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卢梭对文学有哪些贡献?是文学哦!

＜＜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林中生活散记）

1846年2月4日，梭罗按计划前去康科德城（Concord）讲课，题目是“关于马斯·卡莱尔及其著作”（Thomas Carlyle and H is Works）。讲课结束了，听众却意犹未尽，要求主讲人谈谈自己在林中的生活，相对而言他们似乎对这个更感兴趣。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梭罗准备了一个“我自己的历史”（Th e History of Myself）的课题，在当月10日开讲。没想到听众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要求他在下一周的课程上再讲一次，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前来听讲。受这次讲座的启发，梭罗将自己讲课提纲加以整理，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终于完成了Walden，or Life in Woods（《瓦尔登湖，又名林中生活散记》）这部传世的名著。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出版于1854年，这是19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到目前为止，此书已经出现了将近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作者有生之年里这部书一直被认为是模仿之作，而且还倍受冷遇。初版的2000册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才卖完。直到作者去逝以后，这本书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它的评价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梭罗的思想意义才被我们认识到。1817年

7月12日，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1841年起他不再教书而转为写作。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支持下，梭罗在康科德住下并开始了他的超验主义实践。这时期，梭罗放弃诗歌创作而开始撰写随笔，起先给超验主义刊物《日规》（Dial）写稿，其后各地的报纸杂志上都有他的文章问世。

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28岁的梭罗独自一人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并在此之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并发表了两本著作，即《康考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和《瓦尔登湖》。

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因为梭罗反对黑奴制（Negro Slavery）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虽然他只在狱中蹲了一宿就被友人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替他代交了税款保其出狱，但这一夜却激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出来后曾有一些市民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许多人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税。为解释这一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了著名的政论《抵制国民政府》（Re 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后改名为Civil Disobedience）。他所宣传的这种依靠个人的力量，“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对印度的甘地和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7年，梭罗结束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回到原来的村落。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简朴的生活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写作、讲课和观察当地的植物动物。有时候为了得到极其微薄的生活费用，才偶尔离开村子到父亲的铅笔厂工作一些日子。梭罗卒于1862年5月6日，时年44岁。当时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偏执行为怪异的人，一个爱默生的追求者而已。一直到世纪之交他及其著作才得到了广泛和深刻的认识。

作为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瓦尔登湖》是梭罗在瓦登湖林中二年零二个月又二天的生活和思想纪录。鉴于他的第一部书《康科德和梅里马列克河上的一周》的失败，这一次他格外慎重，没有仓促出版而是静下心来重新写作，使之更加完美。在此后的五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修改、补充、完善，有时为了使内容更加和谐统一，甚至将整个段落改动。

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观察记录。梭罗在这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观察鸟类、动物、花草和树木的变化，以致于使其同时代的人误将此书理解成一本有关自然的文献，而忽略了其中关于哲学的内容。其实，梭罗的贡献是建立在这两方面之上的。在自然观察方面，他之前已经有诸如吉伯特·怀特（Gibert White）和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等人的自然著作问世。但是只有当梭罗的著作出版后，大家承认他才是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在他之前描写自然界的作品，只是以“书信”、“插叙”和“杂志文章”的形式出现，报道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发现。是梭罗使自然散文独立门户，赋予了它新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关于鸟的段落与奥杜邦的《美国的鸟类》一书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奥杜邦的书仅仅是科学报告，而梭罗的文章则是关于自然的艺术创作。

把关于自然的观察与体验详细地记录下来，并赋予通俗的哲学意义，这是梭罗的书真实可爱之处。梭罗积极倡导一种生活观念，一种与现代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对立的简朴的生活方式，他堪称超验主义的实践家。

《瓦尔登湖》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是美国现代文学中散文作品最早的典范之一。与其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们相比，此书的风格独特甚至比霍桑、梅尔维尔和爱默生这些天才作家们更富于20世纪散文的气息。这一特点具体体现于它的句子平铺直叙（straight forward），简洁（concise）和有观点（to the point），完全不像维多利亚中期散文那样散漫、用词精细、矫情和具体，也没有朦胧和抽象的气息。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本写于19世纪的作品与海明威、亨利·詹姆斯等人的作品风格十分接近，只不过梭罗的风格更显得丰富而已。

梭罗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批评家，他的目的是揭露时代的弊端。指出人们自己正将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会导致生命的衰落。相对来讲，原始社会的人类生活较之现代更加幸福和充实。有的读者往往对梭罗有错误的印象，即他只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主张返朴归真回归自然，放弃现代文明。可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的林中独自生活了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只占他生命的百分之五的光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来来往往的访客从未间断。他自己也经常到村里探望家人和朋友。更重要的是，当他离开瓦尔登以后，还曾一再反对别人模仿他的行为。用他的话说他自己之所以到瓦尔登湖生活了一段时间，那完全是他个人的志趣爱好。如果说一个人向往简朴的生活，只要心诚，在哪儿都可以做得到，无论是在纽约、伦敦、孟买或东京。心中有“瓦尔登”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有意义、更有目的、更加幸福，这才是“瓦尔登”的真谛。梭罗本人回到康科德后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从事写作直至去逝。

