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名将王蒙王蒙是如何帮助苻坚治理国家的？

“关中之福，唯王蒙，天下望谢。”这两句话里提到了王蒙和谢安，两个同龄的人。两个人在一起也讲述了一个戏剧性的历史遗憾。谢安在泼水之战中，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神话战争，获得了救世救民的美名，换来了东晋政权几十年的延续。但这里也成为了前秦帝国的葬身之地，也是王蒙生的遗憾。前秦横扫六江，平定中原，书写了彝族历史上最美的一页。可以说，前秦积累的帝王基业，凝聚了王蒙一生的智慧和心血。然而，就在王蒙去世8年后，他和傅坚辛辛苦苦建造的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一发不可收拾。或许，早在苻坚留给王蒙《别以金为画》的政治遗言中，前秦就已经种下了亡国的祸根。

王蒙，性格淳朴，是乱世英雄。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杰出人格、巧妙谋略和勇气。他在一年内创造的政治奇迹，连升五级，为他传奇的一生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王蒙个性很强。说他“雄壮帅气”，“威严有影响力”。他生来就有英雄气概和敏锐的精神。“不操心每一个细节”是王蒙性格中最突出的体现，淡泊琐碎，不温不火，性格孤僻。甚至不在乎别人的评价，表现出“不忧不废”。其实王蒙从不掩饰自己张扬的个性。王蒙拜访东晋大将桓温时，被“冷落”了。说话的时候强到可以抓虱子！

但是，性格强的人，一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王蒙的独特性体现在他的才华和智慧上。王蒙出身贫寒，以卖簸箕为生，却能“学会写好军书”，可见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智慧的人。王蒙两次拒绝做官，从中也可以看出王蒙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有一次，赵的校尉要招他为有功之臣后，王蒙“避而远之”，躲了起来。估计他当官太年轻，让人看不起；桓温再次劝王蒙南下，王蒙考虑再三，最后婉言谢绝。

王蒙的智慧在于做一个有原则的人，能快速做出决定。王蒙是个人才，但也需要伯乐的赏识。其实王蒙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他坚持徐彤，婉拒桓温，但只是“折翼待风云动”。他很内敛，很有准备，也很有野心。不管怎样，他在等待合适的宿主。随着付剑的出现，王蒙终于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看《这将是一生》的时候，谈的都是政局，心有灵犀。在鲁看来，苻坚把他们的相遇比作玄德与的相遇，并不是一种客气的表达，而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内心感受。正是傅剑的赏识，让猛龙队得到了一个有用的位置，也诞生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传奇。

客观地说，前秦的繁荣始于苻坚，其军事战略得益于王蒙。王蒙是前秦乃至整个中国北方政局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前秦在与慕容的对抗中取得了强大的胜利，完成了五胡时期北方唯一的统一。王蒙功不可没。王蒙也是不可多得的经营天下的专家。他帮助傅坚处理政务，维护国家安全。傅剑离不开王蒙。没有王蒙和傅剑，如果他失去了手臂，他会发出“上天不要我正邪！如何夺我京略之速”，召开全国哀悼会，下令“使人在手里哭三天”。

傅坚在水上的惨败，让人觉得他任性，粗心。其实，从知人善任、以德治国的角度来看，苻坚堪称一代君主。他并不认同王蒙原有的政治观点，但在政治思想上分歧很大。经过一段时间，他终于有了默契。傅坚主张“为政之体，以德为先”，注重人的穿着打扮；猛龙主张“国以礼为佳，乱以纪为佳”，主张乱世重典。

他们两个在王蒙任命的时候就彻底接上了。王蒙“依法严惩”，上任没几天就“鞭打并杀害了一名收藏家”，招致了傅坚的指责。王蒙说：“我要除掉那些凶狠狡诈的人和遵守法律的人。”我的任务是为你消灭身边残忍狡猾的人。今天“我先杀了一个汉奸，还有几千个”，所以我只杀了一个，还有很多。这是我作为侍郎的职责。正是这样的对话，让傅坚和王蒙有了一次彻底的心灵交流。苻坚称赞他“救亡图存，是管仲、公孙桥那样的人。”从此，王蒙的放权让他松了一口气。“每件事都要做得细致入微。”一包政务交给了王蒙。之后王蒙“五年进出”，一年内连升五级：从《晋书》，《尚书左丞》，《咸阳内史》到《京师赵胤》，《尚书尚书》。创造了政治升迁的神话。对于一个汉族士大夫，一个易皇帝来说，能够做到不猜拳，是很难能可贵的。

