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九死南荒吾不恨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苏轼因《纵笔》诗遭宰相张惇紧逼，被贬儋州。
他于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接到命令，即于当月十九日离开惠州。由于时限紧迫，苏轼来不及收拾就匆匆上路了。惠州已是蛮荒之地，海南更是落后，属于最险恶、最蛮荒之所，素有“鬼门关”之称，毒蛇猛兽遍地，瘴疠疟疾流行，到儋州必是九死一生。
被贬儋州时，苏轼已经六十二岁了，他知道此生难以再回中原，就和家人在惠州诀别，并立下遗嘱交代了后事。他说到海南后，首先做棺材，再就是造墓穴，死后就葬在海南。临别之际，一家人“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苏轼只身带幼子苏过前行，情形很凄惨。
苏轼被贬儋州的同时，弟弟苏辙也被再贬雷州，两人都被命接令即行，互不知情。五月，苏轼抵达广西梧州才知道弟弟已到广西滕州，于是兄弟俩相遇于滕州，同行至雷州。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在儋州，苏轼过起了“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生活环境恶劣，但比此更恶劣的是人心！苏轼挂名“琼州别驾”，但朝廷并不发给他俸禄。当时的海南粮食靠大陆运输过去，因海潮的原因，粮食时常运不上岛，隔三差五断炊是常有的事。苏轼是犯官，又受弟弟苏辙的牵连，所以这里也没有官舍给他住。没有吃，没有住，没钱花，这还不够，朝廷还不允许官员同情帮助苏轼，谁敢违命就免职杀头。苏轼初到儋州时，当地官员张中热情款待他，和他常有往来，结果被免官，差点性命不保。
照这些条件来看，朝廷派苏轼到儋州不像是做官的，倒像是流放到海南的乞丐。可流放的罪犯还有地方住，苏轼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可想而知，当局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当地的黎族人民同情苏轼的遭遇，就帮助他在桄榔林建了五间茅屋，名曰“桄榔庵”，从此苏轼才有了住所。
当时的黎族类似于原始部落，中原人传说他们很落后凶残。苏轼走到他们中去，发现他们很淳朴，对朋友很是古道热肠。在黎族人眼里，苏轼不是应避而远之的罪臣，而是一位身居草莽的贵人。他们敬佩他有丰富的知识，同情他的生活窘迫，就时常给苏轼送来猪肉、木棉布和自酿的浊酒。
黎族百姓的淳朴热情，慢慢又点燃了苏轼的那颗赤子之心。当时黎族百姓缺水喝，喝的都是咸积水，容易生病。苏东坡经过多方寻找，终于在城墙东北角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个泉眼。他马上叫来村民，指导人们开泉凿井，从此黎族人民告别了没有水吃的日子，喝上了甘甜可口的泉水。这两眼泉水就是著名的双泉，也叫双井。如今，这口出水的泉眼还保留在五公祠内，名为“浮粟泉”，有“海南第一泉”的美誉。
黎族人以打猎为生，苏轼就劝他们积极垦荒，学习耕种，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劝农诗》。他帮助人们改进农具，促使当地百姓养成了耕作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活。由于当地生产技术落后，导致人非常迷信，患病时没有医生，就靠术士看病，唯一的治病方式就是杀牛祭神。苏轼决心改变这样的状况，就亲自到乡野采药帮老百姓治病。他还考订药的种类，撰写医学笔记，为当地人探索出了治疗疾病的药物。
苏轼没来海南之前，当地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海南后，将中原的文化传播到当地，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此后，海南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
初到儋州时，苏轼曾感觉自己是到了一个非人所居之地。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自然生活环境的恶劣，再加上远离故土没有朋友往来，使苏轼的心绪非常低落，无边的孤独和落寞向他袭来。但他很快做出了调整。他唱和陶渊明的诗词，与海峡对岸的弟弟苏辙互通书信，还经常到寺庙、道观和村落街市转悠，与当地人交往。他的心灵又逐渐恢复了平静，慢慢地融入了当地的环境。
苏轼是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人，在他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和当地的山野村夫在一起，与他们共话桑麻乐事。他还经常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到处闲逛。有一次，苏轼在路上遇见一位七十多岁的黎族老太太，就问她：“世事如何？”老太太答：“世事如一场春梦耳。”苏轼以为她没有听清，就又重复再问：“世事如何？”老太太再答：“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这话正说到苏轼的心坎里，他十分佩服老妇人，觉得自己比不上她。此后苏轼就称她为“春梦婆”。
苏轼住处不远住着黎人黎子云兄弟，他们常和苏轼喝酒交往。有一回苏轼酒后归来恰好途中遇雨，他就向附近的农妇借了当地的椰笠和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和孩子们看到他的怪模怪样，不禁哈哈大笑。有人还据此画了一幅画，叫《东坡笠屐图》。
