗和某些男人不负责任的生理需求。但当萧萧有了花狗的孩子被族里的人发现时，以那个时候的道德规范，她是应当被淹死或嫁到外地的。在那个年代的人眼里，这个规范是神圣而不可逾越的，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规范是可笑而没有人情味的。这就是时代与规范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不合理的道德规范是一定会被社会淘汰的。因此，就现在而言，我们现在所崇尚的某些道德规范，将来也未必能成为真理，这就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当萧萧生下了儿子，全家人忙里忙外，从内心里渐渐的接受了就因为儿子将来可以做苦力。可见任何道德规范的遵守都抵不过现实的冲击。当人们面对现实的利益时，那些不通人情没有道理的道德规范会渐渐被人忘却了。萧萧后来嫁给了小丈夫，公公和婆婆不计前贤接受了她。大多原因因为她多年来辛苦劳动任劳任怨博得了公公婆婆的信任，又加之与小丈夫多年来相处的感情日深，小丈夫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她，即便是婆婆公公也对她有了感情，产生了亲情。因此，她没有被赶出家门，反而被正式的娶进了门。这说明任何道德规范都不外乎人情。道德规范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情，可是当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随之改变时，那些旧的道德规范也许就会存在破坏人情的因素，因此最终它们是会在历史长河中消逝的。然而，萧萧的过门并不意味着她真正得到了幸福，她的小丈夫也会有长大和懂得爱的那一天，他也会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因为他对萧萧的感情只有亲情而没有爱情，为了得到常人所应有的爱情，他必然会抛弃萧萧。这对于萧萧其实是一场悲剧。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并没有长篇大论的写封建社会旧习俗如何害死人，而是给读者留下一个看似美满的结局让读者去回味，但当人们细想其后果时才意识到作者的用意，这种以喜衬悲的写法使故事更悲。但其最悲的还不是萧萧未来的遭遇，而是又有一个童养媳嫁给牛儿时，大伙依然乐呵呵的庆祝着，就连身受这种旧习俗迫害的萧萧也站在一旁笑着，这就更让人心痛。因为这个悲剧将一次次重演下去并会造成更多的受害者，然而一个个受害者却全然不知。这样的木讷让读者不禁为他们心痛。作为小说，《萧萧》是与众不同的。它的着重点不在于冲突、矛盾以及应之而生的高潮，它描写人性，态度宽和，笔致从容，情节是舒缓的，细节却丰富而微妙——这里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这种感受本身就可以突破某种固有的思想的藩篱，而带给人新的启示。在《萧萧》中，种田的庄子里闻得到草料的香，听得到山歌在唱，农人们的生活是勤苦而狭隘的，但却又有质朴的生机。沈从文用《萧萧》谱出了一曲牧歌，虽然调子中也有沉痛与疑问，但总体却是明朗的、优美的，在湘西那方自然的土地上回响。

沈从文笔下的湘女

我们这一代人对沈从文认识并不深。有些人甚至是通过黄磊的一首《等等等》才开始知道翠翠，知道《边城》，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叫沈从文。

这当然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学的“美”与“善”对人性的熏陶。有人却指责他写的都是世外桃源，脱离现实，挖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更有甚者，如那识时务，顺潮流的郭沫若，更是词气纵横地控斥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大势如此，势单力薄的沈从文只能自觉退出文坛，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了。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久经患难，也不能使他笔下楚楚可怜的湘西女子真正销声匿迹。无论是《边城》中的翠翠，《丈夫》里的七姑娘，还是《绅士的太太》里的夫人……她们都有着最脆弱最纯洁的灵魂，却在复杂纷繁的人世间作着痛苦的挣扎或者在牺牲掉她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后沉沦，变成麻木混沌的行尸走肉。

在这之中，给我最深感受的莫过于《萧萧》了。这是一个没有母亲，从小被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十二岁就做了人家媳妇的女孩子。丈夫还不到三岁，才断奶不久。情窦初开的萧萧受到工人花狗的引诱，失了身，怀了孕。她寄希望于花狗，一心一意想跟他一起逃到城里去。可是不料花狗自己逃走，丢下萧萧一人，面对或“沉潭”或“发卖”的悲惨命运。幸好伯父不忍把萧萧当牺牲，一时又找不到可卖出去的人家，暂时留了下来。最终生下个得到全家喜欢的儿子，总算可以不嫁别处了。

那些“反沈派”大概觉得这就算是个脱离现实的大团圆结局了吧。当时新娘子上花轿照例要哭两声的，萧萧却没哭，那是因为她并不觉得悲哀。可是我觉得。

萧萧自己还是个孩子，却不得不担任一个三岁小孩的母亲兼妻子的角色，这仅仅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她将一个少女的纯真和全部的希望都依托在对一个男人不可靠的爱情上，这是她悲剧的发展。她羡慕城里的女学生独立自由的生活，她也希望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但这一切都只是奢望，只是终将破灭的幻想。这就是她的命运，早被注定了的悲惨命运。

