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文《论金庸小说的世俗性》

　　在路上

　　摘 要〕 “在路上”是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们别无它选的生活状态。然而这又不仅仅指侠客,实际透视了现代人精神、情感和心理上的困境:缺乏存在的根据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无所归依,想追寻精神的家园,然而一切的追寻都是无意义的,切的追问只是更加说明了存在的荒谬,于是生命中只剩下无尽的行走与悲凉。“在路上”就是指这样的一种存在状态:不知道从何处来、不知道向何处去,始终在宇宙中悬浮着。

　　〔关键词〕 在路上;金庸武侠小说;无根;孤独;荒诞;悲剧

　　一提到武侠小说,首先从脑海中浮现的大约总是这样的两句话:行走江湖,浪迹天涯。“在路上”是侠客们别无它选的生活状态。然而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在路上”不仅仅是展开武侠故事的结构技巧,更蕴含着作者对于现代人存在之困的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这些在路上的侠客缺乏存在的根据,肉体和精神上都无所归依;他们云游四海,浪迹天涯,是人世间孤独的飘泊者;他们寻找存在的根据,追寻理想的家园,然而一切追寻的结果都是无意义的,一切的追问只是更加说明了存在的荒谬。“在路上”不仅仅指向武林侠客,而是在陈述一个时代性的困惑。金庸以其洞察人性的睿智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武侠世界里诉说了他对现代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

　　一、无根的尴尬

　　“在路上”,首先表现为存在根据的缺失。进入工业社会后,在日益强大物质性力量面前,人类被异化了,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于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是没有依据的,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武侠小说里,金庸笔下的侠客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曾问到:“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活着好呢还是早些死了”“我是谁”《侠客行》中的石破天一直在追问“我是谁,我父母是谁”这种存在无根据的状态通过侠客们的生存环境———江湖体现出来。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容于正统社会,不为正统所承认的边缘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侠客我行我素,不受正统约束,他们看重的是快意恩仇、言必信,行必果、为知己者死。这是一种很个性化的人际伦理,对中央的统治往往构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在金庸小说里,为了给这个江湖世界提供存在的根据,侠客们的江湖之行多被安排在社会动荡、朝代更叠、民族矛盾激化的“乱世”之中,比如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或者明末清初等。《射雕英雄传》表现的是宋与金的对抗;《神雕侠侣》描述的是宋元的征战;《倚天屠龙记》发生在元末;《碧血剑》则是在明末;《雪山飞狐》《鹿鼎记》《书剑恩仇录》则是以满汉矛盾尖锐的清初为背景;《天龙八部》的背景则更为宏大,涉及到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国,展示了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纷争。存在根据的缺失还表现在金庸小说中侠客“家”的缺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个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据。个体离开“家”,就意味着个人丧失了生命存在的依据,成为漂泊无根的游子。在金庸小说中“家”的缺失最显著的表征是“父亲”的缺席。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多半是缺少父亲或者父亲不确定的。例如胡斐(《飞狐外传》、《雪山飞狐》)、郭靖(《射雕英雄传》)、令狐冲(《笑傲江湖》)、杨过(《神雕侠侣》)等人出生时就失去了父亲;陈家洛(《书剑恩仇录》)、张无忌(《倚天屠龙记》)、袁承志(《碧血剑》)则是在幼年时丧父,而石破天(《侠客行》)、萧峰(《天龙八部》)、段誉(《天龙八部》)、虚竹(《天龙八部》)、与韦小宝(《鹿鼎记》)则是有亲生父亲,但是无法确定。父亲的缺席或是父亲的身份模糊不清的状况,直接导致了“子一代”身份的危机。在小说里这种危机被设计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永远也无法弥合的断裂,体现了作者对现代人“无根”状态的深刻体察。从更深的一个层面上来说,在“家国一体”观念的支配下,实体意义的“家”常常就直接指向了国家与民族。正如费孝通所说的:“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