有一回苏轼到朋友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就向人打听，有人告诉他：“你家在牛栏的西边，你顺着路上的牛粪走就能到家了。”苏轼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里：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还有三四个扎着总角的黎家儿童，他们吹着葱叶做成的口哨，跟在苏轼后面追着跑着。苏轼很开心，觉得自己眼前的生活情景与孔子及其弟子在沂水边的风情差不多。他在诗中写道：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当年孔子与弟子谈论各人的志向。曾晳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大加赞叹。如今苏轼带着三分醉意，徜徉在溪边，有三四个黎家儿童跟着，叽叽喳喳的，这不正是孔子向往的情趣吗？
尽管苏轼在海南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但他却过得越来越有兴致。余秋雨在《天涯故事》中提到：苏东坡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有时他没酒喝了，没米吃了，就到邻居家借，菜没了就到邻家菜园里拔，他已俨然和当地黎家人亲如一家人了。难怪苏轼要说“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愿意“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二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在儋州，苏轼因地制宜地创建了他的自我保健方法：旦起梳头，中午坐睡，夜晚濯足。在黄州时，苏轼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作《易传》九卷，自己又作《论语说》五卷。在惠州、儋州时，苏轼对此进行了补充和修注。流放岭南时，他还作《书传》十三卷、《志林》五卷。
在儋州，没有纸墨，苏轼就自己动手做，为此差点把房子烧了。他还精研茶道，用活水煎茶。他制出的茶，茶汤细白，茶叶翠绿，清香四溢。
那些妄图置苏轼于死地的奸佞小人们，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经营的流放生活，不但没有打垮苏轼，反而成就了苏轼的辉煌。《风月堂诗话》中对其评价是：“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之。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乎其后矣。”人生的困厄成就了苏轼艺术上的成熟。
本来苏轼以为自己会葬身南荒，永不会再回中原，谁知道世间事就是那样的难以预料。年轻的宋哲宗病故，由于没有子嗣，就由他的兄弟宋徽宗继位，于是大赦天下。遇赦时，苏轼在海南岛正好被稽留三年零八天。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北上，此时写下这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如果不是被流放到这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我又怎么能领略到这样瑰丽奇绝的景致呢？在最危险、最艰难、最困顿的日子里，苏轼都能让老天笑出声来。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用一份超然的气度和博大的胸襟，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问题。这种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态度，成就了苏轼的伟大和不朽，使他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面对前来送别的黎族父老，苏轼恋恋不舍，深情地和他们作别，并写下了一首《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苏轼已俨然把海南当做自己的故乡了。他在海南得到了当地黎族同胞的关怀和爱戴，这使他感受到了故乡般的温暖，因而他甚至怀疑自己本来就是海南人，阴差阳错寄生到蜀地去了。在海南生活三年，苏轼毫不悔恨，他把这当成了他一生最奇绝、最难以割舍的生命历程。
其实人生在世哪有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只是美好的祝愿而已。人生总得一搏，在风雨中摸爬滚打，奋力抗争，这样才能站起身成为一个“人”字。苏轼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滋味。今日的人生坎坷，或许就是你明天成长的财富。不怨天尤人，正视现实，积极面对，才不辜负这仅有的生命！
被贬黄州。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被贬惠州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但是这一次苏轼可以说是很无辜的，守旧派的***物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后，变法派抓住机会一度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守旧派因此被变法派大肆打压，苏轼也因为一贯所站的立场，再加上当时的他是元祐党人的领袖，被变法派全面打压，也再次被贬。
但苏轼被贬后心里面也怡然自得，宋哲宗八年十月，苏轼被贬谪到惠州。时值深秋，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依然翠绿欲滴，便问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苏学士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原来苏轼本人生平酷爱甜食。
被贬儋州
