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性格在哪些方面对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叛逆性？他对宝钗和待遇两人的感情反映有何差异？

贾宝玉厌恶仕途经济，尤其是“文死谏，武死战”，喜顺应天性而为，把心思都放在疼顾身边的几个女孩子身上，这带有一定的叛逆心理。

贾宝玉和钗黛的关系就是脂砚斋所说的——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 ——因为书没有写完，很难说明详实。宝玉黛玉耳鬓厮磨，青梅竹马，彼此心心相印，而宝钗远来是客，因为有金玉良缘的说法，刻意远着宝玉，所以宝玉对她欲亲近而亲近不得，只是在宝钗指点他用金线串着黑珠打玉络子的时候“喜不自胜”，或者是回妙玉的拜帖时第一个想到去问宝钗但又不敢等等。

1楼的答案答出了一部分内容，但是有几点错误：

1、“自有一套作诗的理论”——这个是没有的，宝玉在海棠诗社作诗也好联句也好几乎回回都是落第受罚的一个，1楼不要抬举他。

2、“只要是女人，无论老幼尊卑都对她好”——这个就不说了，宝玉最讨厌老妈子，斥为“鱼眼睛”。

3、“她是封建大家长心中的完美女性”——偏爱黛玉的贾母暗地里就是不钟爱宝钗的，嘴上说的客气，心里更疼黛玉。开始时还让宝钗和她坐一桌吃饭，后来就只带着黛玉和湘云，让宝钗和迎春等人一起了。

4、“很有权术头脑”——宝钗在贾府家事面前的态度是“一问摇头三不知”，退避三舍，她对权术的危险性认识得很充分。

5、“她只是搞定了宝玉他家长就打赢了这仗”——这个必须纠正，宝钗金锁上的字是癞头和尚刻的，癞头和尚是金玉良缘的媒人，所以她嫁给宝玉也是命中注定，况且，红楼梦仅仅到迎春回门就没了下文，宝玉究竟是如何娶了宝钗我们不得而知，焉出此言？

　　晏平仲，名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董事长（国君），在齐国受到人们的尊重。在和“领导”相处方面，晏婴有着自己一套主张。

　　山东，古称齐地，可谓人杰地灵。自武王成汤伐纣成功，将齐地赐予国师吕尚（又称姜尚，人称姜太公）后，吕尚的子孙就在此地繁衍生存。这块土地上既诞生了孔子这样的管理学家，也诞生了著名的职业经理人管仲和晏婴。

　　历史上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百年后，晏婴再次辅佐齐景公而使齐国达到“中兴”。

　　晏平仲，名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董事长（国君），由于节约简朴又努力工作，在齐国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做了齐国CEO（宰相），食不甘味，妻妾不穿丝绸衣服。在朝廷上，国君说话涉及到他，就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国君的话不涉及他，就正直地去办事。国君能行正道，就顺着他的命令去做，不能行正道时，就对命令斟酌着去办。因此，他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名声显扬于各国诸候。

　　有一次，齐景公召来晏婴请教如何兴国安邦。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光复先君(指齐桓公)的伟业，重振雄风，晏婴沉吟片刻，说道：“臣陪大王微服察访一下民情，回来后再议兴国大计，如何？”这齐景公本来就轻国事而重享乐，好高骛远，华而不实。见晏婴要陪自己微服私访觉得很新鲜，便同意了。君臣二人来到京都临淄的一个闹市，走进了一家鞋店。鞋店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鞋子，品种齐全，但却很少有人问津，生意清淡。景公有些不解，却见不少人都在买假脚。景公吃惊地问店主，店主神色凄然地说：“当今国君滥施酷刑，动辄处人以刖刑，很多人被砍去了脚，不买假脚如何生产和生活呢？”景公听罢，心中很不是滋味。

　　回宫的路上，晏婴见景公闷闷不乐，知道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对景公刺激不小。于是说道：“先君桓公之所以建树了丰功伟业，是因为他爱恤百姓，廉洁奉公，不为满足欲望而多征赋税，不为修建宫室而乱役百姓；选贤任能，国风清正。君臣戮力同心，才取得了雄视天下的地位。如今大王亲小人，远贤良，百姓……”还未等晏婴讲完，景公打断了晏婴的话，说道：“相国不必说了，寡人已经明白了。寡人也要效法先君，光大宗祠社稷。”

　　又有一次，晏婴和景公及群臣到故纪国的纪地游览，手下人无意中捡到了一个精美的金壶，送给景公。那金壶的里边还刻着“食鱼无反，勿乘驽马”八个大字。景公看了看，故作聪明地解释道:“吃鱼不吃另一面，是因为讨厌鱼的腥味；骑马不骑劣马，是嫌它不能跑远路。”众人无不随声附合，赞叹景公理解深刻。

　　晏婴在一旁默然良久后说道：“臣觉得这八个字里面包含的是治国的道理。‘食鱼无反’是告诫国君不要过分压榨百姓；‘勿乘驽马’是告诫国君不要重用那些无德无才的人。”景公有些不服，反问道：“纪国既然有这么好的名言，为什么还亡国了呢？”晏子答道：“臣听说，君子们的主张应该高悬于门上，牢记不忘。纪国却把名言放在壶里，不能经常看见，并且对照去做，能不亡国吗？”景公若有所悟；频频点头。并对随从的大臣们说：“大家要记住金壶里的格言。”

　　在中国历史上，臣下对于国君曲意顺从、看风使舵、投其所好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晏婴却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把劝谏国君作为政治生涯的重要内容，如记载晏婴言行的《晏子春秋》中有一半章节涉及晏子谏君的内容，足见晏子劝谏的技巧!