王蒙的法治思想是正确的。当时前秦刚刚建国，国力不强。再加上苻坚上台后残暴专横，乱杀朝臣，国家一度滑向灭亡的边缘。周边情况也不容乐观：南方东晋，东方慕容家族，西方梁倩、丘迟、吐谷浑，北方匈奴拓跋部、铁辅部建立的代国。尤其是当时风头正劲的慕容，总是虎视眈眈，威胁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法治才能迅速提高国力，扭转局面。傅坚以德为先的思想也是正确的。苻坚胸怀宽广，高瞻远瞩，这是王者之气；王蒙依法治国，注重细节，从小事做起，尽到宰相的职责。两者堪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

但苻坚的德治也使前秦的大一统变得松散而不稳定，这在肥水之战中尤为突出。松散的王国结构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留给他永恒的怨恨。也许是王蒙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机，所以最后对傅坚说了一句话：第一，让他“不要把黄金当画”；第二，“鲜卑、西羌最终会被人折磨，应该逐渐被淘汰”。这最后两个字是傅坚留下的。

王蒙劝傅坚“不要把黄金当画”。在鲁看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作为汉人，王蒙可以让出胡汉边界，帮助外帝打败其他外来势力，但在情感上他不希望看到汉人受到攻击；另一方面，东晋在当时的舆论中属于中国正统，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再加上长江天险，前秦实力不足以灭东晋。不过话又说回来，王蒙死在闽南已经八年了，情况已经变了。况且皇帝也不是一直想统治中国，东晋北伐也是不懈努力。当然，苻坚南下的时机可能还不成熟，维护和维持帝国的统一还需要时间。如果不是太早出兵东晋，效果会更好。

没有历史的假设，只有历史之后的理性思考。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苻坚应该会怎么做，或者如果当初听从了王蒙的建议会怎么样。今天的判断是旁观者，双方都不会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思考。在鲁看来，傅坚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苻坚出兵，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没有分析结论，东晋也没有胜算。苻坚来攻，“天下人皆畏地震”，连桓冲将军也发出“天下人皆知我在后！”佟健的慨叹就是最好的证明。战争的结果是偶然的。

王蒙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多产。除小说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创作谈，批评文章，以及一些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小说时期，王蒙的涉及“文革”的作品，很快就离开那种揭露、控诉的题材和情感方式，也离开当时普遍采用的历史事件的结构框架。作品更多表现对出人的心灵现实的关注，和对历史理念、逻辑所作的哲理思辨。

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个体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都具有独特年代所赋予的理想化信念，并热情参与对“新世界”的创造。但“理想社会”不仅没能有力实践这一信念，反而使献身者受到伤害和陷入精神上的迷误。在探索这一历史现象时，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辩证”观点。他不把历史的责任归于某一或某几个人，也不想以某种僵硬的伦理观来裁决人事。他竭力从混乱中寻到秩序建立的可能，从负有责任者那里发现可以谅解之处，也会在被冤屈、受损害者中发掘其弱点，和需要反省的“劣根性”。在一些作品里，历史和个人曲折命运会被归结为某一浮浅的政治命题，但在同一作品或另外的作品中，又有深沉的人生感悟浮现，并接触到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主题。对于历史和自身的反省态度，使他的小说避免了普遍性的感伤，种种的矛盾和复杂性，是他的小说的内涵，也同时存在一种对历史和精神含糊不清的态度；而“辩证”观点与精神上的暧昧关系，也常常令人分辨不清。《活动变人形》是具有执著反省精神的长篇。它写倪吾诚的人生的失败，试图在东西文化冲突中，表现知识分子身心的困窘处境。作者曾说，这部小说他写得十分痛苦。这种痛苦可能不只是来源于认识到的文化矛盾，更可能与作者设身处地的切肤之痛有关，作品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上的失望。在这部长篇中，“封建文比”的残酷、野蛮由一组女性体现。缺乏谅解的深层的记忆，使这些女性的“恶魔”性格，被毫不留情地刻画出来。

