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和萧萧

沈从文笔下的湘女

我们这一代人对沈从文认识并不深。有些人甚至是通过黄磊的一首《等等等》才开始知道翠翠，知道《边城》，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叫沈从文。

这当然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学的“美”与“善”对人性的熏陶。有人却指责他写的都是世外桃源，脱离现实，挖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更有甚者，如那识时务，顺潮流的郭沫若，更是词气纵横地控斥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大势如此，势单力薄的沈从文只能自觉退出文坛，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了。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久经患难，也不能使他笔下楚楚可怜的湘西女子真正销声匿迹。无论是《边城》中的翠翠，《丈夫》里的七姑娘，还是《绅士的太太》里的夫人……她们都有着最脆弱最纯洁的灵魂，却在复杂纷繁的人世间作着痛苦的挣扎或者在牺牲掉她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后沉沦，变成麻木混沌的行尸走肉。

在这之中，给我最深感受的莫过于《萧萧》了。这是一个没有母亲，从小被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十二岁就做了人家媳妇的女孩子。丈夫还不到三岁，才断奶不久。情窦初开的萧萧受到工人花狗的引诱，失了身，怀了孕。她寄希望于花狗，一心一意想跟他一起逃到城里去。可是不料花狗自己逃走，丢下萧萧一人，面对或“沉潭”或“发卖”的悲惨命运。幸好伯父不忍把萧萧当牺牲，一时又找不到可卖出去的人家，暂时留了下来。最终生下个得到全家喜欢的儿子，总算可以不嫁别处了。

那些“反沈派”大概觉得这就算是个脱离现实的大团圆结局了吧。当时新娘子上花轿照例要哭两声的，萧萧却没哭，那是因为她并不觉得悲哀。可是我觉得。

萧萧自己还是个孩子，却不得不担任一个三岁小孩的母亲兼妻子的角色，这仅仅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她将一个少女的纯真和全部的希望都依托在对一个男人不可靠的爱情上，这是她悲剧的发展。她羡慕城里的女学生独立自由的生活，她也希望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但这一切都只是奢望，只是终将破灭的幻想。这就是她的命运，早被注定了的悲惨命运。

面对等待着萧萧的惩罚，沈从文用了一种冷冷的，调侃的笔调写了这么几句话：“照惯例，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做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当牺牲，萧萧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这是莫大的讽刺呀！读过书的上等人得到地位得到尊敬，却把最基本的人性给失掉了。沈从文是这么深切的同情着受到迫害的脆弱的生命，我很难想象他会被认为是个反动派。我觉得难过，我为萧萧难过，为沈从文难过，更为我的祖国难过。

最终被留了下来的萧萧幸福了吗？我想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而沈从文呢？人如其名。沈从文，从从容容作文，从从容容做人。他温厚，谦和，平易，有古君子之德，又不乏平民气息。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逃脱人性中恶的一面对他的迫害。当他得以平反，他和他的读者都已老去。沈从文说“我已经没有话说了。”

他终于和他的萧萧一样，被人折断了理想的翅膀，在也飞不起来了。尽管如此，他到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到死，他的床头都放着翠翠梦里采摘的，也是他最喜欢的虎耳草。

沈从文八十大寿的时候，他的入室弟子汪曾祺作了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凉。”

我想现在沈从文一定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了。

浅谈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转] （资料）

[内容提要]

纵览沈从文的小说，可以看到他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既有纯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其人性的善良与纯朴总闪烁着别样的光辉。本文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的分类、特点、以及作者所采用的塑造手段入手，论述了沈从文笔下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

[关键词]沈从文 女性形象 少女 ** 妓女

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历史性特征，新旧力量的对比、斗争构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内容，从而也被认为是人物典型化的主要特征。但是，作为“山民艺术家”的沈从文则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发掘出这个世界的另一特质——自然性。其几十年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因此，他怀着无限的爱心去建构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塑造了许多士兵、水手、军官等男性形象，其间固然寄托着他的人性理想。但真正光彩照人的，还是他笔下出现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既有纯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纯朴总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一

沈从文小说里塑造了众多的典型人物，其中土里土气的湘西少女特别引人注目，犹如风雨山花别样红。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创造深阁闺秀的少女形象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实在不少，但因写乡村少女而成为名著的确实不多。沈从文笔下湘西少女的涌现，无疑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由于描写对象的不同，沈从文的笔墨运用与他写那些多情水手和多情妇人不同，与他对那些军人和地方小妇人的恋情描写也不同。他用含蓄的笔法，在笔端倾注了满腔的温柔和热爱，寄寓着他那由来已久、铭心刻骨的梦想。小说中人物的恋情纯净晶莹，如一块温润透明的碧玉。

他笔下少女的爱情都很简单，没有其他言情小说那种大起大落波澜起伏的曲折情节。作品中的山水风景美则美矣，却又浸染着浓郁的哀愁。沈从文的小说也写生死，但他把那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生死之事淡淡地处置，平静写来，将人事的哀乐表现得悄无声息。而读者细细品味，又不难发现深掩于其中的作者的情感与意念。

沈从文着意写少女，在他笔下，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象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边城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象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一群少女犹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他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但由于身世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她们又是各自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人生形式。无论是蒙昧的三三，自在的萧萧，还是执著的翠翠、阿黑、夭夭，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一样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翠翠们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

纵览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她们都洋溢着青春美，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她们的追求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这群少女被韩立群先生称为“自然女性”。

自然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性，表现为“自然选择意识”，“人物环境社会性因素的淡化和自然性因素的居于支配地位，反映在人物主体意识中便是社会意识的淡化和自然选择意识居

于主体地位。”

她们不象社会女性那样依据道德原则或政治原则而生活，而是从生存原则出发做出适合生命本体生存的选择，这种选择甚于生命的本能。这一点可以从少女们的择偶标准中看出来，她们的择偶标准有三条：年龄、体魄、智慧。这三个条件中包括了所有生命本体的因素，而不包括其他社会化的因素。翠翠爱上傩送，并非由于他是富有船总顺顺的儿子，在大老二老中选择二老傩送，也全是自然条件比较的结果。夭夭和三三在朦胧的爱情中虽有对新生活的憧憬，但所表现出的却是与物欲绝缘的人性的自然美，最为典型的是苗族少女以对歌为手段的爱情。《月下小景》中的姑娘情愿与小寨主傩佑在歌声中幸福地死去，也不愿受土司王的野蛮而生活。《媚金、豹子和那羊》中的媚金，《龙朱》中黄寨主的女儿，《神巫之爱》中的花帕族女人以及许多作品中都写到的青年“男女之真情”如何在歌声中凝结成纯洁的爱情。对歌这种原始性的配偶手段赤裸裸地体现着自然选择的目的与特点，它既是性本能的冲动，又是两性间生命的自然气质与自然条件相互较量对比，最后达到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目的。如果说对歌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话，那么，灵与肉的交融则是情感的升华，《雨后》中写一对上山采蕨的青年男女四狗和阿姐在山上草棚中“撒野”的故事，粗俗的举止，看来只是一种生理欲望的恣肆，但他们纯

