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纪念》主要内容

这是讲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娘，看到孙犁先生饥渴难耐，想要给他一杯水，于是冒着会被敌人拿子弹射中的危险跑到院子里去，然后从井里迅速地舀起一罐水跑进屋给他喝水。

孙犁先生曾经是这样描述的，“这水是多么甜，多么解渴。我怎么能忘记屋子里这么热心的女人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的孩子？我要喝一口水，她们差不多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扩展资料：

1913年5月11日（农历癸丑年四月初六），生于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遥城村。孙犁出生后，母亲无奶，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后煮成糊喂他。因此他幼年身体较弱，且有惊风疾。

1919年，孙犁入本村小学读完初级小学。1924年，孙犁跟随父亲到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

因孙犁就读的学校，图书丰富，故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如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中的叶圣陶、许地山等作家的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种杂志和儿童读物。

学习期间，他阅读的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26年，孙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北方一相当有名的私立学校）。

在育德中学初中部（4年）读书期间，孙犁即开始在校刊《育德月刊》发表作品，如短篇小说《孝吗》《弃儿》，独幕剧《顿足》等。

升入高中后，他阅读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社会科学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

对文艺理论发生浓厚兴趣，看了不少有关的著作。

并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如发表在《中学生》上的论文《<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等。 

-孙犁

追求意境之美是孙犁散文的一个突出特色。

孙犁非常强调散文作家的时代责任感,认为散文创作应当热切参与和推动现实生活前进。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美好境界。他的前期散文，如《织席记》、《采蒲台的苇》、《服装的故事》等，就是现实生活的美好意境的提炼和反映。对孙犁来说，冀中平原上的一片荷花，一根芦苇都深深地浸润着作者的情愫。《采蒲台的苇》写的是白洋淀人民同敌人一次斗争的故事，它把苇的“骨性”和人民的斗争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白洋淀里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因此，“在战争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时候。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经过作者的铺排描写，“采蒲台的苇”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境。在《服装的故事》中，作者记叙了一段他从延安到冀中途中的故事，他的任务是给女同志赶毛驴。“那些婴儿们，装在两个荆条筐里，挂在母亲们的两边。小毛驴一走一颠，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孩子们象雏燕一样，从筐里探出头来，呼喊着，玩闹着，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在这种情景中赶路，虽有旅途的劳累，也自有悠然舒畅的乐趣。

孙犁还从对往事的回忆中勾画出乡村风俗的隽永意境。《度春荒》一文，在写了家乡父老乡亲挖野草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又写下了充满生趣的美好情景：“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孽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他写花、写果、写河、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写钢笔的故事、牲口的故事、报纸的故事，写晚秋的白蜡树、故居的老屋，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他曾这样描写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了。”（《菜花》）

杨朔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早期的钻研古典诗词、酷爱诗歌创作，是他个性和气质最真实、最自然的流露与显现。他自己曾悦过：“我该是个诗人！”但革命战争把他推向了小说和通讯。他在他创作的前三个阶段里一直是交叉并进地写作着这两种文体，基本上抑制着他的“诗魂”。从《香山红叶》等文章的创作开始，他才找到了自己诗情的喷吐口，一发而不可收地酿制了一篇篇贮满诗意的散文，使作家和作品、为人和为文、气质和风格得到了比较的一致，相对的统一，使他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杨朔散文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杨朔式的“诗体散文”。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这在散文写作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象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文字，然后写成文章。”这不啻是他在散文艺术王国里的勇敢宣言！散文，历来就是“直说”，所谓“直陈其事”，“直抒其情”，只是讲究“情文并茂”而已；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虽写出了不少情境交融的佳作，相当注重炼意和锤句，开始使散又贮满了诗意，但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艺术主张，也没有把这种倾询贯彻于他的全部作品。杨朔则不同，他努力标新，大胆走自己的路，揭出了“以诗为文”的大旗，并以自己丰厚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它的可行与成功——这正是他比他的前辈们高明、出新的地方。

杨朔散文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其境界优美、诗意盎然。

他是造“境”的能手。场面、对话、景观、氛围，他只消精练的几笔白描就能使意境全出，神情毕肖。如在《海市》中，他写奇异的海上幻景，把个海市蜃楼写得影影绰绰、飘飘缈缈，使人读之大有仙风扑面之感；在《泰山极顶》中，他写山是“眉目分明”，写古松是颜色“浓得好象要流下来”，在他的笔下，天光山色，流水松涛，“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在《雪浪花》中，姑娘们嬉戏海边观赏浪花击打礁石、“老泰山”妙语解疑的场面，是那般欢快、奇警，富有境界；而在《荔枝蜜》中，“我”沉吟地望着远方，辛劳的农民们正在水田里俯身插秧，画面又是那般开阔、静谧，令人逻想，杨朔的散文，篇篇都有它独异的艺术天地，而且往往是开篇即能引人入胜，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当代散文家里，象他这样具有很强造“境”腕力的作者似难寻觅。