王蒙的《春之声》是一篇富有象征意味的小说。作品通过一个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在80年代初，刚由国外考察归来，就乘坐闷罐子车回乡探亲的沿途见闻，细致地捕捉着岳之峰情绪的变化，并把他对现实的清醒而又积极的看法，极有层次地展示出来。

(1)作者有意识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感觉和自由联想，突破历史时序和空间界限，按照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时心理活动的特点，用放射性线条，重新组接，这就有可能大跨度地表现历史过程，加大空间容量，使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的变化使小说的结构富有较大的弹性。另一方面，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放出去的又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1980年春节前夕的闷罐子车里的主人公的心灵。

(2)这篇小说不同于一股小说以故事情节的演进或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为小说结构的骨架，而是以心理过程为小说的发展线索。《春之声》全篇写的都是岳之峰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心理活动，包括种种潜意识的流动。作品就象随着处在昏暗中轻轻摇摆着的岳之峰的心理自然流程，展开小说的描写。看来似乎杂乱无章，实则是以心理活动的规律连贯起来的。

(3)《春之声》在艺术手法上，具有意识流小说的某些显著的特点，但并不完全同于西方的意识流小说。王蒙注重探索人物的心理、抒写人物的感觉，这是意识流小说常用的手法，但是王蒙同时又重视描写外界的物质环境和人物的行为，既面向主观世界，又面向客观世界。王蒙明晰的理性分析方面，与西方意识流小说重潜意识和直觉、排斥理性的情况有明显的区别。

(4)另外，西方意识流小说中流露出的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主观情绪，往往都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而王蒙的《春之声》中所表达的情感，既是作品中主人公的，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王蒙的作品完全避开了某些低级的意识描写，在《春之声》中，充满着健康高尚的情操和纯洁感人的情感。王蒙在外国手法中国化方面确做了可贵的探索与尝试。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文学把塑造“新人”形象提上了日程，而“新人”又被巧妙地置换为“青年”。于是“青年”、“青春”、“成长”就成了文学中最有力的字眼，一大批表现青年成长的“成长小说”也应运而生。而王蒙创作于50年代的《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年轻人写年轻人，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痕迹和情感体验，人物与作者形成了某种同构和重叠的关系。

一、青春·力量·改造

对清洁精神和本真理想的追求，是王蒙50年代小说的主题。《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前者对后者具有“原型”的意义。两部小说不仅在人物设置上有相似的地方，而且都表现出对于青春心态的反思。《青》写于王蒙19岁的年龄，小说形象地展示了青年人如何克服“家庭观念”，从“家”走向“群”，寻找归宿的故事。是有关青年人的灵魂改造，求证什么样的人才是“新的人”的问题。与宿舍大扫除形成映衬，文本中也展开了精神的“大扫除”，如郑波所言：“旧社会还遗留下许多灰尘蒙蔽在孩子的心灵上”，因此，文本的主旨是叙述先进的共青团员如何把来自旧世界的人改造成“新人”的过程。呼玛丽、苏宁改造成功的一个外在标志理所当然也是“身体”的复苏：苏宁痊愈后要求加入周小玲的篮球队锻炼身体，呼玛丽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而反面人物其体貌特征则是猥琐的、滑稽的，如苏宁父亲“眼睛像乞丐，袍子像穷秀才”：如此的夸张描写都显示其必然被摈弃的历史命运，而且在道德上也是予以否定的，如苏宁父亲的破坏活动以及对苏宁的毒打、李若瑟的反革命行动种种迹象都表明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宿命。