儋州是苏轼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那个时候海南岛还是一个蛮荒之地，是朝廷流放那些严重的、死不改悔的罪臣的首选场地。到了那里，真乃天高皇帝远，你造不了反，发点儿牢骚也没有人听得见的。家破人亡的苏轼作好了死在海南的心理准备。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
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
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苏轼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这是苏轼被贬至儋州后写的三首《纵笔》中的第一首，约写于元符二年(1099)，这时他已年愈六十。苏轼在政治上屡遭打击，被一贬再贬， 已是两目昏昏，左手麻痹，痔疮严重，在儋州过着“食无肉，居无室，病无药，出无友”(苏轼《与程秀才书》)的生活。这首诗是他生活贫病，心胸豁达的写照。
诗的一、二句自述年老多病，处境寂寞。“寂寂”已写出孤独。苏轼被贬至儋耳，失意则无人与之交，地辟则很少人交，蛮荒地则很难与人交(语言不通)，加上又是一“病翁”，已无精力与人交游，也无兴致与人交往，这就使他更觉环境冷寂，内心空寂。“白须萧散满霜风”是“病翁”的肖像画。白须，只表明他年老体衰;萧散，则显得疏散不羁;“满霜风”，不仅“霜”应“白”，“风”应“散”，而且寓有严寒侵适之意，犹如白菊遭霜打，受风欺。
这首诗的精彩全在后两句。“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前两句出现的是衰病老迈的形象，这时忽然出现小孩子天真地指着诗人说：“你的脸多么红润，精神多么好哟!”这情节顿使诗情大变，由衰颓变成谐谑。诗人对小儿的误会迸出“一笑”，气氛顿然转换。诗人的笑，既幽默风趣，又辛酸苦涩。这看来是个喜剧的镜头，可是却更表现了悲剧的情感。
这首诗意在写诗人的老病寂寞，“小儿”句是用来衬托的情节， 可是却从另一个角度见出了稚趣。试比较与此相近的白居易的《醉中对红叶》：“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人。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这诗也是叹老，也有饮酒，可是“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虽与苏轼诗意近，但径直质朴，苏轼拈一小儿谐趣入诗，也便诗情洋洋，妙趣勃勃了。
苏轼被贬黄州的心境变化有三个阶段：
1、惊魂未定。
经历了囹圄之灾，回到黄州的苏轼仍心有余悸。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在四年之后写给神宗皇帝的《谢量移汝州表》中回忆说：“只影自怜，命寄于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
苏轼自知虽远离京师，但自己仍然处于监视之中，处境十分险恶，所以对一切都小心翼翼。他白天不敢出门，只有到晚上才独自出去散散心；他不敢多说话，有时喝醉了才说些胡话，但一醒来就后悔。他怕牵累人，甚至不敢与人交往。
2、孤独寂寞
苏轼是一个喜欢交游，喜欢作文的人。初到黄州，这些事不敢做了，他感到寂寞。而“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答李端叔书》），又使他倍觉凄凉，便产生“黄州真在井底”（ 《与王元直书》）的感觉。
3、怀疑迷茫
“乌台诗案”的致命一击，使苏轼对人生产生怀疑，对世事感到迷茫。一方面，理想破灭，一时失却了方向和目标，他感到人生空幻，如在梦中；另一方面，他又不是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以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像蛇一样时时缠绕撕咬着他的灵魂。
一、被贬黄州 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二、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满江红》 怀子由作 苏轼 清颍东流，愁来送、征鸿去翮。 情乱处， 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雕华发。 一尊酒， 黄河侧。 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气占**。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三、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最著名的--- 选自苏轼《惠州一绝》。原诗是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扩展资料：
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宋朝的国家政策是重文轻武。苏轼和王安石一样，都属于文人，本来两个人应该有共同的政治倾向，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却遭到了苏轼的反对。于是苏轼就遭到的贬谪，两次被贬杭州，苏轼很淡然，在逆境之中保持自己的初心。
他领人在西湖筑堤，这就是所谓的苏堤。但是在这期间，苏轼的文章被人断章取义，苏轼被小人设计，惨遭陷害，这就是乌台诗案。王安石替苏轼辩解，出言到:哪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可以出狱。
但是苏轼被降职做了黄州团练副使，虽然他是在做官，但是仍然在言论，行为上受到种种限制，后来，哲宗继位，司马光的变法又登上政治舞台。
苏轼对他的变法又予以否定，故苏轼又一次被流放，这之后，苏轼也没有一直如此，当司马光的变法又不符合时代发展时，苏轼的罪名轻了，这时的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做了翰林。