由于他的散文是“当诗一样写”的，所以很自然地它们就诗意盎然。这个“诗意”，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上。象《泰山极顶》里，以“倒展”开来的“一幅规模惊人的青绿山水画”为贯穿线索，当它“露出画卷最精彩的部分”时，文势突然翻跌，点出“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的主题，首尾圆合，浑然一体，在思想升腾中溢满了浓郁的诗意；在《香山红叶》里，“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双关写法，使香山“红叶”和“老向导”随着文章内容的渐次展开而逐步靠拢、贴近，终于相互沟通，融为一体，在象征的巧用中漾出了新清的诗意；《茶花赋》中，一句“童子面茶花开了”象诗眼一样，使画出“祖国”面貌特色的“难题”迎刃而解，全文诗意顿生；《樱花雨》中，君子“忍不住”悄声所说的“敢情是罢工吧”一句话，以及她柔和眼神中跳出来的”两点火花”，使“我”深感“错看”了她，“想不到在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在一“抑”一“扬”中使思想升华为动人的诗章。其它，象一只蜜蜂，一堆蚁山，一颗宝石，一盏小灯，一簇浪花，一弯夜月，一尊“鹤首”，一泓泉水，在杨朔笔下也都抹上了“诗”的色彩。他曾这样说过：“你在斗争中，劳动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欢乐，使你忧愁，使你深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凡是遇到这样动情的事，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杨朔总是这样在生活中寻觅“诗意”的：他一旦动情就苦苦思索内里的“底蕴”，并凭着他“自有诗心如火烈”的气质、意匠，把它“化”为作品的诗思、境界，这样，自然就“散文亦是好诗篇”了，”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杨朔的散文多写得往复三折，布局精巧。他的文章讲究“起笔”，一般总是先声夺人，起势不凡；然后就波澜跌宕，往复三折，极尽“转弯”之能事，以收“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多是“卒章显志”，认识骤然升华，顺势翻出新意，从容“点睛”，含蓄止笔。他的这种严谨的结撰功夫，使他的散文作品酷似精心修剪的盆景艺术。

另外，他的散文的语言是清新俊逸、雅俗共赏的。他写惯了小说，所以“口语”是其文章的底色；他又精通古典，擅长外语，因而又不时地糅入一些颇为雅致的书面词语。这样，就形成了他作品可读、耐读的特有语言风格。

但杨朔散文也是有其明显缺点的。这个缺点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美学的层次上来认识它。他的散文除了人们常常说到的具有“诗魂”之外，实际上，它还同时具有通讯性和小说化倾向。这是和他由写通讯、小说（而且写了那样长时间）走向写散文分不开的。艺术散文的题村多为往事回忆（或“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杨朔则不然，他的散文的题材都是相当“现实”的，不是“忆旧”而是“追新”，是未经沉淀的新生活的掠影。早先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石油城》是这样，后来的《香山红叶》、《雪浪花》还是这样。这一方面固然增强了艺术散文的现实感，使它保持了和生活同步的“新”面貌（这是非常可贵的，是杨朔散文的一大优长）；但另一方面却留下了报道气的痕迹。如《海市》，总感到它是报道长山列岛今昔巨变的。《雪浪花》，总感到它是记写“老泰山”遭际、性情的。这样，文章的客观性就会挤压主观性，“它”或“他”就势必会排斥“自我”。这种残存的通讯性，不能不影响艺术散文个性和感情的充分发挥。小说化倾向也是如此。《雪浪花》最典型，它发表后曹禺最早评论这篇作品，就说它是一篇“好小说”①。象这样刻画人物、讲究故事的文章还有《香山红叶》、《海天苍苍》、《百花山》、《黄海日出处》等。即使是象《茶花赋》、《荔枝蜜》这样的作品，那里面也有“普之仁”、“老梁”这样的人物（其实，他们是完全何以更加“淡化”、“虚化”的）。多出现人物，多使用对话，这几乎成了他散文的一个特点。这些，和诗化倾向结合起来，就较多、较重地偏离了艺术散文的内在轨迹。可以说：杨朔散文是独特的、新颖的、有创造的；但它并没有全面体现、充分发挥艺术散文的美学特质。表现“自我”的不足（他几乎没有一篇写“主体”，写“内宇宙”的作品），这是通讯性所造成的：作品人工气的存在，这是小说化的必然影响；文章雕凿痕迹较重、失之太“做”，这又是诗化主张带来的结果——看来，他在进行大胆艺术探索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散文虽然与诗毗邻，但它永远是散文而不是诗。把散文写成诗（杨朔散文实际上是以“诗”为主导的“多声部”大合唱，交响乐），并不是散文的坦途。但杨朔毕竟是大手笔，所以他还是大致把握住了作品的“火候”、“度量”，做到了独辟蹊径、自成一体；那些学步者也走此“途”（这本非“正道”），则“东施效颦”，了无成就，这是杨朔不能负责的。至于指斥杨朔“粉饰”，更加离谱，既乏“知人”，又未“论世”。评价这样一位有才华、有创新而又有勇气、有操守的优秀艺术家，是应该更严谨、科学，实事求是的。