如果说，“铁屋子”是现代文学的经典意象，那么，到了当代则是大多数人从“铁屋子”里冲了出来，因此，如何把仍困于其中的人拯救出来，则成了青年共青团员的使命。在《青》中青年处于主导地位，“老”人的地位有三种情形：一是被侮辱被损害者(郑波和李春的母亲)；其次是腐朽、没落者(苏宁父亲、李若瑟)；其三是紧随时代潮流、与年轻人趣同者(袁先生)。先进的年轻人不仅有改造环境的能力，而且有改造他人灵魂的能力。在灵魂改造的过程中，既有新／旧的对立，又有个人／集体的冲突，小说侧重表现的是前者。在郑波－呼玛丽－李若瑟、杨蔷云－苏宁－苏宁父这两组三人关系中，苏宁、呼玛丽处于被争夺的位置，她们都是无力的，无主体性的，“错”不在她们，而在于造成“错”的人：苏宁父、李若瑟，因此对他人灵魂的改造最终简化为新／旧的斗争，这“旧”不仅体现在人物体征与精神面貌上，还体现在，她们赖于生存的环境上。

二、成长·困惑·拒绝

虽然“十七年”文学被层层的意识形态遮蔽，然而透过政治的雾障，仍然能够窥见个人性／主体性的特征，王蒙50年代的小说就是假集体名义完成的青春叙事。在文本中始终贯穿着“我”作为一个青年人对青年人命运的思考，即关于个人成长的“成长”主题。在《青》和《组》交织着渴望成长和拒绝成长的复杂心态，由于青春期的过渡性质，既有想摆脱稚气和成年人的控制的心态；同时又想获得成年人的权力而产生的抵触成年人的生活态度、伦理准则的心理趋向。青春心态的两重性也表现在《青》和《组》中，一方面，青年人渴望摆脱童年的幼稚天真获得成年人的成熟和睿智；另一方面又惧怕成年心态的疲惫、淡漠，如《青》的序诗：“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故而表现出拒绝成长的姿态。

《青》写到年轻人的豪情壮志和迫不及待的“投入”时，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面对时间流逝而产生的急迫感和焦躁心理，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成长的心态。在此，“时间”似乎成了她们人生的障碍，杨蔷云为睡了一下午而沮丧懊悔，张世群则认为“睡觉时间太长”是大学生活的一大缺陷，林震更是觉得“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这种由“时间”带来的仓促感，颇有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味道，这一方面，来自个体生命成长、实现个人价值的热望，所以，林震怀着“被指引”的心态来到了组织部。另一方面在于时代赋予她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速发展，唤起了青年人投入社会、建功立业的欲望，比如赵慧文听到外面的鞭炮声、锣鼓声引发的焦灼感，因此，他们的焦灼是来自时代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

与渴望成长同时产生的是对成长的恐惧，原因在于对成年人疲惫、冷漠精神状态的厌弃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拒绝。“为什么我忽然要长大呢”在《青》中表现出成长的焦虑和困惑。那么如何克服焦虑呢文本中给出了办法：“而所有的衰颓，所有的疲倦，所有的老年人的无动于衷，就会在这再现的春日阳光下黯然失色，悄悄地消褪下来。”试图通过再次“重逢”来延续青春，然而成长的焦虑似乎并没有解决，在《组》中青春心态和成年心态的对立与冲突就变成了显在的命题。因此，这部小说的主旨就演变成了两种心态的斗争，青年心态与老年心态被处理成激进／保守、求变／僵化的冲突。如果说老年心态在《青》还是一个空洞的所指或是一个未展开的话题，那么，在《组》已具体化为刘世吾的精神状态。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是郑波与黄丽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青》中郑波对黄丽程既有钦佩又有质疑，即“黄丽程为什么要结婚”如果说结婚是女性的成长礼，那么，这种对婚姻的拒绝，不正表明了郑波对成长的恐惧和推延吗同时在文本中结婚被理解为世俗化、庸俗化。而林震对刘世吾的态度同样是复杂的，然而与《青》不同的是，林震一方面对于刘世吾“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给予毫不留情地否定，同时对于其敏锐的眼光、强大的工作能力又不无钦佩，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渴望成长和惧怕成长的矛盾心态。

