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出了很多比较小政权，但是因为他们的政权比较小，所以更迭也比较快，尤其是北方，随着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大量的战争以及军阀割据就没有办法避免。今天这个部落来到这里建立了一个王朝，过了没几天，另外一个部落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了新的王朝，各个民族的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碰撞与交流，尤其是随着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文化在自身的民族性上，以及在吸收外来文化的特质上达到了空间顶峰的状态，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

我们看这一时期的艺术，他和秦朝以及汉朝的艺术是完全不同的，秦朝和汉朝是崇尚简约唯美，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有简约风格的艺术，而且出现了华美雍容色彩艳丽，富有装饰意味以及奢华气息的贵族艺术，这些艺术可能是我们本身民族自己就带有的一些因素，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和西域，以及佛教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绘画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一个问题，魏晋南北朝继承和发扬了汉代时期的绘画艺术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了很多专业的画家，所谓的专业画家，实际上就是以画画为生的一些人，他们专门是卖画、以绘画技能为自己的生存技巧，这一时期，绘画呈现出了极度繁盛的局面，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人才，比如说三国时期东吴的曹不兴，他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有名有姓的画家，自从他之后又出现了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等著名的画家，他们的绘画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并且这几位画家之间还有比较明确的师生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前后继承的关系。

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贵族文人的绘画，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的艺术，比如说嘉峪墓室画、司马金龙墓漆屏画，邓县彩色画像砖等具有成熟技巧的作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虽然说是属于民间的艺术活动，但是它们大部分出现在贵族乃至于帝王的陵墓之中，他们是民间手工艺者的工艺水平的代表，但是反映的确是贵族和上层社会的意识，他们是为社会上层服务，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民间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是值得注意的。

和汉代有明显的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作品作为艺术创作，他一方面仍然承担着社会伦理教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又让人感受到了艺术上的享受，尤其是它所带来的艺术美他她的情感的感染力，这一时期艺术品就从以前的教化性的工具转化成了独立的作为能够感染人情感和审美作用的艺术品。

这一时期的绘画题材明显的表露出了画家对于当代生活的兴趣，能够佐证这一点的是当时人物肖像化的流行，比如说顾恺之的绘画，其主要的成就就在于人物画上，他对于人物画的理论和他的人物画对于后世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在画论中提出以形写神等艺术主张显露出了这一时期肖像画的艺术成就，实际上就是士大夫阶层要求自我表现的一种反应，他们不再沦为社会政治的附庸而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体和国家的主人，因此心态上有着明显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各个小政权的统治者换来换去，但是唯一不变的，唯一握有权利和永恒的就是这些大夫贵族家庭，他们是世代为官的，不管是哪个人做皇帝，不管是哪些人统治了这块地方，他们都还是会运用前朝的一些旧臣，所以这些施大夫和贵族家庭是在某种程度上比所谓的短暂的统治者的权利还要大。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就可以非常鲜明地体会到他的一种贵族气质和他的贵族范儿，为什么会产生了。

这一时期的绘画形式多以长卷为主，不仅表现在洛神赋图等传世的作品中，而且在民间的艺术，比如说孝子棺石刻画，竹林七贤甚至邓县彩色画像砖中也采用了这类形式，构图技巧有了明显的提高，此时期绘画的面貌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所表现的人物在内在的气质，性格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笔法上出现了，疏松的笔法和稠密的笔法两种风格，比如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笔迹周密的密体。

在形象创作上陆探微创作的秀骨清象概括了同时代社会的名流类型，这一社会名流类型深刻的反映出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名士的气质，他们身上带有了一种贵族气，而这种贵族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崇尚玄学的风气，不谈实际，虚空飘渺。

当然，这一时期，绘画上与西方的交往和扩大，也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以及外来文化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画传统技法的表现，对于后代甚至是唐朝的绘画新面貌有较大的影响。