洁天真的灵魂与被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和谐统一，体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沈从文通过笔下人物对自己美丽生命的自由支配，向以金钱、权势、身份为内容的反自然人性的恋爱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

沈从文以其空灵的艺术语言，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湘西少女各有情态，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

沈从文在塑造妇女形象时，很少涉及社会因素。无论是玉家菜园中少琛母亲玉太太、杨家碾坊主人三三母亲杨太太，还是《泥涂》中的妇人，他们同是寡妇，都是用自己并不坚实的臂膀来支撑着家人的生活。玉太太苦心经营着二十亩菜地，除了白菜，还种了不少其他菜蔬，她还善于把白菜制成各种干菜，根、叶、心各用不同方法制成不同味道。由于自己的勤劳还使儿子能去北京念书。三三的母亲不曾离开过碾坊，一直在劳碌着，用她特有的母性支撑着母女俩的天空。《泥涂》中的妇人则用最低微的当当来医救儿子的病，用辛苦奔波得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儿子的生命。我们说，劳动是人生存的第一原则，离开劳动，人就无以生存；失去劳动的本能，人就不能成其为人，就是被自然淘汰了的“阉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对妇女的劳动作了近似夸张的描写，以此来突出生命中潜在的自然选择意识，也证明着劳动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命的手段。

另外，在沈从文笔下的妇女身上也体现出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命运好似偏偏与妇女作对，要么早年丧夫，要么做童养媳。在有着压制人性发展的陋习存在的湘西世界里，古老的习俗似乎专为迫害女性而制定，有惩治女性越轨的所谓世俗法规，有与自由性爱相对立的童养媳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把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的制度。女孩“嫁”给比自己小许多的丈夫，而成为婆家的奴隶，可以任意受到处置，人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但在这种习俗下的童养媳却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在童养媳中，萧萧属敢于反抗型的，在一开始便表现出反抗意识，当一群学生路过时，家人都在斥责或讽刺女学生，惟有萧萧投去艳羡的目光。进入青春期的萧萧，掩饰不住已发育成熟的身体，此时，她哄着比她小10岁的丈夫，冒着被沉潭或远嫁的危险与花狗私合，并生了孩子。这正是她的自然欲求向习俗的一次挑战。当无情的习俗威胁到她的生存，她毫无恐惧，而对生存充满信心，这种勇敢与自信正体现了她顽强的生命力。三翠则是坚韧的女性，她的生活如此曲折多舛，生存意志却百折不回，她生命力的顽强正表现在这种顽强的忍耐力和适应力上。事实证明：习俗的残酷，可以剥夺女性的生命，却无法剥夺她们对生命本体的热望。这是自然选择的要求，要求我们珍视生命的自由与延续。

沈从文把妇女也作为一个审美体来看待，因此，他不着力表现辛劳带给他们的苦痛，而是按照人性的标准，欣赏女性的美，并以此表达对她们的尊重。

三

畸形女性是私有制社会的特有产物，她们在人格上不独立，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惨遭蹂躏。许多作家都曾以妓女为题材创作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曹禺的《日出》就是写妓女（包括高级交际花、低级妓女）的作品，很具时代特色，也将陈白露、翠喜、小东西她们那种生活中或灵或肉的苦痛揭示地淋漓尽致。作者以劳动号子作为背景，来反衬她们生活的沉闷，以男性的活动来衬托她们生活的无奈，作者对她们倾注了无限同情。而同时代的沈从文则从人性的角度赋予了畸形女性另外的色彩。

吊脚楼妓女是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人，她们缺乏生活自卫与自理的能力，生活赋予她们的只有受蹂躏、受侮辱，唯一将她们当人看的是沅水上的船工水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同是被抛弃的人，即便是在短暂的接触中，也能从对方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并产生一种真挚而热烈的情感。沈从文着力发掘这些人生活与情感撞击而闪现出的火花；并从火花中提炼出独特的人性之美。《柏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妓女生活在这狭小肮脏的吊脚楼里，做着出卖肉体的“生意”，这是具有沉重生活色彩的事实。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将年轻健壮、吃苦耐劳的水手柏子的婚娶权利剥夺，其爱情天地缩小到了只供卖*而设的吊脚楼上，他们的同病相怜产生了强烈的爱。痴情的妓女对柏子竟是那样的信誓旦旦、感情专一，而城市的柏子对这位妓女也是那样的情投意合、忠贞不二。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一种金钱和肉体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纯洁灵魂的结合。是一种不受道德羁绊、法律约束的爱的实现。这可以从柏子的感觉中看到这位妓女在非人生活的一点慰藉：

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地象蚂蝗一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它的所得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地做工，高高兴兴地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个月他可又回来了。

这种爱虽是畸形的处于人生夹缝中的苦涩的爱，但是他在诚实柏子心头唤起的感受确实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不合理制度加于他身上的一切痛苦和不幸……正是这种非人生活中的温情支撑着妓女的精神世界，在生活中有了一份隐隐的牵挂，体现着一种人情美、人性美。

如果说《柏子》中的吊脚楼妓女还有自身爱情追求的话，那么，《丈夫》里的乡下妇人则完全适应了那种卖*的生活。《丈夫》叙述了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一日夜的遭遇。在这河船上，寻欢取乐的兵士，自称妇人干爹的水保，仗势欺人的巡官，都可以当着丈夫的面，公然声明对妇人的占有。在这里，“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人的两性关系成了纯然的商品买卖关系，人的性行为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成为金钱的等价物。”

应该看到女主人公老七的卖*行为尽管究其本质已悖于人类天性，但在她及乡下人的眼里几乎就是一种“不与道德冲突”的普通工作，故此这一行为在特定意义上还不具备人性扭曲的属性。但由于她所居的妓船是在“城里”，而是“做生意”的乡下妇人，经过一些时日的耳濡目染，精神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不仅衣着打扮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换上“城里人的神气派头”，而且去了“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神气”，“变成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于是妇人毁了”。她由被动地承欢变成主动地适应，内部精神被蚕食，生命已如残烛待尽。所以《丈夫》不仅是男性尊严的复归，而且是女性精神的蜕变。“从《柏子》到《丈夫》清晰地留下了在社会大力挤压下，乡村灵魂的演变轨迹。”

这是许多论者已经论及到的问题。沈从文让老七回家，意在告诉我们纯洁依然应该在农村，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未了的理想人生的梦。