　　晏婴以为，君臣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所谓和，就是臣与君在观点、才性、爱好方面有所不一样，“君甘而臣酸，君淡则臣咸”；所谓同，就是臣与君在各方面都相同，君甘则臣甘，君咸则臣咸。朝廷的重大决策，必须充分讨论，在对立意见的辩论交锋中加以完善。要做到这一点，国君周围必须有不同见解的人，以各自的头脑作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

　　晏子认为，人君应该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臣子属下的话，虽不能每句都听，但绝不能拒之不理。天下万物都是积少成多、累卑成高的，治理天下当然不能靠一个人。对正确意见拒而不受，就会亡国。这就是“人之将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的道理。晏子对于自己的主张，不管何时何地都持之以恒。

　　一次他出使鲁国，鲁昭公问他说，听取三个人的不同意见，就不会迷惑，我现在做事和全鲁国人商量，仍然还出乱子，不知是什么原因？晏子一针见血的指出：你所接触的都是迎合你的人，听得再多也是众口一词，无异于一个人，连两个人都谈不上，哪里还谈得上三个人呢？

　　所谓：文死谏，武死战

　　相对于上述两位谏臣来说，西汉的汲黯要幸运的多。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

　　汲黯为人威武不屈，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秉公事职，敢于犯颜直谏。一次武帝召集群儒说：“我欲振兴政治，效法尧舜，如何？”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唐虞呢？”武帝听了尖锐的批评，怒而罢朝。当时很多朝臣为他担心，纷纷劝他明哲保身，他慨然说：“天子设公卿大臣，不是为了匤正错误难道是专作阿谀奉承的吗？我既在其位，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见错不说，使皇帝陷于不义之地。”

　　汲黯为官清正，廉洁奉公，死后家无余资，在封建官吏浊多清少的环境中他可谓一佼佼者。然而他多次直谏，廷争抗颜，又与权臣张汤不能相容，为此，张汤恨之入骨，常在武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武帝好大喜功，不分良莠，对汲黯先施之以疏，后继之以贬，终被出为源阳太守，卒于任中。

　　4、魏征

　　魏征（580－643），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谏臣，字玄成，唐初政治家，巨鹿（今属河北）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归唐后跟随李建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封郑国公。魏征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魏征死后，唐太宗非常悲痛惋惜，曾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魏征猝逝，遂失一镜矣！”并亲书墓碑，下诏陪葬昭陵。

　　5、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字怀英。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更是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即后世四大公案之《狄公案》。

　　6、胡铨

　　胡铨(1102～1180),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邦衡，号澹□。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此科由高宗策士，胡铨答策万余言，授抚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1135)，兵部尚书吕祉荐,赐对,升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上疏反对秦桧主和，乞斩王伦、秦桧、孙近，而且指责高宗。秦桧认为“狂妄凶悖”，于是下诏除名，贬昭州。由于朝臣营救，改监广州盐仓。十二年被劾，又贬新州，十八年又被谪移吉阳军。直至秦桧死，才得徙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历官至权兵部侍郎。由于始终反对和议，与朝廷政见分歧，于是力求去职。归庐陵，从事著述。卒谥忠简。

　　7、寇准

　　寇准(961～1023)北宋政治家。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发奋读书，十九岁登进士第，当了一个时期地方官后即被召入朝任职，以其政治才能深得宋太宗赵炅器重。三十一岁时任枢密副使。后因刚直不阿，被排斥出朝廷。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召寇准回朝，先后任权知开封府、三司使等职。景德元年(1004)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年冬，辽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入侵宋境，直趋黄河沿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宋廷大臣王钦若等多主张迁都以避敌锋，唯寇准力排众议，极力促成宋真宗亲临澶州前线抗击，宋军士气为之一振，促使辽圣宗决意同宋议和，订立和约后撤兵（见澶渊之盟）。后因受王钦若的挑拨，寇准逐渐失去宋真宗的信任，于景德三年罢相，到陕西等地任地方官。天禧三年(1019),因顺应宋真宗意旨,奏言天书下降，再度被起用为宰相,不久罢为太子太傅,封于莱，故世称寇莱公。后遭副相丁谓诬陷，被一再贬逐，直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闰九月死于贬所。

　　8、包拯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政治家。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9、海瑞

　　海瑞（1514－1587），明代著名政治家。海南琼山（今海口）人，回族，字汝贤，自号刚峰。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 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遭迫害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排济，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两年后病死于南京。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王恽

　　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元朝著名学者、诗人、政治家，一生仕宦，刚直不阿，清贫守职，好学善文。成为元世祖忽必烈、裕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铁木真三代的谏臣。

