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最后是怎么死的？

一、原因：

1、封建礼教迫害死的，当时的人们心灵麻木僵化、冷漠容不下祥林嫂，认为她是一个不守妇道二嫁还克死家人的不祥之人，祥林嫂最后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2、生活坏境的贫穷和恶劣体现在：第3段中“……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被卖因而被迫再嫁；靠在有钱人家做工赚钱生存，和作品中写到的伤寒病、凶残的狼等自然灾害也是导致祥林嫂悲剧的元凶之一。

3、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人们对其人格的侮辱、践踏。第34段“讨厌她是个寡妇”；第71段告诫四婶“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认为祥林嫂是“不干不净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对死后的祥林嫂咒骂、也不宽容

四婶：三次（第73、75、108段）出现“祥林嫂，你放着罢！”尤其第108段是在祥林嫂“捐门槛”之后四婶依旧不让其动祭祀的用品，这对祥林嫂的打击很大体现在（第109段）“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

婆婆：将祥林嫂找回并卖给贺家墺的贺老六，迫其再嫁，将祥林嫂当作物品卖出去换来聘礼和钱财儿子结婚。

4、祥林嫂自己也由于听信柳妈的迷信之话“捐了门槛”一方面她想要以这种方式“赎罪”让他人正常的对待她、换回一点尊严，想要更好的生存下去。而事实并非想象那样，这也是导致她后来十分失落的原因。

5、“我”的一个“说不清楚”使得祥林嫂认为人死后有魂灵也能与死去的家人团聚，因而想念自己死去的儿子和丈夫，这也是选择死的原因。

综上所述：

社会原因：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在政治上压迫，精神上毒害以及经济上剥削；

根本原因：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制度；

推波助澜：以柳妈为代表的大众的愚昧无知；

直接原因：以"我"为代表的新知识青年的无力援助。

二、简介：

祥林嫂是鲁迅短篇小说《祝福》中虚构的人物。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

辛亥革命前，早寡的祥林嫂听说婆婆要把她卖掉，连夜跑到鲁镇，来到鲁四老爷家帮佣，因不惜力气得到太太欢心。不料又被婆婆把她抢走与贺老六成了亲。贺老六忠厚善良，为凑钱还债累病而死，儿子也被狼吃掉，于是祥林嫂又回到鲁四老爷家。她怕死后阎王分尸，把一年工钱拿去捐了土地庙门槛。当她在祝福晚上兴冲冲端出供品时，鲁家的不平待遇又给予她重创，于是从此精神萎靡，做事心不在焉，被赶出去当了乞丐。在一个祝福之夜，她死在了漫天风雪中。

祝福》第一段中景物描写的作用 , 祝福》 ① 渲染了一种沉闷压抑的氛围 (气氛) 渲染了一种沉闷压抑的氛围 气氛) 了一种沉闷压抑的 ②暗示了社会环境的黑暗与沉闷 暗示了社会环境的黑暗与沉闷 暗示 ③奠定了作品的感情基调 奠定了作品的感情基调

任何一种情节都始于人物的越出常轨。但越出常轨只是为情节提供了良好的、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开端．情节的基本过程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结”和“解”，所谓“结”，就是悬念、危机，所谓“解”就是事情的发展、转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因果关系，由于有了危机，就有了解决危机的转化。所以，设计情节就是设计危机和转化，也就是把危机当成原因，把转化当成结果，这其间有一个独特的因果关系。

任何情节都是一种因果转化的过程。

比如，有了祥林嫂的被逼改嫁、儿子死亡和受到歧视，就有祥林嫂的死亡。有了高太尉、高衙内层层加码的迫害，就有了林冲忍无可忍逼上梁山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来，构成情节实在非常容易。但实际上，要构成好的情节实在非常困难，以至于今在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戏剧中，独立创造的情节实在非常之少，而从前人因袭来反复改编的情节却非常之多。