建国后，如何永葆革命青春、发扬革命传统成了文学的重要命题。缅怀革命史是有效的途径，对世俗化的拒绝是另外一种路径。然而，在《组》中环境、对象毕竟发生了变化，林震欲改造的对象不再是昔日的同学，如果同学之间还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从而引起对方思想的转变，那么如今面对的是革命前辈，建国初，对革命前辈普遍持敬仰、肯定的态度，而揭露与质疑便有点大不敬的味道，所以与郑波、杨蔷云的通体光明、富有力感相比，作家似乎有意放大了林震的弱点，给人以无力之感，如果说在《青》中郑波们还处于主导地位，代表正确的一方，是“大多数”的话，那么在《组》中林震则显得势单力孤，是被嘲弄被讽刺的“少数”。这一人物也融进了同样同龄人王蒙的人生体验和真实的精神状态。“渴望被指引”是林震的心理动因，换句话说他是怀着成长的渴望来到组织部的，面对沉闷的生活，形式化、机械化的工作方式对生命毫无意义的销蚀，林震不免失望。有意味的是，与林震始终“生活在别处”相同，刘世吾也不断地游走在“现世”与“别处”，在他那里，文学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是断然割裂的，文学与过去是诗意的存在，而现实则是无奈的承担，在一定程度上，刘世吾同样表现出回归“青春心态”的想象和向往。

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倾向

在王蒙80年代前的创作中，日常生活写作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政治生活叙事，在影响上也小于政治化了的文本。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既是郑波和杨蔷云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史诗，也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的颂歌，政治意识十分强烈，政治倾向非常鲜明，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着鲜明的政治主题：反官僚主义。小说的主人公林震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他“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为了他所爱的而斗争，自然地融合于他的血肉之中，而且带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的特质，他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改写成对话关系，在没被打成右派之前，由于深受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影响和自身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一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在打成右派之后，吸取教训，将工农兵设为主角，从而文学这一政治化的倾向使得他迅速脱离泥塘。在文革爆发以后由于其突出的政治敏感些，不革命不出版，太革命也不出版的方针，没有受到迫害，在新疆维吾尔族做支队副队长和群众打成一片，文学作品那时候几乎停滞。 理想主义精神的体现

王蒙的作品一直贯穿着理想主义的主题，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义的认同，王蒙相信，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也正因为这样，王蒙在对他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讴歌的同时，也冷峻的指出了实现理想的艰难性与反复性。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一直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的处理着各种问题，从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农村改造，看上去张思远似乎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努力却依然触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后，文革结束，他不仅平了反，还升了职，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张思远远在天边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王蒙在讴歌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进行批判与揭露，但也从中流露出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就有所表现，例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文革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他的这种“中庸”的人生观，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融贯通。

这样的思想倾向在《布礼》、《蝴蝶》和《海的梦》中都有体现。在《布礼》中，小说主人公钟亦成身上就明显表现出那种对理想对信仰的执着和对青春激情的赞美。在王蒙笔下经历了坎坷困苦的逆境赤子，怀有的不是对政治信念的幻灭、悲观，而是对政治信念的更加执着与坚定。同样，《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在文革时的惨痛遭遇也并未让他对党和政治失去信仰，平反后他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追求，张思远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受者，王蒙在文中虽然批判了像张思远这样的为官者盲从，批判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残害和对社会的摧残，但是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社会现实不可改变的谅解和对受害知识青年的同情。尖酸刻薄的后面有作者的温情，冷嘲热讽的后面有作者的谅解，痛心疾首后面仍然有作者满怀热忱的期待。 在《海的梦》的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历史整体中去思考时，才又在理性主义的逻辑里找到答案和精神归宿，劫难过后，最终还是又回到王蒙构建的理想主义精神中来。