　　王恽直言敢谏，主张礼下庶人，刑上大夫，强调治理混乱的财政。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元世祖建御史台，任王恽为监察御史。他上书《击邪》、《纳海》等论列一百五十余条。当时负责水利的中央级官员刘，利用治水导河之便，贪污宫粮四十多万石。王恽大胆地予以弹劾揭发。经过访查，他又将刘监修太庙从中偷工减料终饱私囊的罪恶加以上书。刘做贼心虚，竟惶惶不可终日，忧虑死去。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王恽任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时，当时沿海政局混乱，官吏缺额很多。他向皇上上疏要求选拔人才到沿海填补空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果断罢黜了四十多名贪官污吏，任用了一批文武精通，耿直清廉的人赴职，使这里平静安定下来；并在福建沿海首创建造营房，让戌兵居住，改变了以往兵寓民家的陋习，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王恽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在他任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时，绛州太平县有一陈氏杀了自己的哥哥，因行贿官府，缓狱了决，株连三百多人受冤，长达五年不能结案。皇帝派王恽前往亲审此案，经过访查、审讯，释放了全部受冤遭株连的平民百姓。

　　王恽虽身居高位，却能够体察下情，同情人民疾苦。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燕南一带冬春遭旱，秋季庄稼又遭水灾，王恽察访民情回到大都(今北京)以后，右丞相史天泽在相府宴请百官，请他赴宴。入席后，他看到桌子上摆满了名酿佳肴、奇珍海味，如坐针毡，感到很不是滋味。他无法控制为民请命的感情，写了长篇免租谣，希词恳情切，皇上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

　　王恽的谏政，受到了元世祖的器重。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忽必烈专门将他传至京城召见。他又上万言书，提出“改旧制，黜赃吏，均赋役，擢才能”的建议，顺应了忽必烈“祖述变通”的建国思想，对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忽必烈亲授他为翰林学士。

　　王恽任职从政期间，时常忧国忧民，他把历代明君贤相勤劳思政、治国安邦的经验和事迹系统整理成章，用“顺谏”的方式，奏疏给尚未登基的皇太子参阅。裕宗真金非常赏识他的这种见解，除自己学习外，还将《承华事略》各篇发给皇孙们传读。裕宗真金早薨，他的儿子成宗铁木真即位。王恽给成宗皇帝敬献的供物不是玉帛、珠宝，而是他论述的《守成事鉴》十五篇，表现出忠心事主的一片赤诚。因此，成宗又加封他为通议大夫，知制诰。并委托他同赵孟頫等人纂修《元世祖实录》。