除了在绘画技法上绘画的笔法上以及绘画的题材上有着明显的提高和进步，对于绘画的理论总结，对于绘画理论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方面，魏晋时期的人们，因为九品中正制的选人用人制度如何去品评人物，如何去看待人物，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当时的人就非常喜欢去谈论一个贵族他应该有的风格和气度，比如说《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当时贵族世人的言语和行为，这种品评人物的风气延续到了艺术创作过程中，就成为了研究如何去表现和总结人物绘画在绘画技法上应该有的表现和技巧，这一时期，绘画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顾恺之和谢赫等人，他们都非常注重气韵，注重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外貌风格，内在的心理特征，他们认为人物应该传神写照，而传神写照是他们理论中的精华，他们既是既定时代的产物也对整个封建社会的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绘画上，除了人物画有所发展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处在萌芽阶段，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文献的著录中就可以了解到，有单纯的描绘花鸟作品和专工的画家。山水画在这一时期尚未独立，仍然附属于人物画作为背景而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奠定了唐代绘画的基本样貌，对为后世的绘画的艺术风格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其一,深层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有21年,即280年司马氏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全面爆发而即便是这21年,西晋也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鲜卑基本已据有匈奴旧地,并日益南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占；内徙的匈奴人实际已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西晋以前,有三国的鼎立；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十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别地域的经济、文化、学术、政治乃至心理,也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地域意识的强化与地域传统的生成,也是一种“分裂”又即便在同一政权的内部,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军事割据倾向,如东晋南朝的州镇,北朝的镇戍,这既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内外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局面下的地区割据与对抗倾向

其二,复杂的民族关系四周的边疆民族南下北上、东进西入,迁徙频繁,造成民族成份复杂,民族融合（自然的融合与强制的融合即战争）加速,民族战争剧烈,民族更替迅速北方地区的主角是入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整体“胡化”的同时,是颇多艰难曲折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如果再考虑到周边特别是蒙古高原、东北、西域的民族,则魏晋南北朝历史实际是由北方边疆民族（重要者先后有鲜卑、羌胡、高句丽、柔然、高车、突厥等）、中原地区（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南方六朝三大地域所构成的其间地域对抗、民族兴衰、社会转型、制度冲突、文化融汇等等,异常复杂

其三,频繁的人口迁移这特别表现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当时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十六国北朝内部的人口流动与东晋南朝的侨流人口,又多有不同如东晋南朝境内的侨流人口,多为主动迁徙而来,成为定居移民的比例较大；东晋南朝尤其是东晋、宋、齐、梁政权,实质上为移民政权,以此,侨流人口的地位高,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大,受到的优待也多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汉族以及其他非统治民族的非汉族之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且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他们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境况往往悲惨,胡族统治者强制迁移他们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而随着政权的兴亡更替、时局的动荡混乱,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又被不同的统治者屡次迁移,所以能够长期定居下来的移民其实数量有限

其四,特殊的社会结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宗法封建性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按照家族系统分配政治、经济权利而出现的门阀政治,由于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剧烈运动而造成的动荡、对峙、分裂局面,使得这一时期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个特征尤为强烈与明显其中,以宗法性与等级性为内核的门阀世族成为统治阶层西晋以至东晋,门阀世族的统治不断强化；及南朝以降,门阀世族的政治地位虽有所下落,社会地位仍很巩固与此相联系,该时期世族寒门界限森严,而随着世族的衰落,寒门地位逐渐上升,南朝帝王大抵出身二等乃至寒门军功地主就是明证

其五,变动的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上每多权宜之制,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也正因为这是制度上的过渡时代,各种制度显得尤为复杂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表明,汉制与唐制有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演变所致

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开始，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结束，包括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和南北朝文学等几个发展阶段，历时约400年。

建安是汉献帝的时代，曹操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开了魏晋文学的先声。因此人们通常把建安文学看作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开端。

01 魏晋南北朝时代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大分裂的时期。除了西晋有一个短暂的统一时代以外，国家都处于动乱与分裂的状态，政局变化不定，像走马灯一样的改朝换代，篡夺战乱，反复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充满了罪恶，残杀与苦难，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都以各种方式饱尝着人生的不幸。

那些军阀凭借实力大肆的杀戮，卑劣的篡夺，内部残忍的争斗，这样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个时代里，都饱尝了不幸，都没有好的命运。

下层百姓也是如此，那些帝王，贵族，统治者阶层也是这样，皇帝政权被人家夺走了，自己被杀，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大肆残杀，很多人死于非命。

文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时期很多著名文人都未能免除被杀的命运。例如，嵇康、潘岳、陆机、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都死于非命。“天道如何，吞恨者多”（鲍照《芜城赋》），是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普遍感受。

