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表达作者什么感情

这句话表达了作者虽然置身于热闹的氛围中，内心却依然是孤独的，可见作者的无奈，那种想要找寻让自己不孤独的方式却怎么也找不到的无奈。这句话出自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文章写了荷塘月色美丽的景象，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后人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寄托了作者一种向往于未来的政治思想，也寄托了作者对荷塘月色的喜爱之情。

扩展资料：

艺术特色

《荷塘月色》 一开篇就点出文章的“文眼”———“这几天心里颇不平静”。接着写小路的“静”、月色朦胧的“静”， 来反衬作者的“心里颇不宁静”。

再接着以荷塘四周蝉声和蛙鸣的“闹”突出荷塘月色的“静”， 又联想到江南采莲的旧俗： 梁元帝的《采莲赋》和《西洲曲》关于采莲的热闹、嬉戏的情景， 进一步反衬此时此地“荷塘月色”的“静”。最后画龙点睛“：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含蓄地揭示出“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所在。文章这样的结构严谨细密， 脉络清楚，又不露人工斧凿的痕迹， 达到了散文“形散神不散”的可贵境界。散文的艺术魅力， 集中地体现在艺术构思方面。

从全文看，这是在游完荷塘往回走的路上想起的，刚游完荷塘，由荷花想到采莲，这顺理成章。游荷塘没有使作者摆脱“不宁静”，于是作者又回忆历史，描绘出了一幅热闹欢快的景象，这不仅反衬出此时的静，更表现了对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

“可是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历史只能想想而已。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西洲曲》是以谐音描写一个青年女子思念情人的痛苦。犹如两幅画图，形成了“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与冲突。

“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一句，是全文的点睛之笔，既是因回忆而勾起了乡思，也含蓄地揭示了“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所在。深切而又微妙地反映了作者想摆脱这种不宁静而又摆脱不掉的万分苦恼的心情。

原文节选：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

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 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此文出自现代·朱自清《荷塘月色》

写作背景：

《荷塘月色》是中国文学家朱自清任教清华大学时所写的一篇散文，因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而广为人知，是现代抒情散文的名篇。文章写了荷塘月色美丽的景象，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

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后人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寄托了作者一种向往于未来的政治思想，也寄托了作者对荷塘月色的喜爱之情。

《荷塘月色》作于1927年7月，正值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这时，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朱自清作为“大时代中一名小卒”，一直在呐喊和斗争，但是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却从斗争的“十字街头”，钻进古典文学的“象牙之塔”。

但是作者既做不到投笔从戎，拿起枪来革命，但又始终平息不了对黑暗现实产生的不满与憎恶，作者对生活感到惶惑矛盾，内心是抑郁的，是始终无法平静的。

于是作者写下了这篇文章。这篇散文通过对冷清的月夜下荷塘景色的描写，流露出作者想寻找安宁但又不可得，幻想超脱现实但又无法超脱的复杂心情，这正是那个黑暗的时代在作者心灵上的折射。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江苏扬州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学者。原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转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下，政治态度明显倾向进步。

晚年积极参加反帝民主运动。他的散文，结构严谨，笔触细致，不论写景抒情，均能通过细密观察或深入体味，委婉地表现出对自然景色的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的真挚感情，具有浓厚的诗情画意。主要作品有《毁灭》、《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

关于朱先生引用《采莲赋》和《西洲曲》的目的，历来论者看法不同。江泽纯在《荷塘寄苦情》中说：“这种含蓄的描写，不能不使人想到作者是以莲自况，和自觉怀才不遇而向往那熟悉的故乡了。”吴周文《读〈荷塘月色〉》认为“回首江南是慰藉自己苦痛寂寞心境的‘一条路’……诗人幻想着黑暗的天空能够自行的烟消云散，希望江南时期那种以文会友、呼朋引伴的斗争生活能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还有人以为作者借花草美人表达了他对南方革命战友和革命形势的关心……这些都未能切中肯綮，有戴政治有色眼镜观照文章的嫌疑。

要真正弄懂《采莲赋》和《西洲曲》在文中的作用，首先就得弄懂以下问题：《采莲赋》和《西洲曲》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它为什么能引起作者的共鸣？引用这两处古诗文究竟表达了作者当时什么样的心境？

《采莲赋》是梁朝皇帝萧绎撰制的，属宫体文学范畴，内容是写一群美丽绰约的少女在风和日丽的暮春季节荡舟采莲的嬉戏，以及由眼前美景引起的对心上人的思念。《西洲曲》是南朝民歌中的名篇，全诗写一个女子对所爱之人的深长的思念，朱先生所引四句是写这个女子盼郎不至，“出门采红莲”，由“过人头”的莲花和如水的莲子触景生情，由“莲子”的谐音“怜子”勾起了对情郎的思恋，《采莲赋》写的内容“热闹风流”，洋溢着青春气息，《西洲曲》则写的单相思，写一个美丽女子外表含蓄而内心浓烈如火的思恋。

──由此可见，《采莲赋》和《西洲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赞美爱情、歌颂青春，它和关心南方革命战友和革命形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和以莲自况和思念故乡也关系不大。