这是因为纯用通常的因果性去构成情节常常容易变成概论念化的、枯燥无味的情节。试举一例，在《今古奇观》中有一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富户人家，每天吃饭洗碗冲走了许多米粒。这家的主人见了心疼，便叫家人把米粒沉淀下来，晒干了储存起来。后来这家人遭了变故，变穷了，幸而有那些储存起来的干米粒，才不致饿死。

这里虽然有充分的因果关系，但是一点趣味也没有，它不过告诉读者应该节约粮食的道理。

小说家在处理题材时，都可能遇到类似的考验；一个文学评论家也同样受到严峻的考验。

一个素材放在面前，就其结果来说，是很动人的，可是把寻找出来的充足理由加上去以后，情节完整了，可是趣味却完全消失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白洋淀地带，一个老渔民在水下布置了钓钩，引诱日本鬼子来游泳，一个人用竹篙打死了好几个鬼子。

要用这个素材构思情节，首先得寻找原因。

老渔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自然是出于对敌人的仇恨。

为什么对敌人这么仇恨？

自然是因为敌人的残暴，例如日本军杀死了他的亲人之类。如果这样去构思情节，因果性倒是有了，但肯定不会有什么艺术感染力。原因是，这是一种普遍性因果，不管对于什么善良的中国老百性，都是一样适用的，没有什么属于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其次，这种因果是一种理性的因果，没有表现任何属于这个人物的特殊情感，而艺术不同于科学之处，恰恰在于它主要是表现人的审美情感的，而不是表现人的理性的。

因而要构成动人的情节，其关键不在于寻求因果性，而在于寻求艺术的因果。

纯粹依赖理性的因果可能造成公式化、概念化。

要成为艺术品，则必须寻求不同于理性因果律的情感因果。

我们且来看孙犁在《芦花荡》中是如何寻求情感因果的。

在孙犁笔下，这个老渔民之所以要主动去打鬼子，其原因并非完全、直接出于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其直接原因是他的情感遭到了损害。本来，在白洋淀上，他负责护送干部出入，有绝对的自信和自尊，而恰恰就在他自信万无一失的时候，他所护送的两个远方来的小姑娘中的一个，在敌人的扫射中受了伤、如果从纯理性因果来考虑，多次运送人员，偶尔有人受伤，在所难免，至多在总结工作时作个检查，提出改进的具体方法就成了，如果孙犁也这样考虑问题，就不可能写出小说来了。孙犁之所以不同凡响，就是由于他在普通的理性的因果以外，发现了属于这个老人独有的情感因果。

促使这个老人出动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他对工作的自信和自尊在来自远方的、信任他的小女孩面前受到损害。他决计用行动在小女孩面前恢复自尊。因而就引出了：他诱使日本鬼子进入布满钓钩的水域，用竹篙打死鬼子，并且让那两个小女孩隐蔽在荷叶下，看着他把鬼子一个个打死。

这种因果性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也是很生动的。

这种因果性，并不是十分理性的，多少有一点个人冒险。老人并没有要求有关部门掩护，也没有准备在万一不利的条件下撤退，更没有为小女孩的安全作出万无一失的安排。从纯粹理性的逻辑来推敲，老人此举也许并不明智，不一定是很符合组织性、纪律性的严格要求。然而，这并不妨碍这篇小说当时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出类拔萃。相反，如果完全按照军事行动应该有的那种周密的理性来设计老人的行为，则这篇小说可能成为概念化的东西。

在理性上不充分的东西，在情感上可能是很动人的。

从理论上说，这就是审美价值超越实用价值。

许多小说家终生不能摆脱概念化、公式化的顽症，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把实用理性逻辑和审美情感逻辑混淆了，或者说，他们只看到理性逻辑和情感逻辑的统一性，而没有看到二者的互相矛盾性。这是因为他们未能在根本上分清审美的情感价值与科学的理性价值之间的区别。

