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器婚年份的含义
陶器婚年份,由于它是从美国发起的,定位在9年,作为很多中国人,由于受美国包括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纪念自己结婚纪念日时,也越来越重视结婚纪念日,特别是当自己结婚9年,更想把这一天通过纪念,牢牢记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陶器婚年份,就来更多了解一下吧。
说的具体一点,主要和陶瓷有直接关系,在西方人眼中的陶瓷,它虽然代表着坚硬,但在坚硬当中也体现出它的美,所以通过历史来看,就是到了现在,中国的陶瓷文化,包括陶瓷这样的物件,一直影响着美国人,而且有很多美国人,特别喜欢收藏中国瓷器,如果不小心把瓷器打碎了,还会把它捡起来,通过一些碎片镶嵌在自己喜欢的首饰上,可见作为美国人,对于陶瓷已经尊崇为像神一样了,比珍贵的珠宝还要珍贵。
二、陶器婚年份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慢慢的接受从美国过来的陶器婚,在9年这个档口,回顾自己这9年婚姻的历程,虽然有苦也有甜,但是两个人牵手走到9年这个时间段,所经历的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当自己细细品味时,茫茫人海两人能牵手走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所以在这一天,当然要有音乐,要有鲜花,要有美酒,把这样的一份9年浓浓的情感,全部融入到这一天,再次感受彼此的情感,回顾一下过往的点点滴滴。
当然了,在熟悉了解了陶器婚年份之后,也会感受一下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文化,要对自己心爱的女人送上一份珍贵礼物,这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作为男同胞们,风风雨雨经历这9年不容易,回顾自己的过往,看看自己这9年所建立的家庭,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给自己心爱的女人送上一份珍贵礼物,然后再送上温暖的话语,在送礼物的时候,要紧紧的抓住对方的手,在亲吻她的同时,要紧紧的抱住她,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才能让心与心贴得更近,让她这一生都感恩你。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史学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新兴学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陶瓷研究,它涉及现代陶瓷艺术这一新艺术门类研究的原则、观念和方法,并且它将现代陶瓷艺术研究纳入到艺术史研究的范畴。本文运用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和心理分析的视角,试图强化和提升现代陶瓷艺术研究的理论意识,以理论的实践来促进现代陶瓷艺术的有序发展,从而构筑一个完整的陶瓷艺术世界。
关键词:现代陶瓷艺术史 艺术史研究 心理分析 现代陶艺 瓷艺
[引言]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意义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门研究陶瓷艺术的发展现象及其规律,研究陶瓷历史的演变过程、研究陶瓷理论及其批评的科学。也就是说陶瓷艺术史学要研究陶瓷艺术家、陶瓷创作、陶瓷鉴赏、陶瓷活动等陶瓷发展现象,同时也要研究陶瓷思潮、陶瓷理论、陶瓷美学、陶瓷艺术发展史、陶瓷技术发展史等本身的历史。陶瓷艺术史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考古学、美术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涵盖着其它的学科研究,而不应成为一个简单的考古史料发掘或一门单薄的技术发展史,并可形成许多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中国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陶瓷研究。陶瓷研究意义比较宽泛,涵盖专门的陶瓷考古、陶瓷历史、陶瓷科学、陶瓷美术,考古学家注重探讨中国古代陶瓷的时代特征和历代窑址以及窑具状况;历史学家偏挚于中国古代陶瓷经济史、技术史的历程;自然科学家致力于历代陶瓷的胎质和釉层内部的物理化学结构,力图揭示恢复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精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发展方向;陶瓷美术则侧重于历代陶瓷的装饰画面,试图寻找它与中国书画艺术某种渊源关系。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新兴学科。陶瓷艺术史学涉及的具体重要方向为陶瓷艺术史的研究原则、观念和方法、研究工具、鉴定手段等,和陶瓷艺术史的研究著述,即陶瓷史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史学是指在1985-2002年的这一段时期所产生和发展的陶瓷艺术思想,陶瓷艺术的观念和理论,以及相应的批评。这一时限的划分也是为了确定陶瓷艺术的科学与理论建立和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学需要放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学发展的情景中考虑,在进入20世纪后,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翻译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人文学科的创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八十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说、女性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归入艺术史研究的概念及范畴。对西方艺术史学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及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渐成规模,艺术史鼻祖温克尔曼(JJWincklemann)在1764年《古代艺术史》对特定的艺术作品系统的阐述,详尽地勾勒了古代艺术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历史逻辑,其思想的深度和研究的深度开启了艺术史学研究的大门。1从英国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沃特佩特(Walter Pater)至罗杰弗莱(Roger Fry)、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再到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他们优美的语言、对艺术作品细腻的审美能力以及敏锐的批评判断力极大的丰富了艺术史的语言。再如德国艺术史家从鲁谟(Rumohr)、沃尔夫林、到维克豪夫(Wickhoff)、李格尔(Riegl)、德沃夏克(Dvorak)、直至潘诺夫斯基(Panofsky),尼古拉乌斯佩夫斯纳终其一生,力图揭示艺术史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况且国内艺术史学者范景中、杨思梁对贡布里希进行专门的研究,对国内艺术界影响很大。另外一位学者曹意强对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学术的诠释也有利于中国艺术史学方法论的发展。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选择的期限是19852002年,与古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相比不仅从时间段上有所不一,并且在批判标准和研究方法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段历史迫使我们在看待现代陶艺史的强烈热情之上,再冷静地运用历史的能力,对此作一番反省,在着手描述现代陶艺同时树立科学的史学观。上限之所以为1985年,不仅在于此时期文学艺术思潮极为活跃,如“八五思潮”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革新意义;同样在当时不为人注意的陶瓷艺术领域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陶瓷革命运动。