　　在这个层面上,金庸笔下侠客也表现出一种不确定的无根感,一种处于夹缝中的身份尴尬。郭靖是汉人的儿子却在“苦寒之地”蒙古成长起来。他一方面受着母亲的教育而承袭着汉民族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却也不可避免的接受了蒙古民族的民族观、道德观和国家观。这两个民族的认同矛盾经由郭靖与成吉思汗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由此郭靖的身份呈现出一种混杂、不确定的状态。萧峰--这位金庸笔下最伟大的英雄,身为契丹人却成长在与契丹有着深刻民族仇恨的大宋,他的一生始终在这两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利和害之间徘徊漂泊,寻不到安生立命的基础。金庸赋予郭靖、萧峰等人的无根状态在韦小宝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韦小宝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姓名、民族、种族,甚至连“父亲是谁”这个问题他起初也从未想过。他是一个被剥离了存在之本的孤零零的个体,寓示着现代人无根的生存状态。

　　金庸笔下这些无父无母无邦国的“在路上”者,处于一种找不到归依的悬浮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在西方,人们在理性旗帜的感召下,以科学的利器一步步地逼死了上帝。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变革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把传统的价值观念与道德精神都推上了审判台。可是人类并没有从中感到重获新生的喜悦,相反当人们回眸一望时,体会到的却是人的存在在根本上的暧昧不明。所谓的“上帝之死”,并不仅仅意味着宗教的破产,而更象征着先前人们所信仰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全部都崩溃了。由此人被无缘无故地抛掷在世,绝对的孤独无助,从根本上没有任何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但又不得不把已经在世这一事实承担起来,独自肩负起自己的命运。

　　二、孤独的宿命

　　孤独是整个20世纪全人类的症候,是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真实反映。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当人在当下的直觉体验中看到自己的存在在根本上是暧昧不明没有根据--不知何所来亦不知何所去而又不得不在此--时,人便感到无有庇护的孤独和无家可归的悲凉,感到根本的虚无和存的荒诞。”[2]存在主义把孤独看作是人的本然的处境。克尔凯郭尔认为只有孤独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海德格尔“从本体论上说明作为存在物的个人的孤独。个人存在着,但他不是决定的,他从跟其他个人的一切现实联系中抽取出来,失去了内在历史,注定白无聊赖地

　　得过且过。”[3]金庸在小说中深刻地描述了人生各种各样的孤独:有处在人群中却总被亲人误解的孤独,如令狐冲;有遭到周围人误解和唾弃而不得不与他们为敌的孤独,如萧峰;有到了一定境界找不到对手的孤独,如独孤求败。不仅如此,在金庸的笔下,这种孤独的感觉始终伴随着侠客生命的起点、过程、直至终点,如影随形,无法逃离。

　　(一)孤独的身世

　　英雄的出身多是孤独的。少年侠客无父或是无母或是父母在他们幼年时都已故去,他们又大多没有兄弟姐妹,缺少兄弟姐妹的关爱,命运给他们造成了一份先天的孤独。《飞狐外传》中胡斐的父母在他还是婴儿时就双双过世了;《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根本就不知道父母是谁,他是在师傅师娘的养育下长大的;郭靖(《射雕英雄传》)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父亲则在他还未出生时就被官兵杀害了;张无忌(《倚天屠龙记》)在冰火岛时曾享受过一段父母关爱的天伦之乐,然而八九岁的他一踏入中原之地,面对的就是父母的自刎而死;萧峰(《天龙八部》)幼年丧母,父亲虽然健在但是却藏匿于少林寺中数十年,并没有为他成长尽过责;虚竹(《天龙八部》)从小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只道自己是个在少林寺中长大的小和尚,后来虽然知道了自己的亲身父母但却又在瞬息之间失去了他们;韦小宝(《鹿鼎记》)从小混迹于市井妓院,连父亲是汉人、满人、回人还是蒙古人都不知道。这些侠客在生命的起点就注定了绝对的孤独无助。

