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振宁的《邓稼先》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再读《邓稼先》，读到这一部分，不自觉地读出声音，他们背诵《吊古战场文》时，或可在西南联大躲空难的防空洞里，或许就是闻一多和他们在一起背诵，这些学霸在一起，几十年后，杨振宁依然清晰地记得，记得那段西南联大珍贵的同窗友情。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的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

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读到此处，情不能已。泪糊双眼，眼前有团蘑菇云，一直在升腾，淹没了浩浩乎的古战场，远去了烽火硝烟。无垠平沙中一块“爆心”碑，稼先被喜悦、激动、自豪击中，仰躺在沙子上。

这一切，来之不易！我懂得杨振宁这样的想象。签字的手有没有“颤抖”，在这样的动作背后，有多么深沉的情感。唯有同道之人，才懂得其中滋味。那些当年神气活现的军宣队工宣队干部，又凭什么指手画脚。

此段篇末杨振宁笔锋一转，提出有一首歌可以作为摄制影片的背景音乐。这是一首古老的歌，五四时代的歌，为什么是五四时代的歌？

原子弹的成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这些中国男儿只手撑起的天空，《无问西东》中如沈光耀他们的中国男儿，具有一种五四时代的贵族气质，为民族为民众为信仰，可以抛弃一切的贵族精神。

稼先无疑就是这样的中国男儿，是古今多少奇丈夫中一个。这首歌后来被作为“两弹一星”纪录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片尾曲，或许就是从这里得到的启发。

杨振宁和邓稼先，中学同学一年，西南联大又是同学，在美国留学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但是又海岸相隔几十年，因为政治原因音信不通。加上邓稼先从事的核事业属于国家机密，他不能多说一个字。

杨振宁写邓稼先，本身就是一种真情流露，但同时具有一种时代的宏大气魄。

开头铺开了一幅祖国百年的历史年表。前面是列强侵略，中国丧权辱国的系列时间，后面是中国成功制造原子弹、氢弹，达到国防自卫武器世界先进水平的记录。二者的对比如此强烈，构成一种震撼力，撼动读者的心灵。而在两者的转变中，推出主人公——邓稼先。

如此铺垫，把人物放在祖国百年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就把人物提高到了历史的高度，这使文章有了一种宏大的气魄。

铺垫手法不仅止于此，还在写邓稼先的性格、气质这部分。他用相当精炼的笔墨先写物理学大师奥本海默锋芒毕露的个性。提炼了一个具体的、可感的细节：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奥本海默打断人家的发言，拿着粉笔上台，讲述自己的观点。从社交礼仪角度来说，这是很无礼的，但正是在这种“无礼”中，世界级大科学家对科学的执著和个性化的凌厉锋芒跃然纸上。所有这一切是为了衬托邓稼先“忠厚平实"、“诚真坦白”、“从不骄人”、“没有小心眼”、“最具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用心良苦。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既没有为了强调邓稼先的优秀品质，而简单地贬低奥本海默，又恰如其分地突出了邓稼先的品格。在国际学术界，奥本海默的地位高于邓稼先，只要把邓稼先放在和奥本海默同等的地位上，就是对邓稼先的推崇了。 

　同样是科学家，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和邓稼先的不同，他是个情感比较丰富的人，而且还比较喜欢抒情：

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作者在邓稼先逝世以后给邓夫人的唁电中直接提出了：

   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的永恒才是有价值的。

   这一段文字很有作者的特点：一方面，历史的评价无疑是理性的，另一方面，在把邓放在民族历史的背景上加以表现的时候，却又不由自主地以一种抒情的语言来表现

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因为有着一许许多多为国为民无限付出的人，中国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在国防、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仅拿国防方面举例，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一穷二白的局面，但是邓稼先等专家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他自己也因为研发核武器的工作得了癌症。在邓稼先晚年弥留之际，他的好朋友来看望他的时候被他的一句话深深感动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邓稼先又和杨振宁说了什么呢？

故事还得从1950年说起。邓稼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就萌发了回国发展的念头。于是这一对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就此分隔。但是他和杨振宁从小一起长大，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所以邓稼先回国之后杨振宁也一直记挂着他。

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他们也始终未能相聚。到了1971年的时候，两人才有机会见面。可是短暂地相见之后又要分开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邓稼先患上癌症的时候，杨振宁来探望他了。1986年的时候，邓杨二人15年之后再次相聚。

这一次，也是杨振宁与邓稼先的最后一次见面，照片中，邓稼先明显已经力不从心了。杨振宁和他合影，虽然邓稼先的面容和善可是那份藏在眼角的疲惫是掩饰不住的。邓稼先说“自己不后悔发展核武器，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让国家变得更好更强大”。

只言片语之间没有丝毫后悔与遗憾。杨振宁听了之后大受感动，还特意托关系帮他买了国外的特效药。只可惜这一切似乎都太晚了。邓稼先一手培养和发展起来的核武器事业欣欣向荣，可是他自己的生命却如同枯槁。

他曾经没日没夜地修改图纸，计算公式。他曾经躺在病床上孜孜不倦地编撰自己的关于核武器的书籍。他也曾经穿着单薄的防护服去捡报废的弹头。所有的实验人员都知道核武器的辐射有多大，可是他们不能退缩。

邓稼先更是身先士卒，用手捧出了费劲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核弹的碎片。但是这也给他的身体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走之前还于1986年4月上交了一份核武器发展的倡议书。邓稼先是一根蜡烛，永远燃烧，永远为人们带来光明。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把人们都引到**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