四

沈从文充分发挥自己写乡土人民的优势，在乡土王国里，大胆开拓，独辟蹊径，建造了一个最富民族特色的艺术世界。“最重要的是沈从文是大地之子、人民之子，读社会人生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吸取不少有用的‘做人’知识，且深一层懂得社会、人生的正确含义。”

湘西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一些特色，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的风俗人情，与他的创作活动也有很大关系。民间流行的未经加工的一些习惯性的文化形态，经过沈从文典型化后，成为创造女性形象的艺术表现形式。沈从文用怎样的手段来创造女性形象呢？这还要从《边城》说开去。

《边城》把边地茶峒独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风貌、地方风物、民风民俗等巧妙编制在一起，幻化成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展现出一幅富于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风俗画。《边城》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是理想的人物范型。特别是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青山绿水的小溪边上的一条渡船上，祖孙二人渡着过往行人，过着清淡而孤苦的生活，这更具典型意义。翠翠一出场，作品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的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这里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写，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点，既根源于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这种恬静的自然环境陶冶了少女们的性情。生活在湘西农村的乡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以风雨为伴，与日月为伍，人与山与土地形成了一种天然联系，凭着双手来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人离不开自然，自然养育了人，形成了人的生命和智慧。文章首先写翠翠常年便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皮肤自然变得黑中泛红，显示出力与美。其次以青山绿水与眸子相对映，描绘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纯洁而可爱的少女形象。进而以“黄麂”喻人，新鲜而又奇特，找到了善良、精明的同质性。这样，作者选取了自然环境中的三种典型事物，把一个勤劳、善良、精明、纯洁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样突现在读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翠翠与自然山川灵气融为一体，使翠翠更加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地方风俗的描写，是沈从文塑造女性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虽然是在原始、半原始的背景下完成的，但在沈从文如诗如画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一幕幕场景。《月下小景》的爱情被置于一种野蛮的风俗之下：“女人只许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同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入窟窿里，导致“爱情与死亡为邻”。

其间的女孩却情愿与爱人一同死去也不向习俗低头，用生命给爱情作了诠释。童养媳制度窒息着少女的青春，最终将她们同化为习俗的奴隶，像萧萧，在自己痛苦的经历后，还照样给十岁的儿子娶大五岁的姑娘，使第二代萧萧出现。这种习俗的描写在人们慨叹萧萧开始的自在形态的顽强生命力之后，不由得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使萧萧有了悲剧美的成分。在《丈夫》中我们可以看到乡下妇人外出到船上靠“一技之长”谋生，出卖肉体乃至灵魂，这是乡下人维持生计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更是对女性的摧残，这是陋习压抑女性的极致，女性也由此而异化为金钱的奴隶。

如果说，环境描写、风俗描写还属于外部影响的话，那么，沈从文含蓄的心理描写则揭开了女性心灵的秘密。古今中外描写爱情的小说，其令人百味不厌的是对情人心理的细腻描写。法国小说触及爱情时，笔致往往明快热烈，情男爱女那强烈的性意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西方文学的突出代表。中国小说更多的是含蓄的暗示，对人物性心理活动的表现与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以及性观念大致和谐。中国现代作家受惠于五四文学传统，创作“人的文学”，在爱情描写上体现着人的个性解放这一时代精神。从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伤逝》到茅盾的《蚀》三部曲，这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一直被继承着。沈从文小说的爱情描写一方面体现了“人的解放”这一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也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传神含蓄这一艺术传统，小说中的爱情之页既有“放肆”之迹，又有含蓄之笔，根据不同的对象材料、要求变换笔墨。

在描写少女爱情心理上更是含蓄而又热烈，令人回味无穷。翠翠、夭夭、三三、萧萧、阿黑、四姐等无一不是“活”起来的人物。沈从文描写翠翠这个人物，是从心理描写入手，把这个小女孩从情窦初开这一页慢慢翻开，完成了一部爱情心理觉醒之书。诱发她心事多变、情绪恍惚的原因是看划船比赛时因语误而骂了傩送，而傩送非但不生气，反而找人送她回家。沈从文用他特有的含蓄之笔只写了一句，说翠翠为了某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个夜晚”，引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留下了无穷的心理空间。沈从文对少女的爱情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他非常熟悉翠翠式的湘西纯朴的纯情少女心态，人物的一笑一颦，一喜一忧，都含有独特的心理基础。翠翠爱着二老傩送，有时她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爷爷的船当然不会在青浪滩，只有傩送的船才在哪儿呢！一句无意的问话，袒露了一个少女的情怀，一位娇羞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她明明在想着属于个人的故事，但当祖父问她时，她却轻轻地说：“在看水鸭子打架。”一句刻意的回答，证明着恋爱少女的娇羞，只是把心里秘密的故事深藏起来，不愿意倾诉。

沈从文在写到少女们被爱情唤醒的心灵时，用了写梦的手法。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是人的潜意识不由自主的“告白”，这种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有多姿多彩的表现，对人物心理、情绪及性格的表现与刻画起了重要的作用。现代小说里，茅盾的长短篇小说中又有着更加真切的梦境再现，对人物潜意识的开掘有了进一步发展。沈从文也写梦，但他笔下少女翠翠的梦境描写完全在于表达一种诗意的情绪，是比喻，更是象征。二老月夜里唱的缠绵歌声催动了一颗少女的心，在梦中实现了平时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飘然而飞，竟至摘下了一把自己非常喜爱的虎耳草：

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肥大虎耳草已极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做伞。

这个梦境一方面说明了人与自然这种相通关系，另一方面说明翠翠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小姑娘，这样就为爱情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三三遇到城里青年后，也同样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与青年为买不买鸡蛋而争吵，其实那是嗔怒，用自己看似恼怒的表现来表达自己无所适从的感觉。梦带给我们一个更加迷离的世界，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纯情少女。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女性形象各具情态，都有其独有的审美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湘女萧萧》剧情简介|鉴赏|观后感

1986 彩色片 10本

中国青年**制片厂摄制

导演：谢飞 乌兰 编剧：张弦(根据沈从文小说《萧萧》改编)

摄影：傅靖生 主要演员：娜仁花(饰萧萧) 邓晓光(饰花狗)倪美玲(饰春官娘) 蒋红(饰巧秀娘)

本片获1988年法国蒙比利埃尔国际**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节堂·吉诃德奖

剧情简介

故事发生在70年前的湘西。

萧萧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里，终日提着个小竹兜箩，在路旁田坎捡狗粪挖野菜。转眼萧萧13岁了，她有了个小丈夫，年纪不到三岁，还没断奶，按当地风俗，过了门，她喊他“弟弟”。弟弟的名字叫春官。萧萧只是怔怔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她丝毫不感到悲哀，只觉得很热闹，很有趣。她甚至还没弄明白，这哭闹的三岁孩子，就是她的丈夫，她终身的依靠。她每天应作的事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树下去耍，到溪边去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摘南瓜花或狗尾巴草戴到小丈夫头上;或者亲嘴，在那肮脏的孩子脸上亲了又亲，孩子于是便笑了。孩子一欢喜兴奋，动作就粗野起来，会用短短的小手乱抓萧萧的头发。萧萧生了气，就打弟弟几下，弟弟自然哇地哭出声来。萧萧于是也装成要哭的样子。