1985年5月全国首届部分陶艺家研讨会(湖北蕲春)具有启蒙的开端“什么是现代陶艺”,“如何发展现代陶艺”这系列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与传统陶瓷艺术发展不同的宏伟勾划,表明陶瓷艺术界第一次以群体共识开始寻找新的艺术语境、文化思想。由此形成的这种潮流已经改变了陶瓷艺术在观念和风格方面的整体格局,并迅速席卷到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大风暴中。2其下限为2002年,从广义可以延伸到现在,作为史学研究规范而言,采用一种紧慎的态度,以2002年9月陶艺作品作为独立于雕塑和设计类之外的单独门类被邀请参加彭德、李小山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三年展”为止,说明陶瓷艺术在现代艺术领域内已经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位置。3在这段时限中,关于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研究和著述颇丰,但形成系统理论形态鲜见,本文将从艺术史学的范纳对这一特殊时段理论的探索作出客观的评价,并尝试用心理研究的视角来扩充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它研究方法一样来共促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
一、现代陶瓷艺术研究的史学观念
艺术史是一门在历史的框架中研究和理解人类所创造的视觉产品的学科。它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都是所谓的“历史”大家族的一员。而“历史”一词源于古希腊,意即“探索”,也就是理解人类过去所发生的,或想象中发生过的事情的因果关系。可见历史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智性形式,而艺术史正是这种智性形式的表现。正是人的求知欲,促使我们想了解经典的艺术作品的作者、创造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情境。而这种知识,对于发展和理解当下的艺术十分具有意义。人类凭借象征符号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并记录这些活动,艺术无疑是这个图像符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施纳泽是西方艺术鉴定学的先驱,对艺术的“本体”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时代的艺术……类似一种图画和文字,一种专论,披露了特定民族的秘密本质。一部连续不断的艺术史,展现了人类精神持续进化的景象。[4]事实上,“艺术史”即不是专业实践者的创造,也不是历史学科的附属。它是19世纪欧洲伟大的史学发展的有机部分,并为这个整体运动提供了新的视野。当时将艺术风格视为特定民族和特定时代的社会与精神的索引,是19世纪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做法强调了传世艺术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往昔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艺术史以哲学的基础。并且就以形成为历史研究可凭借的材料有文献载籍,图像遗物,风俗习惯和口述历史等。英国批评家拉斯金将之概括为“言辞之书”、“行为之书”和“艺术之书”,他断言这三部书合成了“伟大的民族自传”,而“艺术之书”是最值得信赖的史料。[5]可见,艺术史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必要形式,是我们认识过去与现在和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知识分枝。艺术史即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从尽可能宽阔的人类活动背景中,去探索和理解其视觉产品,而以此种方式研究艺术创造史又可增加我们对人类其他历史和创造性的理解。于此,艺术史必定是一门人文科学。
同时在整个西方艺术史学史的研究中呈现不同的方法及状态内部艺术史和外部艺术史及关注个体艺术家的艺术史。内部艺术史一般指鉴定、形式和风格分析和材料研究,被成为艺术史之父的沃尔夫林认为艺术史的真正目的是研究风格而非个别艺术家的历史,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探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所理解的人类心理学或“心性”,希望从风格转变背后读解出精神的“征候”,读解出人类文化表现的“统一原则”或“基本态度”,解释一种风格就是将其置于一般的历史背景里,并证明它与其它学科所持的共鸣。沃尔夫林的视觉分析是受了当时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知觉研究上的新发现的影响。[6]著名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也是受了这种新发现的激励而采纳了类似的视觉分析模式,如李格尔的“形式意志”,更明确的把艺术视为人类知觉与精神进化的坐标系。并注重艺术史的每一个阶段,对以往所有被贬斥或忽视的艺术时代,罗马艺术、早期基督教艺术、手法主义和巴洛克艺术等,作了重新评价。在19世纪“历史思潮“影响下的鲁莫尔倡导注重殊相的研究模式:即重视收集个别事实,对具体的绘画作品进行深入的批评研究。这种方法使鉴定学成为19世纪艺术史的一种主流,并出现三位代表人物:意大利外科医生莫雷利为鉴定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其方法通过仔细研究画家描绘眼睛、耳朵和指甲等细节的惯用笔迹,辨别真伪;美国艺术学者贝伦森采用莫雷利的方法鉴别了15世纪意大利绘画,和德国艺术史家弗里德兰德也对尼德兰绘画作了同样的研究。所谓的外部艺术史则是指社会学和相关的政治和文化史探索。汉堡学者瓦尔堡认为内容重于形式,对艺术内容也就是主题开始研究。通过考察风格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知识和文化实践,去理解古典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延续的意义和原因。这种方法标志着图像学研究的新阶段。[7]潘诺夫斯基是瓦尔堡学派的一座台柱,他抵制沃尔夫林和李格尔的理论,对照复杂的视觉和文献资料,力图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别作品作出整体论读解。并对哲学、宗教和传统人文主义的强调,与之特别具有相关性。二战后,学术环境与观念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史学家,他们认为艺术史研究应当与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知识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包括一切传统方法的新取向:新马克思主义、新的精神分析、女性研究、符号学及其可名为解构主义的东西。艺术史的研究也从而走向“世界艺术研究”,[8]萨义德等学者不断的强调要摆脱将西方的标准强加于其它文化的做法,将世界各地区的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
尽管艺术史家看法有多大的差异,他们的侧重点只是在构成艺术史的两个要素间滑动,艺术和历史。这取决于个别艺术史家的知识装备和秉性,同时又取决于普遍的知识环境,以及他所面临的艺术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艺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盛行往往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运动同步;[9]总之,艺术史研究对现实艺术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