面对等待着萧萧的惩罚，沈从文用了一种冷冷的，调侃的笔调写了这么几句话：“照惯例，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做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当牺牲，萧萧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这是莫大的讽刺呀！读过书的上等人得到地位得到尊敬，却把最基本的人性给失掉了。沈从文是这么深切的同情着受到迫害的脆弱的生命，我很难想象他会被认为是个反动派。我觉得难过，我为萧萧难过，为沈从文难过，更为我的祖国难过。

最终被留了下来的萧萧幸福了吗？我想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而沈从文呢？人如其名。沈从文，从从容容作文，从从容容做人。他温厚，谦和，平易，有古君子之德，又不乏平民气息。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逃脱人性中恶的一面对他的迫害。当他得以平反，他和他的读者都已老去。沈从文说“我已经没有话说了。”

他终于和他的萧萧一样，被人折断了理想的翅膀，在也飞不起来了。尽管如此，他到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到死，他的床头都放着翠翠梦里采摘的，也是他最喜欢的虎耳草。

沈从文八十大寿的时候，他的入室弟子汪曾祺作了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凉。”

我想现在沈从文一定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了。

浅谈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转] （资料）

[内容提要]

纵览沈从文的小说，可以看到他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既有纯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其人性的善良与纯朴总闪烁着别样的光辉。本文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的分类、特点、以及作者所采用的塑造手段入手，论述了沈从文笔下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

[关键词]沈从文 女性形象 少女 ** 妓女

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历史性特征，新旧力量的对比、斗争构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内容，从而也被认为是人物典型化的主要特征。但是，作为“山民艺术家”的沈从文则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发掘出这个世界的另一特质——自然性。其几十年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因此，他怀着无限的爱心去建构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塑造了许多士兵、水手、军官等男性形象，其间固然寄托着他的人性理想。但真正光彩照人的，还是他笔下出现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既有纯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纯朴总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一

沈从文小说里塑造了众多的典型人物，其中土里土气的湘西少女特别引人注目，犹如风雨山花别样红。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创造深阁闺秀的少女形象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实在不少，但因写乡村少女而成为名著的确实不多。沈从文笔下湘西少女的涌现，无疑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由于描写对象的不同，沈从文的笔墨运用与他写那些多情水手和多情妇人不同，与他对那些军人和地方小妇人的恋情描写也不同。他用含蓄的笔法，在笔端倾注了满腔的温柔和热爱，寄寓着他那由来已久、铭心刻骨的梦想。小说中人物的恋情纯净晶莹，如一块温润透明的碧玉。

他笔下少女的爱情都很简单，没有其他言情小说那种大起大落波澜起伏的曲折情节。作品中的山水风景美则美矣，却又浸染着浓郁的哀愁。沈从文的小说也写生死，但他把那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生死之事淡淡地处置，平静写来，将人事的哀乐表现得悄无声息。而读者细细品味，又不难发现深掩于其中的作者的情感与意念。

沈从文着意写少女，在他笔下，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象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边城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象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一群少女犹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他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但由于身世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她们又是各自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人生形式。无论是蒙昧的三三，自在的萧萧，还是执著的翠翠、阿黑、夭夭，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一样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翠翠们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

纵览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她们都洋溢着青春美，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她们的追求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这群少女被韩立群先生称为“自然女性”。

自然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性，表现为“自然选择意识”，“人物环境社会性因素的淡化和自然性因素的居于支配地位，反映在人物主体意识中便是社会意识的淡化和自然选择意识居

于主体地位。”

她们不象社会女性那样依据道德原则或政治原则而生活，而是从生存原则出发做出适合生命本体生存的选择，这种选择甚于生命的本能。这一点可以从少女们的择偶标准中看出来，她们的择偶标准有三条：年龄、体魄、智慧。这三个条件中包括了所有生命本体的因素，而不包括其他社会化的因素。翠翠爱上傩送，并非由于他是富有船总顺顺的儿子，在大老二老中选择二老傩送，也全是自然条件比较的结果。夭夭和三三在朦胧的爱情中虽有对新生活的憧憬，但所表现出的却是与物欲绝缘的人性的自然美，最为典型的是苗族少女以对歌为手段的爱情。《月下小景》中的姑娘情愿与小寨主傩佑在歌声中幸福地死去，也不愿受土司王的野蛮而生活。《媚金、豹子和那羊》中的媚金，《龙朱》中黄寨主的女儿，《神巫之爱》中的花帕族女人以及许多作品中都写到的青年“男女之真情”如何在歌声中凝结成纯洁的爱情。对歌这种原始性的配偶手段赤裸裸地体现着自然选择的目的与特点，它既是性本能的冲动，又是两性间生命的自然气质与自然条件相互较量对比，最后达到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目的。如果说对歌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话，那么，灵与肉的交融则是情感的升华，《雨后》中写一对上山采蕨的青年男女四狗和阿姐在山上草棚中“撒野”的故事，粗俗的举止，看来只是一种生理欲望的恣肆，但他们纯