作者在衔接处说“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其实这“忽然”并不忽然，由眼前荷塘想起诗歌里的采莲，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朱先生面对现实世界是孤独寂寥的，正因为孤独寂寥，所以他就在他的精神王国里幻化出一个热闹风流自由美好而又多情的世界来与之对抗，并满足自己的向往。只不过这种满足是暂时的，现实生活中是“无福消受”的。这里虽有“过人头”的莲花，却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真是“花有意而水无情”啊!那么，现实生活中究竟有什么呢？有的是“什么声息也没有”。

所以我认为，对《采莲赋》和《西洲曲》的引用，是朱先生在孤独、冷清的现实世界中的一次快乐的精神畅游，它反映了朱先生对青春快乐、自由美好的憧憬，是对麻木不仁、对“我”一切心理活动全然不知全然不晓的局外人似的“妻”的生活态度的否定。

再回过头来，一般人认为“心里颇不宁静”是全文文眼，这似乎是没错的。但如果硬要说“不宁静”是因为朱先生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制造白色恐怖的不满，那就有点“以己之心，揣他人之腹”了。实际上朱先生在当时是奉行“暂时超然的好”的生活态度的，他很少关心***国民党，只是一个钻故纸堆的教授。他的“不宁静”实际上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具有高洁品格的孤独的智者的“不宁静”，是一个渴望青春活力、美好快乐的孤独的智者的不宁静。这才是还原了的真实的朱自清，而不是被人为拔高了的朱自清。

诗歌发展到魏晋时期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玄言诗大量创作，过度膨胀，使中国诗歌发展偏离了艺术发展的自然轨道，诗歌成了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这是诗歌发展史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出现扭转了这种局面，使诗歌的发展走上了正规之路，把诗歌从玄言中拯救出来，确保了抒情文学的正常发展进程。深入的考察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歌，特别是他们所开创的田园诗和山水诗，不难看出，他们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老庄哲学思想从产生那天起就开始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特别是抒情文学的发展，其“亲近自然”，“虚静无为”，“天人合一”等思想深深渗透在后代文人的作品中，成为后代文人创作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汉初，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深深影响了文人，这一时代的作家及后世的作家自觉不自觉的就接受了这一思想。老庄思想越往后发展，它就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接受不接受，而内化为文人的一种品格气质，无形之中深深地影响着文人的创作。玄言诗的出现就证明老庄思想不但从外在而且从内在两个方面影响甚至是主宰着诗歌创作，诗歌已成为彻头彻尾的老庄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发展到极端阶段，诗歌已不是诗歌，而是哲学著作。老庄思想的过分膨胀，给诗歌创作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幸运，它使诗歌走向极端。陶渊明的天宇市和谢灵运的山水诗一般被人们认为是对玄言诗更是对这一思想的一种背离，其实，深究下去可以发现，陶，谢二人的诗作不但没有背离这一思想，反而是对他的一种坚决贯彻，只不过是用一种不同于玄言诗的形式来表达这一思想。这种表达方式不像玄远诗那样外露，而是让老庄思想溶进诗作中，作为一种灵魂内附在诗作中，升华为一种主导精神。陶谢的诗歌对老庄哲学思想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诗作中掩藏的更深。陶渊明和谢灵运生活在玄言诗全盛时期，他们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是必然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比一般人更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一思想完全贯彻于诗作中，才不会像一般作家那样，只是从外部的形式上去传达这一思想。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人“心远”所以“地自偏”，一心与自然同化，所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才会“欲辩已忘言。”这是老庄“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精品式的体现。只有当诗人全身心投入于自然才会有这种感情，才能写出如此佳作。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雾愧云浮，栖川作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侯，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钦。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作者的不得志的感伤情绪完全溶进自然的山水中，自己仿佛是“潜虬”只能“媚”自己的 “幽姿”，全身心投入自然中去“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钦”，这诗中的山水景物已不是自然物体，而变成同样具有人的情感的意象，作者也仿佛成了其中一员，正如“庄子梦蝶”一样，“不知何为庄子，何为蝴蝶”。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论述了。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政治局面一再动荡，朝代数易，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广求贤才，士大夫又往往不就，所以很多人惨遭杀害。两晋时政治黑暗，统治者腐败，整个社会一片混乱，阴森恐怖。晋宋易代之际更是如此。朝代反复无常，官场黑暗一片，文人们早已厌倦了这种生活，于是他们归隐田园山水，在自然中找到一份闲适，一种解脱，以这种方式逃避政治迫害。陶渊明和谢灵运同时代达四十年之久，都处于晋宋易代之时，文名远播，为了不入黑暗官场，自然也会投向自然的怀抱，寻求一片宁静的天地。他们早已看透功名利禄，更好地全身心投入到自然中，领悟自然的神妙之处，诗作自然放射着灵性之思的光芒。陶渊明在归隐上比谢灵运更坚决，前半生虽多次为官，但在彭泽县令上才供职八十三天便决然归隐于乡林间，过着完全自在的生活，虽然有时也思及仕途之路，但更多的是自然闲适之趣。谢灵运在这一点上显得犹豫，刚一隐居，不久又出任官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不断徘徊，虽然他的任官期较长，但因为他的一颗心早已交给自然，其诗中自然的灵思也不可忽略，甚至比起陶渊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其一）道明了自己归隐的原因“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将其任官说成“误落尘网中”，他所求的只是“方宅十余亩，草屋七八间”，所描绘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更是一派自然的闲适农家生活风光。谢灵运的《入东道路》也透露着浓厚的归隐情感：“整驾辞金门，命旅惟诘朝。怀居顾归云，指途溯行飙。属值清明节，荣华感和韶。陵隰繁绿杞，虚囿粲红桃。吆吆晖方鸲，纤纤麦垂苗。隐轸邑里密，缅邈江海辽。满目皆古事，心赏贵所高。鲁连谢千金，延洲权去朝。行路既经见，愿言寄岭谣。”归隐之情的强烈可见一斑。