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高铭潞于此为基点,将历史学的观点纳入中国当代美术史的研究之中[10],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非常有借鉴作用。现代陶瓷艺术本来就是当下的艺术活动,“现代陶艺”的语汇是一种语定俗成的现象,是用于同传统陶瓷艺术区别的语言状态。对现代陶艺的界定为:它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或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体,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照,表现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形式。这种审美价值重视挖掘的主要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重视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表现形式,将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视觉化,表现人的意识的流动和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多种认知。[11]传统陶艺是历来陶瓷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现代陶艺却是作为个体的陶艺家的独立创造。传统陶艺多以实用为目的,注重技术性且有着严格的分工及规范,但远不及现代陶艺创造主体的自由发挥。现代陶艺在此基础上不仅从外观改变了陶艺的审美形象,而且在功能上走向一种纯粹的艺术创造,将陶瓷作为现代艺术实现的媒介,它创造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化的“瓶罐”,并将崇尚精致、规整、对称的古典陶瓷审美趣味转向随意自由、更富想象、更具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它和当代其他艺术样式因此具备了同种表象特征:一、作为创作主体对当代文化的整体关注;二、创作者对个体出发,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及生命价值的思考;三、对作为精神载体的材料语言和形式语言不断完善形成各自的风格。[12]从语义革新上现代陶艺以特殊的面貌出现,它是陶瓷艺术在现代发展中一个新的艺术形态,其艺术观念、审美意识均反映了当代艺术新的趋向,它和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是同一历史产物,将现代陶艺纳入艺术的范纳其意义不仅在于确认现代陶艺在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的地位,还在于它自身也有同样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现代陶艺的称谓,本文在此对杭间先生的理解持有不同的看法。杭间先生认为陶瓷艺术与陶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杭间先生如果从“观念陶艺”这一角度自然有合理性,但他将赫伯特。里德对陶器的理解为:“明眼人可以看到赫伯特。里德的‘陶器’实际上就是‘现代陶艺’”。[13]本文并非断章取义,这实际上易引起对现代陶艺理解的误读,现代陶艺只是现代陶瓷艺术的缩读,不应从文字为理解为陶器艺术,从而生硬的否决瓷器艺术或让它在当代艺术情景中消失。赫伯特。里德对西方陶艺的经典注释:陶器是一门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艺术。它与文明的需求紧密相关;作为一种艺术媒介,陶器必然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表现。凭借陶器我们便能对一个国家的艺术,即情感作出评价;毫无疑问,陶器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的标准。陶器是纯艺术,是一门不带有任何模仿意图的艺术。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在用形式来表达人的意愿时,雕塑比陶器更具有局限性;陶器在本质上是一门最抽象的造型艺术。[14][这段对陶器论述几近完美,但只能表明现代陶艺发展中陶器的一面,解读瓷器艺术的当下作用还需放置中国的特殊语境之中。众所周知,瓷器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瓷器艺术是造型、装饰、材质、技术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文化特征。从形式上,颜色釉、釉上装饰、釉下装饰[15]的成熟运用和现代艺术观念的结合,也极大的丰富了现代陶艺表现的语言。80年代以来,以秦锡麟为代表的陶艺家汲取和借鉴明清民间青花率真简约的艺术特色,使青花艺术既具传统的民族风格,又富有现代审美意识,并为现代陶艺如何从形式上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立下开创意义。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根据这近20年内重要的陶艺事件、陶艺家、陶艺作品和陶艺思潮。理顺这一发展过程也是陶艺理论研究之必要,纳入艺术史学研究方法,试图从艺术史的定位来客观看待现代陶艺。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它是一种心灵或精神的生活,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产生的,历史是当代人的思想体现,是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显示。卡尔。波普尔也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16]
二、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心理视角
一门学问的核心往往是基于对人的知识探求和基本信条确证的批判性的反思。在此意义上,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也是对它们的有效性、可信性、可能性和价值性等的反省,因而它更是一种思想的方法论。它不仅是有关陶瓷艺术史本身的实证与清理,而更是对陶艺史这一学科的相关的概念、方法以及研究的倾向等的评判和再思。尽管这种理论的反思和研究之研究在今日的艺术领域中取得相应的重视已不再是什么新问题了,但是现代陶艺史学者是否已完全确立一种理论的、反思的积极意识却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如何以我们这一时代的理性思考来观照、估评以往陶艺实践中的诸种研究前提,不管它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产物,殊非易事一桩。
就如许多陶艺家依然固执坚持,现代陶艺的领域不能给理论以一席之地,陶艺史拒绝自我的反省,有意回避理论性的思考,以保持陶艺史的应有之态,正是理论意义的确失才使其自身拥有文化学的意义。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曾说:“对于可理解性的追求绝不是在历史研究中偃旗息鼓的,仿佛历史研究便是这种追求的终点。相反,正是历史研究去成为任何对于可理解性的寻求的出发点”。对陶艺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是完全自足而与理论无涉的学术行为,它应是理性的重要驿站,是思想的积聚,在人文科学乃至整个文化事业中成为一道特别耀眼的风景线。
诘问现代陶艺史的历史,一方面是处于时间概念过程中的艺术史本体,是人所创造或经历的一切艺术活动,是过去了的一种精神的特殊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主体对于这种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等。当后者成为自觉的专业行为时,它就在其独特的领域成为所谓“陶艺史”这一学科。如何确证人对陶艺史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似乎变成一种关键问题。无疑,越是接近这种陶艺史本体的叙述就愈有可信度和有效性。这种剖析的眼光不应只停留在个别而又具体的比较上,它力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剖析陶艺史研究的范式问题。这种陶艺史的本体并非一目了然的存在,反思陶艺史研究中的“重演”方式,就显得很为必要。没有对陶艺史研究的真正反思,便没有足够自觉的陶艺史研究,这样也会与“范式”相距甚远。现实有效地把握、设定或者调整陶艺史本体及其具体研究之间的必要张力,正为方法论的旨落实处。同时,陶艺史本体对于各种阐释的规范化,有助于制约、归正和范纳;事实上对于陶艺史本体的把握也总是主体化了的结果和经过心灵上的重演。美国著名的学者盖伊(Peter Gay)所言:“历史学者无论作什么选择都面临种种窘境。如同所有探求知识的人一样,他必须在两种同样有说服力却又相互矛盾的理论之间找到自己的途径。第一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同的,有待研究和理解的,是一种已经确定了的现实;第二个理论则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我们的身份、民族性、性格、宗教以及所用的语言等都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17这也恰如其分的揭示了陶艺史的本体与陶艺史研究之间的辨证关系。
