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植的梁甫行中哪一句是运用了白描的修辞手法？

梁甫行

曹植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

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作者简介：

曹植（192 年－232年 12 月 27 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

生于东阳武，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 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

因此又称陈思王。

赏析：

曹植自曹丕篡汉后， 在自己生存的艰难不幸中， 逐渐体会到下层人民的痛苦。 他

在《泰山梁甫行》中，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了边海农村的残破荒凉景象，表现了

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八方各异气， 千里殊风雨。 ”是说天下的自然环境不一样， 所遭受的风雨灾害

也不一样。言外之意是说，海边气候潮湿，风雨狂暴，海啸龙卷风也时有发生，

是不适合人生存的地方。这两句突出边海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劣。“剧哉边海民，

寄身於草野。”痛苦啊，海边的人民，他们生活在荒野草丛林木中，多么荒凉，

多么凄惨。 这本是野兽出入的地方， 可他们却长期的与野兽同居。 所以“妻子象

禽兽，行止依林阻。 ”这是对妻子以及孩子的整体形象描写， 从中我们不但看到

海民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野人一样的粗俗艰苦的生活方式， 也可以想见他们与世

隔绝的愚钝颓废形象。 他们依靠自然环境的险阻， 和野兽争夺相间生存， 他们不

但经受生活的艰难困苦，而且还有随时被野兽吃掉的生存忧惧。“柴门何萧条，

狐兔翔我宇。 ”柴门简陋凄清， 在海风中嗦嗦摇荡， 狐狸兔子好象从天上飞来一

样从屋檐下飞来窜去。 这里通过狐狸、 兔子的侧面描写， 反衬出边海人们生活环

境的荒蛮以及边海人们的恐惧与凄楚。

本文以白描的手法，言简意赅地全方位展现了边海人们的痛苦生活。

理解运用 :

1．“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在诗歌中有什么作用？

柴门简陋凄清，在海风中摇荡，狐狸、兔子在屋檐下飞来窜去。这些环境描写衬

托出边海人们生活环境的荒蛮以及边海人们的恐惧与凄楚。

2．本诗主要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情感？

本诗主要运用了白描的手法， 全方位描写了边海人们的贫困生活， 反映了边海农

村的残破荒凉景象，表达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3 理解性背诵

(1) 、《梁甫行》一诗中突出边海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劣的句子是：八方各异气，

千里殊风雨。

(2) 、《梁甫行》中描述海边的人民在荒野草丛林木中生活，表现自己对下层人

民的同情的句子：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3) 、《梁甫行》写出了边海人民衣不遮体、粗俗艰苦的生活方式的句子是：妻

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

(4) 、《梁甫行》中通过狐狸、兔子的侧面描写，反衬出边海人们生活环境的荒

蛮以及边海人们的恐惧与凄楚的句子：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曹 植

“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

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

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

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谓曹操传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悔而罢之”云云。

这件事情如果属实，大概恰可作为曹植“饮酒不节”的注脚。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来，曹植之醉，又非由于自己“饮酒不节”，而是中了曹丕之计。

《魏氏春秋》所载，当然也不是完全可据的。但由此却可推知，所谓曹植“饮酒不节”者，亦未必全属事实。曹植有《酒赋》一文，假借矫俗先生之言曰：“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据此申论云：“《酒赋》结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岂沉湎于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

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

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丁晏申论，似有道理。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

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作危险之源。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他说：

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固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

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话说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说：

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材，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陈审举表》也是曹植此时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

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与之合，窃窥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这一段话说得更加随便了。作为诸侯王，最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说自己熟知兵法，“行师用兵之要”，能与孙吴�合。不但不自韬晦，反而露才扬己。这正是他以前曾说的“道家之明忌”，他这时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这时如此放言无忌，居然未遭杀身之祸，这不能不说曹睿为人确比曹丕温厚，对于诸侯王的政策也确实比较温和。

在这篇《陈审举表》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站在“公族”的立场，曹植这话是说得中肯的。从当时曹魏政权面临的局势看，这话也是说得适时的。曹植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虽然缺乏政治头脑；而对于“豪右执政”，对于异姓“当权”，却很有政治眼光。没过几年，曹魏政权即为异姓所代，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当时对于这一番话似乎并未重视，只是“优文答报”而已。

与此同时，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

“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命运

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