洁天真的灵魂与被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和谐统一，体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沈从文通过笔下人物对自己美丽生命的自由支配，向以金钱、权势、身份为内容的反自然人性的恋爱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

沈从文以其空灵的艺术语言，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湘西少女各有情态，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

沈从文在塑造妇女形象时，很少涉及社会因素。无论是玉家菜园中少琛母亲玉太太、杨家碾坊主人三三母亲杨太太，还是《泥涂》中的妇人，他们同是寡妇，都是用自己并不坚实的臂膀来支撑着家人的生活。玉太太苦心经营着二十亩菜地，除了白菜，还种了不少其他菜蔬，她还善于把白菜制成各种干菜，根、叶、心各用不同方法制成不同味道。由于自己的勤劳还使儿子能去北京念书。三三的母亲不曾离开过碾坊，一直在劳碌着，用她特有的母性支撑着母女俩的天空。《泥涂》中的妇人则用最低微的当当来医救儿子的病，用辛苦奔波得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儿子的生命。我们说，劳动是人生存的第一原则，离开劳动，人就无以生存；失去劳动的本能，人就不能成其为人，就是被自然淘汰了的“阉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对妇女的劳动作了近似夸张的描写，以此来突出生命中潜在的自然选择意识，也证明着劳动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命的手段。

另外，在沈从文笔下的妇女身上也体现出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命运好似偏偏与妇女作对，要么早年丧夫，要么做童养媳。在有着压制人性发展的陋习存在的湘西世界里，古老的习俗似乎专为迫害女性而制定，有惩治女性越轨的所谓世俗法规，有与自由性爱相对立的童养媳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把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的制度。女孩“嫁”给比自己小许多的丈夫，而成为婆家的奴隶，可以任意受到处置，人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但在这种习俗下的童养媳却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在童养媳中，萧萧属敢于反抗型的，在一开始便表现出反抗意识，当一群学生路过时，家人都在斥责或讽刺女学生，惟有萧萧投去艳羡的目光。进入青春期的萧萧，掩饰不住已发育成熟的身体，此时，她哄着比她小10岁的丈夫，冒着被沉潭或远嫁的危险与花狗私合，并生了孩子。这正是她的自然欲求向习俗的一次挑战。当无情的习俗威胁到她的生存，她毫无恐惧，而对生存充满信心，这种勇敢与自信正体现了她顽强的生命力。三翠则是坚韧的女性，她的生活如此曲折多舛，生存意志却百折不回，她生命力的顽强正表现在这种顽强的忍耐力和适应力上。事实证明：习俗的残酷，可以剥夺女性的生命，却无法剥夺她们对生命本体的热望。这是自然选择的要求，要求我们珍视生命的自由与延续。

沈从文把妇女也作为一个审美体来看待，因此，他不着力表现辛劳带给他们的苦痛，而是按照人性的标准，欣赏女性的美，并以此表达对她们的尊重。

三

畸形女性是私有制社会的特有产物，她们在人格上不独立，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惨遭蹂躏。许多作家都曾以妓女为题材创作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曹禺的《日出》就是写妓女（包括高级交际花、低级妓女）的作品，很具时代特色，也将陈白露、翠喜、小东西她们那种生活中或灵或肉的苦痛揭示地淋漓尽致。作者以劳动号子作为背景，来反衬她们生活的沉闷，以男性的活动来衬托她们生活的无奈，作者对她们倾注了无限同情。而同时代的沈从文则从人性的角度赋予了畸形女性另外的色彩。

吊脚楼妓女是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人，她们缺乏生活自卫与自理的能力，生活赋予她们的只有受蹂躏、受侮辱，唯一将她们当人看的是沅水上的船工水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同是被抛弃的人，即便是在短暂的接触中，也能从对方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并产生一种真挚而热烈的情感。沈从文着力发掘这些人生活与情感撞击而闪现出的火花；并从火花中提炼出独特的人性之美。《柏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妓女生活在这狭小肮脏的吊脚楼里，做着出卖肉体的“生意”，这是具有沉重生活色彩的事实。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将年轻健壮、吃苦耐劳的水手柏子的婚娶权利剥夺，其爱情天地缩小到了只供卖*而设的吊脚楼上，他们的同病相怜产生了强烈的爱。痴情的妓女对柏子竟是那样的信誓旦旦、感情专一，而城市的柏子对这位妓女也是那样的情投意合、忠贞不二。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一种金钱和肉体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纯洁灵魂的结合。是一种不受道德羁绊、法律约束的爱的实现。这可以从柏子的感觉中看到这位妓女在非人生活的一点慰藉：