对现代科技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享受，梭罗并不排斥，他只是批评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它，“弄巧成拙”（improved means unimproved ends），他这样评价。“我们接通了越洋的电缆，却用它询问阿德莱德王妃（Princess Adelaide）是否得了咳喘，并未用它交流人类的思想。我们建成了铁路，却坐着它去城里消磨时光。”从这点上看，梭罗对社会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批判，而更在于指导。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揭露，同时也负责任地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抵御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的引诱，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Simplify，simplify，simplify”（简朴，简朴，简朴。）这是梭罗的口头禅。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是复杂的，但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能够选择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而且有足够的勇气将其他多余的东西摒弃，全然不顾同时代人如何对我们指手划脚。

梭罗于1837年刚进大学时就曾言，他要将圣经中关于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教义，改为工作一天休息六天。他在瓦尔登湖的生活经历实现了这一愿望。在那里他仅花28美元多一点儿就建成起了自己的栖身的小木屋，每星期花27美分就足以维持生活。为维持这样简朴的生活，他一年只须工作六个星期就可以挣足一年的生活费用，剩下的46个星期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没有将这宝贵时光浪费掉，而是把它奉献给写作和自然研究。也许有人会说梭罗太懒，终其一生也并未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如果你能注意到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二十多部一流的散文集时，就会对他的才华和勤奋发出由衷的赞赏。

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日益提高，与此同时人们的欲望也随之膨胀，梭罗当年的忧虑成了严峻的现实。对此，我们不妨将《瓦尔登湖》翻出，细细阅读并领悟其思想，改变一些我们的生活态度，这对现实生活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巴老＜＜随想录＞＞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卢梭＜＜忏悔录＞＞

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显然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的文学地位——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席位，而是长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卢梭这个不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过这部自传推动和启发了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使它——用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获得最大的进步”、“自巴斯喀以来最大的革命”，这位批评家谦虚地承认：“我们十九世纪的人就是从这次革命里出来的”。

写自传总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然而对于卢梭来说，他这写自传的晚年是怎样的一个晚年啊！

一七六二年，他五十岁，刊印他的著作的书商，阿姆斯特丹的马尔克－米谢尔·雷伊，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毫无疑问，象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走过了漫长的坎坷的道路、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居然成为知识界的巨子、名声传遍整个法国的人物，的确最宜于写自传作品了，何况在他的生活经历中还充满了五光十色和戏剧性。但卢梭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显然是因为自传将会牵涉到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而卢梭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到《爱弥儿》出版后有了变化，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追不舍的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呆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对他来说，官方的判决和教会的谴责已经是够严酷的了，更沉重的一击又接障而来：一七六五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卢梭眼见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为一个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在这一年，当他流亡在莫蒂亚的时候，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他的自传。

整个自传是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尔岛时，他仅仅写了第一章，逃到英国的武通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则是他回到法国后主义》、《孔德和实证主义》、《论自由》等。，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时完成的，这就是《忏悔录》的第一部。经过两年的中断，他于一七六九年又开始写自传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录》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间写出来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了巴黎之后，最后“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年十一月。此后，他在孤独和不幸中活了将近八年，继续写了自传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忏悔录》就是卢梭悲惨的晚年的产物，如果要举出他那些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部掺合着辛酸的书了。这样一部在残酷迫害下写成的自传，一部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自传，怎么会不充满一种逼人的悲愤？它那著名的开篇，一下子就显出了这种悲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卢梭面对着种种谴责和污蔑、中伤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击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一开始就向自己的时代社会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这定下了全书的论辩和对抗的基调。在这对抗的基调后面，显然有着一种激烈的冲突，即卢梭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决不是产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纠葛，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由的。

卢梭这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从民主政体的日内瓦走到封建专制主义之都巴黎，从下层人民中走进了法兰西思想界，象他这样一个身上带着尘土、经常衣食无着的流浪汉，和整个贵族上流社会当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性的存在，它是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是本原的存在，是，即使和同一营垒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庄园、同时经营工商业的穿袍贵族，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大资产者，家有万贯之财，一直是在社会上层活动；狄德罗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虽然也过过清贫的日子，毕竟没有卢梭那种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卢梭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象乞丐一样进过收容所，只是在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之后，才逐渐脱掉听差的号衣，成了音乐教师、秘书、职业作家。这就使他有条件把这个阶层的情绪、愿望和精神带进十八世纪的文学。他第一篇引起全法兰西瞩目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1750）中那种对封建文明一笔否定的勇气，那种敢于反对“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观念的叛逆态度，不正反映了社会下层那种激烈的情绪？奠定了他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75）和《民约论》（1762）对社会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对平等、自由的歌颂，对“主权在民”原则的宣传，不正体现了十八世纪平民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阳纸贵”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又通过一个爱情悲剧为优秀的平民人物争基本人权，而带给他悲惨命运的《爱弥儿》则把平民劳动者当作人的理想。因此，当卢梭登上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也就填补了那个在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但卢梭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对一个平民思想家来说，是完全敌对的。从他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的五十年代到他完成《忏悔录》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国封建专制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他逝世后十一年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期，有几百年历史的封建主义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长期以来，封建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压榨已经使得民不聊生，农业生产低落；对新教徒的宗教迫害驱使大量熟练工匠外流，导致了工商业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连串对外战争和宫廷生活的奢侈浪费又使国库空虚；路易十五醉生梦死的荒*更把封建国家推到了全面破产的边缘，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时候，某些改良主义的尝试也无法挽救必然毁灭的命运了。这最后的年代是腐朽、疯狂的年代，封建贵族统治阶级愈是即将灭顶，愈是顽固地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杜尔果当上财政总监后，提出了一些旨在挽救危机的改良主义措施，因而触犯了贵族特权阶级的利益，很快就被赶下了台。他的继任者内克仅仅把宫廷庞大的开支公之于众，触怒了宫廷权贵，也遭到免职。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义也不为特权阶级所容许，那么，自下而上的反对和对抗当然更要受到镇压。封建专制主义的鼎盛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专制主义的*威这时并不稍减。伏尔泰和狄德罗都进过监狱，受过迫害。这是十八世纪思想家的命运和标志。等待着思想家卢梭的，就正是这种社会的和阶级的必然性，何况这个来自民间的人物，思想更为激烈，态度更为孤傲：他居然拒绝国王的接见和赐给年金；他竟然表示厌恶巴黎的繁华和上流社会的奢侈；他还胆敢对“高贵的等级”进行如此激烈的指责：“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不可一世的国家，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