因为朝廷有小人作祟，苏轼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苏轼又一次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这一次，苏轼被贬谪到了惠州，后来，又因为苏轼字字瞻，于是，苏轼被贬谪到了儋州。
直至66岁，苏轼的晚年时，因为天下大赦，苏轼才恢复人身自由，但是在回来的途中，苏轼却离开了这个黑暗的时代。
少年的苏轼过的还是比较顺畅的，他从小就受到父亲文化气息的熏陶，他的文学天赋异禀，在苏轼21岁的时候，他随父亲，弟弟进京赶考，兄弟二人一举获得进士的头衔，同时，苏轼还得到了大文豪欧阳修的器重。
苏轼的诗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从中可以看出，苏轼饱受政治磨难却依旧乐观向上，淡定自若。
苏轼的一生就像这几句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参考资料：
苏轼被贬的时间地点及原因：
一、被贬黄州（1079年—1084年）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因乌台诗案，苏轼不仅锒铛入狱，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二、再贬杭州、颍州（1089年—1091年）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称制，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被贬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三、三贬惠州、儋州（1094年—1100年）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六月，贬为宁远军副节度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扩展资料
造成苏轼人生转折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就是说自己年老，不能和朝廷里新提拔的年轻人比，而在那段时间，朝廷里新提拔的都是王安石的人，那意思是说我不和王安石的人一起玩，不同流合污的意思；另外一句话是生事，生事就是瞎折腾的意思，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朝廷里的人都是王安石的人，跟着王安石一起瞎折腾。
这下子被人抓住了把柄，有人就告发苏东坡讽刺朝廷，还有人从苏东坡的诗中找到不少讽刺新法的证据，更加证明苏东坡反对新法！当时的宋神宗正是一心要变法的时候，看见这个刺头这么讽刺新法，勃然大怒，让人赶紧把苏东坡抓来问罪。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从此苏轼心灰意冷。
《儋耳夜书》是一篇记游短文,文章选自《东坡志林》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苏轼在儋州作儋州别驾正月十五上元灯节,苏轼应几个老年书生之邀一起游赏灯市,兴尽而归却进不了门,自己不以为若反释然而笑这一个“笑”字正是我们赏析这篇文章的文眼苏轼笑什么呢笑自己月下赏灯之乐,笑夜游兴尽而门之乐,笑憎耳民生殷富；也笑韩退之老先生不懂钓鱼真味…… 此文字数不多,叙事简明生动意趣盎然正显示出苏轼后期老练淳熟,恬淡洒脱的支风 品读此文,我们还能悟出更多的东西 苏轼于绍圣初年再一次因为文讥斥先钥远谪惠州儋州惠州在今天的广东,儋州在今天的海南年龄越来越大,官越作越小,贬谪越走越远宋朝的海南可不能跟今天的经济特区相比,当时应该是荒蛮偏僻的地方,甚至还不能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的黄州相比,苏轼来到这里过的是远谪流放的生活,心中应该有很多的忧愤怨恨吧恰恰相反,此时苏轼躁动的心已经平静下来,他与几个可能同是被远谪流放的老年书生交住,与市井之中杀猪卖酒之人交往,与僧侣夷人交往,并于上元佳节游乐儋耳市井,享受欢灯赏月之乐,这该有何等悠然闲适的心境我们可以看出,远谪儋耳的苏东坡已不是“乌台诗案”之后待罪黄州的苏东坡,那时在黄州,空气中处处充斥着贬谪的怨愤,生活中处处闪动着“条子”的眼睛苏轼过着没事少出门,无由不往来的生活人事变迁,世态炎凉,天才诗人苏东坡如风浪中的孤舟,常有倾覆之忱于是他避开世个目光,寄情山水沉迷诗酒“醉里狂言醒可怕”,喝醉酒了,于是借酒发泄胡说一通,发泄心中积郁以消胸中块垒,醒来又后怕失言这在诗人该是何筹压抑的事一个人如果长期处在这种孤独压抑寂寞之中,你还能笑得出 远谪儋耳的苏轼已是另外一种心境,被滴之处应该是最偏远最荒僻的了人又到了齿落头白的年纪,还有什么追求还有什么顾虑于是苏轼与市井之人来往,在市井之中穿梭,在月夜灯市游乐兴尽而归,舒心而笑,笑得还如此自在如此坦荡显然,此时的苏轼已摆脱“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忧郁,没有了“小轩窗正梳妆”的缠绵,抛弃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此时的苏轼已经放弃了无妄追求,放弃了自我苛刻,远离了浮躁狂傲此时的苏轼正以一颗清静心看世界,以一颗欢喜心过生活正因为这颗平常心,苏轼才能身处逆境不以为悲,反为之笑正因以这颗平常心,苏轼才讥笑韩退之只为大鱼不为钓 《儋耳夜书》中正揭示出了晚年苏轼的生活态度和生存观念 一个人生活在大千世界里,不可能事事顺心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人事上的磕磕绊绊,追求中的成功失败,生命里的荣辱毁誉,难免会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道道疤痕留下阵阵创痛,如果我们去计较去纠缠,我们就会自我苛刻性情浮躁怨天尤人这时我们如能像儋州时的苏轼一样拥有一颗平常心,拥有一种淡泊的情怀,非为鱼只为钓,耶我们就能泰然而对尘世,我们就能享受到生活的乐趣人生短暂,世事沧桑,人不能勉强自己,人不能苛求自己人如果能达到取舍有度进退自如,那我们的生活就会高一个档次,我们的生活就会进人另一种境界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这句在《自题金山画像》中的话，虽然带着极大的自嘲意味，却也是一种自我肯定。