　　大德五年(公元1304年)六月，王恽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汲县看到他的故居依然是茅屋陋室，清贫如民。其儿孙们田园生涯，耕稼自给，便如实奏明圣上。皇上赐钞万贯，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号“文定”。子孙荫封受禄。家乡人民也把他少年勤奋读书的古子涧村誉为“秋涧书声”，被列为“汲县八景”之一。他的言论诗文刊行于世一百卷为后人所传读。他的墓圹位于汲县(今卫辉市)城郊乡八里屯村西南石人洼内，距县城十华里。墓地前沿有神道，两旁为石刻仪仗，对称排列，每当“清明”前后和春节期间，家乡父老纷纷前往祭扫凭吊，表达深切的怀念和哀思。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二百多年来一直激动着人们的心弦。早在曹雪芹还没有完全脱稿的时候，这部小说就在人们手中传抄流行，其中的故事，已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清代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和邹弢的《三借庐笔谈》还分别谈到了两则动人的故事：一个是杭州的一位姑娘，因为读《红楼梦》，自感身世，积郁成疾，后来悲痛而死；一个是苏州一位姓金的男子，读《红楼梦》，悲悼黛玉的命运，终于成为疯子。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谱写了一曲关于爱情和理想的动人心弦的乐章，它使封建社会里遭受礼教残酷压制的广大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上的痛苦和不幸命运而产生共鸣，也唤醒了他(她)们为幸福和自由的恋爱、婚姻的追求。《红楼梦》所写的宝黛爱情悲剧有着时代的深刻的典型意义。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宝黛爱情有着精心的设计与布局。这部作品有着一个复杂庞大而又精巧玲珑的网络结构，宝黛爱情在这个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和一些次要的故事和情节互相穿插，互相交织，构成了严密的整体。从这个爱情故事来说，第三回到第七回，黛玉、宝钗相继进入荣国府，是这个故事的序曲，从第八回到三十二回，主要是爱情双方这一对矛盾的内部发展和冲突。宝钗的出现，又给这矛盾以新的复杂内容，同时又逐步展示各有关人物的思想、性格。三十二回以后，爱情的矛盾由内部转到主要写外部，作者从贾府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来展示它无比的复杂性，进一步突出它的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八十回以后，应该还有急转直下的第三个阶段，宣告这—悲剧的最后完成，悲剧人物的最后结局。可惜作者没有完稿(或者说原稿的这—部分已经遗失)就去世了。这—工作是由高鹗来完成的。 贾宝玉是贾府这个“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世家子弟，是这个封建家族所期待的家业的继承人。但是他并没有按照封建家庭所安排的道路走，而成了一个叛逆者和不肖子孙。在该书中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充满了腐殖质的土壤里，长出了一株具有新的活质的幼苗。贾宝玉的家族和所在的世俗社会反而成了他认识—切罪恶渊薮的课堂。书中有一首《西江月》写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怕世诽谤。” 他成了这个社会“无才补天”的顽石，成了封建家长心目中的“混世魔王”。封建家长在这个子弟身上充满了失望和惊慌。 贾宝玉性格的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对旧的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孔孟礼教的怀疑与批判。他说过，“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他批评“混供抻，混盖庙”的愚昧主义。他对当时一般读书人走的八股科举制度极端反感。他厌恶仕途经济，厌恶那些贪婪无行、钻营拍马、像贾雨村之流的官僚士人。对于封建社会标榜为文臣武将的典范的“文死谏”、“武死战”，则大胆痛斥为“沽名钓誉”，“国贼禄鬼”，而对于在封建家庭中处于受压迫、受侮辱地位的许多女子，则寄予赞扬和同情。在贾宝玉身上，透露出了我国十八世纪刚刚升起地平线的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的光芒。 林黛玉在大观园姐妹中最了解、同情和支持宝玉，因而成为宝玉知心的—位朋友。他们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培植了爱情的幼苗。黛玉从来不劝宝玉关心仕途经济，去读书做官。我们从她的身上，看到了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化传统所陶冶出来的高洁才情。她不仅容貌出众，而且明诗工赋，在大观园里迸射出奇光异彩。她酷爱的不是《四书》、《列女传》，而是那大胆表现反抗封建礼教的《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作品激发了她和宝玉的青春的觉醒，并共同为自己的幸福和理想而斗争。 三十二回以前，我们看到爱情主题的描写差不多是紧针密线，笔力集中。三十三回以后，虽然也写了与这—主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事件，如宝玉挨打，钗、黛探伤，袭人被提拔，绣鸳鸯梦兆绛芸轩，宝玉梦中大喊“木石姻缘”等等，但这条密线渐渐疏淡了下来，到三十八回以后、似乎中断了。 曹雪芹的笔开始转而去写荣国府里大大小小的宴饮聚会，姑娘们的联社赋诗，写贾府内部复杂的矛盾斗争，以及一系列其他事件。因为在三十二回以前，在集中笔力写了宝黛的互相试探，然后在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信任这个“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曹雪芹需要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来揭示宝、黛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和深刻的根源，需要更加深广地写出贾府以至整个世俗社会的腐败、衰朽，以及大无可如何的没落趋势。所以，可以说三十二回以后，宝黛爱情描写重点从“内部”转向了“外部”。 我们看到，在此后的章节里，宝黛的误会、吵闹少了。在疏密相间的爱情描写的发展中，林黛玉总是哀叹在大观园里谁是自己知冷知热的人。三十五回，怡红院前，探伤的亲人络绎不绝，“黛玉看后，不觉点头，想起父母的好处来，早已泪痕满面”。她想起《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见到新来的薛宝琴，都不由产生何处有亲人的悲叹。她脆弱的心差不多要被这沉重的心事所搅碎。在偌大的大观园，只有那贴身的丫环紫娟在为她分担着自己的悲哀和欢乐。情辞试莽玉，这位好心的丫环代姑娘去考验宝玉几乎闹出—场乱子，但也只有她，能够和黛玉直率地讨论深深隐藏着的心事：“……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又没个父母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趁早儿，老太太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完了大事要紧。”但是我们又怎能希望黛玉会有更勇敢的行动呢？而且又怎能期待紫娟这个地位卑贱的丫环能给姑娘以多大的帮助呢？然而当薛姨妈假惺惺地说不如把林妹妹定给宝玉时，紫娟终于不顾自己的身份和羞涩而急忙凑上去说：“这主意，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但是，纵观《红楼梦》前八十回，(实际也包括高续四十回)我们却始终没见薛姨妈把自己的话付诸行动，究竟“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不仅没有说，倒是“金锁是和尚给的，说是要有玉的才能配”之类的话没有忘记挂在嘴上。这位伪善的姨太太—席廉价的“爱抚”，居然就赢得了黛玉天真的感激，并从此认她作了“妈”！五十七回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薛氏母女的伪善，黛玉的天真，紫娟的热情，更是我们洞察黛玉内心世界的重要章节。 