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地象蚂蝗一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它的所得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地做工，高高兴兴地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个月他可又回来了。

这种爱虽是畸形的处于人生夹缝中的苦涩的爱，但是他在诚实柏子心头唤起的感受确实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不合理制度加于他身上的一切痛苦和不幸……正是这种非人生活中的温情支撑着妓女的精神世界，在生活中有了一份隐隐的牵挂，体现着一种人情美、人性美。

如果说《柏子》中的吊脚楼妓女还有自身爱情追求的话，那么，《丈夫》里的乡下妇人则完全适应了那种卖*的生活。《丈夫》叙述了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一日夜的遭遇。在这河船上，寻欢取乐的兵士，自称妇人干爹的水保，仗势欺人的巡官，都可以当着丈夫的面，公然声明对妇人的占有。在这里，“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人的两性关系成了纯然的商品买卖关系，人的性行为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成为金钱的等价物。”

应该看到女主人公老七的卖*行为尽管究其本质已悖于人类天性，但在她及乡下人的眼里几乎就是一种“不与道德冲突”的普通工作，故此这一行为在特定意义上还不具备人性扭曲的属性。但由于她所居的妓船是在“城里”，而是“做生意”的乡下妇人，经过一些时日的耳濡目染，精神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不仅衣着打扮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换上“城里人的神气派头”，而且去了“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神气”，“变成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于是妇人毁了”。她由被动地承欢变成主动地适应，内部精神被蚕食，生命已如残烛待尽。所以《丈夫》不仅是男性尊严的复归，而且是女性精神的蜕变。“从《柏子》到《丈夫》清晰地留下了在社会大力挤压下，乡村灵魂的演变轨迹。”

这是许多论者已经论及到的问题。沈从文让老七回家，意在告诉我们纯洁依然应该在农村，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未了的理想人生的梦。

四

沈从文充分发挥自己写乡土人民的优势，在乡土王国里，大胆开拓，独辟蹊径，建造了一个最富民族特色的艺术世界。“最重要的是沈从文是大地之子、人民之子，读社会人生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吸取不少有用的‘做人’知识，且深一层懂得社会、人生的正确含义。”

湘西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一些特色，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的风俗人情，与他的创作活动也有很大关系。民间流行的未经加工的一些习惯性的文化形态，经过沈从文典型化后，成为创造女性形象的艺术表现形式。沈从文用怎样的手段来创造女性形象呢？这还要从《边城》说开去。

《边城》把边地茶峒独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风貌、地方风物、民风民俗等巧妙编制在一起，幻化成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展现出一幅富于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风俗画。《边城》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是理想的人物范型。特别是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青山绿水的小溪边上的一条渡船上，祖孙二人渡着过往行人，过着清淡而孤苦的生活，这更具典型意义。翠翠一出场，作品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的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这里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写，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点，既根源于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这种恬静的自然环境陶冶了少女们的性情。生活在湘西农村的乡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以风雨为伴，与日月为伍，人与山与土地形成了一种天然联系，凭着双手来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人离不开自然，自然养育了人，形成了人的生命和智慧。文章首先写翠翠常年便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皮肤自然变得黑中泛红，显示出力与美。其次以青山绿水与眸子相对映，描绘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纯洁而可爱的少女形象。进而以“黄麂”喻人，新鲜而又奇特，找到了善良、精明的同质性。这样，作者选取了自然环境中的三种典型事物，把一个勤劳、善良、精明、纯洁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样突现在读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翠翠与自然山川灵气融为一体，使翠翠更加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地方风俗的描写，是沈从文塑造女性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虽然是在原始、半原始的背景下完成的，但在沈从文如诗如画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一幕幕场景。《月下小景》的爱情被置于一种野蛮的风俗之下：“女人只许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同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入窟窿里，导致“爱情与死亡为邻”。

其间的女孩却情愿与爱人一同死去也不向习俗低头，用生命给爱情作了诠释。童养媳制度窒息着少女的青春，最终将她们同化为习俗的奴隶，像萧萧，在自己痛苦的经历后，还照样给十岁的儿子娶大五岁的姑娘，使第二代萧萧出现。这种习俗的描写在人们慨叹萧萧开始的自在形态的顽强生命力之后，不由得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使萧萧有了悲剧美的成分。在《丈夫》中我们可以看到乡下妇人外出到船上靠“一技之长”谋生，出卖肉体乃至灵魂，这是乡下人维持生计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更是对女性的摧残，这是陋习压抑女性的极致，女性也由此而异化为金钱的奴隶。