《忏海录》就是这样一个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与反动统治激烈冲突的结果。它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维护自己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迫害和污蔑的反击。它首先使我们感到可贵的是，其中充满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骄傲，总之，一种高昂的平民精神。

由于作者的经历，他有条件在这部自传里展示一个平民的世界，使我们看到十八世纪的女仆、听差、农民、小店主、下层知识分子以及卢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钟表匠、技师、小资产阶级妇女。把这样多的平民形象带进十八世纪文学，在卢梭之前只有勒·萨日。但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这些人物当作不断蔓延的故事情节的一部分，限于描写他们的外部形象。卢梭在《忏悔录》中则完全不同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论述了数学的辩证本性和现实根源。20，他所注重的是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质、人格和性格特点，虽然《忏悔录》对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写是很不充分的，但却足以使读者了解十八世纪这个阶层的精神状况、道德水平、爱好与兴趣、愿望与追求。在这里，卢梭致力于发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淳朴的人性、值得赞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聪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亲切宁静的柔情描写得多么动人啊，使它在那冰冷无情的社会大海的背景上，象是一个始终召唤着他的温情之岛。他笔下的农民都是一些朴实的形象，特别是那个冒着被税吏发见后就会被逼得破产的拿出丰盛食物款待他的农民，表现了多么高贵的慷慨；他遇到的那个小店主是那么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竟允许一个素不相识的流浪者在他店里骗吃了一顿饭；他亲密的伙伴、华伦夫人的男仆阿奈不仅人格高尚，而且有广博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干；此外，还有“善良的小伙子”平民乐师勒·麦特尔、他的少年流浪汉朋友“聪明的巴克勒”、可怜的女仆“和善、聪明和绝对诚实的”玛丽永，他们在那恶浊的社会环境里也都发散出了清新的气息，使卢梭对他们一直保持着美好的记忆。另一方面，卢梭又以不加掩饰的厌恶和鄙视追述了他所遇见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中的各种人物：“羹匙”贵族的后裔德·彭维尔先生“不是个有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教会人物几乎都有“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其中还有不少*邪的色情狂；贵妇人的习气是轻浮和寡廉鲜耻，有的“名声很坏”；至于巴黎的权贵，无不道德沦丧、性情刁钻、伪善阴险。在卢梭的眼里，平民的世界远比上流社会来得高尚、优越。早在第一篇论文中，他就进行过这样的对比：“只有在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装饰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这种对“布衣”的崇尚，对权贵的贬责，在《忏悔录》里又有了再一次的发挥，他这样总结说：“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卢梭自传中强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他所独有的特色，法国人自己说得好：“没有一个作家象卢梭这样善于把穷人表现得卓越不凡。”

当然，《忏悔录》中那种平民的自信和骄傲，主要还是表现在卢梭对自我形象的描绘上。尽管卢梭受到了种种责难和攻击，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更有“灵魂”和“力量”。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在那个充满了虚荣的社会里，敢于公开表示自己对于下层、对于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贱”的出身、不以他过去的贫寒困顿为耻，而宣布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朴自然视为自己贫贱生活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他骄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为高贵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闪光的东西以及他在贫贱生活中所获得、所保持着的那种精神上、节操上的丰采。

他告诉读者，他从自己那充满真挚温情的平民家庭中获得了“一颗多情的心”，虽然他把这视为“一生不幸的根源”，但一直以他“温柔多情”、具有真情实感而自豪；他又从“淳朴的农村生活”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心里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虽然他后来也做过不够朋友的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友情与功利之间选择了前者，甚至为了和流浪少年巴克勒的友谊而高唱着“再见吧，都城，再见吧，宫廷、野心、虚荣心，再见吧，爱情和美人”，离开了为他提供“飞黄腾达”的机遇的古丰伯爵。

他过着贫穷的生活，却有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很早就对读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即使是在当学徒的时候，也甘冒受惩罚的危险而坚持读书，甚至为了得到书籍而当掉了自己的衬衫和领带。他博览群书物的全体和相互联系出发，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一直到当代的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一直到自然科学读物，长期的读书生活唤起了他“更高尚的感情”，形成了他高出于上层阶级的精神境界。

他热爱知识，有着令人敬佩的好学精神，他学习勤奋刻苦，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毅力”。在流浪中，他坚持不懈；疾病缠身时，他也没有中断；“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似乎反而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他为获得更多的知识，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时间，劳动的时候背诵，散步的时候构思。经过长期的努力，他在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和音乐等各个领域积累了广博的学识，为自己创造了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化巨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富有进取精神，学会了音乐基本理论，又进一步尝试作曲，读了伏尔泰的作品，又产生了“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他这样艰苦地攀登，终于达到当代文化的高峰。