日子就这样天晴、落雨地混下去，萧萧每日抱抱丈夫，也帮家中做点杂事，能动手的就动手。有时到溪沟里去洗衣服，搓尿布，一面还捡些有花纹的田螺给坐在身边的小丈夫玩。到了夜里睡觉，便时常做这个年龄的人爱做的梦。那小丈夫本来晚上在自己母亲身边睡，为了吃奶方便。有时吃多了奶，或因另外原因，半夜大哭，婆婆无可奈何。于是萧萧就会轻手轻脚爬起床来，睡眼迷离地走到床边，把他抱起来，给他看月亮，指星星;或者仍然啵啵地亲嘴，互相觑着，于是丈夫笑了。他玩一会儿，困倦起来，慢慢地合上眼。萧萧仍然蜷到小床上睡去。

萧萧过了门，做了这么个丈夫的小媳妇，一切并不比先前更苦，身体反倒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她已经发育成胸脯丰满的大姑娘了。

婆婆的长工中有个名叫花狗的，年纪20多，凡是青年男子该具有的他都不缺：劳动力强，膀子大，身体也大，手脚勤快，又会玩会说。他经常抱了萧萧的丈夫到枣树下去打枣子，逗春官玩，春官也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看他吃菜瓜，听他唱山歌，还跟他学唱：“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三株枫木一样高，枫木树下好恋娇。恋尽许多黄花女，佩烂无数花荷包”……萧萧也时常去听花狗唱这些歌。起初是听不懂，等到身体长大了，才知道城里女学生没有辫子，穿洋人式的衣服，成天念没用的书，还经常唱歌、打球，她们一年花的钱，可以买下16条牛来。不仅如此，萧萧还听说了，城里的女学生找男人不用媒人，不要财礼，还尽找自己喜欢的男学生，说什么这叫“自由”……萧萧开始有些明白花狗唱歌的意思了。对女学生们的自由，也产生了一种新鲜、朦胧而又甜蜜的向往。起初，萧萧很怕，不敢跟花狗单独呆在一起，总让春官陪着。花狗也不急，总是又玩又说，把萧萧仅有的那点惶恐减到最低点。萧萧抵挡不了那撩拨人心的情歌和花狗泛着汗光的雄健有力的背影，终于在一个雨后的黄昏成了花狗的人。此时的春官，仍然是个晚上尿床的毛孩。萧萧对他常常心不在焉了，有时还烦他，拿他出气，嫌他太小。不久，萧萧有了身孕。

村里原先有个年轻寡妇巧秀娘，孩子还不满周岁便死了丈夫。按规矩，爹娘死了戴孝三年，男人死了要戴一辈子，这是湘西人约定俗成的法则，再嫁人或是有任何非分之想是要被处以沉潭的。巧秀娘太年轻了，她和别寨的打虎匠私通，叫人捉了个双，终于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被人 衣服沉了潭。巧秀娘沉潭前一直叫着巧秀的名字，死得很惨，这事给萧萧的震动很大。

果然，花狗走了，对萧萧一个字也没提，萧萧再次变得一无所有。她无法排遣心中的思恋、委屈、愤懑和忧伤，经常梦游般地发呆，而河水依旧平静，依旧不紧不慢地流着;树边的水轮也照样“咿咿呀呀”地旋转着，仿佛这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为了取出身内的那个罪孽，她喝深秋冰冷的溪水、吞服祈神的香灰，却不管用。

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萧萧走了，她要逃离那令人窒息没有人气的地方，到城里去，到有女学生的地方，去拥有自由，去过真正的人的生活。可是路很长，也很难走，除了凛冽的寒风在崎岖的山路上刮去又刮来，昏黄的月光照射下的猫头鹰的阴森剪影之外，并没有谁会来帮她，沉重的百年渡船似乎也留恋这千古不变的堤岸，萧萧还是被捉回了村里，真相也大白了。

幸亏萧萧生了个男孩牛儿，她没被沉潭。一晃春官长到了16岁，他进城当了学生。牛儿六岁时也娶了媳妇，媳妇比他大10来岁，跟当年萧萧的年龄相仿。

一切都发生过，一切又好像从未发生。湘西还是湘西，依然是那个渡口，依然是那条渡船，不过只是更破旧了……

鉴赏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声誉卓著的作家，其短篇小说《萧萧》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名篇。在**界的“文化反思热”中，小说经谢飞、乌兰两位导演之手搬上银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影片开头以沈从文的一段话为题记，明白了当地告诉观众，它的创作动因在于，通过对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下人性压抑的深刻表现，揭示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种种弊端，起到警世醒民的作用。

改编的创造性，是《湘女萧萧》成功的主要原因。运用**语言把“美文学”《萧萧》再创造为“美**”《湘女萧萧》时，导演以现代意识为价值尺度，既保持了原著“平淡中寓深意，静谧中显激越”的艺术风格，又学习借鉴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解剖和批判，从而达到了文化反思的哲学高度。服务于思想批判的主题，与原著相比，影片在三个方面作了较大改动：巧秀娘形象的设置，萧萧与花狗的关系以及结局。

巧秀娘是《湘女萧萧》增置的一个女性，她作为萧萧认识世界(尤其是女性世界)的一扇窗口而存在，与萧萧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互补形象体系。巧秀娘出场三次，虽并非都是浓墨重彩，对萧萧的心理与行为却均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哭坟”里的凄凄惨惨戚戚之情，让她形象地感知了守寡女人的悲哀;“偶遇”中的“爹娘死了戴孝三年，男人死了要戴一辈子”的寥寥数语，使她领教到“三从四德”的威严;而“沉潭” 一场戏，更是印证了宗法礼教的残酷本性，令萧萧和花狗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不已。同样是犯了失贞的罪过，萧萧却由于“大胖小子”的神秘力量，获得了乡情民俗的宽容。两个迥异结局(被沉潭/被宽容，交相辉映，揭露了封建礼教镇压和怀柔的两种功能。这软硬两手的互补性，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以个体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泯灭为代价，换取了封建社会2000余年的长久不衰。

小说《萧萧》把花狗处理成一个“不正气”的青年，他千方百计地挑逗情窦初开的萧萧，两者的关系中，“欲”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情”。**《湘女萧萧》里，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导演运用流畅自如的**语言，不仅渲染了两人倾慕对方的“身姿绰约”和“雄健有力”的正常欲望，而且还特意安排了“赠绒花”这