如果说，环境描写、风俗描写还属于外部影响的话，那么，沈从文含蓄的心理描写则揭开了女性心灵的秘密。古今中外描写爱情的小说，其令人百味不厌的是对情人心理的细腻描写。法国小说触及爱情时，笔致往往明快热烈，情男爱女那强烈的性意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西方文学的突出代表。中国小说更多的是含蓄的暗示，对人物性心理活动的表现与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以及性观念大致和谐。中国现代作家受惠于五四文学传统，创作“人的文学”，在爱情描写上体现着人的个性解放这一时代精神。从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伤逝》到茅盾的《蚀》三部曲，这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一直被继承着。沈从文小说的爱情描写一方面体现了“人的解放”这一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也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传神含蓄这一艺术传统，小说中的爱情之页既有“放肆”之迹，又有含蓄之笔，根据不同的对象材料、要求变换笔墨。

在描写少女爱情心理上更是含蓄而又热烈，令人回味无穷。翠翠、夭夭、三三、萧萧、阿黑、四姐等无一不是“活”起来的人物。沈从文描写翠翠这个人物，是从心理描写入手，把这个小女孩从情窦初开这一页慢慢翻开，完成了一部爱情心理觉醒之书。诱发她心事多变、情绪恍惚的原因是看划船比赛时因语误而骂了傩送，而傩送非但不生气，反而找人送她回家。沈从文用他特有的含蓄之笔只写了一句，说翠翠为了某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个夜晚”，引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留下了无穷的心理空间。沈从文对少女的爱情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他非常熟悉翠翠式的湘西纯朴的纯情少女心态，人物的一笑一颦，一喜一忧，都含有独特的心理基础。翠翠爱着二老傩送，有时她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爷爷的船当然不会在青浪滩，只有傩送的船才在哪儿呢！一句无意的问话，袒露了一个少女的情怀，一位娇羞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她明明在想着属于个人的故事，但当祖父问她时，她却轻轻地说：“在看水鸭子打架。”一句刻意的回答，证明着恋爱少女的娇羞，只是把心里秘密的故事深藏起来，不愿意倾诉。

沈从文在写到少女们被爱情唤醒的心灵时，用了写梦的手法。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是人的潜意识不由自主的“告白”，这种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有多姿多彩的表现，对人物心理、情绪及性格的表现与刻画起了重要的作用。现代小说里，茅盾的长短篇小说中又有着更加真切的梦境再现，对人物潜意识的开掘有了进一步发展。沈从文也写梦，但他笔下少女翠翠的梦境描写完全在于表达一种诗意的情绪，是比喻，更是象征。二老月夜里唱的缠绵歌声催动了一颗少女的心，在梦中实现了平时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飘然而飞，竟至摘下了一把自己非常喜爱的虎耳草：

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肥大虎耳草已极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做伞。

这个梦境一方面说明了人与自然这种相通关系，另一方面说明翠翠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小姑娘，这样就为爱情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三三遇到城里青年后，也同样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与青年为买不买鸡蛋而争吵，其实那是嗔怒，用自己看似恼怒的表现来表达自己无所适从的感觉。梦带给我们一个更加迷离的世界，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纯情少女。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女性形象各具情态，都有其独有的审美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唐·杜甫《登高》

[今译]无边无际的林木，树叶萧萧飘落；无穷无尽的长江，江水滚滚而来。

[赏析]这两句诗作于夔州，写登高所见的江天秋色。夔州滨临长江，江流在此进入瞿塘峡，峡口多风，深秋时更是天高风急。诗人登高仰望，只见无边无际的林木落叶萧萧而下，滚滚而来的长江奔流不息。雄浑、寥阔而又肃杀、凋零的气象，使诗人更加感到太空浩茫，岁月悠久。联想到自己年华已逝，壮志未酬，心情何等落寞，何等悲壮！全联对工整，气韵流畅，加上“萧萧”“滚滚”两组叠字的对用，读来音调铿锵，气势奔放，前人称它为“古今独步”之作，实非过誉。

[原作]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落叶飘零，无边无际，纷纷扬扬，萧萧而下；奔流不尽的长江，汹涌澎湃，滚滚奔腾而来。

颔联为千古名句，写秋天肃穆萧杀、空旷辽阔的景色，一句仰视，一句俯视，有疏宕之气。“无边”，放大了落叶的阵势，“萧萧下”，又加快了飘落的速度。在写景的同时，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难辅户滇鞠鄄角殿携东毛酬的感怆。它的境界非常壮阔，对人们的触动不限于岁暮的感伤，同时让人想到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透过沉郁悲凉的精工对句，显示着诗人出神入化的笔力，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前人誉为“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