秦牧是一位当代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摇曳多姿，光彩照人。艺术特征鲜明，风格独具，与众不同。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调高昂，立意深刻，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赞美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调统帅作品，使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宣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他的作品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的艺术手段，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在讲古论今中阐述主题。

秦牧的作品取材广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一粒种子，容量大，几乎无所不包，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各个题材都充满诗情画意，艳丽缤纷，多种表达方式的巧妙运用，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譬喻、警句精彩纷呈，许多内容知识性、趣味性十足，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获得新鲜的美感，他的散文给予读者的教育、影响是独树一帜的。

刘白羽的散文创作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他曾说过：“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一个最富有时代感的人”。①他正是一个热烈地追寻着“时代感”的作家。他常常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中国革命的广阔背景之上，去观察生活、反映现实，力求节奏清晰地勾勒出中国革命的足迹。这样，祖国由“黑暗”而“黎明”，而“日升”，而“大放光明”的历史性巨变，就成了他全部作品的主旋律。他说：“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我的心随同时代脉搏而跃动，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来。现在收集在这里的一些篇只是我写的一部分，不过从中还略微看得出中国血的战斗的一点历史脉络、火热建设的一点闪光。”②刘白羽是一个不倦的战士。他不仅亲眼目睹了“一个旧世界的崩溃，一个新世界的壮大”的过程，而且亲身投入了这场震撼大地的血与火的战斗。因此，他和这战斗的时代是声息相通、结为一体的。时代铸就了刘白羽的创作。他创作中的全部优长及缺憾，都是时代的准确反映和真实记录——了解这一点，是了解刘白羽创作“奥秘”的一把钥匙。

他的散文的突出特色之一，是他总是以斗争的生活取材，善于表现生活的壮美。

他喜欢我们这个充满了新与旧、美与丑、光明与黑暗、方生与垂死的尖锐斗争的“革命大时代”，认为只有“勇敢，搏斗，急流勇进才是我们的生活”（《怒海》）。因此，他在选取写作题材时，总是爱剪取那能以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大时代”的一角。这样，炽热的战斗，勇猛的进军，沸腾的工地，雄壮的欢歌，差不多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于革命战争，他更是充满了难以抑止的亲近感情。他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革命战争的热情礼赞，《灯火》就是其中写得最浓烈的一篇。即使是写景，他最喜欢写的也是高山、大海，日出、黎明，不灭的灯光、奔泻的江河，以及那在风狂浪险中拚搏奋进的一叶扁舟。他之所以喜爱这种阳刚之美，雄壮之美，自然不是偶然的。他说：

当我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潮影响，投入革命的激流，冲入战斗的搏斗，我有了崇高的理想与信仰，我受到血与火的锻炼，我的情感思想变了，美的观点也变了。自然，不是旧的一切都抛弃了，而是经过了扬弃，我所爱的，我所写的，就不同了。于是，我的经历、我的修养、我的人格、精神、气魄，熔而为一，成为我的风格。一道万里长江，古今诵咏者何止万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一境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是一境界，我写长江自不敢跟人比，但我写长江激流勇进之美，这是我所得之长江，我所爱的长江，我的长江之美。①