由于政治上的动乱，人们原来有的那些个信念，开始动摇，人们开始思考在这个动荡的社会里，人们的出路何方何在？社会的出路何在？

在这种情况下，在汉代被官方崇尚的儒家的统治地位也动摇了，老庄的思想，佛教的思想，道教的思想，大为流行，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生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的趋向，是由追求外在的功业、道德到追求个人的安全、自由和享乐。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情感和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格外受到重视，人们的哲学思辨能力也得到空前的发展。无论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玄学，还有佛教的思想，它们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时代知识份子，在精神迷惘的同时，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在日益的丰富与细腻，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在日益的丰富。

这一时期对文人生活影响巨大的另一社会现象是门阀士族的出现。士族产生于东汉，在汉末已形成很大势力。士族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在经济上凭借雄厚的庄园经济实力，过着极其优裕的生活。

门阀士族，就是祖先有功劳，世世代代在朝廷做大官的家族。

在建安时期，曹操掌权的时候，曾经给予他们限制和打击，但是后来曹丕取代汉朝，他为了换取士族的支持，就开始对他们让步。

曹丕的时候，采取九品中正制，这是朝廷选拔官僚的一种选官制度。

九品中正简单的说，就是一种考察和推荐的方式，来选官，把人分为九品，也就是九个等级，在朝廷设立中正官，中正就是公正无私的意思。

由这种官，对士人，对知识份子进行考察，给他们评定品级，然后根据品级的高低来认定官职，那么，这些中正官都有那些士族来担任，而他们品评人物的标准，又完全是门弟，也就是说，他觉得谁的门弟高，谁的等级就高。

这些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那些寒门普通的知识份子，德行再好，才干再高，也进不了上品；而士族出身的人，仅仅是个白痴，他也不会被评为下品，这样一来，做官的道路就完全有世家大族所把持。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不需要有什么品德，才干，功劳，只要你出身在士族之家，自然就可以做大官，而那些士族在经济上，也有着雄厚的实力，他们都有自己的大庄园，完全自给自足，他们就凭借着这种雄厚的经济实力，过着极其优裕的生活。

这种情况造成了士大夫阶层略事功而尚精神的倾向。

忽略事功，就是不从事具体的事务，不需要建立什么功业，当官可以什么事都不管，当一个挂名的官僚，或者连名也不要，崇尚精神。

崇尚什么精神呢？

据《世说新语·任诞》载：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 奈何！” 谢公闻之曰：“ 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去看谁有很高的审美能力，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善于清淡，当时清淡成风。

清淡的内容，都是抽象的哲理，而不是具体的事物，他们不关心现实，不论现实如何变化，只要他们家族地位能保持，他们就能过着优裕的生活。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灵世界，他们的审美能力也在日渐提高。

无论是听歌，还是阅读文学作品，还是欣赏山水之美，都是这样，一往情深，这是他们进行文学活动时的，可贵的心理素质。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修养，非常受重视，学文成为一时的风气。重文的风气与士族文人的优裕生活条件相结合，导致文学创作和欣赏成为士大夫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文人集团和文人交游又成为这种活动的载体。

这些文人群体不仅在一起进行创作，而且评赏切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曾盛赞“七子”的作品，说是读到他们的诗，一天要反复好几遍，都不能罢休；曹植“常好人讥弹其文”。

两晋以降，文人间的评赏切磋的风气更盛，一些文学先辈，大力提携后过，褒扬新秀。这种风气推动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迅速发展。

在文人集团之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传统的家族。到了东晋和南朝，更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文学世家，例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齐梁时期，这样的文学家庭更多。甚至齐、梁两代的皇族，也多能文人。

当然了，更有名气的是曹操喜欢文学，受他的影响，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喜欢文学。

还有比如阮籍，他的父亲阮禺的文学成就很高，阮籍在家族的影响下，也从事文学创作，到了东晋和南朝，这种情况就更多了。

《世说新语·言语》载：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公曰：“ 訏谟定命，远猷辰告。” 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 公欣然曰：“ 白雪纷纷何所似？” 兄子胡儿曰：“ 撒盐空中差可拟。” 兄女曰：“ 未若柳絮因风起。” 公大笑乐。

这样的家族里面，对后辈经常进行教育和指导，经常和子弟们讨论文学，比如谢安，就问，《毛诗》哪一句写得最好。

这种情况，其实上就是进行文学的训练与切磋，这当然就是一个家族文学的传承，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早慧的文学奇才。