他生活在充满虚荣和奢侈的社会环境中，却保持了清高的态度，把贫富置之度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从没有过因为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仲。”他比那些庸人高出许多倍，不爱慕荣华富贵，不追求显赫闻达，“在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也“始终不变”。巴黎“一切真正富丽堂皇的情景”使他反感，他成名之后，也“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长久居住下去”，他之所以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时期，“只不过是利用我的逗留来寻求怎样能够远离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他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虽不能完全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在关键的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却难能可贵地表现出高尚的节操。他因为自己“人格高尚，决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而抛掉了当讼棍的前程，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卜师》时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显出“布衣”的本色，国王要接见并赐给他年金，他为了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而不去接受。

他处于反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却具有“倔强豪迈以及不肯受束缚受奴役的性格”，敢于“在巴黎成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他眼见“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对压迫他们的人”又充满了“不可遏制的痛恨”，他鼓吹自由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注意对感性经验进行辨别，反对奴役，宣称“无论在什么事情上，约束、屈从都是我不能忍受的”。他虽然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并且在这个国家里受到了“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的疯狂攻击”，但他对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对法兰西民族寄予了坚强的信念，深信“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十八世纪贵族社会是一片*靡之风，卢梭与那种寡廉鲜耻、耽于肉欲的享乐生活划清了界线。他把妇女当作一种美来加以赞赏，当作一种施以温情的对象，而不是玩弄和占有的对象。他对爱情也表示了全新的理解，他崇尚男女之间真诚深挚的情感，特别重视感情的高尚和纯洁，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别、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也就是说，应该包含着人类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他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一种深挚、持久、超乎功利和肉欲的柔情，有时甚至近乎天真无邪、纯洁透明，他恋爱的时候，感情丰富而热烈，同时又对对方保持着爱护、尊重和体贴。他与华伦夫人长期过着一种纯净的爱情生活，那种诚挚的性质在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

这是 Google 对 http://coursecugeducn/21cn/%E5%A4%96%E5%9B%BD%E6%96%87%E5%AD%A6/reference/001htm 的缓存。 这是该网页在 2009年10月7日 23:50:59 GMT 的快照。 当前页在此期间可能已经更改。 了解详情

纯文字版本突出显示以下搜索字词： 希 伯 来 文化 希腊 对立 互补 这些搜索字词仅在指向此网页的链接中出现： 文化

《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欧美文学 上编

导 论

从古希腊到18世纪，欧洲文学处在发生和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经历了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态，为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条件。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等基本相同的文学现象，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流派更迭、思潮相继的基本发展模式。古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流，文学史上称为“二希”传统，它们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呈矛盾冲突和互补融合之势。欧洲近代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核，都来自于这两大传统。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所蕴含的“人”的思想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瑞典古希腊古罗马研究专家安·邦纳认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对另一方面的反映，都是摆在彼此对立面的、相互照应的镜子。”（〔瑞典〕安·邦纳：《希腊文明》第1卷，第42页。）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与该民族人的自然观、宇宙观有密切联系。古希腊人同自然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作为主体的人就处在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主张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征服和改造，主体与客体呈分立态势。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约前480—前408年)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希腊人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表露。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古希腊神话是原始初民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原始欲望的象征性表述。在神话中，神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神的情欲就是人的情欲，神就是人自己；神和英雄们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稍晚一些时候的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们总是因“命运”之重负而深感行动的艰难，但又从不放弃行动的权利，敢于反抗“命运”的捉弄。这种困兽犹斗的抗争，体现出了个体生命的无穷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的悲剧意识。悲剧时期的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对人性的掘进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总之，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对人的肯定上，而不是与原欲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地流传于后世的欧洲文学与文化之中。不过，古罗马人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又使他们的文学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古罗马人崇尚文治武功，对人的力量的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之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而，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观念的主体依然是古希腊文学的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的范畴。�

希伯来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所蕴含的“人”的观念，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希伯来民族信仰上帝，认为世间的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这种宗教自然观、宇宙观直接影响着希伯来民族关于“人”的观念。他们强调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智抑制肉体的欲望；轻视人的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重视来世天国的幸福。显然，希伯来文化是一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角度看，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中相对于原欲而存在的又一层面；原欲与理性是人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各自蕴含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侧面，因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冲突又互补、相融的。在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叶的“希腊化”时期，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希伯来文化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化——基督教文化。此时古希腊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伯来文化，因而，基督教文化是以希伯来文化精神为主体的，属于希腊的异质文化。�

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它的人文观念自然大大有别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其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宗教人本意识。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不像古希腊文学那样是人化了的神，而是神化了的人。他们往往因神性的附着才显得威力无穷，而不是因人智的充分显现才显得神通广大；人的欲望被来自于神的那种理性制约着，他们的形象虽显示出了神的崇高，却缺少人的灵性与生机，使人性变得苍白与贫乏。如《圣经》中摩西的形象，其丰功伟绩的建立，俨然是上帝的神力在他身上的显现，是人向神的飞升，而不是神向人的还原。基督教文学中人让位于神，“灵”取代“肉”的现象，表现了人对上帝的崇拜。上帝是人创造的，它的神性实质上是人的理性意志的体现，因而，原初意义上的上帝便是人的理性本质的升华。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文学中表现的人对上帝的崇拜，一方面表现出人们对人性本质的追寻趋向于理性的和精神的境界，这是人对自身理解上的一种进步与升华；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人们对人的原始生命力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压制，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萎缩，是对欧洲古典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的一种排斥。此外，《圣经》中的英雄身上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对民族、群体的责任观念，这种精神与观念又进一步升华为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这是宗教人本意识的又一种体现。总之，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希伯来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这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是以后欧洲文学与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当世俗教会把基督教精神推向极端之后，上帝就成了人的异己力量。这种情形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表现得特别明显。随着上帝权力的畸形膨胀，人完全成了上帝的奴仆，人的主体性在上帝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此时，基督教沉重的十字架使人与自我本质分离，作为“有情欲的存在物”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人，其生命的本能冲动、个性的合理要求、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都被基督教教义视为罪恶的和无意义的，人性遭到了严重的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人本意识已蜕变为神本意识，原始基督教对人性本质的理性追求最终走向了对人性的扼杀，中世纪的基督教也就走向了人性的反动。于是，对新的文化模式的追寻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的大转型时期，人们对宇宙、社会和自我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古希腊罗马源流与希伯来基督教源流形成了比“希腊化”时期更大规模的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从而带来了文学中人文观念的重大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文化走向极端，成为人性的反动，成为人的异己力量，一些人文主义者借用古典文化向它发起了攻击，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形成冲撞之势。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是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相冲突的。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文化冲突的焦点。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求以人性、人智取代神性、神智，从上帝那里找回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也即人自己，因而，这种冲突实质上也就是原欲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它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即原欲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这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自组织。当然，文艺复兴运动中既有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与互补的一面，因而，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同时又吸收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它与中世纪教会宣扬的教义不能同日而语。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对上帝之创造物——人的个体的尊重与爱护，因而，它与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并非同出一源，但却殊途同归，都是出于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这正是两种异质文化融合的契合点。希伯来基督教的这种博爱精神为人文主义所汲取，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就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两种文化都是在人类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各自都有其发乎人性、合乎人性和违背人性、危害人性的积极与消极因素，因而都有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它们当中任何单一的文化范式都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反映，因而也不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合理的文化模式，只有两者的互补融合才有可能导向正确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便是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不同国家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观念，正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不同形态的表现。薄伽丘的《十日谈》把人的原欲作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加以描写，让人们去追求现世生活的无穷欢乐，表现出“人”的回归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巨人”的形象表明了人与神的易位，人取代了上帝，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小说中“做你所愿意做的事”的名言虽不无偏激，但表达了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对自由的热切向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的追求意识，表达了觉醒的人们要求找回中世纪被压抑的自由天性和人格力量的强烈渴望。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和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对人的理解的深刻性要远远超过前辈人文主义作家。他早期的喜剧和历史剧，主要表现个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这和欧洲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思想是基本相似的。他的悲剧则表现出文艺复兴晚期欧洲人的迷惘与困惑，更明显地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莎士比亚对人的理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的把握。哈姆莱特的犹豫、延宕、忧郁，正是当时人们面对这多重矛盾时两难心态的艺术化表征。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刚刚从宗教的重压下站立起来的“人”，在精神上与上帝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在他身上的融合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正是近代欧洲文化模式的典型形态。�

17世纪的欧洲讲究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即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从而也带来了文学中人文观念的演变。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带来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也成为人的道德水准下降和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西欧一些国家相继爆发内战和宗教战争，一度混乱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意识到理性、秩序的重要性。也就在这个时期，牛顿、哥白尼、莱布尼兹等人的自然科学成果告诉人们，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因而，社会也应有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个体的人的自由必须合乎或服从于社会规范，而不是一味地“做你所愿意做的事”。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思维和理性作为人的本体来看待，赋予人的理性以至上的地位。在这种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便以理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性”除了特定的政治内容外，主要指人的思维能力和人的理智。它与中世纪的宗教理性相比，更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能动性，而否定了神性，这是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进一步否定；相比于人文主义思想，它更注重人的理智对情感欲望的制约，强调了对自由的理性规范，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自由的极端现象的反拨。在这种理性主义原则指导下，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通常都处于理智与情感、个人欲望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纠葛之中，并最终让理智战胜情感、让个人欲望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服从王权是最高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智化了的人本意识，它既肯定人的自我意志和主体精神，又强调理智对自我的约束。因而，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更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

18世纪启蒙文学也和古典主义文学一样强调理性精神，但启蒙文学的“理性”在肯定笛卡尔所讲的理性精神外，又从自然法则的高度，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社会法则，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这既是对中世纪宗教神性的更彻底的否定，又是对否定情感自由的古典主义理性精神的一种调节与反拨。启蒙文学家大多都把个性与情感自由强调到了高于理性与秩序的程度。卢梭是启蒙文学中崇尚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典型，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和美的，因而一切发自自然人性的欲望与要求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却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孳生地。他的《忏悔录》彻底剥开了包裹在人性外面的宗教的和传统道德的遮羞布，还其自然纯真的本来面目，说明了真正值得人崇拜的是人自己而不是上帝。他的《新爱洛伊丝》则是一曲心灵自由与情感自由惨遭厄运的悲歌，是对自然人性的热烈呼唤。卢梭创作中表现的“人”的新观念，比人文主义文学更具有反宗教的彻底性，比古典主义文学更具有情感自由的欲望和生命意识。但卢梭对人的理解毕竟是理想化、超时代的，歌德则比他更现实、更理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统一，寻找着既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又不与外在客体冲突，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歌德的思考与莎士比亚有相似之处。然而，正如歌德同时代的康德所验证的那样，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处于二律背反的永恒矛盾之中，因而，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浮士德一生执著地探索与追求，表现了他对个性自由与实现生命价值的乐观精神，但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正是歌德关于“人”的理解与认识的困惑。但歌德通过对浮士德的描写，把对“人”的问题的探索推向了更广袤的天地。启蒙文学对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什么叫意识流