封建社会里，普遍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青年男女对于关系着自己切身利益的“终身大事”没有主宰的权利。他(她)们被隔绝在互不接触的狭隘的天地。封建家长对自己子弟的要求是熟读圣贤书，做好八股文，走科举考试的道路，以便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奴才，而对于一个女子，则要求她们成为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她们的青春就是在重门深闺娴习女红针黹、描龙绣凤中耗去，《女儿经》、《列女传》之类的腐朽书本成为她们仅被允许看的生活教科书。封建礼教的枷锁禁锢着她们身心的健康发展。我们今天的读者差不多无法理解或者怪罪她的过分感伤了，但我们应知道，这个姑娘这种扭曲了的思想性格正是那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作品描写爱情婚姻的第二人——那个本来在宝黛爱情中是个多余的人的薛宝钗吧! 姑娘们同填柳絮词，黛玉写得很感伤：“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而薛宝钗却在漂泊的柳絮里找到了乐观和希望，她似乎是针对着黛玉的悲愁唱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格调：“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在大观园里的成功，正是和她的“善假于物”分不开的。她能在凤姐向贾母讨欢的当儿凑着说：“我来了这么几年，二嫂子凭他怎么巧，再巧也不过老太太。”在三十二回里，我们已经看到她竟然就金钏儿的惨死大张诬蔑之词。而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当尤二姐被凤姐毒计害死后她的冷漠无情：“这是前生命定……只好由她去吧！”这个少女灵魂已经被封建正统思想污染到了一种可怕的境地！ 薛宝钗这个在宝黛爱情王国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她是以与当时社会的融洽自如、乐观与进取的精神进入大观园的。这个少女不仅有着封建“闺英闱秀”中少有的秀美，但又有着世俗社会的一切庸俗。这个“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深得下人欢心的少女，出身于四大家族之一的金陵薛家，是赫赫一世的皇商的千金。她的母亲是贾府当权派一一也是主宰着宝玉婚姻大权的王夫人的胞妹。正由于上一代的联姻，使得四大家族更具有荣辱与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宝钗形象有时确也迷乱过宝玉这个具有世家子弟某种劣根性的贵族公子的视线，因此使黛玉不得不带有过敏的提防。而林黛玉这个苏州姑娘在贾府，实际上已是寄人篱下的孤女。世俗社会要求婚姻—方的一切，她几乎都没有，她没有任何有效的物质力量去与第三者抗争。她唯—具有的，只是她那颗少女赤诚的心，一颗与宝玉共同跳动的心。她炽烈地爱着宝玉，但却又必须把这颗心深深地埋藏在她那闺阁**的身份里面。她需要自矜内重，绝不允许她的**身份那怕稍稍损伤—点。在这个异姓的环境，一切“都要步步留神，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要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更何况那种“*乱”、“私奔”等在礼教社会是绝对不允许的。她毕竟还是一个诗礼传家的名门闺秀，她所受的教养，使她不可能有更大胆的反抗行动。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如此矛盾，如此痛苦的悲剧性格！而在大观园世俗的人们看来，她反而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这对她又是多么的不利。 第七回，周瑞家送宫花。我们看到唯有她要问：“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她并不知道她是无意中得到最后的两枝，然而却禁不住冤屈送花人：“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这是序曲里让我们看到的黛玉的性格。 进入第八回，爱情的冲突便逐渐展现出来。宝钗初入贾府，一次，不过与宝玉闲谈而被黛玉撞见，她偏偏说了一句：“我来的不巧了。”这是我们在作品中所看到的黛玉爱情的第一次流露，而且是以一种她所特有的莫名的、多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她知道，封建社会里，往往因应着什么“金玉良缘”之类的话而构成婚姻。她已感到，这个佩戴着金锁的姑娘，进入在她看来似乎是自己领地的王国，对自己有多么大的威胁！ 第九回写宝玉入学时到黛玉处辞行，黛玉也要问一句：“你怎么不去辞你的宝姐姐呢！”从第八回到三十二回，我们看到宝、黛爱情是充满着如此多的、无休止的烦恼、生气与痛苦的。“大观园诗才题对额”以后，黛玉以为自己给宝玉做的香袋被小厮们摘去而大为伤心怄气，却不知宝玉珍藏在自己贴身的胸前；又一次，因湘云无意中说了句唱戏的小旦像林姐姐，却引起了一场气泄在宝玉身上的风波。…… 爱情，总是带着它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色彩。在《红楼梦》的时代，像黛玉的出身和教养，我们不能想象能有今天刘巧儿那样的女性，会骄傲地唱出：“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的时代的声音。现实主义巨匠曹雪芹，总是把握住这个塑造人物典型的方法。 在二十九回里作者就曾经给我们作过交待：“原来那宝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反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我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用假意试探。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 封建社会和它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就是这样，统治阶级可以允许最下流的*乱，最无耻的两性关系——像宁、荣二府里里外外发生的一桩桩丑事那样，但却不允许纯洁合理的青年男女——像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爱情存在。 在这些章节里，我们除了看到宝黛爱情的描写，他们思想性格的刻画外，还看到薛宝钗性格的逐步展示。它让我们在大观园大大小小事件的描写中，渐渐认识这个随分从时、深得上下欢心的少女的本质。她有着与自己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处世哲学：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个从来不爱什么花儿粉儿的姑娘，经常吃着一种“冷香丸”，理性似乎过早地夺去了这个少女应有的热情。她心里口里赞扬袭人：“倒别错看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她并“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贾母为她做生日，让她点戏，这个口口声声“女子总以贞静为主”的少女，居然在贾母面前点了《西游记》、《山门》这样两出热闹戏。她还回答贾母，她爱吃的是甜烂之物。原来，“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喜者说了—遍。”又一次，贾妃从宫中送来一个灯谜，在宝钗看来，“并无新奇”，但“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在这前一部分的初步展示中，我们看到，她是一个过于早熟、过早地就失去了少女的单纯、世俗的市侩心理过早地渗入她灵魂的人。正因如此，她深得上从贾母、元妃，下至袭人等许多正统派人物的欢心。 宝黛爱情就是在这种充满了矛盾的因素中发展着，阴霾的云雾也渐渐地笼罩到他们的头上，种种不祥的预兆似乎已经告诉人们它的悲剧结局：“金玉良缘”的说法以外，又来了个张道士为宝玉提亲：清虚观打蘸，偏偏又让宝玉得到一个与史湘云一样的金麒麟。“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这个奇怪的回目，不知道曹雪芹将要告诉我们这—爱情故事的什么变故。