02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首先在这些混乱的时代里，文学表现出了自觉性。范晔《后汉书》设立《文苑传》专门记载文学家的事迹；元嘉十六年，宋文帝开馆于鸡笼山，于儒学、玄学、史学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时，立永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

有名话叫，家国不幸文章幸。越是在不幸的时代，往往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从文学意识的上来说，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学的自觉。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一般都把魏晋南北朝，当作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

所谓文学的自觉，首先表现在文学从学术应用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部门 。在此之前，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学术应用文体，比如散文，当时主要都是应用文体，诗及诗经在先秦也主要是为了应用，而不是为了欣赏陶冶人的性情。

到了汉代，诗赋多了起来，这样就促使文学逐步的走向自觉，而魏晋南北朝终于从学术与应用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种。

文学的自觉还体现在文学意识的觉醒与成熟。 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文学观的限制，重新思考原来只有“文艺附属”的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和价值，探讨文学创作和接受的规律，提出一定的艺术准则并且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学思想和观点。

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文人们从文学的特征入手，把握文学的本质、文与非文的界限。

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嗣后陆机《文赋》进一步分析了多种文体的特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通过对文学文体的分析，来把握文学的本质。

到了南朝时期，人们进一步从文笔的区分来探讨文学的特征。《文心雕龙·总术》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这段话也说明了当时一般人的意见，“ 文”主要是指那些形式华美即诗赋等有韵的纯文学作品，而笔主要是指应用文。

稍后的萧绎则在《金楼子·立言》中表达了另一种观点：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

他认为那些应用的东西就是笔。而文呢，就像带花纹漂亮的丝织品，文要读起来朗朗上品，好听，而且还要具备摇荡心灵的艺术感染力。这样就相当准确的把握了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

人们进一步从创作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的特征和功用。把诗歌当成外界环境的感召之下，内心情感的宣泄，这代表了当时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列举了种种不同的外界环境和生活境遇，指出：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 其情？故曰：“ 《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故辞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 骛焉。

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云：

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文学的自觉还体现在文学理论的成熟和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理论专论和专著，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

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成熟和繁荣，这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03 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成就

从文体来看，诗歌、散文等各种文学体裁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新的体裁出现了。

从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和风格来看，这一时期也比先秦两汉有了很大的发展，如玄言、山水、田园、游仙、悼亡、边塞、宫体等题材都在此时出现，风格更是丰富多样。

从技巧和审美特征来看，此期的文学普遍重视技巧，重视形式美，重视涤荡心灵的艺术效果，写文章要充分的放开，自由的挥洒，同时，带有唯美主义和重感官快乐的倾向。

它们的创作经验和技巧直接为唐代作家提供了借鉴，但其过分重视形式的特点也被看作“绮丽”、“浮靡”而为唐代作家所诟病。

三曹七子，唐代李白等大作家，都从魏晋南北朝的作家身上，汲取了营养。

北魏孝文帝改革

改革背景

鲜卑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拓跋部是鲜卑族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的一个分支。拓跋部不断南迁，在西晋时，部落首脑拓跋猗卢因为帮助当时统治者抗击刘渊、石勒有功，被封为代王，建立了代国。但不久，代国被兴起的前秦所灭，拓跋部的历史也暂时的中断了。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遭到了瓦解，拓跋部的拓跋跬趁机复国，召开部落大会，即位代王，并改国号为魏，称皇帝，史称北魏。此后几代北魏统治者都致力于统一、兼并战争，先后灭掉了北方仅存的大夏、北燕和北凉，于439年统一了北方。 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虽已日趋缓和，但由于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起义年年爆发，特别是公元445年在陕西杏城的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发动了十余万群众参加起义，北魏政府派出6万骑兵前来镇压，统治者拓跋焘亲临指挥，最终盖吴被叛徒杀害，盖吴起义失败了，却使北魏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473 年，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此后， 农民起义依旧有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和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

经济上：

北魏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民族矛盾尖锐。

政治上：

北魏崛起并统一北方，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社会矛盾尖锐。

文化上：

民族融合趋势出现。

编辑本段改革内容

改革概述

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整顿吏治。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迁都洛阳。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495 年正式迁都洛阳。第四，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推行均田制