苏轼的一生因政治迫害而三次被贬，贬所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边缘，被贬谪在黄州惠州儋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失败，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就苏轼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历程来说，被贬这三州期间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对人生的体验也升华到对人生意义哲思的深刻体会。这个时期成全了苏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的伟大人格在他身上形成。
苏轼一生的词作有两千多首，其中在黄州惠州儋州所作的大概有六百多首。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就先后写下了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序跋。本文从苏轼在惠州期间所作的诗作和活动谈其寓惠期间的思想转变。
一、“身世永相望”的人生态度
宋哲宗绍圣元年，新党再起，章惇一伙对 “元祐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首当其冲。哲宗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把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无端遭受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打击，这次是被贬偏远荒僻的蛮瘴之地——惠州。
在途中仍心怀希望以为“吾南迁其速返乎！”的苏轼，兴奋地写下《临城道中作并引》：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不想事与愿违，再次被贬至更偏远的地方，惠州距离定州四千余里，当时落后的岭南广东，人们称之为蛮瘼之邦，气候炎热，疾病较多，又被称为瘴疠之地。如果说被贬黄州的时候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那么，被贬惠州则大有老死异乡的况味了。
北返无望，生活困难，身体又不好，苏轼如果不借助精神上和灵魂的力量，恐怕支撑不了他渡过眼前的难关。对于苏轼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佛老思想和诗文创作，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自我调适方式。
苏轼早年就已对佛老思想有所接触，早在被贬黄州时期，苏轼就是依靠汲取佛道真义来使自己面对困顿的生活，保持内心的平静。被贬惠州是谪居黄州生活的继续，苏轼在惠州时期的思想也是黄州时期思想的发展。并且被贬之后，无官一身轻的苏轼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写作。也因为被贬后的他身份不再高高在上，他可以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创作更多贴近生活或针砭时弊的诗文。 所以，苏轼在被贬惠州期间，一方面他是出世的超脱的，另一方面又是入世的凡俗的，于悲凉中夹杂着释然。
二、“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逸致
晚年再度被贬，数十年的政治浮沉使苏轼清醒了，此时的他深知政治环境的险恶，也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带着释然的心境，苏轼在翻越大庾岭即将踏入广东时，写了一首《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浩然天地间”、“身世两相忘”恰当地表明了他在贬谪期间高洁的志向和坦然的心境。被贬至惠州后，苏轼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佛老的虚无思想变得更加浓厚，而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偏远的惠州正因为它的偏远成就了苏轼，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窘迫并没有击倒苏轼，偏远反而使他远离了政治漩涡和政治迫害，宁静的生活使他益老弥坚。惠州气候温暖，常年甜瓜香果不断，有荔枝、龙眼、柑橘、杨梅等超甜果，苏轼喜爱甜食，岭南这一在别人眼中的瘴疠之地在苏轼眼中却平添美妙。
到了惠州，苦涩失意的贬谪生活，因为千年岭南佳果——荔枝而带了丝丝甜蜜。苏轼在惠州写了好几首赞叹荔枝的诗作，其中《食荔枝》一首最出彩：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这首诗可谓道尽了苏轼在惠州期间的恬淡自足心态。 同样是写荔枝，另一首《荔枝叹》则全然不是单只抒写个人情感了，转而关怀民间疾苦，为民请命，矛头直指宋朝皇帝及其谄媚之臣。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荔枝叹》借汉和帝时期和唐玄宗时期因赶运荔枝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这两件历史旧事，来讽刺当朝的哲宗皇帝及当时一批争宠献媚的朝臣。“丁”、“蔡”、“斗品”、“姚黄花”等字眼锋芒毕露，毫不掩饰，可见苏轼意在直接揭露与鞭挞。