一情感交流的情节。这以后，萧萧对花狗的态度由“惶恐”而“主动”，双方的关系一步步密切，终于在“碾坊相遇”一场戏里，勇敢地冲破宗法礼教所设置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堤防，登上了“情欲交融”的制高点。可以说，“情”是维系双方的主导因素。用“情”的毁灭代替“欲”的扭曲，影片的批判锋芒较之小说无疑是更加犀利了。

原著的结尾是这样的：

“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10岁，有了半劳动力，能看牛割草，成为家中生产者一员了。平时喊萧萧丈夫作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12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才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

这一天，萧萧抱着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不难看出，其间详溢着对大叔宽容牛儿、牛儿娶了个大媳妇、萧萧抱着新生的儿子看热闹这一幅温情脉脉的生活图景的欣赏和礼赞。然而，正是在这种欣赏和礼赞中，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的血淋淋现实被冲淡和淹没了。这不能不说是原著在文化意识上的局限。

在银幕上，“模样已经进入中年”的萧萧似乎早已忘却了封建习俗给自己带来的情感悲剧，她自觉地担当起春官娘当年扮演的角色，兴高采烈地忙碌着为自己年幼的儿子娶大媳妇。

萧萧叫着“牛儿”出门，在墙角处发现牛儿和大黄狗：“牛儿，新娘子都来了，你跑什么”

牛儿：“我不去，我不要新娘子!”

萧萧：“傻儿子，男人终归要成亲的，你叔叔成亲的时候正吃奶呢!”

牛儿听着。

萧萧：“快走，一会儿你叔叔回来了，看到你接了媳妇，多高兴啊!”

春官娘找来：“萧萧，快去，新娘子来了!”

萧萧：“娘，您去迎吧!”

春官娘：“你也去，要去的!这是规矩，从今天起，你就做婆婆了……春官今天也要回来了。刚才他爷爷说，今天也给你们圆房，凑个双喜临门!”

凌空越过若干年，牛儿与春官娶亲的情景竟是惊人的一致，莫非是历史正在重演!这种前后呼应的重复蒙太奇，带给人强烈、鲜明的情绪冲击力，把深邃含蓄的文化底蕴推至镜前：封建文化不仅作为一种制约性的外部规范而存在，而且通过人们的自觉认同，在灵魂深处化为一种潜意识的内在规范。“同质性”的内外规范协同运作，不仅能够消融和分解一切外来的和内在的可变因素，而且实现了主客体的“同构性”：社会系统和个体性格的超稳定封闭结构。这正是造成中国社会循环往复、停滞不前的重要文化因素。在此文化背景下，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在被动规范/主动规范(他律/自律)中消融个体的过程。萧萧本是渴求自由和幸福的，她曾经希望做个“女学生”，也曾经与花狗一道挥洒过青春 。然而，生活中并没有出现“奇点效应”，生存状态也没有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她抗争了，也失败了。失败之后，便是认同。她学会了以自己的命运为榜样来安排后代的命运，接受灾难并传递灾难，俨然是一个封建礼教和民情乡俗的卫道士。在萧萧对于自己悲剧命运的自然亲切的顺应性描写中，渗透着**艺术家激越的批判精神。

《湘女萧萧》充分调动了声、光、彩色等**元素的“积极性”，在象征物、画面、场景的营造上精耕细作，浓烈的文化气息弥漫在影片的各个角落，取得了形象生动、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影片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巧妙选择象征物。碾坊中的“石磨”是个意指性很强的象征物，它不紧不慢转动的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可以说，它既象征着传统社会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封闭性、又指证了宗法礼教“佛法无边”的存在状态。“石磨”常常维系在关键性段落之后，生发出各不相同的意义。例如：“碾坊相遇“”之后，它预示了萧萧和花狗悲剧性的结局;“萧萧生子”之后，则折射了封建文化对异己力量的巨大吞噬力。“出逃” 一场戏里，“船”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意象。在人与“船”的搏斗中，萧萧的身影显得越来越渺小，“船”的形象却愈发膨胀起来，观众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活动随之奔向 。

善于运用隐喻。萧萧一边劳动一边照料春官，这情景如果用来表明姐弟之情，该是十分动人的，可用来表现夫妻之情时，给人的感觉就不再富于诗意了。影片“以乐景写哀”，姐弟之情被编、导、演、摄处理得异常纯真、浓郁，从而强烈地喻示了封建道德对人性的扭曲、摧残和扼杀。此外，“萧萧怀孕”和“沉潭”两场戏的组接，也具有一定的隐喻性。

气氛营造有深意。“碾坊相遇”一场戏，影片充分调动观众的视听感觉，用沉闷的雷雨、轰响的石磨、激涌的水流，渲染出焦灼、烦闷、躁动不宁的气氛。透过这一气氛，我们似乎听到了花狗“一朵鲜花，硬要等枯了”的揪心呼声。人物情感的奔涌起伏，因之获得了必要的铺垫。影片对“沉潭”的场面作了震撼人心的视觉表现——漆黑的夜空、莫测的深潭、明亮的火把/冷漠的族长、 的巧秀娘、虔诚的村民，在这与巫术仪式无异的氛围里，充斥着庄严、神圣和神秘感。传统的封建礼教不正是凭借这庄严和神圣的外衣，产生一种无法回避也无法抗拒的威慑力量，从而迫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认同的吗!

《萧萧》是一部读来让人很舒服的小说。沈从文用他满含深情的笔触，从一个叫萧萧的女孩子写起，勾勒了一幅农村生活的市井图。如今我们读起它来，仍觉得里面的人物是活灵活现、可亲可近的，让我们这些久居现代都市的人也能嗅一嗅中国传统乡村的淳朴气息。

《萧萧》的故事并不复杂，人物刻画也很简单，然而这种单纯的写法有时更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说中有多处关于农村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些描写将读者带入一个恬静美好的小村落，为读者展示了他们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如小说中描写，在夏夜里，萧萧所在的人家会聚在庭院里，一起聊天，听着夏天独有的各种自然的声音。“夏夜光景说来如做梦。大家饭后坐到院中心歇凉，挥摇蒲扇，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咯咯咯拖长声音纺车，远近声音繁密如落雨，禾花风翛翛吹到脸上，正是让人在各种方便中说笑话的时候。”这大概是只有在农村才能做到的事情了。确实，这样的场景如同做梦般美好，能有一个这样仰头能仰望星空的院子，有一些能侧耳倾听的鸟鸣虫叫，有一群身边亲密的人们一起谈天说地，这实在是如同梦一般的光景。