　　[编辑本段]

　　意识流是作家和批评家惯用的容易引起误解的术语之一。它之所以会引起误解是因为它听起来很具体而用起来却象“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一样变化无穷--甚至含糊不清。确切地说，意识流是心理学家们使用的一个短语。它是19世纪由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创造的，指人的意识活动持续流动的性质。詹姆斯认为，人类的思维活动并不是由一个一个分离的、孤立的部分组成，而是一条连续不断的、包含各种复杂的感觉和思想"流"。

　　“意识流”的提法，最早出现在研究心理学的著作中，最先由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来。他在1884年发表的《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一股切不开、斩不断的“流水”。他说：“意识并不是片断的连接，而是不断流动着的。用一条‘河’或者一股‘流水’的比喻来表达它是最自然的了。此后，我们再说起它的时候，就把它叫做思想流、意识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吧。”后来，他又在《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的第九章中加以详尽的阐发。

　　詹姆斯提出的“意识流”概念，强调了思维的不间断性，即没有“空白”，始终在“流动”；也强调其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意识是一种不受客观现实制约的纯主观的东西，它能使感觉中的现在与过去不可分割。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文学家，并被他们借用、借鉴，从而进入文学领域，作用于作家的创作，从而导致“意识流”文学的产生。

　　实际上，詹姆斯的心理学理论并非意识流文学产生的惟一诱因。与其他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产生的因由相同，它也是在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在新的经济结构体系中，人对自我重新定位后被开掘出的—片文学新领地。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流行开来的西方非理性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又为意识流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非理性主义强调直觉是认识世界本体的唯一根据。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冲动”，即“意识的绵延”。只有它才是宇宙运转的惟一动力，客观万物无非其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因此，靠理性分析永远不能把握世界的本质，只有依靠直觉才能获得实在的知识，才能认识世界和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在他看来，潜意识应该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作家必须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甚至潜意识领域中去，把握理性不能提供的东西；打破传统的时间观念，按照“心理时间”结构作品。另一位深刻影响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意识流文学的理论家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他对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充分肯定无疑为意识流文学创作思想张目。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理论，意在反拨“人是理性动物”的传统观念。认为潜意识乃至无意识是人的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人的行为动机出自人的本能冲动；人6的本能冲动经常受到社会规范及理性良知的束缚，使人充满矛盾。柞家的创作活动就是冲破理性，发挥本能冲动的过程，借此释放受到扼制的本能(力比多)。

　　意识流这一术语用于描述心理过程时显然是极其有用的，因为作为一个修辞用语它具有双重的比喻意义，就是说，"意识"这个词和"流"这个词都具有比喻的意义。这一思想为小说家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并通过展示人物的意识活动来完成小说叙事提高了理论依据。小说中的意识流，是指小说叙事过程对于人物持续流动的意识过程的模仿。具体说来，也就是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人物表面看来似乎是随机产生，且逻辑松散的意识中心，将人物的观察、回忆、联想的全部场景与人物的感觉、思想、情绪、愿望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以"原样"准确地描摹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西方现代小说史上，如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福克纳,卡夫卡等，都以成功地运用意识流而闻名于世。

　　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在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小说类作品。意识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提出。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零散方法进行的，而是一种流，是以思想流、主观生活之流、意识流的方法进行的。同时又认为人的意识是由理性的自觉的意识和无逻辑、非理性的潜意识所构成；还认为人的过去的意识会浮现出来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 ，这就会重新组织人的时间感，形成一种在主观感觉中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时间感。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强调并发展了这种时间感，提出了心理时间的概念。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肯定了潜意识的存在，并把它看作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他们的理论观点，促进了文学艺术中意识流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意识流小说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也没有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其特点是打破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是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单一的、直线发展的结构，故事的叙述不是按时间顺序依次直线前进，而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时间上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这种小说常常是以一件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件为中心，通过触发物的引发、人的意识活动不断地向四面八方发射又收回，经过不断循环往复，形成一种枝蔓式的立体结构。公认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有安德列·别雷的《彼得堡》、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海浪》等。

　　心理小说以分析人物的意识层和潜意识层的情感、意识、思想、活动、态度为主，或直接以人物的意识活动来结构作品。

　　心理小说产生于18世纪的感伤文学。感伤文学崇尚感情，把艺术的力量诉诸感情。它得名于英国作家斯泰恩的同名小说《感伤旅行》（1768）。《感伤旅行》和他的另一部小说《项狄传》（1765）以描写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与感情为主，充满颠倒时序、没有逻辑的联想，使文学开始具有新的内容，描写人物的复杂印象和情感。英国作家理查生把对社会环境的描写与人物心理活动的分析结合起来，着重描写人物的感情和行为动机，把感伤主义引进了西欧文学。其描写心理活动的代表小说是《帕米拉》（1741）和《克莱丽莎》（1748）。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丝》（1761）和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都受到感伤文学的影响，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情感，并以描写爱情心理为主。

