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 李商隐 ‘可怜’一词饱含了诗人对古人怎样的感情。

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

在寓讽时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生实亦自悯。

      年末事繁，已然许久未曾落笔了。但耐不住人都有倾诉的欲望，到底还是忍不住要涂抹两笔。

      这两天在重读汉初故事，除开司马老先生的一家之言外又读了些今人的整理。视角也从固有焦点的楚汉之争挪移到了诸吕，文景上来。于是其中一个惯常被我忽略的人却因史家和个人旧有印象的两极评价而脱颖得出，这便是汉文帝。

      我最早知道文帝其人，便是初中时读书读到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贾生》。特别是那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搭配着王勃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更是瞬间将贾生的悲情色彩拉满，一个世无伯乐，怀才不遇的经典文士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在诗文里连名号都不曾出现的汉文帝便毫无悬念的成为了有目如盲，枉顾苍生，迷信贪生的反面代表。于是这个充分符合阶级情感的封建帝王形象再未动摇，甚至于每每应试作文有需要时，还能拿出来痛加鞭挞，以彰显书生意气的挥斥方遒，亦满足今人后视那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但当我在翻开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过往许多今人后视的印象都逐渐被我自己拿出来重新审视。盖因钱先生于诸书序言里反复谈及的实事求是，以古视古的历史经验论实比少时那高高在上，挑拨同仇的口号标语更符合“科学”，更能保持自我的理性思考。而不是一阵青筋赤面的声嘶力竭后要么陷于虚无，要么将自身渴求投射于客体并反转成其奴仆且洋洋自得。

      相比于李先生笔下那昏聩贪生的文帝，史家眼中的文帝无疑正面了许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勤俭克己，无为而治。种种好词似乎都能与这位曾经偏居北境，后来面南而坐的皇帝扯上关系。咋一看上去有种极强烈的不真实感。给人一种P图过火的感觉。这也是早先我对这位皇帝不屑一顾的重要原因，感觉太假。再加上李先生给我造成的固有印象，于是这位文皇帝更是成了道貌岸然的同义词。但是这次当我不再断代，而是用政体演变为脉络通读汉初社会时，一切原本的自以为是都狠狠地打在了自己的脸上。

      不同于后面名正言顺的景帝武帝，文皇帝的登基却充满了偶然。公元前180年吕后崩，绛侯周勃遂以“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名义瓦解了诸吕之乱，这虽昭示着刘姓依旧保有天命，但这距离汉的建立也不过短短二十余年，刘家天下还远说不上深入民心，对诸吕的胜利，与其说是天下对刘姓的拥护，不如说是时代对吕氏那套封王居位的封建制的唾弃，就如同项羽似乎注定的终焉。而当昔日的北境代王入主未央后，全国五十四郡却有三十九郡都在刘姓诸王之手，而帝国登记在册的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则有八百五十万归在诸国。连文帝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甚至不是最耀眼的那几个。这使得皇帝成了刘家共主。显然历经了诸吕之乱的文帝也深知自己最多不过是刘天子而不是汉始帝。至于后世民间想象的口衔天宪，言出法随。不好意思，一则此时是当时黄老当道还不曾见董博士，二来即便后来独尊儒术，皇帝也只是天子而非天，多子多福想来也不限于凡俗，这在武王告天，有天子之名时已说的很清楚了。

      如此依靠着刘姓诸王才位登九五的文帝迅速在集权和安天下之间选择了后者。即便之后可能破斧缺戕，但总比天下易主来的强不是？这账文帝是算的清的。于是和秦时苛政相反的种种政策随之而来。除了继承高祖时的“除挟书令”和重申惠帝时的“废夷三族”外，又于继位之初便废除连坐，再由公元前167年那场著名的“缇萦救父”案引出的“除肉刑”，并且这场刑罚改革一直延续到了景帝六年，将肉刑改成笞三百，再从三百改二百直至一百且“无得更人”。这种长期的一贯性地更改足以说明这次改刑虽起因于偶然但绝非出发于冲动。

      除了上述这些刑罚上的宽松外，有别于秦时的有为，文帝在各方面都尽可能地选择无为，以期与民休息。这不光体现在皇后那不及地的裙摆上，更是能在霸陵的选址上体现。“因山为陵，不复起坟”的选址初衷让整个帝陵的建造不需如始皇陵一般大兴土木，广征民夫。

      当然年幼时的我带着今人后视的莫名优越感，在读到这时往往嗤之以鼻：真要与民休息为何不掘地三尺薄棺一副？但是当我从手里握着锤子看谁都像钉子的热血青春中出来后才发现自己的无知浅薄。首先是我们马导的那句“人是社会关系的集合”让我认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无论是青史留名的大事名人还是贩夫走卒的一举一动无不有着其自身所处时代的深深烙印。强行以今人的道德和认知去要求古人无疑是狂悖且无知的。其次就是在非科层化官僚化的古老社会中，保有对传统的足够尊重才是一个社会最快捷简单的稳定之法，而不是将你自以为是的好肆意强加。这里我们可以将眼光暂时转移到欧洲，十八世纪中叶的哈布斯堡家族迎来了一位充满浪漫主义人文关怀的皇帝-约瑟夫二世，我把他称作小王子，身为当时最大几个封建主之一的小王子不光想彻底废除农奴制，还身体力行地想在崇尚厚葬的维也纳市民中推行自己亲自设计的可反复使用的铁棺，但是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首都的市民，人们不断地游行抗议，在小王子亲手建造的公共园林和绿地上反对着他们的皇帝。最终这款低碳环保型铁棺只有它的设计者安眠其中。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墓地里向周围列祖列宗的华丽棺椁宣示着自己最后的倔强，以及自己那个时代独有的特性——反叛。