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冷静思考

王蒙在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不仅有对理想主义精神的追求，还有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冷静思考，面对文革带来的劫难的反思，王蒙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恶梦醒来之后，王蒙自然而然地把历史——昨天和今天连接了起来，即便是在伊犁的流放生活（《在伊犁》），他也以自己特有的宽容与幽默方式寻找到了平衡点，以文学方式来“反思性”地叙述“文革”，其实在“文革”还未被宣布结束时就已开始。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文学”的思潮，王蒙作为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反思者必然成为“反思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小说《海的梦》弥漫着浓郁的反思和感伤情调，王蒙在给小说主人公取名时，似乎颇费心思，在缪可言身上，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感叹，历史谬误对生命的摧折就个体来说毕竟无法挽回的。小说通过缪可言一段情绪活动的描述，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和沧桑体验，同时，又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通过《海的梦》，王蒙自然而然的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和未来发展，在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生命价值在这一结合中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这也正体现了王蒙这一代人反思历史的特有方式，不是从个人的立场，而是以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民族良知的身份发言，个人的所有情感体验和精神矛盾最终都在汇入群体和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才会获得意义。

王蒙在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对历史谬误的宽容大度，其实这种宽容是人类精神世界对社会和人自身的缺欠、过失、罪过的妥协、谅解,是对不合理现状的“合理性”承认。对王蒙来说是“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该哭的哭够了,该恨的恨过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讲废厄泼赖、讲宽容”。也正因为这样，《布礼》中的钟亦成诚在平反后陈辞：“二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费，二十年的学费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时，我们已不是孩子了，我们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忧患、艰难，更懂得战胜忧患艰难的喜悦。”这也正是王蒙独特的反思方式，既批判揭露历史的谬误，也对谬误给予宽容大度的谅解。

“意识流“写作启蒙者的悲剧命运

王蒙80年代的小说创作还有一个特色，那便是“意识流”写作启蒙者的悲剧命运。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作家开始反思文革给社会和文学者带来的灾难，在这一时期，王蒙塑造了不少文革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形象，借助这些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在文革时期的悲剧命运，透析历史悲剧原因。如《蝴蝶》里的张思远、《春之声》里的岳之峰、《布礼》中的钟亦成、《海的梦》中的缪可言等等，其实在同代人中，写知识青年悲剧命运的作家很多，但用“意识流”写作的却屈指可数，王蒙所用的“意识流”与普通的意识流又有所区别，有学者称之为“革命的意识流”或是“理想主义的意识流”，这也是王蒙在新时期小说创新的探索。

在王蒙最富代表性的几部意识流小说中，作为“思考者”的“情绪主人公”本人都是满怀革命理想、有着严肃使命感的人。《布礼》中的钟亦成、《蝴蝶》中的张思远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员、国家干部，《春之声》中的岳之峰、《海的梦》中的缪可言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些“思绪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带着作者自己的影子。由于意识流“主观化”、“情绪化”的东西占主导，作品并不重视情节的编排，他更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这形成了一种流动不居的叙述方式：语词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句式，对于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当然，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在叙述中体现的智力优越感时，也会走到缺乏控制的“滥情”。

　　王蒙

　　1、意识流

　　意识流创作方法，或者说意识流小说是西方20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潮流中重要的一支力量。它兴起于20世纪初期的英法美等国。它产生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意识流"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零散和互不相关的，而是以"思维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人的意识是像河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动的状态。同时，这种流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理性和无逻辑的。最早的一批"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当然还有很多作家。

　　意识流是一种创作方法，它不是一个流派。它对小说最大的改变是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时序或者是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线性结构，代之以一个超越了时空限定的随着人的意识活动并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情节的心理结构，这样一种结构使本世纪的小说发生了从"外视角"到"内视角"、从"情节小说"到"心理小说"的历史性的本质变化。

　　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曾表现出来过。比如说在30年代的海派作家中。这一方法在当代文学中一度是被隔断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待意识流人们是持一种怀疑和疑惑的态度的，对它的合法性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疑惑构成。仅有的几个有勇气的作家迈出试探性的步子，如王蒙、宗璞、张洁、谌容、茹志鹃、张辛欣等，另外张贤亮的作品也被认为具有一点这样的特点。但是这些作家的探索初期也是朦胧模糊的，显得不是那么自觉的一个过程。如80年代末王蒙在回顾它的创作时说"我是怎么变的，自己并不清楚"。