文|芳小菊

《萧萧》是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中的女孩萧萧，从小失去母亲，被寄养在伯父家。12岁就嫁给了不足3岁，还没断奶的小丈夫当童养媳。

长到15岁，被一个叫花狗的长工诱惑偷尝禁果。

珠胎暗结后，不负责任的男人逃之夭夭，留下萧萧独自一人面临族规的处置。

沉潭？还是发卖？最后的结果幸还是不幸？无望的生命轮回，充满无限悲凉。

萧萧做媳妇时，只有12岁，丈夫不到3岁，还没断奶。

因为没有母亲，萧萧从小被寄养在伯父家，终日提个小竹兜箩，在路旁田坎捡狗屎。

年幼的她，根本不懂什么是婚姻，也不知童养媳意味着什么，嫁人对她来说，就是从这家转到那家。

因此，出嫁那天，她只知道笑，不害羞也不害怕，什么事也不知道，懵懵懂懂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

按照当地规矩，过了门的童养媳要喊小丈夫“弟弟”，每天应做的事就是，抱着弟弟到村前的柳树底下或溪边玩。

生活的重心就是照顾弟弟的饮食起居，饿了喂他东西吃，哭了想法哄他开心，摘下南瓜花或狗尾巴草给他戴到头上，还要像母亲一样在他脏兮兮的脸上亲了又亲。

小丈夫还没断奶，晚上要在自己母亲身边睡，吃多了奶就会半夜起来放水拉稀，这时，萧萧就要轻手轻脚从床上爬起来，抱着他看月光看星星，啵啵的亲嘴哄他睡觉。

只有12岁，还是个孩子的她，要承担起像姐姐、像母亲、又像妻子的责任，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她的开心。

除了照顾小丈夫，萧萧每日还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日子虽然忙碌，但她并不觉得比在伯父家苦。

每个夜晚，她照旧会做她这个年龄女孩该有的梦：梦见自己捡到大把大把的铜钱，开心地买好东西吃，梦到自己变成一条无拘无束的鱼，在水里自由的到处游动，梦到自己像精灵一样飞到天上。

天亮后虽不做梦，但无意中睁开眼，看到面前空中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她也会感到是一种快乐。

由于年龄太小，没受过教育，萧萧对童养媳这种畸形的婚姻制度，始终处于一种懵懂、浑然不觉的状态下。

童养媳生活看上去好像没给她带来什么影响，她的生活中只是多了个需要照顾的“弟弟”而已。

她尚未发育成熟的内心，完全没有想到，出嫁意味着，接下来将发生一系列改变自己命运的变故，她甚至未曾意识到，嫁给一个还未断奶的小丈夫，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她年幼的心里，还没有形成对婚姻和爱情的概念，所以，她才觉得嫁给小丈夫并不比先前受苦。

原始自然的成长中，她的快乐里面，潜伏着无知和麻木。

身为童养媳，女大男小的婚姻陋习，已无形中开始压抑她的人性，消磨她的童真，只是她自己对这一切还浑然不觉。

12岁，正是生长发育旺盛的年龄，从小长在田间地头的萧萧，有着蓬勃顽强的生命力。

终日不停地忙碌，不仅没有限制而且助长了她的身体发育，风里雨里，她像一株长在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

这小女人简直是完全不为丈夫设想似的，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

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

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不是折磨可以阻挡得住。

萧萧15岁时已发育的亭亭玉立，高如成人。

这时，小丈夫已经断了奶，婆婆有了新儿子，5岁的丈夫就归她独有了。不管做什么，不管走到哪里，小丈夫总跟在她身边。

夏天的夜晚，大家都到外面歇凉，萧萧就抱了小丈夫爬到草料堆上去，听大人摆龙门阵学古。

祖父想起白天的事，和萧萧开起了“女学生”的玩笑。

他说：“萧萧，你长大了，将来也会做女学生”。众人听了祖父的话，哄然大笑。

他们哄笑着让萧萧做女学生，萧萧坚决地说：“爷爷，我不做女学生”。

女学生，在乡下人眼中，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她们可以自由恋爱，可以和男同学坐在一起读书上课，她们不洗衣做饭，也不养猪喂鸡，有了孩子会花钱雇人照看

起初，萧萧对祖父打趣她的话，有点不高兴，可从祖父的嘴里知道女学生是这样一种人时，心中忽然有了一份模模糊糊的愿望。

她独自笑了很久，笑够了，就对祖父说：“爷爷，明天有女学生过路，你喊我，我要看看”。

想到女学生过着和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萧萧心中生出朦胧的向往，她对哄笑她，非让她做女学生的众人说：“做就做，我不怕”。