光就因果关系而言，科学的理性逻辑要求充足的带普遍性的理由，而情感逻辑要求的则是特殊的、不可重复的、个性化的理由。对于科学来说，任何充足理由都是应该可以重复验证的，而对于艺术来说，每一个人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不可重复的理由，尽管这些理由是可笑的、不通的。科学的理由，可能是不艺术的，艺术的理由又可能是不科学的，这是审美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要进入审美创造的领域，就得彻底弄清这个道理。这不仅是小说的规律，而且是一切艺术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共工与颛项争帝，怒触不周山，致使天不满西北，地球陷东南，这是《山海经》对中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江河东流的因果性解释，这是不科学的，但是无疑是很艺术的。说谎的孩子鼻子会变长，一旦诚实了，鼻子就缩短，这种因果关系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却是《木偶奇遇记》的一大创造。这是神话和童话的因果逻辑，它不合科学，然而却被中外古今广大读者所接受，其原因是它与人的情感逻辑相通，那就是把人的强烈的主观意愿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其实这种现象是一切文学作品的规律，不仅对于神话童话有效。小说家在设计情节因果时必须严格地遵循情感因果规律，而不能只根据理性的科学因果规律。

正因为这样，祥林嫂之死，如果纯用理性的因果性来分析，是不得要领的。

给她打击最大的是，虽然她捐了门槛，而在过年祝福之时竟然仍不让她去端“福礼”（一条祭神的鱼）。如果纯从理性逻辑来考虑，不让端就不端，落得清闲。但祥林嫂却为此痛苦得丧失了记忆力，丧失了劳动力，被鲁四老爷家解雇，其结果是穷困到终于死了。

在《祝福》中，“我”曾经向来冲茶的短工问起祥林嫂死去的原因。那个短工很淡然地回答：“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

按这个人的看法，《祝福》的情节因果是穷困导致死亡。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祝福》和当时以及以后许多表现妇女婚姻题材的作品，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事实上，整个《祝福》的情节告诉读者的恰恰不是这样。

从表面上看，她是流落为乞丐而后死去的，好像可以说是穷死的。

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更为深刻的是：她为什么会流落为乞丐呢？

因为她丧失了劳动力，连记忆力也不行了，才被鲁家解雇的。

她本来不是很健康的吗，不是顶一个男人使唤的吗？

她受的精神刺激太强了，她情感上太痛苦，甚至崩溃了。她痛苦的原因是：生而不能作为一个平等的奴仆，死而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鬼（两个丈夫在阎王那里争夺她）。

这不是迷信吗？不是不科学、非理性的吗？

然而，祥林嫂不但不因为它迷信、不科学、非理性而不相信它，相反她却因它而痛苦，因它而摧残了自己的心灵和身体。

可见，更深刻的因果是，祥林嫂由于对损害她、摧残她的迷信观念缺乏认识而导致死亡。

可以说祥林嫂除了受礼教的迫害以外，还死于愚昧，死于缺乏反抗的自觉性。

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方面是受迫害，被摧残，另一方面，又是自我摧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幸呢？这种迷信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它是不是仅仅是一种对鬼神的迷信呢？

也不全是。

因为阎王要分尸给两个丈夫的说法，其前提是：女人，包括寡妇，不能第二次嫁人。谁再嫁，谁就得忍受残酷的刑罚。然而祥林嫂并非要求再嫁者，她倒是拒绝再婚，而且反抗了，她逃出来了。在她被抢去嫁给贺老六时，她反抗得很“出格”，头都碰破了。按道理，阎王真要追究责任，本该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责任首先不在祥林嫂这一边，而应该在抢亲的策动者——她婆婆那一边。