　　(二)孤独的成长

　　金庸的武侠小说主人公大多走的是从乱世儿女到济世英雄的成长路线,少年侠客承受着一个人上路的孤独与寂寞。在金庸的笔下,少年侠客学武时,都是一个人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勤学苦练,或是在幽谷、或是在孤洞、或是在冰窖,总之一定是个远离江湖,远离人世的偏僻荒蛮之处。例如杨过(《神雕侠侣》)的武功修为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不是在桃花岛,不是在全真教,亦不是在活死人墓,而是在人迹罕至的荒谷里。在那里他独自一人在雪地中练剑、与山洪搏击、和海潮相斗,才最终参悟了独孤求败“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的境界,成为一代“神雕大侠”。《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被囚禁在这四周陡峰环绕的山谷之中”。这个偏僻蛮荒的雪谷中,没有其它的人,他终日只能与猿猴相处。在谷中孤独地幽居五年之后,张无忌领悟到了令江湖人士念念不忘,梦寐以求的真经宝典--九阳真经。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侠客成长的修悟全靠自己,这种悟道的起点是寂寞孤独,而终点也是寂寞孤独。

　　(三)孤独的终点

　　无论是死亡还是归隐,金庸笔下的侠客都逃离不了孤独的阴影。因为孤独是英雄侠客特有的品质。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有勇敢的生命意识;他们特立独行,依着自己的内心做人,循着自己的性情行事,毫不虚伪作,这一切使他们具有一种悲壮的孤独情结,只能独自思考,独自行走,独自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在孤独中行自己的路。然而个体在社会中的力量是脆弱的,于是所有的感天动地的侠义精神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空泛的寂寞,于是孤独成为侠客特定的结局。不论死亡或者归隐其实都是对现实的“逃离”。侠客的我行我素使社会无法接受他们,而他们坚韧的个性又不甘于向社会妥协,于是他们选择了逃离,而这种“逃离”又分明是一种更为执着和孤独的反抗。《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光复汉家山河的大业功败垂成,他带领群雄抱憾隐退回疆。此时心中的雄图已是不能,身边的佳人又已香殒,大漠孤烟下只有他孤独的身影。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发觉明教中一些野心勃勃的人企图除去自己,灰心失望之余他带着赵敏退出了江湖,透出几分超然于世的孤独;在《笑傲江湖》中,独孤求败孤独终老,虽然武学的境界日益出神入化,但是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孤独,这是一种没有对手的孤独,但求一败而不得,渴望交流而不能。最终他在孤独中死亡,在死亡中升华自己;在《天龙八部》中,萧峰之死是最震撼人心也是最让人感慨的。那样一位绝顶的大英雄,却不容于江湖世界,不容于天地之间,在熙来攘往、热闹非凡的人世间他是那么的孤独,唯有死亡才是他的归宿。萧峰死了,他的死是对这个荒诞世界的无情嘲讽。

　　三、荒诞的本质

　　在路上的你我不停地寻找着理想的家园,以摆脱宿命般的断裂感。然而追寻的结果不仅没有“家园”,甚至连寻找都是虚妄。“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生没有目的和意义,人的存在是偶然的和荒谬的。”[4]现代人失去了存在的根本于是一种对整个存在和整个人生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便蔓延开来。在这里,荒诞是一种本体论上的真实,一种可怕而无所逃避的真实。海德格尔认为人面对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荒诞的世界,永远只能处于烦恼、忧虑和恐惧之中。在卡夫卡看来,世界是荒诞的。在混乱的江湖世界里,侠客以一己之力抗争着错乱的秩序,并试图凭个人的力量建立理想的秩序,然而“他愈是想要使自己行动起来,就愈是发现人生的无稽和行动的无意义”,这正如加缪所言,把荒诞从逻辑上推到底,就意味着人的一切努力,斗争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不存在什么明天,没有什么胜利可言。“人就处在这样一个从根本上说是荒诞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中,过着一种从根本上说是空虚毫无意义的生活。”[2]复仇、夺宝、争雄是武侠小说中侠客的主要行为,然而金庸却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消解了侠客们全部作为的意义,令人窒息的逼近着现实的