二十二回又说“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她稳重和平”，意将给她做十五岁生日。人们都说：“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了”。还有，宫里的贵妃娘娘送给众姐妹的礼物，惟独宝玉和宝钗的一样……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巧合吗 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是写宝黛爱情的极为重要的—章，这一章是一个转折。它至少告诉我们下面三点内容： 1，通过袭人、史湘云的谈话，我们知道了薛宝钗思想性格的本质，并且知道了宝玉所以选择黛玉而厌弃宝钗的根本原因。 2，从黛玉无意中听到袭人、史湘云和宝玉的对话，亲闻了宝玉“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她终于释开过去始终“不放心”的重负。 3．宝黛互诉肺腑，偏又被袭人撞见，震惊万分，“惊疑不止，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引起她“倒怕将来难免有不才之事，令人又惊又畏，却是如何处治，方能免此丑祸”的担心。预示着她在王夫人面前的告密、封建家长的防范、大观园里—系列不利于宝黛爱情的事件的发生。突出的如宝王挨打、抄检大观园、撵逐晴雯、司棋、芳宫等。 脂砚斋在关于《红楼梦》的行文结构的评语中经常有一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说法。那就是说，《红楼梦》描写事件，常常运用此起彼伏，时隐时显的写法。有时候，事件发展的线索似乎不见了，但却又在它远远的地方显露出来。关于宝黛爱情的描写有时也是这样的。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动人的重要事件。我们应如何理解宝黛的爱情悲剧呢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1、宝黛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全书以这为主线，在贾府兴衰的背景上，描写了宝黛爱情的发生、成熟以至悲剧的结局，并连接了众多女子的不幸遭遇等其它线索，把爱情描写引向广阔的生活，充分揭示了造成爱情悲剧的主客观因素，这样就使爱情描写具有了丰富的内容。 2、宝黛爱情是一种带有新色彩的爱情。这一爱情，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反封建传统；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前代作家所表现的爱情，而前进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通过贾宝玉对“德、言、工、容”俱全的薛宝钗和从不劝他立身扬名的林黛玉这两个爱情对象的选择上，来展开两种思想、两条生活道路的冲突，并从而提出一个新的恋爱观，那就是爱情必须建立在反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础上。 贾宝玉、林黛玉不仅在爱情上反封建，而且在对待仕途、科举、功名富贵等问题上也具有叛逆的思想。林黛玉在实际上有许多背离了封建时代的妇道，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非女儿本分的读书和写诗上，她把当时视为邪书的《西厢记》在心里记得烂熟；更重要的是她对封建家庭里的“孽根祸害”的贾宝玉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而且还终身相许。正因为共同的叛逆性才把两人更深的引向爱情；而爱情又使他们走向了更深的叛逆之路。薛宝钗很美丽，脾气好，博学，会处事，虽然她也曾使宝玉心动过，但因两个人的思想性格格格不入，一个是封建的叛逆者，一个是封建的维护者，所以贾宝玉选择了林黛玉。 作者通过宝黛的爱情，表现了只有建立在反封建基础上的爱情，才是美好爱情的这一思想，但是这种爱情为封建社会、封建家长所不容，因此造成了悲剧。 薛宝钗她虽然获得了婚姻，但这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所谓的“金玉良缘”也只是一种悲剧结局。曹雪芹通过宝黛所提出来的爱情原则，有了民主思想的内容，接近现代的恋爱观，这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曹雪芹在处理这一传统爱情题材的时候，他继承发展了前代小说、戏曲中爱情故事反封建传统，但又突破了过去爱情描写上的一见钟情，郎才女貌的熟套子，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爱情必须有思想一致的基础。曹雪芹还打破了爱情故事上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思想和写法，他描写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这悲剧是震撼人心的。《红楼梦》对爱情描写具有新颖性和思想高度。 3、曹雪芹写出了宝黛爱情的新特点，也写出其复杂性，写出了宝黛爱情上的历史局限和阶级的局限。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思想上渴望爱情，在行动上寄幻于家长，在爱情上他们俩没有摆脱封建的精神负担。这点在林黛玉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些，林黛玉愿意和贾宝玉结成生死情侣，但宝玉用《西厢记》的话来表达他自己爱情时，林黛玉又把这视为有失身份、有碍道德的事。他们俩人在思想上渴望自由恋爱，能达成现实的婚姻，但在行动上无法突破封建礼教的限制。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热烈的，但他们不能也不敢采取直率表明的方式，他们表达爱情痛苦、曲折的方式，反映了他们自己身上的思想矛盾，反映了在爱情观念上，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是真挚的专一的，但他也曾对薛宝钗动过情，他和袭人有过爱昧的关系，他有着贤妻美妾一夫多妻的思想。因此，封建阶级在这方面对宝玉的烙印是很深的。 宝玉、黛玉追求自由爱情，但他们把爱情看作是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东西，把爱情在生活中的地位绝对化起来，成天为爱情而苦恼、烦闷、忧伤，他们把对方作为生活主要意义之所在，因此一旦失去了爱情婚姻的希望，也就失去了生活的主要意义，于是觉得生命存在的价值也就有限了。他们的这种观点和感情，和他们有钱阶级的地位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因此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缠绵悱恻和伤感的情调。宝黛的爱情从内容到情调，从行动到方式都体现了阶级的局限和软弱性。因此我们说，他们的悲剧和自身的软弱性是分不开的。 4、宝黛的爱情悲剧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曹雪芹不孤立地写爱情悲剧，而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特别是描写了贾家的衰败，这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矛盾。是封建势力与自由爱情矛盾，随着贾家的衰败，形势对宝黛越来越不利，贾母等人虽了解宝黛在爱情问题上的倾向，但他们是站在家长的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宝玉是个不孝子弟，而黛玉的思想作风也违背封建礼教显得很古怪，如果让他们二人成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知道，当时贾府在经济上已陷入枯竭，家族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急待一个有办事能力的当家人，薛宝钗是理想的人选。她不仅思想上遵循封建的妇道，是封建礼教的淑女，而且她很会处关系，有管家的才干，只有她才能适应贾家的需要，充当挽救颓局的中流砥柱。因此家长们为宝玉选择宝钗，是一种共同的认识和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宝黛的爱情就必然是悲剧的结局。吴组湘先生说：“作者是努力从人物性格和生活环境的极其复杂深邃的关联和发展上来‘和盘托出’这个悲剧的。”