陶瓷艺术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发展人的文化的一部分,和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是处在新旧更替之中,这是陶瓷艺术史的普遍和无可抗拒的规律,是我们把陶瓷艺术史看成人类的文化发展的特殊印迹的第一根据。比较而言,古代陶瓷艺术研究确实未能揭示出现代陶艺所呈现出的个人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现代陶艺从附属的、装饰的成分成为一种卓然独立的艺术样式,在新的形式之中,陶艺家们也塑造出以往陶瓷艺术所无以企及的自然美、具体甚至人性化了的对象。并且陶艺史过程本身是最为具体不过的现象群落,充满着诱人的哲学思考。
值得认真对待的还有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那种先铺陈某一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再以一般的社会发展框定陶瓷艺术史的诸发展阶段的文本模式,不仅既远离了对陶瓷艺术史本身的独特规律的深入发掘,而且也无形之中使陶艺史的研究沦为至多是社会政治史的某种附庸而已。这种“史”的过于扩张的趋势客观上也把陶艺史研究的某些外围要求,如与陶艺本身的性质相关甚少的考证,无意地提高到了不恰当的重要位置上。应该确证的是,陶艺史毕竟不只是求证一般的史实甚至其中的繁缛环节。陶艺史更为根本的旨归还在于揭示通过视觉化载体表达的人类审美的特殊追求的历程及其内在的诸规律。否则,陶艺史将很难显示自身独立的特定品质。确认陶艺与社会方面的特殊关联的关键,在于由此深入到陶艺史本身的“内在机制”与“形式意义”的生成的认识,才不至于人为地排斥或贬低内容与形式的联系,而能逐步走向陶艺史的整体面貌。相反,一方面是貌似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塞满了与社会政治史中所运用大同小异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罗列。前者所视而不见的正是陶艺史本身的历史机制的话,后者却是对陶艺家及其作品的生命个性的相对漠视。后者的情景更为影响陶艺史研究的质量提升。陶艺家在创造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独特的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其中有十分具体的痛苦、欢乐、悲哀、赞颂和欲望等。不能切入他们的个性世界及其作品的独特生命世界,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承诺。1550年意大利的名画家瓦萨里在《名人传》中写到:当我着手撰写这些人的生平时,我并不想通过艺术家作品的清单对艺术家们只作一种罗列而已……我不仅努力叙述艺术家的所为,而且还竭力要把平庸的作品与好的、更好的和最好的作品加以区分,同时又不无审慎地注意画家与雕塑家的诸种方法、习惯、过程、行为与心理等,探求……艺术完善化与衰微的种种原因和根源……。18这种自觉的觉悟体现了艺术史很早就被认定是一种理智的追求。然而,在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中还表现出学者们总是羞于理论,很少阐明他们借以展开研究而必须确信无疑的理论:历史变迁的理论、形式作用的理论、相关性理论、功能的理论,以及致关紧要的检验理论。这种负面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当代的研究情境之中,并且造成了体制化的结果。这样陶艺史不知不觉地在理会、整理与描述四件事情:一件陶艺作品的形成;一个陶艺家的生平;所谓陶艺运动的轮廓;以及与上述相关的某一主题的重现。这种几近套路的研究同样在现代陶艺史领域里有所表现。我们若要改变这种负面性,强化和提升陶艺史学者的理论意识,获得一种超越的动力,那么反思现代陶艺史方法论的要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而且陶艺史研究者的焦灼感极为引人关注,这种双重性在于既不满足研究的现状又刻意超越前人。看待于此,必须用一种批评的眼光审视那些运用哲学理论阐述陶艺史问题的激进学者。这当然有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要从哲学理论切入,经过文学理论和批评,再回到艺术史问题上。但这种迂回的方式可想而知又难以达到尽可人意的水准。另外一个让人苦思所想的问题,后代的陶艺家如何超过前人的创作与技巧,陶艺的携助与陶艺的创作的关系,陶艺品的真伪问题,何种渊源或是引发了后来的作品,为何导致一种风格走向另一种风格的有序进程,等等。如果陶艺史研究所需的就是诸如此类问题以及无数次的重复的话,又势必会把人们引向一种狭窄而又封闭的陶艺史观。
从陶艺史学的相关性方向看,关涉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前者侧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外部性(他律的、社会的和形式的性质)来探讨问题,后者偏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内部性(如自律的、心理的和内容的性质)上做文章。陶艺史学中的心理分析处于两者之间。1958年,美国的历史协会主席威廉L郎格曾经号召学会的成员把心理分析的方法作为历史学家的“下一项任务”,因为在他看来,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起到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六十年代以后,心理学的影响长驱直入于历史学的广泛领域。至七十年代,所谓的“心理史学”几乎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时髦。19尽管心理分析理论并不等同于整个心理学科,而且它和历史之间的互渗甚至也不是主要倾向,但是,毫无异议,心理分析对艺术史学科的启迪和推进应该是另人刮目相看,且在某些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将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纳入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中,不仅仅高于它对一般史学的贡献,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构成了历史性意义的事实,心理分析的具体阐释正日益和文化的、社会的眼光融合在一起,进而把它本身和陶艺之间的内在可能性和深化的启示程度推向新的境地。心理学说能够提供为陶艺史打通了指向无意识“隧道”的可能性,从而把陶艺史过程中的偶然性、隐蔽性和主体性更加具体至微地凸现出来,并且试图像某一学科分支那样能够涵盖和解释陶艺主体常态和异态的全景现象。沃尔夫林认为,对视觉的种种基础的揭示,包括对决定不同视觉方式的心理条件的揭示,都应看作是艺术史学者的基本任务。20陶艺史学者理应去研究一种内在而又神秘的流向或集体性的精神,因为正是这种潜隐的心理统摄了知觉的模式或梦幻的图象;应注重与人的认识心理的发展这一角度来审视整个陶瓷艺术史的运行轨迹。这种神秘的律动直接窥视陶艺创作主体的深层心态。在阐释陶艺作品上,心理分析甚至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作为,给人一种颇有意味的提示,引起对陶艺作品中向来被忽略特征的关注。比如从创作之维上探究陶艺心理的内在视角,陶瓷艺术创作的心理特征涉及到直觉、灵感、情感、意志及理性等重要特征,陶艺作品正是这些心理过程及其陶艺家创造力的物质化。灵感在陶艺创作中属于一种扑朔迷离而又不可或缺的奇特思维状态,艺术直觉是不同于普通感觉和理性认识的另一种生命本能,一旦在意识中呈现往往能洞悉、认知、认识对象的某种特殊的本质,为主体创造获取特殊的信息与能量,从而帮助陶艺家解决创作中重大难题。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出现虽然晚于日用陶器,但是,从雕塑艺术发展史来看,它乃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前躯。陶塑艺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一直至唐代,不仅佳作连年问世,而且高峰迭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石器时代直至汉唐的陶塑艺术,代表着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流。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已颇具艺术魅力。夏商时代的陶塑艺术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以极其简练的手法,出色地塑造出日用陶器的造型。进入战国时期以后,由于厚葬风气的盛行,陶塑的主要用途便发生了变化,它从欣赏品衍变为随葬的冥器,它的品种随之不断扩大,制作方法日趋丰富。因此,在战国、秦汉乃至于唐代,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陶俑。陶俑是代替活人或动物殉葬的一种冥器。秦代陶塑突显活泼、开朗、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秦始皇陵出土的7000兵马俑,个个如实塑制,充分显示出秦代陶塑高超的雕塑技艺。秦始皇陵兵马俑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形象之逼真,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纪念性大型群塑的先河。