文中还有一处有趣的比较，即“乡下里”的日子和“世界上”的日子的比较。“世界上”自然指的是农村外的地方，那些已经工业化了的城市。“乡下里日子也如世界上一般日子，时时不同。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和萧萧一类人家把日子吝惜是同样的，各有所得，各属分定。许多城市中文明人，把一个夏天完全消磨到软绸衣服、精美饮料以及种种好事情上面。萧萧的一家，因为一个夏天的劳作，却得了十多斤细麻，二三十担瓜。”作者说“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消磨在衣服、饮料等事物上，而如萧萧一家人，早在一个夏天的劳作后获得了大丰收，相比之下，“世界上人”实在是太浪费光阴，光顾着享受、光顾着消暑了。沈从文在这里毫不吝惜他的笔墨，不掩饰地表达出对于农村人的勤劳的赞美。

小说并没有大段地刻意地去描写农村风光，而只是通过描写村庄里的人们来表现这个小村子，来进行小说环境的交代。这个小村子充满着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特点，村里人勤劳地进行劳作，闲暇时相聚谈天，享受自然。这便是沈从文在《萧萧》中展现给我们的，传统而朴实的中国小乡村。

文中交代，萧萧是婆家买来的童养媳，在丈夫幼小时充当保姆，丈夫长大后要与之成亲。可以说，萧萧与丈夫之间的感情，是亲情而不是爱情。

小说开始讲到，萧萧到婆家后，“她每天应作的事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树下去玩，到溪边去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摘南爪花或狗尾草戴到小丈夫头上，或者连连亲嘴”，此时天天陪着幼小的丈夫玩耍的不是丈夫的父母，而是萧萧。萧萧充当着丈夫的保姆与玩伴，可以想象小小年纪的丈夫对于这个姐姐的依赖是很深的。甚至丈夫对于萧萧的信赖多于对自己母亲的信赖。“丈夫哭到婆婆无可奈何，于是萧萧轻脚轻手爬起床来，睡眼迷蒙，走到床边，把人抱起，给他看月光，看星光；或者仍然啵啵的亲嘴，互相觑着，孩子气的‘嗨嗨，看猫呵！’那样喊着哄着，于是丈夫笑了。玩一会会，困倦起来，慢慢的阖上眼。”婆婆哄不好的丈夫，需要萧萧来哄，可见，萧萧与丈夫之间已建立起了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情感上的联系。

后来萧萧怀了花狗的孩子后，也是丈夫在她身旁陪伴着她：

“不久丈夫从他处拿了大把山里红果子回来，见萧萧一个人坐在草地上眼睛红红的，丈夫心中纳罕。看了一会，问萧萧：‘姊姊，为甚么哭？’

‘不为甚么，毛毛虫落到眼睛窝里，痛。’

‘我吹吹罢。’

‘不要吹。’

‘你瞧我，得这些这些。’

他把手中拿的和从溪中捡来放在衣口袋里的小蚌、石头全部陈列到萧萧面前，萧萧泪眼婆娑看了一会，勉强笑着说：‘弟弟，我们要好，我哭你莫告家中。告家中我可要生气！’到后这事情家中当真就无人知道。”

在萧萧最难过无助时，是年幼不懂事的小丈夫陪在她身边，关心她，逗她开心，替她瞒着家里人。或许在丈夫心中，萧萧就是自己最亲的人。“因为时间长久，年龄不同，丈夫有些时候对于萧萧的怕同爱，比对于父母还深切。”

萧萧与丈夫之间的亲情，仿佛是两个孩子的互相依赖。而这种亲密的依赖，也伴随着他们，度过平和温暖的一生。

小说中，是花狗引诱萧萧做了“坏事”而导致萧萧怀孕。萧萧与花狗，这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的性的吸引力。

从文中对萧萧的描写来看，萧萧来到丈夫家之后，已出落成了一位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少女。“萧萧嫁过了门，做了拳头大的丈夫小媳妇，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这只看她一年来身体发育就可明白。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这小女人简直是全不为丈夫设想那么似的，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了。”“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中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橱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萧萧长大了，且发育得很健康，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对于男性来说，她们身上是充满着性的诱惑力的。

而花狗，萧萧丈夫家里的一个帮工，此时也是身强力壮的大好青年。花狗年纪二十三岁，“花狗是起眼动眉毛、一打两头翘、会说会笑的一个人”，“花狗是男子，凡是男子的美德恶德都不缺少，劳动力强，手脚勤快，又会玩会说”，这样一个年轻的、手脚勤快、会玩会说的男孩子在萧萧身边，时不时与萧萧打趣开玩笑，难免萧萧不会对他产生好感。而花狗心里又有些不正派，于是萧萧被引诱，也是情理之中。

然而，出事后花狗的做法，却暴露了花狗的不成熟与不负责任。“原来这家伙个子大，胆量小。个子大容易做错事，胆量小做了错事就想不出办法。”可以看出，花狗属于那种空有一身力气而没有头脑的人，只顾一时冲动而不计后果，是个鲁莽的庄稼汉子。

萧萧与花狗的结合，虽是不应当发生的，却在自然原始的性的吸引之下发生了，然而这也是人性淳朴真实的流露。这一情节给萧萧的命运带来了波澜，推动了小说的高潮发展。

“女学生”与“自由”在这部小说中，仿佛是一个反映时代背景的小插曲般的存在。在村民们的心中，“女学生”是一个怪异的群体，“只因为在大家印象中，都知道女学生没有辫子，留下个鹌鹑尾巴，像个尼姑，又不完全像。穿的衣服像洋人，又不是洋人。吃的，用的，……总而言之，事事不同，一想起来就觉得怪可笑！”“从乡下人眼中看来，这些人都近于另一世界中活下的人，装扮奇奇怪怪，行为更不可思议。这种女学生过身时，使一村人都可以说一整天的笑话。”当城里的女孩子们成为了上学读书的“女学生”时，乡下人对于女学生还只停留在猎奇与嘲笑的状态，这不能不说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思想观念的落后。而萧萧对于“女学生”这一概念的情感也有细微的变化。一开始祖父调侃萧萧：“萧萧，你长大了，将来也会做女学生！”时，萧萧的内心对于女学生是抵触的，“爷爷，我不做女学生。”“我一定不做。”此时萧萧尚不懂女学生是些什么人，只知道大家在笑话女学生，因而内心是抵触的。

然而当萧萧在听到祖父与他人的聊天中提到的女学生的情况后，她对女学生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时经祖父一为说明，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此时，萧萧意识到女学生并不可怕，并且开始有些向往女学生们的生活。“萧萧从此以后心中有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过，祖父从此喊萧萧不喊‘小丫头’，不喊‘萧萧’，却唤作‘女学生’。在不经意中萧萧答应得很好。”