然而，阎王并不怎样重视逻辑问题。

这就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和荒谬。

妻子属于丈夫，丈夫死了，妻子不能再嫁，她只能作为“未亡人”而等待死亡的到来。任何女人一旦嫁了什么男人，就永恒地属于这个男人，这是一种得到普遍承认的“公理”。这种“公理”就是礼教中所谓的“夫权”，这种夫权是很严酷的，祥林嫂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她嫁给祥林，就叫祥林嫂。然而，后来她又与贺老六成亲了，该叫什么呢？。在贺老大死后，她回到鲁镇，大家本该研究一下，叫她祥林嫂好还是老六嫂好，然而鲁迅用单独一行写了一句：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连犹豫、商量、讨论一下都没有，就自动化地作出共同的反应。这说明“女子从一而终”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如此根深蒂固。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她的婆婆违反她的意志要卖掉她，这不是有背于神圣的夫权吗？然而又不。原因是还有一个“族权”原则：儿子是父母的财产，属于儿子的未亡人，自然也就属于母亲，因而婆婆有权出卖媳妇。

《祝福》的深刻之处就在不但写了封建礼教的残酷野蛮，而且写出了它的荒谬悖理。

更深刻的因果性显示了：祥林嫂之死，其最悲惨处不在于她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痛楚，而在于造成物质贫困和精神痛楚的原因竟是自相矛盾的、不通的封建礼教。不但它的夫权主义和族权主义相矛盾，而且它的神权主义又与夫权主义和族权主义互相冲突(阎王不惩罚强迫妇女改嫁者)。这种荒诞和野蛮的可怕还在于：广大群众的思想的麻木，在牺牲的弱女子的的悲剧面前，居然没有一个人，包括和她同命运的柳妈以及一般群众（如冲茶的短工）表示同情，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如此荒谬的封建礼教表示愤怒，有的只是冷漠，甚至是冷嘲。更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种麻醉性甚至对于受害者也是一样，连祥林嫂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理。虽然也行为她曾经是一个反抗者，而在思想上却是一个麻木者。

很显然，在这背后有悲剧的更深刻的原因：对封建礼教对群众的麻醉。

这种迷信和麻木，虽然不是病，但是和病一样是可以杀人的。祥林嫂一个没有任何病症的人，就是这样被杀死的。

正因为这样，鲁迅才放弃了学医，把改造中国人的灵魂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思想上迷信不改变，多健康的身体也会走向死亡。前几年有一个年青的研究生，写文章说，鲁迅弃医从文，不是因为要疗救国民性，而是因为成绩不好。现在我们已经查出来，鲁迅的学医的成绩当然不算太好，藤野先生教的那门解剖学，不及格，五十九点三分。但总的说，也不算太差。在一百六十多人的班上，排在第八十多名，至少在八十多名日本学生前面，属于中等。但是，正是因为他感到有一种比细菌更为可怕的东西，就是传统的思想，是可以杀人的。

祥林嫂无辜地被杀了。

这是一场悲剧，其特点是没有凶手的。

《药》里面的华小栓死亡，也是没有凶手的。

这正是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思想特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设计情节因果不仅仅关系到情感的生动，而且关系到思想的深刻。

要达到情感的生动，就要避免纯用理性因果，因为理性因果就是概念化的因果。要达到思想的深刻就要避免表面的单层次的因果，以构成多层次的因果，让读者一层一层地像剥笋壳一样不断地体会到作品的深厚内涵。

当然，不管多么深刻的思想都是不应该用人物或作者的嘴巴讲出来的，蕴藏在情节和人物命运之中的思想比说出来的要更丰富。其原因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往往是理性的，亦即概念化的因果，而人物情感的因果则是用通常语言作线性的表达是很困难的，它渗透在人物的语言、行为之间，是很复杂、很微妙、很丰富、很饱满的，但是一旦用线性逻辑的语言讲出来就很可能变得贫乏了。