这段话不仅是对他力作《长江三日》的一个极好的说明，更是对他全部散文创作风格的一个最好的概括——赞颂“激流勇进之美。——这，就是他心中的人生，笔下的主题！

他的散文的另一突出特色，是其作品里充溢着作者的革命激情。

他认为：“如果作者不把血、感情流注到文章里，文章又怎能有燃烧的热情，有光彩呢？”①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创作体会。他的散文既不象杨朔的巧借人、事，“以诗为文”，也不象秦牧的谈天说地、“知识”密集，他看重的是感情与体验的倾吐。他的作品，一般以感情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亲闻亲历的事实的联想作为全文的内容，在纵横开阖之中流注以激情的议论，从而使其“燃烧”着一种哲理的光彩。就写法而言，刘白羽的散文是比较道地、比较纯正的。譬如他的《平明小札》中有一篇《急流》，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当我静静的望着深远的夜空和灿烂的星群时，我理解到：那江流上有一条平安的道路，这道路是属于勇士的。勇士乘那奔腾澎湃之势，追风逐电，翱翔自如，转瞬千里；而懦夫还没有进入激流，早已为那显赫的声势所威慑，丢魂丧胆，低头徘徊，而结果也只能使自己和自己所驾驶的船只一道击沉撞碎。

……是急流勇进，还是急流勇退？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生活在革命斗争浪涛中的人，应当作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能手，因为急流是永远奔腾前进的。

这里有的只是激情、感受。其中的“热度”，读之可见。一些论者所说的他作品的“政论”色彩，其实，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激情所引出的思想的光芒，是“血”和“感情”在注入事实叙述中的一种燃烧。象这样的激情议论，在他的作品中随处能见。他的文章，总是荡漾着这种“战士的豪情”。

最后，和上述两点相适应，他为文的笔触粗放、雄健，善于以铺排的句式来造成磅礴的气势，长于以绚丽的词汇来显示文采的焕发。他在遣词造句时，往往是笔酣墨饱，任情挥洒，以求其能纵横恣肆、淋漓尽致。在他看来，这壮美的时代正应该配以这壮美的文风。

作为“进军的号角”、“嘹亮的战歌”，刘白羽的散文自有它的价值、地位；但毋庸讳言，他的散文的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取材的相近使文章的思想主旨较为单调、重复；激情的奔放使作品显得直露、散长；壮美的文风有时又带来了内容的空泛、虚夸。特别是这一切在当时严重“左”倾的整体氛围影响下，他因未能分清跟形势与跟时代、空洞的豪言壮语与科学的求实精神的区别而变得较为严重了。

精湛活泼的艺术风格，是孙犁散文独具风格的重要因素。他的叙述文字，平实、自然，款款而叙，感情真挚，亲切动人，无矫揉造作之感。他的描写文字，清新活泼，常运用白描手法，只需寥寥数笔，写人则形神兼备，写景则情景交融。他的抒情文字，清淡隽永，富有变化：或在叙事中饱含炽热的情感，或将炽热的情感与写景状物融洽谐和，在平实中见觉悟。他的评论文字，简约晓畅，诚挚中肯，寓深刻的道理于平易的言谈之中。总之孙犁散文的语言，无论是叙述、描写、抒情、议论都富有表现力，在简洁中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写实又富有诗意的孙犁

　　孙犁的遗言意味深长：“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激和考验，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又像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

　　他和其他有些作家不同的是，他往往更多保留了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原始面貌，因而使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具有朴素的、本色的特点。这样说，并非否认他在艺术上所进行的努力；相反，这恰恰充分反映了他在艺术上的美学观点和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孙犁的创作所以会具有这样的风貌，一方面固然由于他所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本身就富有文学性和戏剧性，因而比较延期地构成了他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别一方面，则是他的严格而认真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重视感情的心理倾向，使他比较容易执着于那些曾经令他深深感动过的生活。他的创作实践表明，在许多作家中，孙犁是一个更加看重事实和感情的人。这一点，啬了他的作品的真实分量和情感分量，提高了它们的现实主义素质。

　　以《山地回忆》为例，他说，“我描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他又说：“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的卫道士” 。

　　孙犁相对短暂的记者工作实践对孙犁文学生命、文学道路的影响，迄今还是孙犁研究的一个盲点。我认为，且不论孙犁为通讯社、报社采写的新闻性报道和文艺性通讯是少是多，这工作本身却极大地促进了孙犁与时代、与现实生活、与人民大众的紧密结合，也极大地促进了孙犁本人作为当代生活的观察者、报道者、参与者、反映者的紧密结合。