　　荒诞。

　　(一)复仇无意义

　　《天龙八部》是金庸正面处理复仇概念的巨著。其中的萧远山是个执着于复仇的人。为了复仇他数十年潜藏在少林寺的藏经阁中偷练武功,性情越来越乖戾;为了复仇他一步步地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逼到人人得而诛之的“大恶人”的境地;为了复仇他在江湖上掀起血雨腥风,让许多无辜的武林人士枉送性命,连玄苦大师与乔三槐夫妇也死在他手上。当他得知害得他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是慕容博时“萧远山满腔怒气,便都倾注在此人身上,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抽其筋而炊其骨。”但是当无名老僧“打死”慕容博后,萧远山感受到的并不是复仇愿望实现的喜悦而是对未来的茫然无措。“突然之间,数十年来恨之切齿的大仇人,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按理说该当十分快意,但内心中却实是说不出的寂寞凄凉,只觉得这世间再也没什么事情可干,活着也是白活。他斜眼向倚在住上的慕容博瞧去,只见他脸色平和,嘴角边微笑容,倒似死去之后,比活着还更快乐。萧远山内心反而隐隐有点羡慕他的福气,但觉一了百了,人死之后,什么都是一笔勾销。顷刻之间,心下一片萧索:‘仇人都死光了,我的仇全仇了。我却到哪里去回大辽吗去干什么到雁门关外去隐居么去干什么带着峰儿浪迹天涯、四海飘流么为了什么’”[5]复仇的意义已消解,虚无的本质显露出来。

　　(二)夺宝无意义

　　《连城诀》是一个关于宝藏的故事,也是金庸小说中内容最残酷,基调最沉闷,回味最苦涩的一部,字里行间透溢着卑鄙、无耻、阴鸷、刁猾、残忍、虚伪、贪婪等种种人性之恶。众人为了争夺一个隐藏有大宝藏的剑诀而不惜舍弃一切。为了这身外之物,不论是名门正派还是邪魔外道,无不使出浑身解数:预谋、争夺、杀戮,露出一张张狰狞而可怖的脸孔,而人世间最珍贵的真、善、美、亲情、友情、师徒之情却被肆意践踏。很显然,《连城诀》具有寓言的性质,它对江湖世界的描写影射出整个人类社会的荒谬,深刻地昭示出人类生存的本质。为了那虚无的“天下第一”、“无敌于天下”,《鸳鸯刀》中上至满清皇帝下至武林人士无不围绕着此刀展开了一场场打斗与杀戮,“仁者无敌”,比之于夺宝人为了得到它而采取的所作所为是多么荒诞的讽刺。

　　(三)争雄无意义

　　剑魔独孤求败的武功达到了最高境界,达到了武学至高无上的境界又怎么样,无敌的武功背后是高手的悲哀与孤独。《射雕英雄传》中的西毒欧阳锋,一心想武功盖世,无敌于天下。他最终得偿所愿,在华山顶上力克群雄,夺得了天下第一的名号,但他仍然堪不破“我是谁”。《笑傲江湖》里的岳不群为了成为武林盟主,费尽心机、丧心病狂,牺牲女儿、杀死爱徒、刺死名门正派的朋友……所有人在他眼里都只是用来堆砌权力高峰的砖石,满足私利欲望的工具。岳不群最终实现了他的心愿,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妻子羞愧地自尽了、女儿也枉死了,江湖人士最终认清了他的丑恶面目对他充满唾弃与不齿,那所谓的五岳派掌门更像一张永远无现的空头支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四)武侠本身亦无意义