要有真正的艺术鉴赏力就不仅得分清这两种不同的逻辑，而且要善于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看到这两种逻辑所体现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特别要注意的是要尊重人物的情感因果，不要以为它不合理性而轻视它，更不能因为它不合自己心意去改变它。在《家》里面，当鸣风得知自己面临着要成为冯乐山的小妾的危机时，她走到了觉慧的房间，看到觉慧忙着写文章竟没有把话讲出来，后来觉民又进来了，鸣凤便退了出来，决心投湖自杀以殉情了。

这不是很不合理性吗？

但如果巴金把它写得很符合理性；鸣凤在外面等了一会儿，待觉民走了以后，又跑到觉慧那里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这样的话，鸣凤的生命虽然得救了，然而鸣凤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生命却可能就此结束了。

祥林嫂是一个善良、朴实、淳厚的贫苦农村妇女，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诚如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祥林嫂的一生，便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浮沉。祥林嫂本是卫家山一家以打柴为生的农户的儿媳，当比她小十岁的丈夫死去后，为了逃避婆家的转卖，她逃到鲁镇，做了鲁四老爷家的女工。她食物不论，干活不停，“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在她，似乎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好”景不常。不久，她就被跟踪而来的婆家人抢走，捆绑着塞进花轿，以八十千大钱的价格卖给深山里的农民贺老六做老婆。绑架式的买卖婚姻，以暴力强逼再嫁的遭遇，再次表明了祥林嫂的奴隶地位。幸而新丈夫“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加上有了孩子，她就又感到满足了。旁人也认为她“交了好运了”。可这种“满足”和“好运”，其本身就带有悲剧的性质。因为她所感到满足的，并非是不受压迫的“人”的地位，而是“安分耐劳”的奴隶式生活。但即便是这种奴隶式的生活也不得长久。第二个丈夫不久死于贫病，儿子阿毛又被狼活活地吃掉了，族中的大伯收去了房屋。祥林嫂走投无路，只好再次到鲁家帮工。她虽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不幸，封建宗法势力却不能谅宥她的再醮兼再寡。最后竟将她当牛做马的资格也剥夺了，使她落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更加可悲的境地。可见，这种自觉的奴隶性格，正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内在原因。 祥林嫂的悲剧，还表现在她不仅受到封建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更遭致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的残酷精神虐杀。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但封建族权又允许出卖守寡的媳妇。祥林嫂要遵奉礼教守寡，可宗法势力又强迫她再嫁，她无论如何行事都是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的极端虚伪。小说中的鲁四老爷── 一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便俨然是封建礼教的化身。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帮工，鲁四老爷就皱起了眉头，分明“讨厌她是个寡妇”。祥林嫂被婆家抢走，鲁四老爷只说了句：“可恶!然而……”佣人被绑架，他不免感到有损自己的尊严和役使的利益，但一想到祥林嫂的婆家有权处置守寡的媳妇，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一言一行，完全是从维护封建礼教出发的。因此，当第二次失去丈夫、死了孩子的祥林嫂再来帮工时，鲁四老爷便视之为“败坏风俗”的“谬种”，吩咐祭祀、祝福之类的事情决不许祥林嫂沾手。祥林嫂周围的世界，也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支配。“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祥林嫂全不理会这些事，她心中怀着一位仁慈母亲的巨大悲哀，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述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的惨事。开始，镇上的人们颇有些同情，但不久，“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祥林嫂哪里知道，在那个冷漠的世界里，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正当她被心灵的创痛苦苦地折磨时，迷信的柳妈又对她讲述阴间的惩罚，这更使她感到极大的恐怖。为了“赎罪”，祥林嫂不惜将积年的工钱到土地庙去捐了一条门槛，自以为能够恢复“人”的地位。不料，在冬至祭祖时，她又一次遭到主人的断喝：“你放着罢，祥林嫂!”这一打击使她的精神趋于崩溃。从此，她的记忆与体力大不如前，终被鲁家赶走，沦为街头的乞丐。到了这等地步，鬼魂和地狱的梦魇仍然咬噬着她的心。她不仅生前哀苦无告，还须怀着更大的恐惧走向死亡。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摧残虐杀，正是祥林嫂悲剧的根本所在。 祥林嫂的悲剧还在于，她一生顺从封建礼教，到头来却被封建礼教活活吞噬；她受尽封建礼教与迷信的迫害，却又被摧残麻木得自觉和不自觉地去维护封建礼教与迷信。比如，她反抗再嫁，固然表明不愿被婆家当做牲口一样地出卖，要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尊严，但支配她采取“出格”的反抗的内在原因，还是那种“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祥林嫂花了极大的代价去捐门槛，也表明她信服了神权迷信，要以门槛作为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好赎了自己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到阴间再受酷刑。封建势力的高压与愚弄，就是这样残害、扭曲了祥林嫂的灵魂。通过这一完整的悲剧性格，《祝福》异常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道德极端虚伪、残酷的本质，向整个封建宗法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采英》，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在《祝福》里，当村民们尽情地“鉴赏”(“看”)祥林嫂的痛苦时，读者又分明地感到，在这背后，还有叙述者的“我”(以及隐含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观照祥林嫂被“鉴赏”的屈辱与不幸，更冷眼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读者也许还会联想起鲁迅所说的，“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我之节烈观》)；祥林嫂正是这“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我们已经说到了“我”，不妨再来看一看小说的另一个重点：“我的故事”。如果说在“他人的故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祥林嫂”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社会”的关系是一个“被吃”与“吃”的关系；在“我的故事”里，“我”在与“鲁镇社会”的关系中，始终是一个“异己者”。“我”当年离去，自是对“家乡”的背弃，如今“我”归来，故乡“已没有家”，不再存有《故乡》里的“我”那样的寻梦的奢望，“我”只是四处飘泊中在家乡暂作停留，因此，不需经过《故乡》中的“我”那样的精神幻灭，“我”就敏锐地发现在“我”“离去”与“归来”之间，故乡的一切都没有变：祝福的祭祀把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这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依然在骂早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我”注定与这停滞不变的“鲁镇社会”格格不入，“我”“明天决计要走”，本是意料中的事：到这里为止，《祝福》中“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只是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他(他们)注定要扮演永远的游子（漂泊者）的角色。