从此以后，萧萧心中便有了个女学生梦，常常梦到和她们并排走在路上，她很开心被爷爷唤作“女学生”，憧憬着有和她们一样的自由。

家里的工人中，有个叫花狗的，年纪23岁，那花狗，面如其心，生长得很不正气。

他知道萧萧愿意听别人喊她女学生，就经常在她面前提起女学生的事，并胡诌一些故事逗她开心。

他还知道萧萧愿意听歌，快到听歌的年龄了。

于是，他就在萧萧面前唱“十岁娘子一岁夫”，意思是：媳妇年龄大，可以随便在外面做点不规矩的事，还告诉萧萧这叫“自由”。

他对萧萧生出的非分之心，15岁的萧萧多少有点明白，懵懂中萧萧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愫。

花狗是男子，但凡男子的美德、恶德他都不缺少，他手脚勤快，嘴会哄人，哄得萧萧的小丈夫非常喜欢同他玩，这样，他便有了缠在萧萧身边的机会。

平时，如果不知道萧萧的所在，花狗就站在高处唱歌，逗她身边的小丈夫，小丈夫一开口，花狗就会穿山越岭来到萧萧的身边。

见了面，花狗就想办法支使萧萧的小丈夫去远处玩，自己坐到萧萧身边，给她唱那些使人脸红心跳的歌。

终于有一天，萧萧被花狗把心窍子唱开，成了个小妇人。

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是在一种原生的、自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她的行为完全听从自然人性的召唤。

祖父嘴里的“女学生”，唤醒了她的自由意识，和花狗的相处，让她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人性的原始欲望也开始萌动。

当她对花狗说出：“花狗大，您的膀子真大”时，人性欲望的本能已完全成熟。

而此时，因为生理先心理一步而成熟，她对自己做出的糊涂事，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因为没受过教育，加上花狗的诱惑，她误以为自由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她的心里，小丈夫只是她身边一个要哄着玩耍的孩子，膀子大的花狗，才是一个男人。

所以，还没形成贞节观的她，轻易地顺从了花狗。

对自由和情感认知上的缺乏，导致了萧萧的无知和愚昧，她糊里糊涂地偷尝了禁果，给自己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后果和打击。

萧萧在花狗的引诱下偷尝禁果，是麦黄四月。

到了六月，李子熟了，她喜欢吃生李子。

这时，她觉得身体有点特别，在山上碰到花狗时，就将这事告诉了他，问他怎么办？

商量了很久，花狗全无主意，这家伙个子大，胆量小。 个子大容易做错事，胆量小做了错事就想不出办法。

最后，还是萧萧说出了自己的主意：“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帮帮人过日子，不好吗”？

花狗没答应，他说要找郎中买药，帮她解决肚子里的那块肉，可药一直没买来，半个月后，花狗收拾起自己的所有东西，自行跑路了。

留下萧萧一个人独吞苦果，晚上尽做恶梦。

后悔与懊恼中，她的脾气变得暴躁，常常对无辜无知的小丈夫发脾气。

她的大肚子只有小丈夫一个人知道，因为对她既爱又怕，小丈夫没敢把这事告诉父母。

为了让肚子里的肉掉下来，萧萧用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吞香灰，喝溪里的冷水，从高处往下跳。

但是，这一切都不管用，肚子还是一天天大了起来。

她想到了逃走，收拾了一点东西后，打算从女学生走的那条路去城里自由，但还没动身，就被婆家人发现了，她被两手捆起来，丢在灶边，饿了一天。

婆家追究她逃走的根源后，才明白，她预备10年后给小丈夫续香火的肚子，已被别人抢先下了种。

一家人平静的生活，因此全乱了套，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各自按本分乱了下去。

萧萧也在羞愧中，想到了悬梁、投水、吃毒药，但终因年龄太小，舍不得死，只好在战战兢兢中等待家人的发落。

祖父从现实出发，想出个聪明主意：请本族人来说话，照规矩，看是沉潭？还是发卖？

出了这种事，自然还要请来萧萧的伯父，看他是什么主意。

伯父来了后，看了眼萧萧的大肚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出于爱面子才做出的事。萧萧的伯父不读“子曰”，他不忍心把萧萧沉潭，请求把她发卖嫁人。

按理说，出了这种事，夫家受损失最大，然而发卖后，可以得一笔钱，夫家想想也就算了。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萧萧仍旧住在夫家，起初大家对这件事很在意，但事情已经这样了，照乡下规矩，倒又像不怎么要紧。渐渐地，大家也就释怀了。

到后来，大家又像先前一样，有说有笑地过起了日子。

小丈夫不在意萧萧肚子里有了别人的孩子，他不愿意萧萧离开，萧萧就相安无事地住在了夫家。

萧萧对封建制度的冲撞，因为家人的消极执行，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一直没有等到来领人的主顾，到了12月，萧萧只好在夫家过年。

次年二月间，萧萧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哭声宏亮。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把母子二人照顾的很好。

