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
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着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着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
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3关于选举制度 “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4关于政党政治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5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1873-1929年)
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他主编或参与办的报刊前后有十多种,在国内外新闻出版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撰写了编辑30余篇出版学论文,形成了其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编辑出版思想。
他初期的报刊思想可以大致概括成三点,一:注重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梁启超认为报刊文章的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特点与要求,要为救亡图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二:革新报刊文体,满足读者需要。新文体的运用使一般民众也能看懂报刊上的文章,从而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报刊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新型报章文体的成功,吸引了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梁启超那种面向广大读者、服务读者的报刊从业态度,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三: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梁启超认为报刊影响巨大,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
梁启超后来在海外办报,新闻思想有所转变。他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见。他将报刊的功能高度民主概括为“通”,可分三方面论述:第一,维新派极力阐述并努力实践报刊的“通西情”,特别是“通外情”的功能。重视报刊传播信息和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作用。第二,强调并利用了报刊的开通民智的功能,因而始终把开民智作为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三,重视并自觉的运用了报刊开通风气的功能,即引导舆论的功能。而他对报刊性质的认识超出了早期维新派人士的程度,已经把办报视为为民众的当然权力和政治民主的体现,意识到报刊反专制的战斗作用。同时,他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制定报律的建议。梁启超强调报刊从业人员的才气学识和道德风范的培养,认为编辑人员的职业素质决定着报刊的成败,决定着报刊是否受读者欢迎。他尤其强调报刊编辑应该品德高尚,要有奉献精神。
梁启超在报刊、新闻、舆论、写作等方面的论述,集中代表了维新派的报刊思想,在中国新闻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一:关于报过去刊功能与作用的论述。a、“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种从政治上看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是维新派人士的共识。b、“去塞求通”,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是报刊。二:关于报刊性质与任务的论述。 a、报纸性质多样。B、报馆的“两大天职”。他认为,报纸对政府的监督,是舆论监督,而作为向导者,报馆应该面向大众,具有“救一时明一义”的特征。三:关于办好报章的条件的论述。梁启超认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日宗旨定而高,二日思想新而正,三日材料富而当,四日报事确而速”。四:关于舆论的论述。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并且,健全的舆论应有“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梁启超的办报在我过新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一: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通过报刊陈述当前中国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愤怒地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发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的新中国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维新报刊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热情宣扬资产阶级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头脑为之一震,思想得到解放。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各地维新派新团体的报刊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获得了一大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支援和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帮助。其主要贡献有,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二: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三: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由于时代及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他的出版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我们不能全盘吸收。同时,他的编辑出版思想中,对编辑出版的内在规律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他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缺陷。当然,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他,因为梁启超在近代史上扮演的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家的角色,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至于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则是我等后辈应做的事。
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变法维新”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评“变法”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其次,他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说明法随时变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劳永逸”的。最后,他分析中国当时的现状,指出“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
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救亡”、“自强”,实行变法,必须改革中国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国家的政体。首先,变法“必先变人”。其次,变法“必兴民权”。再次,变法必须变专制政权的为立宪政体。具体做法是:第一,设立民选议会。第二,制定宪法。第三,实行“三权分立”。
梁启超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结合我国情况,创造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并且,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行使“三权”称为“用”,即所谓“三权之体皆莞于君主”。这就是说,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宪里的“君主”同君主专制里的“君主”一样,享有最高的权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权使用上,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罢了。
梁启超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坚持法治与人治不可偏废的观点。首先,他反对只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发挥作用的时间短,范围小,“人亡则政息”,而法治发挥作用的时间长,范围广。
(二)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而世上贤君少于昏君,所以世上多无长治久安之时。
(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大,政务繁,若专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对只靠法治。他认为:
(一)人能制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备了一定的“德”与“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后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后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运用才可发挥作用。
此外,梁启超还强调指出:“法不能独立”,在他看来,道德具有社会制裁力,法律具有国家制裁力,两者要“相须为用”。
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民族抱负的人吧,记得他写过,“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最终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他的诗里,有一种古人怀才不遇的无助,一个把整个生命投入政治改革里的人,却接连被迫逃亡,眼见人民于水深火热中,泱泱大国在世界的海洋里逐渐沉沦,明明手上有对策,却难以让国人接受。
这就涉及到讲的“皮亚杰认识发生论”,也就是改变思想,越古老的民族或阶级,越难改。从前历史老师就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来解答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却没告诉我们,根深蒂固的具体原因。
从同化,到不情愿地调整,再到自觉地调整,这条路,我们走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要漫长。还好能有梁启超这种“剑外唯馀肝胆在,镜中应诧头颅好”的人,在暗黑的时代,闪烁着微弱却不可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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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作者殷切盼望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进取原精神。
作者通过把封建古老的中国和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鲜明对比,极力赞颂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针砭老年人消极保守的思想,鼓励人们发愤图强,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
人物简介
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编辑本段生平履历
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 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 梁启超像
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3十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 1928年由于经历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编辑本段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编辑本段著作名录
《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编辑本段赋税思想
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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