汉代时期的陶塑艺术,在我国陶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汉代前期,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陶塑艺术风格,型体比较高大,注重细节雕画的质朴,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在题材上,就地下出土的陶俑所见,多为军阵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的时代特点。西汉中后期,反映追求生活享乐的各种陶塑在墓葬中普遍发现。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注重体现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东汉陶塑艺术,较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塑的题材更加广泛。正因为汉代陶塑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所以它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及阶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汉代陶塑简朴豪放的造型,不仅开拓了作品内在的容量和其外的蕴义,而且作品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和蓬勃旺盛的生机。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改革制度,巩固和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基础。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此时期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各民族之间亦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汉代陶塑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正是与空前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及经济高潮相辉映的,它是气魄宏伟、风光壮丽的汉代文化高潮的一种具象反映。
汉代人物的陶塑,不求形体的逼真和细节的雕琢,而是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倾力于动势的追求,通过大轮廓古拙简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在神韵和非凡才华。汉代动物的雕塑,也体现了这种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的艺术风格。汉代动物陶塑种类之全,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也是罕见的。汉代陶塑模制现实生活中的建筑设施的式样之全、构造之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它们都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建筑物的风貌。生活用具井、灶、灯、炉和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和船舶等陶塑,无一不是如实模制。
汉代陶塑制作在器质、品种、产量、装饰技法等方面都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就器质而言,有灰陶、硬陶、铅釉陶等,就品种而言,仅湖南资兴东汉墓就出土了59类不同的器皿,每一类器皿又有多种不同的式样;就装饰手法而言,有印纹、划纹、堆纹、暗纹、彩绘、浮雕、镂空等等;就生产规模而言,仅汉代长安附近,就有官办瓦窑数千处;就生产数量而言,洛阳烧沟汉墓,就出土陶器4713件。特别是东汉后期,瓷器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切,为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与繁荣,准
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另外,汉代厚葬的社会风尚也是促成汉代陶塑工艺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厚葬之风泛滥。东汉还专门设置了负责冥器制造的官方机构,同时规定了社会各阶层葬仪所用陶质冥器的规格。汉代的厚葬之风,虽然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但从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汉代陶塑的发展。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坚毅信心和强大力量,而且使得包括陶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都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关注、所表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汉代美学家蔑视“雕纤之文”,推崇一种博大崇高之美,用汉代思想家刘安的话讲就是“画者,谨毛而失貌”。只有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作粗轮廓勾划,才能体现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这就是包括陶塑在内的汉代艺术,处处呈现出一种雄浑豪放气势的根本原因之一。
汉代陶塑既是中国古代陶器工艺发展的结晶,又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大气磅礴的汉代文化的产物。汉代陶塑由于扎根于现实主义土壤之中,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简朴古拙、雄浑豪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使得它不仅在陶器工艺发展的长河中,而且在中国整个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都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它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中国陶瓷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发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便出现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土与火”的艺术不断丰富、成熟、推陈出新。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出现了原始瓷器。又经过千余年的创造积累,东汉时期,首先由浙江地区的制瓷工匠“点土成金”,创烧出成熟的青瓷器。此后历代各具风格多姿多彩的瓷器迭出不穷,美不胜收。中国陶瓷经历了从陶到瓷,陶、瓷齐驱的发展历程,被喻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中国陶瓷史话
中国陶瓷是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物化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制造使用和欣赏陶瓷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智慧;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当时的科学技术。