　　武与侠是武侠小说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维。然而在金庸的小说中,武与侠同样呈现出一种无意义性,从根本上反映了世界的荒谬。金庸在他的小说里对武功及其意义有过不同的论述。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作者对郭靖和杨过二人学武的过程有详细的叙述,因为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他们学武的过程也是他们的成长过程,随着武功修为的一步步提高二人的世界观和道德意识也逐渐形成;在《倚天屠龙记》,虽然作者同样详细地交待了张无忌的学武过程,但在这里武功的作用已减退,张无忌的武功再高也无法改变蒙古人入侵,元朝兴起而宋朝灭亡的历史事实;到了《笑傲江湖》,武功更变成一种扭曲的形态,甚至要以丧失人性的代价来获得;到了《鹿鼎记》这个类似闹剧的故事中,男主角韦小宝是一个完全不懂武功,也懒得学武功的小无赖。然而当武功高强的“侠客”出现生命危险时,要靠韦小宝来化解。历史的发展,如康熙杀鳌拜、大清王朝的巩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等等也要通过韦小宝来完成。从中可以看出金庸对武功的论述经历了一个由充满自信的描写,渐渐变成一种自我怀疑,最后索性完全抛弃的过程,由此,金庸消解武功对于武侠小说的意义。从郭靖到韦小宝,金庸小说中对于“侠”的论述也经历了一个由树立侠的典范到反侠、无侠的过程。郭靖是金庸心目中侠的典范,他敦厚有礼深明大义,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到了《神雕侠侣》杨过就跟郭靖很不一样,他虽然是“神雕大侠”但是已有了几分得邪气。他认西毒欧阳锋为父,集正派邪派的武功于一身,与自己的师傅小龙女相恋,郭靖们所看重的正邪、是非、礼法对他而言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到了韦小宝这里金庸则完全消解了侠的意义。这个没有侠义精神的无赖,依靠他的机智、油滑自如地游走在完全对立的朝廷与武林、灭明与复明之际,如鱼得水,事事顺遂。与此相反,侠客的所作所为却常常成为世人的笑柄,阻碍着历史的发展。由此一切正统思想统统让位,侠客行为的正义色彩以及拯救意义丧失了其有效性,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模糊。什么是美善,什么又是丑恶,一切均陷在混沌之中。

　　“艺术是某一时期集体的梦;如果我们有目能视,则我们可以在这个梦境里最清楚地探求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世纪:在科学发达,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化的“繁华”背后,是现代人心灵的贫瘠和无穷的焦虑,是虚无孤独,悲观迷惘的存在困境。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成年人的童话”,然而作为一个对生活有着深刻体察、认真为文的作家,金庸借武侠小说诉说了那游戏下的沉重,虚幻后的真实。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会发现作者对现代人存在困境的深切体认与强力关怀和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们有着惊人相似的共鸣。他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洞察人性的睿智揭示出了现代人“在路上”的存在困境--不知道从何处来、不知道向何处去,始终在宇宙中悬浮着。然而金庸并没有因为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就陷入悲观绝望之中,相反,他在武侠世界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荒诞英雄,一个个有血有肉挺立于世的悲剧式英雄。这些英雄在无望的反抗中“恢复了生存的伟大”,表明了人是不可征服的,人生的价值通过反抗过程本身彰显了出来。正因为如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了博大的襟怀及沉雄厚重的精神气质,正因为如此我们从金庸笔下这些感天动地,令人热血沸腾的大英雄身上看到了存在黑暗中的光

　　明,生命悲凉中的快乐。

　　[参 考 文 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解志熙·生的执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耶日·科萨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王念宁译[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4]王克千,樊莘森·存在主义述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5]金庸·金庸作品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 1994·

　　[6]威廉·白瑞德非理性的人[M]彭镜禧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自己参考下哦。。。。呵呵 。。。。