推行均田制：即按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士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不得买卖。均田制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设立三长制：这是北魏基层的行政组织，它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租赋，征发徨役和兵役，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健全了地方基层政权，取代了宗主督护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的控制。 推行“均田制”，把国家控制的土地（露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四十亩，妇女每人二十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农民死了，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 推行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改革了原来赋税征收上的混乱现象。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

整顿吏治

北魏孝文帝制定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不许官吏自筹。惩治贪污。这些措施使吏治有所好转；

迁都洛阳

魏孝文帝是一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魏朝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同时，北魏自定都平城以来到孝文帝已近百年。平城气候恶劣，生产粮食逐渐不能满足京城的需要。平城地处偏僻，使北魏政府很难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北方的少数民族柔然也逐渐强大起来，对北魏构成威胁。 为了学习中原先进的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巩固北魏政权。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 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 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 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30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 “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迁都洛阳原因： 洛阳是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深厚之地，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这一举措体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孝文帝为何要迁都洛阳，今天仍值得我们去探究。 第一，与倾慕汉族文化有关。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推行者。 孝文帝说过：“此间（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魏书·任城王传》），这段话清晰表明：为了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改变本民族的落后面貌，就必须迁都到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去，而洛阳是中国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迁都以后，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可见孝文帝迁都与其倾慕汉族文化有关。 第二，统治中原的需要。孝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不愿仅仅做“夷狄”君王，还要做中国人的君王。要想做中国人的君王，自然要把国都放在中国正统的国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顺。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魏书·任城王传》）这表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北魏都城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他关于“帝宅”、“王里”的说法，说明他要通过迁都洛阳以获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另外，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后，连年对南齐用兵，直到卒于南征的军事行动中，可见孝文帝还希望通过迁都洛阳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第三，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马入方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后来，作为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凸显出来。当时平城没有水陆漕运，交通极不发达，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费时费力消耗多，成本也极其昂贵。而洛阳处于北方的中心地带，平原地区，交通便利，迁都洛阳就解决了最根本的粮食问题。 第四，地理环境的影响。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然条件制约着北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五，减小改革阻力。平城有强大的保守势力，是改革的巨大阻碍。迁都洛阳有利于减小改革阻力，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举措，不仅展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其结果使洛阳在曹魏、西晋之后再度繁华、辉煌。 孝文帝还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

1易服装：鲜卑贵族一律改穿汉装。 2讲汉语：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 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3改汉姓：定门第等级。孝文帝下诏，将鲜卑人原有的姓氏改为汉姓。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贵族的门第高下，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 4通婚姻：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通过这种政治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5改籍贯：凡已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目的：进一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进鲜卑族贵族积极接受汉族文化。作用：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争取到汉族地主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王朝统治模式转化。 史实 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 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接着，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用了汉人的姓。 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决心开始进行改革。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他首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后来又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公元496年，孝文帝又下令改变鲜卑贵族的姓氏。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称为元宏。还把其他的100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同时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是洛阳人，死后不许归葬塞北。孝文帝这些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民族隔阂。许多贵族虽然心怀不满，却也只能执行。 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孝文帝还主张同汉族通婚。他自己率先娶汉族大姓卢、崔、郑、王4家的女儿为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姓，还为自己的6个弟弟都娶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这种姻亲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壮大了北魏的统治力量。而且，血统的交融，加速了鲜卑的汉化。孝文帝还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让王肃仿照南朝齐，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等。 孝文帝还延用了汉族的门阀制度。他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成4等，并按照门第等级，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从而形成了关陇氏族和代北氏族两大门阀集团。直到唐朝，武则天修《姓氏录》，才彻底否定了门阀制度。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孝文帝还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鲜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比起同期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如羯、氐等，鲜卑族的汉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

编辑本段改革的历史作用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 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间的尊重与友爱。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勇气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但是，在历史上，一度因改革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这事实本身就很自然会引起历史学者对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汉化措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尽管仅占少数）。早在古代，批评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言论就多见于有关典籍，马端临、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强调“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廿二史剳记》卷十四）。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读通鉴论》卷九）。 近些年来，对孝文帝汉化改革持否定意见的论著明显增多。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赵向群等《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论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其主要观点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内容是恢复礼乐，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文化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没有振兴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认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丢掉的是拓跋的长处——勇武质朴，削弱了北魏的军事力量，这是孝文帝终不能强大魏国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门阀士族制度，这使得尚无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这严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总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机的开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虚腐性所取代，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整合： 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 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民族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