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就不用嫁别处了，到了同小丈夫正式拜堂时，儿子已经10岁，成了半劳动力。

这儿子名叫牛儿，平时喊萧萧丈夫大叔，大叔答应着，从不生气。

牛儿12岁也接了亲，媳妇年长6岁，唢呐到门前时，新娘正在轿中呜呜地哭，祖父、曾祖父欢喜的里外不停地忙着

而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10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沈从文笔下，人性与封建传统的对抗中，萧萧的结局看上去并不悲惨，他给了我们一个平淡的安慰。

只是这有惊无险的结局，纯粹是一个偶然，它得益于家人纯朴善良的天性，和对族规的消极执行。

这个看似幸运的结局，其实充满无限悲凉，它是一个女孩对封建制度，从朦胧的抗争到彻底认命的悲剧轮回。

小说的结尾，萧萧抱着新生的月毛毛，站在榆蜡树下看热闹，此时的萧萧，已经成了自己和别人命运的旁观者。

从懵懂无知的少女到村妇，经历生死大劫后，她竟然还是对自己的命运浑然不觉，最后，还让自己成了另一个萧萧的缔造者。

有时，比残酷命运更可怕的是，人物本身缺乏对命运的认知，她可以冷眼观看着，又一个无望的生命轮回。

小说《萧萧》，表面上写的是童养媳的故事，事实上却展现的是，自然人性与封建陋习之间的对抗。

通过对童养媳文化的剖析，沈从文既表达了对健康人性和原始欲望肯定，同时，也批判了人性的愚昧。

他通过萧萧身上潜伏着的无知与麻木，尽情抒发了对女性在特定时代下，被愚弄和奴役的悲悯。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强烈的乐观主义色彩，从小说开头萧萧被嫁当童养媳，到后来因萧萧爱情萌动而越界怀孕，花狗因不愿付负责任的出逃，萧萧因怀孕被囚禁，甚至可能会被沉塘而失去生命。

这一连串的事件对于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女孩来说，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的，但我们从小说的从头到尾，都体会不到悲剧小说的味道，散文化的笔调和抒情化的叙述风格，纯朴的民风，善良朴实的人们。

美丽的景色等等构成了一幅美丽湘西的风景画卷和一个有着美好人性的边城世界，这些正是沈成文作品中最具艺术特色之处。

正是萧萧没有受过教育和家庭关系的空白，赋予了萧萧不同于常人的乐观，自由，坚强，纯净，朴实的品格，她所有的品格都是这湘西世界所给予她的，她从小就只受到这美丽自然景色世界的滋养和熏陶，她的性格可以说是和这美丽的湘西世界互相呼应的。

萧萧的生活完全顺从于自己的本能反应，这也是她之所以会越界怀孕的主要原因，她的生活是由她的心出发的，完全不受世俗道德的约束，致使她不顾后果的和花狗做了越轨的行为。

扩展资料：

《萧萧》是沈从文于1929年以湘西农村生活为题材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了乡下一个童养媳的遭遇与悲剧性的命运。小说表现了湘西民风的纯朴，展示了“不悖乎人性”即顺应自然人性的主题意蕴。

同时也谴责了旧中国农村童养媳制度的愚昧与野蛮并对历史文化及民族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小说语言清新自然，写景优美淡雅，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情节舒缓，细节丰富而微妙。

　　女学生的象征意义是：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制度的反抗与挣扎。

　　1、在《萧萧》中，对女学生的叙述完全是虚写，她们就像是小说的后景，不停 地从庄子边“过身”，农人们对女学生的感情是复杂而有趣的，夹杂着歆羡与轻蔑，而对于这 群他们不了解的人，他们不了解的生活，保持着距离与好奇。

　　2、“女学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小说一个时代的背景，她们暗示着一种对于 制度的自觉的反省与反抗的力量。 女学生是另一种生活状态的象征， 它代表了充分自由与平 等的生存方式。

　　3、《萧萧》简介

　　本书为沈从文短篇小说集。本书沿着这条温情脉脉的情感细流，在忆往里捕捉都市人生中无从寻觅的静谧与宁和，面对孤独并进而坚守，深化了沈从文敏感的体悟力，并进而凝炼成一种自觉的人生探索。《牛》、《菜园》以及同期的《柏子》、《阿金》等小说，显示出沈从文从早期乡土追忆的印象式书写向现实主义深入刻画的转变。不同的故事重复一个相同话题——偶然事变完全改变生命进程，由此萌芽了沈从文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对偶然、必然的思考，起始于他的早期创作，并一直延伸到他成熟期的创作。面对偶然的不同人物，层出不穷地散见在作者的文学世界里，他们既无法更改过去也不能把握未来，生命堕入注定的悲剧。

　　注：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