　　孙犁作品的重要特点，是现实主义的真情实景的深刻描写和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的浓郁气息的水乳交融的统一。这一点，是和他的美学观察和艺术追求分不开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如此，就不能“表现真善美的极致。”孙犁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勺．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 ，这样的作品“合乎我的气质，合乎我的脾胃。在这些小说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热烈的感情飞境界” 。在孙犁看来，诗和小说，美和人们的感情，气质、境界飞浪漫主义的气息和现实主义的描写，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和统一起来的，他所喜欢的这些作家体现了这一点，他自己的作品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是作家观察生活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孙犁不断指教文学青年不要写生活和自然中的表面现象，不要只是“捕捉”那些浮光掠影的所谓“美”的或有“诗意”的东西，而要把时代精神和人民的高尚优美的思想感情注入艺术形象中去。他说，“不应该把所谓‘美’的东西，从现实生活的长卷里割裂开来。”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有一只鸟，凌空飞翔或是在森林里啼叫，这可以说是美的，也可以说富有诗情画意。但这种飞翔和啼叫，是和鸟的全部生活史相关联的，是和整个大自然相关联的。这也许关联着晴空丽日，也许关联着风暴迅雷。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都给它割断，把这只鸟‘捕捉’了来，窒其生机，剖内脏，填以茅草，当作一个标本，放在漂亮的玻璃匣子里，仍然说这就是那只鸟的美’，这就是它的诗情画意。这就是失之千里。” 我们在这里可以领会到孙犁的创作的“诗情画意”的实质和特色，他的作品的人物的活动，“鸟儿”的“飞翔”或“啼叫”，都是和人的和“鸟”的全部生活史和整个大自然相关联的，他确实善于通过每一具体形象的描写而反映了“晴空丽日”或“风暴迅雷”，令人尝心悦目而思有所作为。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力量。

　　孙犁独特的艺术风格就是追求散文式的格调，追求诗歌般的意境，诗中的小说，小说中的诗”。语言富有特色：朴素、清新、柔美，像蓝天上的明月，如山涧里的清泉。

　　用简朴的对话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是本文的突出特点。对话很好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发展了故事情节。把紧张的战斗情景和日常生活的细节揉合起来，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

　　无论是他的小说或散文，都有含有一种诗的情绪，诗的调子，这几乎是谈起他的作品的人普遍持有的看法。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三：一、以上也有提到，他很早就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里和高尔基等世界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尤其喜欢他们作品中的那种浪漫气息和诗一样的调子。二、孙犁对于美的事物，向来怀着热烈的追求与向往之心。决定他这一点的，是他对于人生所怀抱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因此，即使在战争年代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也能在生活中到处看到美。而作为一个作家，他总是把他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同他所从事的艺术结合起来。三、孙犁是驾驭语言的能手。他的语言，正如论者所说，是在冀中群众口语和“五四”以来新文学语言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

　　语言简洁、优美，富于诗情画意。大家常喜欢用“诗的语言”来概括孙犁的作品的语言。孙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并善于运用饱含诗情的笔触来表现它。不论是对话，还是叙述、描写，用的哪怕是最通俗的口语，都能像诗句一样优雅。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孙犁'是他参加抗日战争后于1938年开始使用的笔名。孙犁的作品极具特色,清新自然、朴素洗练,茅盾称之为“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创作的小说、散文的结集，主要表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冀西地区人民的斗争和生活，赞颂了他们热爱祖国、淳朴善良、机智勇敢等精神品质，深情讴歌了战争年代的人情美、人性美。

全书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选录了《芦花荡》《荷花淀》《光荣》《嘱咐》《采蒲台的

节》等四十篇经典作品。《荷花淀》与《芦花荡》这对“姊妹篇”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作品。这两篇小说以白洋淀为背景，讲述了冀中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没有正面表现战争的激烈残酷，而是着力写出民族的正气和抗日军民坚毅不屈的精神。此外，《山地回忆》《正月》等篇，描述了根据地人民的日常生活，真实再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表现出普通劳动者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明大义、识大体的宽阔胸襟和乐观、健康、纯洁的品性。

《白洋淀纪事》，在叙事的同时注重写景和抒情，充满诗情画意，代表作《荷花淀》有“诗体小说”之称。

孙犁的小说故事性不强，但很感人，阅读时注意体味那些细节和画面所凸显的人物性格、心灵之美，以及作品清新、含蓄、明净的语言风格。

冀中平原是孙犁的家乡，白洋淀是他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孙犁用富有诗情的笔调描绘他熟悉的草木湖泊，以白描的手法刻画自己的父老乡亲，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讲述他们的故事，赋予白洋淀以英雄的气质和浪漫的色彩。“白洋淀”也成了孙犁的标签，一提到孙犁，人们就仿佛看到白洋淀“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