通俗地讲: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 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
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陶瓷包括的范围较广,有些能耐水,有些并能耐酸。广泛应用于建筑、化工、电力、机械等工业及日用装饰等方面,此外,用粘土以外的其它原料,依陶瓷制造的工艺方法制成的制品,也叫做陶瓷,如块滑石瓷,金属陶瓷,电容器陶瓷,磁性瓷等。广泛应用于无线电,原子能,火箭,半导体等工业。
从结构上看,一般陶瓷制品是由结晶物质,玻璃态物质和气泡所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物质在数量上的变化,对陶瓷的性质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陶瓷的老祖宗是“硅酸盐”,习惯也稼“硅酸盐陶瓷”,由于现代陶瓷发展得非常快,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来改进硅酸盐陶瓷,不断提高配方中氧化铝的含量,加入许多纯度较高的人工全成化合物去代替天然原料,来提高陶瓷的强度,耐高温性和其它性能。
后来发现,完全不用天然原料,完全不含硅酸盐,也可以做成陶瓷,而且性能更为优越。于是历来完全由硅酸盐统治着的陶瓷家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完全,崭新的不属“硅酸盐”的现代陶瓷。
确切说“陶瓷”的定义为:陶瓷是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粉状化合物,经过成形和高温烧结制成的,由金属和非金属元素的无机化合物构成的多晶固体材料。不论是传统的硅酸盐陶瓷,还是现代陶瓷,都包括在这个范围里。 历史过程不是单纯的事件过程,而是行动过程,这个行动过程又被隐含于其中的思想过程所支配。因此,在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时,就不能只关注表象,而应搜寻那些蕴涵着思想的外部表征,即关于人类心灵在过去的岁月中留下的痕迹。 无纹而饰的釉色之美 脂玉般莹润而略带透明质感的青色,是青瓷有别于其它类瓷器的最显著特征。由于青釉的质感、色泽及其隐隐透出的人文气息本身已经与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十分吻合,因此,青瓷常常以无纹为美。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青色怀有敬意。青色,在先民心目中意味着生机、宽广、正直、高尚。青瓷的出现恰恰暗合了中国人的这种敬天尚青的内在精神需要,因此在瓷器的釉色上有了以青为主的取向。
青瓷釉色的微妙之处是难以言传的,所以古人常常用借物、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如唐诗人陆龟蒙在《题秘色越瓷》中有这样的诗句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以此来形容秘色瓷的釉色之美。这种釉色应是偏绿的青色,如同在深山幽谷中,给人以满目青翠的润透清新之感,这类偏淡碧色的釉还应包括“葱翠”、“梅子青”、“豆青”等。另外,人们还称汝器那种青中偏蓝的釉色为“雨过天青”,而汝器之所贵,也正在于这种青蓝色的闲澹之中,含有深远无穷之味。这种釉色还有“卵青”、“粉青”、“灰青”等,每种青色之间都有所差异,但都略偏蓝色。青瓷釉色之微妙不但在于有冷暖之变幻,还因窑焰而有浓淡之差异,像不同季节里的天空、山川、湖水一样,又如同中国人的性情——含蓄、玄妙而灵动。
没有纹饰的青瓷,可将之喻为一位恬淡的仙人,常默默无言,心灵却非常微妙、闲适、优雅而自乐。这是一种在宁静中显示出的静谧之美。宋瓷中的汝、龙泉、影青等都以无纹为胜,且通常以厚釉为上,因为釉之厚薄如水之深浅。愈深的水、愈厚的釉,愈能给人以深邃、神秘的感受。显然,青瓷的釉色非常符合道家所崇尚的“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标准。
此外,人们在赞美一件青瓷时,常常将其喻之为玉,如“越泥似玉之瓯”、“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瓷玉相通,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一方面是中华农耕民族对土、石、玉的审美观的延展 ;另一方面,受到“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影响,是儒家把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于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体现。正所谓 :“类冰比玉,以玉喻德”。因此,瓷器以青色为取向,是从晋至宋的审美主流。 片纹雅饰 虽然青瓷的釉色充满了魅力,但青瓷并非全都遵循“无纹而饰”的原则,宋瓷中的哥窑就以开片而闻名。开片是一种釉面裂纹,是因瓷器胎釉受热后收缩系数不一致而形成的。这种现象早在原始青瓷时就出现了,本来都是被视为窑疵的。到了宋代,哥窑始创了以开片纹为釉面装饰的风格。孙瀛洲在《谈哥汝两窑》中谈到:“汉唐以来瓦器、瓷器釉上,多有本色细碎片纹,隐约可见,都是自然的片纹,而哥窑的片纹则是由人工技巧控制而烧出的。”哥窑的片纹在纹理上是很有讲究的。“小片之细碎者曰鱼子纹,大片之稀疏者曰牛毛纹。”(《陶雅》)这种片纹还被称为“百圾碎”。据《龙泉县志》记载 :“章生一所主之窑,其器皆浅白,断文号百圾碎。”后来这种装饰手法被官窑所效仿,出现了亦以开片为饰的官窑瓷。
古窑器的片纹与釉色都是随着窑焰而自然生发的,这两者又往往妙契呼应,色因窑焰而变化,而其雅俗亦是仁智互见,一般来说以纹线明朗爽快兼曲折有致者为上。将这种片纹自然的青瓷和无纹饰的简洁典雅的龙泉窑瓷相比,又多了几分凝重的气度。文人雅士们也非常钟爱这类瓷器,故常常用它来制作笔筒、砚、洗等物,以示高雅。 刀法如笔意,布局通画理 如湖水般润澈的青瓷,具有厚釉失透之感。根据这个特点,青瓷除了以无饰为饰外,还产生了一些适宜于这类釉色的装饰方法。如刻花、划花、贴花、印花、堆雕、雕镂、弦纹等。其中以刻花最为典型。这种装饰手法早在越窑早期就已出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风格迥异、极具地域个性的南北两派。南派以龙泉窑为代表,以端庄典雅为特色,刀法含蓄、细腻,刀痕深处的釉肥厚,色泽深澈,而刀痕浅处色泽渐淡,富于变化,在静谧之中又多了些动感,正所谓“林之无鸟不静”。与南派风格不同的北派耀州窑青瓷,胎体相对较厚,属厚胎器物,因而在刻花装饰上以深刻的手法为主。即沿着纹饰的轮廓线垂直刻下,进刀较深,纹饰以外按一定坡度近深远浅地剔出适当的空地,上釉烧成之后亦是凸的地方釉薄色浅,凹的地方釉厚色深。但由于耀州窑的凹凸对比相对于龙泉窑要强烈得多,因而在层次上更为清晰,黑白反差亦更显著,具有浮雕感,给人以粗犷有力、刚健泼辣的印象。
青瓷的刻划很像书画中的笔意。刀法随笔意,笔意追刀痕的例子有很多,如远古的金石、甲骨文字、隶篆书法和远古陶器上的刻痕。同样,在不同时期的青瓷刻划上,也可看出同时期绘画笔法的明显变化,如六朝以后书画笔法的刚柔兼备与晚唐五代越窑瓷上的刻划相呼应,正所谓“阴刻细线见指功柔,斜刀坡撤显腕力泼。”到了宋代,雕法刻艺已达妙境。
优秀的青瓷装饰除了需要刻划工夫外,更需要进行经营布局,合理安排整个装饰面。在瓷器上,由于其立体的特性,在装饰过程中,既要考虑纹饰结构的中规中矩,又要兼顾上下左右的收放争让之趣。
当我们通过心灵去体验那些隐含在具体瓷器中的思想及其发展轨迹时,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器物的制造不仅仅是包涵纯技术的成分,在超越了单纯地为求取生存的物质事实的界限后,人类精神的丰富性恰好在器物里找到了一个直观的宣泄口和可靠的栖息地,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生活中所能依据的传统内容。 陶瓷艺术与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陶瓷艺术家们,或许从这种比较中,获得对陶瓷艺术特征的更深入、更完整的理解,以加强陶瓷的表现性和抒情性,创作出更加有审美力度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1、现代陶瓷艺术的装饰形式2、现代瓷器有收藏价值吗3、传统陶瓷和现代陶瓷的联系和区别现代陶瓷艺术的装饰形式
随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现代陶艺出现了不同的装饰风格。那么,现代陶艺的装饰形式有哪些呢以下是有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陶瓷艺术的装饰形式,希望能帮到你。
现代陶艺与装饰形式
所谓现代陶艺是陶艺家借助各种材料,或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体,融入新的创作理念,进而表现现代人的理想、情感、心理等的作品形式。现代陶艺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及陶艺家的情感,主要是通过陶瓷造型、釉色窑变、肌理等来显示出它独特的魅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艺术家根据自己的个性和才能向不同的方向前进。通过具象、抽象等各种装饰手法,表达作者的创意。运用青花、新彩等绘制工艺与高温颜色釉相结合等的创作手法来表现,进而形成不同的装饰形式。