萧萧对于成为女学生是向往的，然而她一个小村子里的童养媳，是不可能和城市里的女孩子们一样成为女学生的。如此一对比，萧萧命运的悲剧性便有所体现。

而小说中也两次提到了“自由”，分别是祖父眼里的“自由”与花狗眼里的“自由”。祖父在讲女学生时，提到“她们在学校，男女在一处上课读书，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女学生们的自由恋爱被祖父说的如此不堪，并以一种鄙夷的口吻称其为“自由”，可见当时的自由之思想并没有普及到诸如祖父般的广大群众中来。

而花狗眼里的“自由”则更为可笑。“说他曾经到官路上见过四个女学生，她们都拿得有旗帜，走长路流汗喘气之中仍然唱歌，同军人所唱的一模一样。不消说，这自然完全是胡诌的笑话。可是那故事把萧萧可乐坏了。因为花狗说这个就叫做‘自由’。”祖父是“当地一个人物”，与其他村民相比是有一些见识的，尚且如此理解自由，那么花狗这个整天忙着农活的庄稼汉这样理解自由，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通过写祖父和花狗对于“自由”的不同见解，揭示了当时农村的政治状况，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并未普及。而像萧萧这样的农村小姑娘，对于“自由”的理解只能通过祖父与花狗的解释，更不用说像萧萧婆婆这样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农村妇女们懂不懂“自由”了。

然而，与政治无关的他们，在这个恬静的乡下，也过着他们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萧萧的命运一波三折，在不幸中是幸运的。不幸在于她只能听任别人的摆布而成为了童养媳，在花狗的诱骗下怀了孩子后，又为婆家人所不能容忍。而幸运的是，买了她的婆家人是善良的，而且她生下的是男孩，于是婆家人重又接受了她。

萧萧在来到婆家后，在婆家的日子是有人情味的。首先是与小丈夫之间的感情，她与丈夫日夜作伴，早已产生了姐弟般的亲情。在萧萧事情败露等待改嫁期间，她与丈夫的感情是没有变的，“先是小丈夫不能再同萧萧在一处，到后又仍然如月前情形，姊弟一般有说有笑的过日子了。”“但是丈夫并不愿意萧萧去，萧萧自己也不愿意去。”而萧萧与花狗的孩子长大后，与萧萧丈夫的关系想来也是亲密的，“平时喊萧萧丈夫做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萧萧与丈夫间割舍不断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萧萧最终还是留在婆家的结局。

其次，在婆家的另一处人情味所在，便是祖父对萧萧的打趣。祖父拿“女学生”打趣萧萧，充满了长辈对于小辈的爱意。试想，若在祖父眼里，萧萧只是一个在家里做事的童养媳，那么祖父是不会这样轻松随意地开玩笑的。而在一个家里，有一位这样的长者把你当成朋友般戏弄调侃，也是一件充满温情的事情。

另一个体现人情冷暖的细节，便是萧萧的伯父。婆家在发现萧萧怀孕后，请萧萧伯父来裁断，看是“沉潭”还是“发卖”。而这位伯父是一位敦厚的长者，“萧萧只有一个伯父，在近处庄子里为人种田，去请他时先还以为是吃酒，到了才知是这样丢脸事情，弄得这老实忠厚的家长手足无措。”这位老实忠厚的家长决定让萧萧改嫁，“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作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当牺牲，萧萧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这便又是萧萧的一个幸运之处了，若她唯一的娘家人是个腐朽的封建卫道士，那么她是必须沉潭的。伯父的这一顾念亲情的决定，是萧萧不幸中的幸运。

萧萧的命运，有她自己不可摆布的不幸，而这不幸中又有一些幸运，这幸运一些是由于偶然，如她生下的是个男孩，一些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割舍不断的情感，如丈夫，如伯父。

毫无疑问，萧萧在许多与她命途相似的女孩之中，是幸运的。

读完《萧萧》，仿佛聆听了一支不被惊扰的牧歌。沈从文笔下的这个乡村，不被外界惊扰，空气中弥漫着的只有作物在阳光下散发出的芳香，村民们悠游自得地过着他们的农耕生活；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自然美好地像块璞玉，她的人生虽有波澜，亦在这个朴实的小乡村里，被谱写成一支动听的牧歌。

沈从文小说人物萧萧形象小析

沈从文的小说多表现湘西下层民众特异的生命形式；对故乡的农民、兵士、水手、吊脚楼下的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计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与关注。正像作者在《甲辰闲话•一》中所说的“我的文章，是羡慕这些平凡，为人生百事所动摇，为小到这类职业（指刻字工，小铜匠）也非常倾心才写出的。”因而作者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不把人的情感引向极度悲伤或极度喜悦，不大肆渲染，只让读者在寻常人事中琢磨人生的滋味。

20世纪20、30年代，作为旧时中国的一种婚姻陋俗，童养媳常常成为文学作品题材被作家所关注。中国乡土作家对童养媳血迹斑斑的苦难史、对童养媳陋习的残酷及其对人性、对生命的摧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沈从文同样关注此类题材，但作家所揭示的不仅只是童养媳境遇及其不幸自身，其笔触更多的是对准这些卑微人物“卑微里放光的灵魂”。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也描写小团圆媳妇12岁时就开始的非人童养媳人生。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惟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她又不能跑掉，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说的是婆婆可以对小团圆媳妇任意地鞭打，揭示的是野蛮婚俗对个体生命的蔑视。可见，作者对这种扭曲人性的批判是明显的。然而沈从文《萧萧》所表现的童养媳，却是另一种人生样式。

鲁迅揭示病苦的目的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因而侧重于揭露人性丑恶的一面，沈从文则侧重于建构自己理想中的自然健康的人性。因此，作者《萧萧》中一方面同情主人公萧萧的生存境遇，否定她的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则通过对主人公纯真朴素的心灵的揭示，以及对主人公身处逆境然而生命力尤为旺盛这一情境的描述，肯定了主人公自然自在的生命意识，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及其“放光的灵魂”。

萧萧自然自在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为她对自己的童养媳身份自然而然的认同。萧萧从小没有母亲，寄养在伯父家，缺少母亲的教养，比起其他的女孩子，自然少了对母亲、对家的眷恋，所以嫁到夫家时没有哭，“那一天这小女人还只是笑”，“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萧萧嫁了一个不到三岁的小丈夫，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快乐，她每天带“弟弟”玩，对她来说嫁人只不过是从这家搬到了那家。萧萧的快乐是一种简单的快乐，简单到什么都不想，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过日月。萧萧嫁人做童养媳的全过程，作者一笔轻轻带过，一方面表明这类事件的常见，不值得渲染（这是作者的态度）；一方面表明主人公本人的态度。

萧萧的态度是对嫁人做童养媳自然地接受，对自己身份的转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关于这一点，从两个方面可看得出来：一是她做了童养媳后依然能够健康地成长，一是似乎没有什么忧心事，还做着充满乐趣的梦。