第三十六回的回目是: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这一回的内容如果按照网络标题党的风格，弄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快看！袭人的升迁和宝玉的失意居然发生在同一个时刻！真相全在这里，你绝对想不到”——是不是点击量就会蹭蹭的上升？

或者换一个高大上的“论文体”的标题，也可以是这样:《关于薛宝钗和花袭人利益联盟的建立和巩固以及贾宝玉在“情爱圈”中得与失的困惑与领悟》——没准儿一不留神，就可以登入大雅之堂了。

这就是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其实，每一回的内容都可以弄成上面这样的，然而除了庸俗以及些许搞笑，还能留下什么？所以严肃起见，还是不要故弄玄虚的好。因为真正的文学名著并不是靠离奇的情节来吸引人，重要的是靠人性的力量打动人。不过在情理之中，也许有点出人意料，且听慢慢道来——

宝玉自从因为“不肖”的罪名，遭到父亲贾政的“笞挞”，贾母亲自出面“解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已经恢复很多。贾母为了避免他再有麻烦，特意为他出台了“着实将养几个月”的保护性政策——这期间不但不需要听他父亲的传唤，而且外人也可以一概不见。有了这样的特殊优待，宝玉一下子就像得到彻底解放了的节奏，每天只在丫鬟们中玩耍，状态很是清闲。虽然宝钗等人时不时的还想劝导几句，当即也就受到宝玉的反感和回怼，只有黛玉从来不跟他说这些，所以当然就跟黛玉更加情投意合。

话说，因为王夫人的丫头金钏投井自尽，名额出了空缺，自然就有人惦记上了，毕竟这个岗位的“薪金水平”比较高。所以“主管人事”的凤姐就陆续收到了一些人家的送礼，凤姐开始还莫名其妙，经过平儿提示才恍然大悟。凤姐等到礼收的差不多了，这天得便，就请示王夫人，不过是想顺水推舟做个人情。王夫人想了想却说，不必添人了，直接把那份月例钱加到金钏的妹妹玉钏头上，让她吃个双份也不为过。于是玉钏磕头谢恩。

王夫人又问起姨娘们的月例情况，决定把袭人的待遇给予直线大幅提高: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就有袭人的——相当于明确了袭人作为宝玉“屋里人（妾）”的“政治地位”，只是暂时不办手续，“先浑着”。袭人原本就是享受贾母房中丫鬟的待遇，已经比秋纹等大丫头高出一个规格。现在又得到王夫人的特意关照，更是拿到了“双份工资”——一下子提高到每月拿一份相当于姨太太标准的的二两银子、外加再得一份大丫鬟标准的一吊钱，只是这些钱不从大帐里出，而是王夫人从自己的月例中划拨。王夫人还含着眼泪，对薛姨妈等述说袭人“那孩子”的百般好处，“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宝玉如果有造化，能够让她长长远远地伏侍一辈子

凤姐大概是被人打了小报告，王夫人顺便问起发放月例钱的过程中有木有克扣和拖延的问题。凤姐显然心虚，急忙一连串的解释，嘴皮子利索的“像倒了核桃车子似的”，王夫人也就没有再深问，但显然是有所保留——将信将疑的一阵难堪的沉默。凤姐蒙过这一关，松了一口气，出门见到几个执事媳妇，就气急败坏地忍不住放出来要打击报复的口风。

宝钗也加紧行动了，午休时间，似乎很随意的“顺路”来到了怡红院，想找宝玉聊天，以解午倦。

回顾第八回，我们知道，宝玉给自己的住处曾起了一个别名叫“绛云轩”，宝玉还题写了“绛云轩”三个大字的“斗方”让晴雯贴上。“绛”是红的意思，我们注意宝玉的标签总跟“红”有关系，“红”当然代表让他见了便清爽的“女儿”们。