      随着无为而治地彻底贯彻，几乎全盘继承秦制秦法的初汉却让百姓有了和秦时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没有了征不完的徭役，更少了能以一百种方法刑是自己以期降低大型工程带来财政负担的官员（毕竟用囚犯不就不用给钱了不是，还不用担心干一半徭役到期人不干了。莫须有可不止在杭州）。这使得百姓感怀汉朝统治的同时有了鲜明的对比——暴秦，于是爱憎愈烈。

      通过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文帝并非有目如盲的昏聩之君。那么当时已经声名远播的贾谊为什么最终都没有得到文帝的赏识呢？看到这里我们也许需要将目光从文帝身上挪一下了。大家都知道贾谊有大才，这似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似乎无论王勃还是李商隐都没有说明贾谊到底有什么才能啊。

      让我们来重新翻看一下历史，贾谊年少成名，一度被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后因与周勃，灌婴等不睦，谪为长沙王太傅。其短短三十三年的人生中除却《鵩鸟赋》这类文学作品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治安策》了。而治安策的中心思想就是削藩，具体方法就是推恩。单就这篇雄文的角度来看，这个想法好不好呢？好！方法可不可行呢？毫无疑问，可行！这在汉武时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那么为什么王勃口中的圣主文帝不赏识大才贾谊呢？甚至汉家的大功臣周勃还要排挤他呢？是文帝安于现状？还是周勃鼠目寸光？这种举目皆敌的感觉，确实极易让年轻的意气书生产生一种满朝朱紫贵，尽是膏粱徒的自我悲剧英雄情绪。但贾谊真的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么？让我们先放下情绪来回顾一个小故事：南橘北枳。武帝朝能干的事，文帝朝就能吗？我们前面说过文帝登基前是众多刘姓王中不那么特殊的一个，而接手的摊子是一个刚因“非刘不王”的祖训才堪堪夺回天命的新生王朝，民众对这个王朝的认可几乎完全依赖大家对前朝的恐惧。这样的环境和经历过文景之治的武帝朝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不要说景帝朝还用七王之乱这种激烈的削藩措施为推恩令做了铺垫。不会真有人觉得藩王们看不出推恩令的险恶用心吧。这种左右国运的国策怎么可能寄希望于对手的集体降智呢？所以哪怕是已经成为传统的汉武一朝要推行推恩令也需要“生不为五鼎食，死必为五鼎烹”的主父堰。足可见推行此策的阻力。所以真要追究屈贾谊于长沙不是时无明主，而是生不逢时，这不是贾谊的错更不是文帝的错，不过是李将军不逢高皇帝。至于问鬼神这事，更不能说明文帝贪生迷信，须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且汉代鬼神，谶维之风极盛，在奠定黄老无为的治民基调之后，问问鬼神之本，正是应有之意，没什么可诽议的。哪怕现代社会不也有各种迷思吗？

      如此一来当我们重新审视《贾生》这首诗时就变得有些诡异了，难道是李商隐不知道这段故事？当然不太可能。连王勃都知晓并写进了名满天下的滕王阁序，李商隐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么是什么让李商隐故意曲写这段故事呢？这就需要让我们先厘清这首诗的背景。李商隐是晚唐诗人，其人生主要经历唐文，武，宣宗三朝。而这首《贾生》则是在宣宗初期。纵观李商隐一生，其因牵扯牛李党争，从未获得预期的政治舞台施展身手。而武宣二朝又都以崇道闻名，其中武宗朝更是赫赫有名的三武一宗里的三武之一。其灭佛固然有沙门不事生产，不敬王者但其道门拥趸的身份也是因由之一。如此我们便可逐步看清这诗所写的真正意义，他所想讲的并不是汉文帝，贾生，而是借着史记中这句文帝夜半问贾谊鬼神根本的记载去讽刺武宣二朝人王地主的自私贪生，同时又以贾谊去自比自己的生不逢时，但这份生不逢时比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更多了一份怨望。所以正如尼采对同情的根本否定一样，李老先生在这首诗中更多的也是一种自我情绪的映射，而不是我们在百度中看到的那种无限拔高。当然这并不影响这首诗的好，反而正是这种个人情感的真实表达才使后人每每诵及都感同身受。

贾谊有才华，但得不到重用。寄寓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

诗的前两句写朝廷重贤，宣室召见，重新任用才华横溢的贾生，是赞美，是扬；后两句写讨论的是服药求仙等虚无的事情，而不去探讨天下百姓的问题，是讽刺，是抑。诗人用欲抑先扬的手法讥讽朝廷的昏庸和对贤臣的不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