　　虽然作家们自己的理解是不自觉的模糊的，但实际上反映的文学的变革却是一种时代的必然。此时小说面临的革新就是突破原有文学创作模式，即那种在正反两极斗争中写运动、写事件、人物服从运动、在运动中对人物性格进行政治道德评价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从社会生活的外部形态来再现反映问题。开拓新的小说表现领域。这种开拓正如80年代中期以来评论家们所概括总结的：小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总体上实现一个从外到内，从简单到复杂、从社会到人，从表象到心灵的结构视点的转变，当代小说才能走出长期停留于阶级论、反映论、社会学和认识论模式的局面，而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革新。所以艺术视角上的转变是这种革新的最充分的体现。就是由外视角转到人物的内视角，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以此构筑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更接近人们心理的真实。

　　意识流小说正是在这一总体转向中的一个集中和强化了的体现。

　　最早的这批作家作为反思文学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以新颖的艺术姿态创作了一些独特的文本，并内蕴了深层的主题思想。在1979年到1980年推出了第一批探索性的作品。这其中如宗璞的《我是谁？》1979，《三生石》1980。 谌容1980的《人到中年》，茹志鹃1979年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洁1980年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张贤亮1980年的《灵与肉》。都明显地采用了以主人公意识的流动来结构主线的方法。

　　2、作者简介

　　王蒙（1934年10月15日出生～） 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生于北平。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1950年从事青年团的区委会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王蒙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以及短篇小说《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等。

　　3、王蒙与意识流

　　70年代末当代小说面临着艺术革新，一些勇敢的作家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在借鉴"意识流"这种写法的作家里，王蒙是"始作俑者"和最重要的作家。在70年代80年代初，反思文学的浪潮一般是单向的对外部历史与现实进行审度，而想要更加准确和深入的透视社会和历史，作家必须把认知的视角引向具有自我主体参与的心灵空间。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历史中的人的心灵，才有可能揭示出人的心灵中的历史、人的心灵史。王蒙在看似小说艺术技法上的革新，实质上反映的是对于人、对于历史的一种全新的认识切入的观点。因此，他的贡献就不仅在于从艺术上说，他是一个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实质上指导这种艺术转变的是他对人、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路，是一种思想转变。因此，王蒙是当代中国较早的用"知识分子式"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审视历史、时代、社会、包括知识分子自身在内的人的灵魂的作家，这种思想转变是他的思想深度所在，而在这种审视他是以意识流的艺术手法实现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作家的思想与艺术手法是融为一体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作品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思想影响了形式的产生，反过来，思想又依赖于这种形式的表现手段。意识流的形式因思想而生，思想依赖于它的表现，而它的存在也不能脱离具体的思想内涵。正因此，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他以意识流的形式结构小说的艺术特征，是他在对灵魂纵深掘进和解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具有自省精神、批判意识、独立价值判断力的角色。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复出后的王蒙相继创作了被称为是"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短篇小说《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之一。可以说，这集束手榴弹就是王蒙最早集中使用意识流技法的代表之作。

　　写于1979年的《春之声》就是较早的有代表性的一篇。对于这篇小说，王蒙自己说："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满天开花，放射性线条，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的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是万变不离其中，放出去又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八零年春节前夕的闷罐子车里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1年第1期）

　　这位主人公是物理学家岳之峰，这是一位胸怀"救世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小说中，主人公从异国考察满目繁华的现代化景象，回到依然满布贫困与破败的国内生活，在从刚刚启动现代化步伐的城市，乘上上个年代留下来的"闷罐子车"，在挤挤撞撞熙熙攘攘的乡下人群中回农村老家探亲。时间不过数日，空间变化的落差却如此之大，这样的落差不能不给主人公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对现代化的期盼焦虑，对已经"解冻"的社会景象的兴奋与欣慰，这二者以一种十分矛盾的状态纠缠在这位知识分子的心头。这是一个具有较高远的视野和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心态。作品通过岳之峰的意识流动的展示，准确而复杂地触及到了整个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