宝钗悄悄来到宝玉的房中，见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袭人坐在旁边，手里做着针线。宝钗瞧袭人手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红莲绿叶，五色鸳鸯。不禁称赞，好鲜亮的活计！这是谁的，也值得下这么大工夫？袭人朝床上努努嘴儿。

袭人说做了半天活儿，脖子酸酸的，得出去走走，拜托宝钗替一会儿班，就这样，似乎无意又似乎有意地，在“绛云轩”中，宝钗与袭人，这对“黄金搭档”就有了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紧密合作——共筑“鸳鸯梦”。宝钗也坐在了刚刚袭人坐的位置，不由得拿过来袭人刚放下的活计，继续绣起了鸳鸯

这温馨的镜头不成想却又被黛玉看个正着——因为湘云约黛玉来给袭人道喜，黛玉来到窗外，隔着窗纱往里一看，这个场景就映入眼帘

宝钗正在聚精会神的绣着，宝玉在梦中忽然喊骂着:“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听了不觉愣了。

现在看来，回目中“绛云轩”的“梦兆”应该是一语双关——表面上是宝玉正在午睡又说了梦话，同时也暗示宝钗和袭人的“鸳鸯梦”却被宝玉的梦话无情打破。

这时候袭人回来了，袭人说起刚才见到林姑娘和史大姑娘。宝钗问，她们没告诉你什么？袭人说:总不过是那些玩笑话。宝钗说，这回可不是玩笑，是真的——上一回宝钗所说的让袭人“更不好意思的事”终于来了。正说着，凤姐打发人来，叫袭人去给王夫人磕头。

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袭人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是喜不自禁。宝玉就说，这回你可不能动不动就说要走了吧。

袭人说，从今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直接跟太太说就可以了——我们发现，袭人取得王夫人的高度信任以后，说话的口气立即起了变化，貌似有点儿趾高气扬了有木有？

说来说去，就说到“死”这个话题。宝玉就发了一通“宏论”，首先对自古以来那些文武大臣“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直至批判。

“文死谏，武死战”，是历代儒家提倡的的忠君观念，宝玉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判这个观念的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有昏君才死谏，“文死谏”岂不是在骂昏君？“武死战”呢，武将本来是保卫君王的。都战死了，谁来保卫“君”？所以，这两个“死”都不应该，也都不值得——这确实是以前没人敢这样说过的，无怪脂批有“玉兄此言，大觉痛快人心”的评论。只是，以宝玉的社会经验，似乎很难有这样的“振聋发聩”的见解。所以，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曹公借宝玉之口说出来的自己想说的话。而这些话，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是“大逆不道”的——可见，作者特意申明的“毫不干涉时世”只遮掩之词。

宝玉越说越激动，也越说越“离谱儿”，以至于说出，趁你们都在，我就死了，让你们的眼泪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这样的“疯话”。 可见这个时候的宝玉对现实已经厌倦到了何种程度——不过，读者还是应该结合作品所呈现的特定的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去理解，千万不能简单的对号入座。因为客观地说，拿到现在，这样的人生态度怎么说也是有点儿消极甚至极端，肯定不能提倡。

话说这一天，宝玉感觉有些无聊，想起《牡丹亭》的曲子来，自己读了两遍，听说梨香院的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中唱小旦的龄官唱的好。就出角门来到梨香院。只见宝官、玉官（“宝玉”！） 都在院子里，就问龄官在哪儿，都告诉他在屋里。

宝玉看到龄官独自倒在枕上，见宝玉进来，文风不动。宝玉近前坐下，央求她起来唱一套“袅晴丝”，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起身躲避。正色说，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我们进宫去，还没唱呢。宝玉仔细一看，原来这龄官就是那天画“蔷”的那个女孩子。关键是，宝玉从来都没有遭到过这样被人厌弃的情况，不由得讪讪的红了脸，只能出来。

宝玉显然有些失落。在此之前，宝玉可是从来也没有这么没面子的时候。因为“见了女儿便觉清爽，所以对所有的女孩是“见一个爱一个”的。当然，按照鲁迅先生的评语，宝玉对这些女孩子都是“昵而敬之，恐拂其意”。那些女孩子也都是享受来自宝玉的关爱或怜爱。而万没想到，龄官却是个例外。

龄官不给宝玉面子，更不接受他的“亲昵”，原来是另有专情。宝官说，等一会儿，蔷二爷来了，叫她唱是必唱的。果然，片刻之后，贾蔷从外面进来，手里提了个雀笼子，上边扎着个小戏台，和一只雀。

贾蔷本想用这个玩意儿逗龄官开心，没想到龄官却说:“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它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

贾蔷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忌，说，今儿我哪里的香脂油蒙了心，费了一二两银子买它来，没想到这上头。说着，把那雀儿放了生，笼子拆了接着，宝玉在一旁看到二人情意绵绵的情景，才领会到画“蔷”的深意。

这回的回目中有 “识分定”的话，就是认识了人和人之间关系是在冥冥之中有一个“分定”的，说白了，不管你是谁，尽管你可以一厢情愿地去爱任何人，但并不是你想爱谁，谁就一定也爱你，人家可以有自己想爱的人。这样简单的道理，宝玉竟然不知道，需要通过一个“自找没趣”的过程才能领悟。宝玉在梨香院得以“情悟”，悟到的就是这个人生启蒙:“人生情缘，各有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