　　心理小说的开创者为19世纪的法国作家司汤达。司汤达擅长心理描写，他全神贯注于人的心理现象，把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心理小说的心理描写反映了19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水平。他的心理描写是意识层的心理思维，限于头脑和感情的理性分析，没有涉及潜意识层的生理状态的反映。因而，他的心理描写非常冷静和理智，充满逻辑和理性，由此显出人物性格力的特点和现实态度。

　　司汤达的心理描写在内容层次上分为社会和爱情心理两个层次，描写时代的普遍心理状况和精神面貌，细致分析爱情心理的微妙变化和发展进程。他对人物内心紧张的表现已具有现代意识的特征。为此，他被称为“现代小说之父”。由于他的心理意识所表现的“现代性”，使他至今在世界各国仍拥有广泛读者。代表作是《红与黑》（1830）。

　　19世纪著名的心理小说有奥斯丁的《爱玛》（1816）、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7）等。心理小说的情节通常比较单纯，心理描写的鸿篇巨制主要是靠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建构的。一是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包括人物的所思所想和内心独白。小说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引导语通常是“他想”、“他继续想”、“他暗自说道”、“我想”、“我在心里说”等，这是传统心理描写的套语。

　　作家分析心理化。心理小说家常以叙述人的身份对人物心理作剖析，这些心理现象是人物本身没有意识到，没有认识清楚的问题。作家把他对人物心灵的认识和理解讲述给读者，形成作家分析心理化。小说描写作家分析人物心理活动的引导语通常是“他没想到”“他想错了”“她不知道”等。例如《包法利夫人》中浪漫恋爱的心理分析是作家对爱玛爱情发展结局的心理预测和它的产生缘由的心理分析，作家的分析是客观的，不带主观色彩。

　　以人系事，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心理小说的情节叙事简单，事件平凡朴实，大量的心理描写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通过心理描写表现人物的复杂性格。如于连性格中的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多疑与敏感、感性与冷静的性格特征和气质特点都通过心理描写刻画得淋漓尽致。安娜的情爱与母爱、反抗与激情的性格冲突在心理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心理描写从属于情节。19世纪心理小说依然存在一个情节框架，心理描写依附于情节，不具独立性。情节触动、引发了心理描写，并把心理描写串连起来，体现了传统小说叙述的线性因果关系。它不同于现代心理小说独立存在的意识流描写。

　　情节心理化。心理小说中的人物经历和心理描述互为层次，有机结合。情节好似引河，心理描写好似水流，它盈满河道，充畅情节，构成了以心理描述为主的叙事结构。情节心理化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况：引发式、插入式和夹叙式。引发式是以一个很小的事件为引子，以此引出大量的心理描述。例如于连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的细节，引出于连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插入式是在心理叙述中插入现实描写的细节。例如对爱玛不堪忍受乏味的家庭生活的描写。夹叙式是一边叙述情节，一边心理叙述，叙述引出心理描述，心理描述又带出情节。例如《红与黑》第43章对于连和玛特儿爱情关系的叙述，既是叙事，又是心理描写。

　　心理小说在20世纪发展为意识流小说。意识流小说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波及到欧美各国。意识流小说是西方现代社会意识的产物，它的理论基础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意识流”的概念由詹姆斯提出，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像一条河流一样，是不间断的主观思想意识的流动。

　　意识流小说的共同特点如下：

　　1．以心理时间结构作品。意识流小说家有意打破传统时间观念和传统心理小说的顺时序，消除逻辑时间界限，将感觉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拧在一起组成主观心理时间，随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结构作品。心理时间的叙述方式有倒时序、循环时序、颠倒时序、闪回时序和预见时序。

　　2意识流描写。意识流小说注重表现人物意识活动本身，作家退出小说，着力描写人物心理的种种感受，开掘深层的意识来展露隐蔽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意识流描写的特点具有动态性、无逻辑性、非理性。描写层次分为意识层和潜意识层。描写的方式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迁移、意识流语言。

　　3．以心系人，以心系事。意识流小说以表现人物的心灵活动为主，化解人物心中郁积的种种情结，很少描写人物的体貌特征，淡化情节以至取消情节，事件极其微小。在心灵宇宙范围内写成一曲曲心灵史诗。

　　写作纯粹的意识流小说有很大的局限，但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它融会到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中，心理永远是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的表现领域。

　　以下则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相关资料：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1913－1927）是意识流小说的奠基作。小说以叙述者“我”追忆往事为主线，插入了“我”的所见所闻。按人物思想流动的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着意描写人物意识流程。以人物主观感受代替传统小说中人物命运、矛盾冲突的主导地位。作品突出带有“内审性”特征，被认为是“革新了题材与写作技巧的新型小说”。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代表作《尤利西斯》（1922）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性作品”，也是20世纪现代派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小说叙述1904年6月16日广告经纪人布卢姆和他的妻子莫莉、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三人在都柏林的活动情况。这天在文学史上称为“布卢姆日”。小说通过三人一天的经历和各个器官的感受，描绘了都柏林的社会生活全景。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喧哗与骚动》（1929），它和《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并称为意识流小说的三大杰作。小说采用多角度的叙述手法讲述三兄弟与他们的姐妹凯蒂母女有关的故事，深入人物的潜意识，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和病态心理。 其他的例如《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沙龙!押沙龙!》都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名著。