文学，特别是抒情文学中的诗歌，发展到此时，自身的演变也孕育着田园诗和山水诗。早在上古时期，歌谣中早已出现了景物描写，人们的视线已经注意到了自然的情趣，如《诗经》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楚辞》中景物描写的例子更多，它保留并发扬了《诗经》中景物描写的传统，并加入了许多新的成分，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五言诗反站到东汉已经很成熟了，文人的五言诗中也有不少的景物描写。三曹的诗歌中的景物描写就更多了，曹丕的《燕歌行》中以情入景，又以景写情，将思妇的愁思与秋的凄凉溶为一体，达到了另一种新的高度。前世所积累的文学创作经验，影响着后世文人不自觉的去运用这种方法。文学自身的嬗变，一脉相承更从本质上决定了田园诗以及山水诗的产生，即使历史上没有陶渊明和谢灵运也会有其他人出现，推动这两种诗歌形式的出现。另外，从更大的方面来说，整个抒情文学发展到此时，也在呼唤着这两种诗歌形式的产生。汉代的众多赋的出现，标明了抒情文学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相如的赋那种对景物的细致入微的描写，那种铺陈长叙，语言之精练，手法之高明，都是前代所不能比。其他的众多的赋也具有同样的品格。文学自身的发展，期待和呼唤山水田园诗的出现，这种潮流造就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人。

魏晋时期的玄言诗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也不乏名作，但越往纵深方向发展，便越显畸形，其缺点马上暴露无遗。玄言诗初产生时，人们对它的接受兴趣也相当的高，毕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它产生之初都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很大的影响力，人们用文学接受的观点来欣赏评价玄言诗。须知，文学接受及文学发展都需要多样化多元化，不可能一个时代只让一种文学样式来独霸其位，因为文学接受是众口难调而不是千篇一律，文学的发展是百花齐放而不是千人一心,这种情况势必要求并规定文学接受及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及多元化众所周知,文学接受受着期待视野,接受者的知识水平,生活阅历,理论修养,接受者的心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玄言诗因为太玄妙,只能是士大夫们的阅读文本而不易为广大社会群体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就会不自觉的去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文学接受者更是呼唤着平易朴实的诗歌的产生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出现恰恰适应了这种潮流特别是陶渊明的诗:如:“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虚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此诗的语言风格几近于白话，一般识字的老百姓都能读的懂。谢灵运的诗歌的语言虽有一定的阻拒性，但它从“雅”的品格上适和了接受者“换口味”的要求。如其诗“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淄磷谢清旷，疲尔斩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日。山行穷登顿，水涉尽回沿。严峭岭稠叠，洲潆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茸宇临洄江，仰观基层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村玢贾，无令愿孤言。”这种风格已大不同于玄言诗的“元之又元，众妙之门”类的风格，给接受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文学创作是一项精神生产活动，作家的气质，性格，思想等等都会影响到创作实践。由玄言诗到田园山水诗的转变更表明了文人个人品质的转变。汉朝时期，文人积极入仕，都为了求有一官半职而用尽心血，所以很多文人把文学当阶梯而进身为官员，他们基本上已成为政治的附庸，似乎没有存在的意义，文人的品格由此而显现为趋炎附势，阿语奉承。陶渊明和谢灵运则和这些人相反，他们都淡漠名利，视金钱为粪土，他们不再为仕途而羁绊，放开心胸与自然完全溶为一体。陶渊明诗歌成就的辉煌时期是在其辞去县令而隐居以后，那种物我不分，平易自然的风格成一代风气。谢灵运虽一生为官，但我们绝不能由此而认为他是一个热心仕途的人，因为他的每一次出任都是被逼无奈，然而他的一颗心早已交给了自然，徜徉在山水乐天之中，即所谓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由于两个人的个性品质是一致的，其诗歌创作也因受个人品格的影响而几无差别。陶渊明那“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俨蓬庐”的安适自得心境，若他没有这种品格，实难想象会有这样的诗歌这样的作品。谢灵运的“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谵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菏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的怡然自适心境，岂是醉心功名人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