谪居惠州时期，苏轼在生活态度上大有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逸致，这从他所写的和陶诗可以看出。苏轼在惠州一共写了47首和陶诗，是其在晚年创作高峰时期完成的。苏轼对自己创作的和陶诗也很得意，他说道：“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30年的政治沉浮让苏轼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是生命的长度以及生活的享受，而是在有生之年活着的价值，这些思想都一一体现在他这一类的和陶诗中。平淡自然是苏轼和陶诗最大的特点，“诗言志，歌咏言”，诗作如此，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也与他所写的诗一样老熟平淡，静谧自然。
在诗文上、思想上赞赏陶渊明的苏轼，在生活上也学了陶渊明一把。贬寓在惠州的苏轼生活极其艰苦，乐观且智慧的苏轼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向王参军借了半亩地来种菜，有时也种一些药材。作为大文豪的苏轼在劳动中当然也不忘诗歌创作，写下了不少诗词，如《小圃五咏》中所咏的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后来他的白鹤峰新居落成之后，苏轼更是在新居里面和周围种上了各色各样的花木，还种上了茶。乐观的苏轼尽管生活艰苦，但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享受，可谓遥和陶渊明的最好佐证。
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
寓惠期间的苏轼激赏陶渊明淡泊避世的人生态度，对清静无为、长生久视的道家思想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佛老思想成为他思想的主导。在《迁居》一诗中他写道：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名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人世变化然而万物无异。佛老思想对于苏轼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他在政治困境中得到精神上的自我解脱，一方面他想超尘出世、远离人间喧闹，另一方面他又不真正相信虚无、不盲目崇奉佛法禅理，没有皈依佛法的念头。
苏轼的骨子里是入世的，人生态度上又是出世的，他吸取佛老思想有一定的限度，这使得他能够在屡遭贬逐中保持乐观积极的精神， 又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被贬到惠州之后的苏轼身份不再高高在上，他可以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此时的他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更加深厚，并且切切实实地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好事。
初到惠州那一日，苏轼有感于当地父老站满码头迎接他，当即就有了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 会有幽人客寓公。
开始的好印象为以后寓惠期间与当地人的融洽关系打下了基础。年迈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的身份是：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样一来，受监视管制的同时也是无公事劳烦的闲散之人。
公务闲散的苏轼平日无事便四处走动，了解惠州风俗民情。他发现惠州的气候常使人们染病，但经济的落后导致老百姓严重缺医少药；惠州城四面环水，出入很不方便，时常发生溺水事故；偏远的惠州生产技术也很落后等。
看着当地的这种困境，苏轼总想着要为当地父老解决一些难题，做一些实事。被贬后的苏轼没有实权也没有钱财，所以他一方面凭借过去的交情，提出建议后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来办；另一方面则靠自己的影响力将事情办好或者交给别人去办。
在惠州的3年间，苏轼自身或交由别人办的事就有几件：一是修建了东新桥、西新桥和苏堤；二是推广农具秧马、水碓磨，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三是钻研医学，搜集药方，施药救人；还有安葬孤骨，教化黎民等。苏轼不仅从心里关心人民疾苦，从文字上为黎民百姓的利益呼喊，还从具体行动上为民众办实事。
苏轼谪居惠州时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说道：“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因为有了荔枝的甜蜜、父老的友好，新朋旧友的关怀，寓惠3年在苏轼的记忆里是美好的，晚年还被远谪，苏轼也曾深感凄凉，也曾幻想过北返，但随缘乐观的苏轼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适应了惠州当地的生活，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并喜欢上这片远离政治风云的秀丽奇异淳朴的穷荒之地，一如他在 《定风波》里所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试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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