　　·维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

　　英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维吉尼亚·伍尔芙也是一位著名的意识流作家和意识流小说的奠基者。她在对一些意识流小说家的创作进行总结、借鉴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意识流文学的表现手法，并对它进行理论阐发。1919年，伍尔芙发表了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作品通过一个妇女看到墙上一个模糊不清的斑点而引起无限联想的意识流动过程，揭示人内在世界的丰富和易于变化。《达罗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是伍尔芙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前者表现的是达罗卫夫人在家庭晚会上重见旧日恋人彼德并得知附近一患精神病的男子自杀后二人意识的跳跃纷呈；后者大量运用象征主义手法，表达的是作者对超越了功名恩怨的彼岸世界的向往盘，呈现给读者的是人物的深层意识。

　　伍尔芙小说不注重表现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把创作重心放在对人物思想感情流程的再现上，讲究环境和景物描写的印象效果。她的文笔富于音乐性，并运用音乐上的“曲式学”结构作品，给读者以美感。

启蒙主义文学简介

启蒙主义文学上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夺权之前的一次舆论大准备。

启蒙知识分子顺应历史要求，提出了“启蒙”理论：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来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用无神论、自然神论或唯物论来反对宗教迷信。

启蒙主义文学的特征

一、启蒙主义文学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

最鲜明地、毫不掩饰地、尖锐地、彻底地批判封建政治势力和教会。我们讲新古典主义的时候说，它虽然对封建势力和宗教教会的腐朽和黑暗有所揭露、批判和嘲讽，但是它有个前提是拥护王权，赞美开明君主。

那些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不仅尖锐地揭露封建王朝和教会的腐朽、黑暗，而且明确地提出推翻封建王朝的历史性号召。

二、启蒙主义文学强调理性

启蒙主义文学强调理性，但是这个理性和新古典主义所讲的理性是不同的，新古典主义时代提倡的理性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而启蒙主义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纲领，即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

它严正地要求把所有世间存在的事物都提到资产阶级理性的审判台上，来判别它们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对于和资产阶级理性相对应的情感，不是束缚而是解放，即解放个人的情感。它尊重个人自由、个人尊严。

三、启蒙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变为资产阶级

启蒙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和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不同。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大半是贵族，或者是皇帝，或者是宫廷里的大臣。

但是启蒙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大半变成了资产阶级，变成了平民。有一些启蒙主义学者，虽然本身是属于资产阶级这个范畴，但是他们能够突破自身的这个拘囿，表现出对贫苦的城市平民和农民的深切的同情。

四、启蒙主义文学出现了更多的表现形式

启蒙主义文学在形式上和新古典主义不太相同。有一些启蒙主义学者依然遵守新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则，但是相当多的启蒙主义学者突破了这些法则，在艺术形式、语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创造。

比如说启蒙主义文学有新古典主义文学所不允许或不曾有过的一些形式，像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哲理小说等等。他们在语言方面的创造也是很丰富的。

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一、伏尔泰

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代表作《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1778年5月30日逝世，享年83岁。

二、卢梭

让-雅克·卢梭，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文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伊丝》《植物学通信》等。

三、孟德斯鸠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律师，西方国家学说以及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

孟德斯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很高的荣誉。曾被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

此外伊曼努尔·康德、霍布斯、洛克、狄德罗等人也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爱弥儿》、哲学家；反对封建教育戕害。在教育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在哲学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轻视儿童。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会观上、文学家，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强调人性本善，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教育家，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信仰高于理性、《忏悔录》。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顺应儿童的本性；主张自由平等、《社会契约论》；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提出“天赋人权说”，但不主张废除私有制、《新爱洛漪丝》，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反对专制、《植物学通信》等、暴政，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

《新爱洛伊丝》（[法] 让-雅克·卢梭）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BbGxgc-TLJZHxjQI5AEVw

提取码：6pf1

书名：新爱洛伊丝

作者：[法] 让-雅克·卢梭

译者：陈筱卿

豆瓣评分：80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1

页数：696

内容简介：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瑞士裔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他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文学方面最主要的代表作为《忏悔录》、《新爱洛伊丝》等。

卢梭对文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里面，在这本小说里卢梭描写了美丽的田园风光、风土民情、自由的思想、浪漫的爱情……对后世浪漫主义小说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新爱洛伊丝》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写一对青年的恋爱悲剧。平民知识分子圣普乐在贵族家担任教师，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才华横溢的青年，具有不屈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与他的学生、贵族**朱丽，一个向往纯洁的爱情而又无法全然脱离封建家庭的女子发生恋情，受到朱丽父亲的阻挠，酿成悲剧。封建等级制度成了他们不幸的根源。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以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提出了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并对封建等级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作品细致的心理描写，情景交融的美丽篇章，赢得了历代无数读者的赞赏。

作者简介：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瑞士裔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他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导师，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是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和浪漫主义的诞生。他把政治思维和伦理思维推向新的方向；他在音乐和其他艺术上的变革都具有革命性；他教导父母们教育子女要不拘陈规，因材施教；他深化了友谊和爱情中的情感表现，使人们的思想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他使人们睁开双眼，面对绚丽多姿的自然；他使自由成为一个几乎是人们普遍渴望的目标；他对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