现代陶艺的装饰形式
1造型的装饰形式
中国古代陶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千百年的文化习俗也对陶瓷造型装饰有很大影响,传统陶艺作品的器型都是规整的造型形式。主要以立体器型的花瓶和瓷罐之类的完整形式为主。从客观实际来讲,如果只按照过去的模式来制作陶瓷器型,就会产生局限性,传统陶艺的造型装饰,满足不了现代人的需要,现代陶艺在造型上摒弃了传统陶艺的局限性,引进了其他多种材质,如玻璃、金属、木材等与陶瓷相结合。
现代陶艺虽在拉坯制作,泥板拼接等工艺与古代陶艺有相同之处,但却是现代艺术的产物。现代陶艺在传统器型及瓷罐上进行改变和创新,传统陶艺作品造型讲究平衡、对称,器皿的口、颈、肩、腰,轮廓两侧的大小、长短等要协调一致。现代陶艺作品吸收借鉴传统陶艺的造型手段,运用解构主义或波普的形态,并吸收现代雕塑及西方艺术的造型手段,创造出不同于传统陶艺造型的陶艺作品。利用解构主义把一个物体分割成几部分,组合起来产生不同的效果,打破了传统陶艺的局限性。再如宁钢的作品《仲夏》,造型虽是传统的镶器,但作者采用不规则的泥板镶嵌产生变化,带有现代陶艺的特征。
2肌理的装饰形式
利用肌理手法构成陶艺的装饰效果在现代陶艺创作中是较多见的。肌理一般是指陶艺作品采用一定的材料、制作手法和烧成温度所形成的表面纹理组织。它是材料、制作、烧成等因素的综合表现。陶艺作品装饰的肌理一般分为两种,其一,自然肌理。如利用石纹、木纹、布纹、叶纹等自然存在的物体来装饰;其二,人工肌理。如笔触、贴花、摩擦、刀刻、凿痕等。
在陶艺创作中,使作品的材料运用能力提高,产生视觉冲击力是肌理的一项功能。现代陶艺强调审美,注重情感表达,打破了传统陶艺的理念,把材料的综合运用、材料的窑变及烧成方式引入陶艺。肌理的实用功能虽在减弱,但并没有使肌理的运用减少,而是越来越多的运用,且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3釉色的装饰形式
釉色装饰是一种基本的陶艺装饰手法。色彩缤纷的颜色釉满足了人们对于陶瓷美的追求和享受。釉色装饰包括:无光釉、裂纹釉、结晶釉、缩釉等。
釉色装饰充分利用其质地和色彩。颜色的明暗、冷暖在陶艺装饰中对陶艺家表达情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陶艺家对釉的多少、厚薄及烧成的不确定性,导致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釉的运用和烧成的好,则是对陶艺作品的增色。黄焕义的作品《青韵》,作品用的是影青釉,在烧制的过程中发生了窑变,原本整个器型应是青的效果,由于吸收了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陶艺家正是在这种不可预知性、必然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期待中,找寻釉在自己的陶艺作品创作中的表现,结合材料、自由的创作方式,将自己对人生、自然界万物的感悟以及艺术家的情感融铸于泥土。
釉的发明和使用在陶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陶艺装饰得到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釉不仅保护了陶胎,它的色彩、质地、纹理是陶艺变化的最多的部分,而釉的偶然性因素却分布在其烧成过程中,如缩釉,陶艺釉色的每一次突破和创新都会给陶瓷艺术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陶艺家在创作过程中除了融入自己的个性特征和情感外,更应该注重釉色的研制和创新,拓宽釉色在陶艺作品中的道路。
4釉彩的装饰形式
釉彩装饰包括釉上彩装饰和釉下彩装饰等。
粉彩是一种釉上彩装饰手法。它能表现明暗、渲染接色、颜色的渐变和不同色相的衔接的画面。这些都能达到柔和而俊雅的特点。现代粉彩从表现技法到创作的观念都有了很大的更新,主要是陶艺家们对现代新的材料的研究和运用。要想使粉彩的画面增添美感,陶艺家就必须掌握好高温釉色的变化,多种色料和不同工具相运用的方法。精细的笔法、清秀、鲜活的色彩一直是粉彩受到关注的原因。
新彩,旧称洋彩,出现于清末,也是釉上彩的一种装饰方法。新彩运用贴花、绘画、印花、描金加彩、套色印金、腐蚀金彩和各色电光彩等手法来装饰作品。色彩丰富、装饰多样、花纹生动、格调新颖是新彩的特点。
青花装饰是釉下彩装饰的一种,以钴元素着色,与坯胎同时烧成的纹饰显青蓝色的釉彩。现代陶艺上的青花装饰是从民间青花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已不单纯地把它作为一种装饰形式依附于坯体,而是把它作为作品的主体以及作者情感的载体来表现。黄焕义的作品《桌子》就将传统的青花与现代相结合,将细腻、精美、古雅的传统明代青花罐残片置于刚硬、粗犷、大气的陶土桌面上,将古代陶瓷文化凝固在现代陶艺之中。
5综合装饰
综合装饰是近几年现代陶艺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装饰形式,是在一件陶瓷作品中综合运用了两种以上不同属性的装饰技法。诸如刻花、贴花、剪纸、拼贴等多种工艺装饰手段,或使用釉料、泥料、彩料、色泥等不同的装饰材料,或采用釉上、釉下、釉中等不同的彩绘技法,或在陶瓷的烧成中产生窑变或吸烟等。多种装饰工艺和技术相互结合形成各种不同的综合艺术效果。施于人的作品运用拼贴的手法与青花相结合。秦锡麟的作品也运用了两种装饰形式,将青花与自然肌理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极富个性魅力的视觉效果。
现代陶艺装饰形式的发展
现代陶艺的装饰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功能、材料、工艺、艺术表现手法等各方面进行创新,不断地满足人们的鉴赏要求,在传统陶艺的基础上加入现代陶艺的元素,适应现代人更新更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从功能方面,使陶艺应用的范围更广泛,在原来实用性的基础上又添加了观赏性的功能;从材料方面,陶艺家越来越多的运用更多不同的材料创作作品;从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由过去单一的表现手法发展到多种不同的手法相结合。
陶艺家们不断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探索新的工艺技术,不断借鉴和吸收前人的新技法,使现代陶艺的装饰形式更丰富。现代陶艺装饰形式的发展也不是单独的在发展,一方面要继承传统陶艺的成就,一方面要吸收外来文化并发展自身的装饰。现代陶艺装饰形式的发展,从整体来看意在追求简单大方的形式,人们已不再把陶艺看成是实用品和装饰品,而是随着现代艺术而发展的艺术品。
随着当今时代格局的发展变化,现代陶艺的装饰形式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但也需要人们进一步的去探索
现代瓷器有收藏价值吗
现代瓷器的收藏价值主要体现在其艺术价值上。对现代瓷器而言,既没有真假困扰,价位又相对较低,所以相对来讲,投资风险更小,更具挑战性。现代瓷器多样化的装饰技法是古代瓷器所没有的,在器型和题材上也在不断创新,从而使得现代陶瓷更具独特的意境与情趣,凸显着时代的气息,在居家之中具有很好的可视瓷在拍卖市场上逐渐走俏,同样对整个市场行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时至今日,现代瓷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现代瓷器收藏既要心态平和,又要持之以恒。坚持多年必有所获,投资回报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现代瓷器有的有收藏价值,有的没有,视瓷器类型而定。
要收藏现代瓷器要注意: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要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最好是名家的作品,一般的瓷器现在都是批量生产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而且有很多的是使用激光技术扫描名家的大作,购买时应注意看瓷器的材质好坏及图案的真伪。
现代陶瓷,又称精细陶瓷、特种陶瓷或高性陶瓷,按其应用功能分类,大体可分为高强度、耐高温和复合结构陶瓷及电工电子功能陶瓷两大类。
现代陶瓷在陶瓷坯料中加入特别配方的无机材料,经过1360度左右高温烧结成型,从而获得稳定可靠的防静电性能,成为一种新型特种陶瓷,通常具有一种或多种功能,如:电、磁、光、热、声、化学、生物等功能;以及耦合功能,如压电、热电、电光、声光、磁光等功能。
传统陶瓷和现代陶瓷的联系和区别
传统陶瓷和现代陶瓷的区别,技术不同,风格、花色,都有所不同。现代陶瓷是传统陶瓷的延续,现代陶瓷加入很多现代的元素,使得制作工艺有很大的提升!但传统陶瓷也有自身的精华所在!