总之，萧萧好像在蓬勃地生长着，对此，小说作这样的描写：

萧萧嫁过了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小媳妇，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这只看她半年来身体发育就可明白。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这小女人简直是全不为丈夫设想那么似的．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

几次降霜落雷．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砺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婆婆虽生来像—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

由萧萧的健康成长，可看出她生命意识里自然自在的本性与随遇而安的心境，亦证实她对自己生活环境与身份的转变，没有清晰和明确的认识。

其实，萧萧每日里的生活并不太平，也避免不了受苦，除了哄“弟弟”，还有繁重的家务劳动，甚至皮肉之苦也未可知，她的遭遇或许并不比小团圆媳妇的少，然而她的成长却不是那种“风里雨里”的环境和人为的“折磨可以阻拦得住”的。应该说萧萧和小团圆媳妇的处境是相似的，两人起初的个性也是相似的，小团圆媳妇刚嫁人时也爱笑，“她的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也大方，不害羞。然而两人的不同也是明显的，小团圆媳妇在折磨中日益的消瘦，直到最后的惨死；萧萧却顽强的生活着，还保持孩童的快乐心情，和对美好事物的本能向往。探究其中的原因不难发现，萧红的《呼兰河传》侧重写的是外在环境对主人公的窒息，所以小团圆媳妇的悲剧主要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沈从文的《萧萧》主要表现人性，表现自然人性的强大生命力，表现人的自然本性即使在恶劣环境中也会放出生命的光彩。

沈从文的小说还常常写到梦。作者认为，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通过记梦更能表现理想的人生形式，梦中的景象更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萧萧梦到自己得“大把大把铜钱，吃好东西”、“爬树”梦到“自己变成鱼在水中个处溜”、梦到自己“飞到天上众星中”，这些充满孩子气的自由梦想，是萧萧白日里快乐游戏的继续。作者如此落笔，目的在于对主人公自然本性和“光彩”人生进行隐喻性描述。

萧萧由于对“女学生”充满好奇与向往，还做了关于“女学生”的梦：

萧萧从此以后心中有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仿佛也坐过那种自己会走路的匣子，她又觉得这匣子并不比自己跑路更快。在梦中那匣子的形体同谷仓差不多，里面有小小灰色老鼠，眼珠子红红的，各处乱跑，有时钻到门缝里去，把个小尾巴露在外边。

这种充满情趣、活泼的描写，使一个天真烂漫的乡下小姑娘的情态跃然纸上；这段文字全然淡化了萧萧的童养媳身份，且从一个侧面突出萧萧完全是一个自然自在的生命个体，复调式地表明生活的残酷并不影响萧萧健康地成长和快乐天然的本性。

这里，试着把快乐的萧萧与《边城》中的翠翠作比较。翠翠有着淡淡的忧愁，忧愁来自她意识到的少女心事，对爱情的明确选择。萧萧有着简单的快乐，快乐来自她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无意识。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无意识的生命状态，正是人的自然本性在异样环境中的表现形式。

这种无意识的生命情态，还表现在萧萧失身这件事上。在萧萧的经历中，做童养媳本已不幸，失身于别的男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若说做童养媳，在萧萧看来，只不过是从一家搬到另一家，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她依然是一个不乏小儿女情态的活泼的生命个体，因此她自然而然接受了童养媳身份。那么，她对失身事件又是如何应对呢？

“萧萧十五岁时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身体上的暴长，与心理上的不协调发展，使萧萧对爱情懵懂无知，更不会有明确的选择。因此，对爱情的需求只能深藏于心，要等外界的激发才能显露出来。花狗的歌就是一个外界的刺激，唤起了萧萧对男女情事的朦胧意识，再加上情感上本能的需求，可以说这是萧萧自然本性的一次释放。然而，萧萧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她意味着什么，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只是朦胧的感觉到她做了一件“糊涂的错事”。小说中写萧萧让花狗赌咒，“赌了咒，一切好像有了保障，她就一切尽他了。”萧萧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把一个无关痛痒的赌咒作为一个自己也不清楚的保障。当一个人不知道要把握什么，也无可把握什么时，寄希望于佛、神、上帝，这些好像远在萧萧的思想意识之外，所以她只有寄希望于一个赌咒。这说明萧萧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可把握。

对未来的命运不能把握时，在等待未知厄运的过程中，“悬梁，投水，喝毒药，被囚禁的萧萧，诸事漫无边际的全想到了，究竟年纪太小，舍不得死，却不曾做。” 在这过程中除了感到恐惧，萧萧也想到解决的办法：逃去城里。这是她主动为自己的未来打算，然而也仅是想到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

但萧萧终于没有被沉潭或被发卖，一切都不过是短暂的插曲而已。萧萧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与“弟弟”又能有说有笑了，生下个儿子，受到夫家老小的喜欢与精心的照顾。就萧萧而言，这个偶然的结局，是她所期望的，但并不是萧萧所能奋力求得的。这样最终的皆大欢喜便包含了无奈的成分，只不过萧萧没有意识到罢了。命运在萧萧的头顶上风云变幻，一会儿阴云堆积，一会儿阳光灿烂，可怕而不可把握，萧萧没有行动的行动，萧萧的无助，却都没有导致出什么悲剧。这种颇具侥幸色彩的结局，极具反差效果，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主人公无意识的生命状态。

最后，小说结尾预示了萧萧的未来，甚至是未来的未来。萧萧抱着小儿子，看着为十二岁的大儿子新娶的一个年长六岁的新娘，此时的情景是这样的：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萧萧真正恢复了以前的生活，可以想象萧萧十来年中，也应该是快乐的。生活似乎还很长，也似乎还不错，萧萧的思想里面，生活就是这样子的，自然而然的无限延长下去，在这种简单的快乐中无限延长下去。而萧萧的未来，也在她的儿媳妇身上延续下去，这又是一个“萧萧”，又是一篇故事。

萧萧的人生的确是个悲剧，她的悲剧在于她对自己的注定了的悲剧命运没有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她几乎是个自然自在的生命存在。对童养媳身份自然而然的认同，没有觉悟到自己所处环境的不合理，更想不到要改变这种环境；对自己失身后受罚命运的不觉悟，也并不知道自己躲过的厄运仅仅是一个偶然，命运远在自己的掌握之外。但就萧萧而言，既然意识不到自己的悲剧，那她的人生就不算是悲剧的。然而，萧萧这种无意识的、自然自在的生命形式，并不是作家笔下批评的对象；沈从文也并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沈从文在“规避”什么；应该说，这是一种美学意义上（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真实”。由此，我们在《萧萧》中看到了人的一种本真、淳朴而又略显美丽的人性。这是沈从文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