但作者却要把他对知识分子心灵与命运的开掘深入一步：小说接着告诉我们，我“决计要走”，还另有深因：“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这样，作者就十分巧妙地将“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联结起来，正是在“两个故事”的关系(关连）中，寄托着鲁迅的深意。于是，在鲁迅笔下出现了“我”与“祥林嫂”最后相遇的场面(这可以说是小说的核心部分)：祥林嫂最后的形象以及她对“我”的追问，提出了人的死亡以及死亡的命运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最尖锐、也最深刻的问题。但却将白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置于困境：“我”既对这类形而上意味的深层问题缺乏关注与思考，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又落入“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境地，我终于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在这个令“我”感到极端“惶急”不安的场面里，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且发现了自认为与“鲁镇社会”(传统)绝对对立的“自我”与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当“我”匆匆逃回四叔的家以后，就不但因为自己的逃避而“觉得不安逸”，而且开始思考起自己对于祥林嫂的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应负的“责任”问题。尽管“我”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自己排解，却始终未能摆脱内心的“不安”与“不祥的预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我”再次“明天决计要走”，这“再度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质。这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中“再离去”的负面意义的深刻揭示，比之《故乡》中的“我”的最后离去的开掘显然更深了一步。而当最后祥林嫂的死成为事实，“我”终于陷入了负疚的深责之中：这样，“我”对于现实与自我的双重绝望就达到了一个顶点。而这种绝望又是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轻松”与“舒畅”交织为一体的——“我”终于在雪花落地的“沉寂”中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开始回忆，并且讲述“祥林嫂的故事”。而当故事讲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在反讽的距离中结束了祥林嫂的人生故事与“我”的心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