1、起源方面:
传统陶瓷绝大多数的制品都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日用生活用器,实用决定着传统陶瓷造型结构的基本形态。它们的创作者即是手工业者又是农民,每年都要从事制陶和耕作,他们所接触的都是以传统文化为中心的民间乡土文化,耳濡目染的是地方戏剧、民间年画、剪纸、刺绣等,形成的文化修养是典型传统的。
现代陶艺,既不是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也不是现代工业设计。它是用现代艺术观念来表现一种纯精神和情感的、个性化很强的纯手工原作陶艺。
2、情感方面:
中国传统陶瓷表现出的淳朴的手工意趣,把冷漠无序的黏土融入人的智慧和感情而变成有形、有用、有情的器物。
现代陶艺的出现,是国际性的普遍现象;是工业化、机械化产品大量泛滥后,失去人情味,而追求回归自然,日常生活归真的情感需要。
3、观赏方面:
传统陶艺以实用和装饰为主,作品的外在形式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意蕴,在造型上以同心圆为主,含蓄而内敛;现代陶艺则主要以传达陶艺家的现代观念为主,作品的外在形式表现出强烈个性,自由奔放,同时,强调陶艺家的对泥和釉的实验性探索。
现代陶艺是交叉的综合性的学科,科学中有技艺,技艺中有科技,科技需要艺术,艺术需要科技,科技为陶艺的发展开僻了前景,陶艺的发展又体现了科技。
扩展资料:
在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令人叹为观止的陶瓷艺术发展演进至二十世纪,逐渐汇入现代艺术大潮而开辟了一条自由地探讨泥与水、火交融所蕴含的更为宽广、更为深远;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热情地表达感性领悟与理性思辨的创作路向,是为"现代陶艺"。
它以崭新的面貌给予我们所熟悉、所赞美的传统陶瓷艺术又一个全新的表现形式。从而开拓了陶瓷艺术研究与创作的新领域。
随着国际知名拍卖行相继成功开拍当代陶瓷艺术品,以及的楼市、股市的政策调控,使得社会上掀起了投资收藏当代艺术陶瓷的热潮。“投资有风险,收藏需谨慎。”对于当代艺术陶瓷,什么样的作品才值得投资与收藏呢?笔者认为艺术陶瓷有“四美”。只有具备了“四美”的作品才值得拥有,才值得投资与收藏!
第一美——装饰之美
装饰好比是陶瓷美术品的“服装”。所谓装饰美,是说它必须依附在陶瓷形体上,并和陶瓷造型协调一致给观者留下装饰美感。
陶瓷评论家陈雨前教授认为,装饰就是对被装饰主体进行美化加工,使被装饰主体更加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其基本要素包括装饰形象、装饰结构、装饰色彩、材质与表层处理等。装饰的艺术形式主要有绘画形式、图案形式、绘画与图案相结合的形式等三种。陶瓷的装饰技法有坯的装饰、釉的装饰和彩的装饰三种。
装饰美包括器型和绘画(上釉)两个方面,陶瓷器型从种类上分有瓷板、瓷盘、四方瓷瓶等平面造型;瓶、罐、缸、坛等立体造型。
对于陶瓷投资者来说,要观察绘画是否根据器皿,随类赋彩、因器施画;是否体现了独一无二的审美要素,如瓷瓶的颈部、肩部、腰部等是否都有不同的变化?再如,陶瓷有高矮、胖瘦、方圆、平直、弯曲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器型,是否设计装饰了不同的画面?使人物、山水、花鸟等装饰物象各有所归。
此外,和谐之美、平衡之美、力度之美、韵律之美,也是衡量陶瓷艺术品装饰美的审美法则。
陶瓷的艺术美尽管通过整个作品来体现,但装饰是关键,是最能体现艺术家的艺术技巧、功底、水平、修养以及审美追求。
第二美——个性之美
个性就是说,陶瓷艺术家要创造有自己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作品,而不能千人一面,人云亦云,从而体现出艺术家的个性之美。
当代陶瓷艺术大师,不仅创作了许多美轮美奂的陶瓷艺术精品,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旗陶瓷帜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如刘远长丰富了瓷雕艺术的题材,在表现手法上由写实到写意,采用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使作品更具个性:宁勤征创新了青花色釉综合装饰、现代刷花山水、高温亚光颜色釉装饰、高温中华红颜色釉;黄卖九创新了青花分水写意法和半刀泥陶瓷刻花技艺;秦锡麟创新了现代民间青花和现代陶艺;徐庆庚创新了粉彩艺术;杨苏明创新了捏雕艺术;赖德全创新了釉上珍珠彩;李文跃创新了墨彩描金特种工艺;李菊生创新了高温颜色釉装饰;刘平、徐亚凤创新了水点桃花;戚培才创新了手指瓷画;舒惠娟创新了无光粉彩;涂金水创新了瓷雕二次烧成法……
这些体现艺术家个性之美的作品,艺术价值高、观赏性好,代表性强,是收藏投资首选。
第三美——意境之美
吴冠中先生说:“技术是基础,意境最重要。” 邵大箴先生在《艺术格调》艺术中讲:“艺术品精神内涵的容量和深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件作品的优劣”。 所谓意境指的就是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情画意。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陶瓷艺术家吸收借鉴中国画的绘画手法和审美观,注重意境的营造,集中了现实生活中美的精华,充分通过画面反映出生活中能唤起美好情感的特征,往往能引起观者美感与共鸣。
如景德镇首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先生就很讲究作品的意境。1991年他的水墨《天游峰》瓷板画,画面上天游峰耸立,游人在峭壁中弯曲的山道上攀登,而作者在画的空白处题写的“秋高气爽上天游”之一语双关的画题,既说明了季节,又点名了地点。好一幅富有秋游登山情趣的场景映入眼前,使人产生联想,恰似有一股上天游览的浪漫气息,使得瓷板画更富有诗情画意。
第四美——材质之美
陶瓷艺术品属于工艺美术范畴,它与国画及油画等艺术品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材质美。一件陶瓷制作,有几十道工艺,用宋应星的话说:“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 陶瓷被称作“火的艺术”,这是它的实质所在,一切工艺过程和技艺手段最后都得经受火的淬炼。“成如容易却艰辛”,只有全部完满通过每道工序,才可能生产出优质的成品,可以说,一件工艺性完美的陶瓷艺术作品的确来之不易。
因此,投资收藏艺术陶瓷,首先就要考察器皿是否具有材质美的特征。比如说景德镇陶瓷具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的材质特色,即“白如玉”指瓷质白度;“薄如纸”指瓷胎厚度;“明如镜”指釉质透明度和滋润感;“声如磬”指瓷质的音乐感。在工艺上陶瓷艺术品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材质本身就能给观者带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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