倘若问及金庸笔下最配英雄这个词的人物，想必大部分给出的正解都是萧峰。萧峰这一生问心无愧，虽然本为契丹人，父母却一心持着和平观念，并且被少林玄慈带头杀死。萧峰在长大后问鼎中原豪杰，被揭露身世后，他于孝一道找出仇人，于父亲和自己追求的和平一道，用身死换来中原和平。这份情怀几人能及。而此人说的四个字，也被视为爱情的真谛。

金庸是武学大家，想必大家都认同，但是说他是个情感专家，可能有的人会质疑。其实，在金庸的武侠作品中，不乏对男女情爱的讨论和描写。在神雕一作，小龙女和杨过，互为师徒，却彼此深爱，最终用时间的等待，换来了彼此的厮守和天下人的认可。郭靖黄蓉大侠，有过少年时的轰轰烈烈的爱，最后夫妻死在一起，成全了民族大义。这份爱同样难得。

至于萧峰和阿朱的爱，则是让人不禁悲叹。萧峰的一句我既误杀阿朱，此生终不再娶。让人不禁含然泪下。萧峰立下誓言，用一生的了然一人，回报和诠释自己对于阿朱的爱。萧峰认为，不论是四海列国，或者是千秋万代，决没有人比得过阿朱，甚至一千个美女，也同样比不过，只因为阿朱就是阿朱。

事实上，萧峰的确做到了坚守自己的诺言和爱情，哪怕是为了遵循阿朱的约定，日日和阿紫相伴，并且保护其周全，可萧峰也从未对一心苦追自己的阿紫动过心。其实，倘若阿朱地下有知，也不会在意自己的妹妹和爱郎厮守，这或许还是她遗嘱的另一层含义：照顾好阿紫，彼此都要幸福。

可正是萧峰因为秉持着一生爱一人的态度，纵使阿紫万般好，他也丝毫不动心。在穷追不得后，阿紫曾悲诉过，自己究竟哪里比不上自己的姐姐，而她又有哪里好，为什么萧峰永远忘不了她。姐夫永远不能变成丈夫。

萧峰用四个人回复了对方的深情相对：你不是她。四个字固然无情，却可以诠释人世间太多的不爱。爱和不爱，并非是先来后来的限制，就算那个人已经离开。可后来者依旧难以进入萧峰的心房，哪怕阿紫万般好，胜过阿朱万般，萧峰也不会转变心思。事实上，阿紫也全然比不过自己的姐姐。

鲁迅曾说过，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这份事，就是在诠释悲剧。而金庸的天龙八部主旨，又何尝不是在诠释悲剧的含义。在这部作品中，金庸要诠释的就是悲剧和求不得。萧峰作为主角之一，自然也是爱而不得。和义弟段誉对王语嫣的痴情追求不一般，萧峰和阿朱彼此钟情，却又因为上天玩弄的仇恨，最后阿朱代父受过，装作父亲被萧峰杀死。

其实，就连诸人眼中最幸福的段誉，不一样是爱而不得，结局追得王语嫣本是皆大欢喜，可终究他还是认清了理想和现实，在金庸新版，两人还是分道扬镳，强求的爱情，难道真的是爱情吗？金老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不，他对爱情的正解是萧峰和阿朱的悲剧之恋。

当青石桥上，萧峰的降龙十八掌打出后，这位英雄的心终于被金庸安排的命运彻底撕裂，他甚至只求一死，和自己的爱人共度黄泉。可是，万般痛苦，萧峰也不能死，他的死法早就已经被安排在了不久后的契丹自尽。在契丹皇帝面前用自刎换来两国和平的萧峰，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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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

　　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

　　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

　　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

　　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

　　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

　　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

　　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

　　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

　　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

　　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

　　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骗子；不是骗子，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作为一名狂爱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一直以来，我很想写一篇读后心得。但又由于总总原因，总无法如愿。这也一直是我的遗憾。然而，这种狂热、汹涌的感受一直并未减弱，反而日益增强，就像能量在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有随时爆发的趋势。也正因为在这种能量的强烈激发下，我感觉到那股一直埋藏于心底的、无法言抑的感受如潮水般迸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