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大体上是相同的，这一点也反映在

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其根源在哪里呢？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两种文化的差异上，一种是属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一种是属于东方社会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很大层面是不一样的，文化的力量就在于它可以影响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在这里我根据读阅读许先生的文章，认为美国人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比较要从认识文化开始，另外还要探讨的是文化中的什么影响了两个民族生活方式，在这里仅从自我、人格和家庭教养方式来进行简单的探讨。 美国人与中国人若按地域区分，是西方与东方之分，若按种族来分，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分，然而要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则不能够笼统的简单来概括，与其说是生活方式的比较还不如是说两个民族的文化的比较，我们知道事物都是处在矛盾之中的，矛盾着的事物又都是相互排斥相互包容的，我想这种矛盾中的中西文化正是当今文化的一致性趋向。 研究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选取的工具不应该是放大镜，而应该是显微镜，因为在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帷幕后活动着的不是无形的和不可名状的大众，而是具有明确价值、责任和思想的人们，虽然在理智上各异但是却都懂得悲哀、胜利和奉献的人们，令我们关心的我想并不是对他们彼此形成鲜明的多民族历史、习俗、形式或经济制度的描述，尽管在我们通向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旅程中这些和其他某些因素会作为我们的路标帮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这两种人之间造成这些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尖锐明显和如此众说纷纭的差异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徐良光曾给过我们一些启示，在这里笔者想要挑选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来阐述美国人与中国人这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会有如此打的差异。 那么前文中已经提到与其说是两个民族间生活方式的比较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既然讲到文化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对于文化一词的界定。文化这一术语有一个复杂度历史和变化不定的意域，它已经成为英语世界中最具歧义的术语之一，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发展的过程。他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认为文化不应等同于以高雅艺术为代表的高级文化，文化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由此把文化的含义从狭义的“高级精神”引申为人类学上的“整体的生活方式”。 既然我们说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区域环境会形成不同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当然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发生冲突与融合的舞台，这些集团试图定义世界并把这种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世界。这种事西方文化所具有的趋向，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形成并发生影响的过程之中都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被英国学者称之为“定型化”，这种定型化就是逐渐形成的同意一的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排他的实践把自己封闭起来，把其他文化排除出去，从而维持一种既定的秩序。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与美国人就是在这种排他中逐渐形成的。这种定型化的文化又会在不同的领域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宗教、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因此说我们研究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其根本是要了解齐文化底蕴，了解了文化那么再来了解为什么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就容易的多了。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介绍一下影响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的有原因。 美国人与中国人关于“自我”的理解 我们刚刚仅仅从宏观上说文化影响了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究竟是怎么影响的，如何影响，从哪些方面影响的呢？中国学者杨中芳认为美国人与中国人讲的自我是有差异的，这种自我的差异影响到美国人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应该是“自我”的含义上的差异，美国人讲求的自我往往是真实意义上的自我，而中国人眼中的自我则要比美国人宽泛的多，中国人的自我不但包含个体我，还包含形形的社会我。美国人对自我的理解还有一点比较突出，就是美国人往往都侧重于对自己的意识，中国人则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理解自我，在中国人眼中，没有与其他人的交往就不存在自我。原因很简单，就是汪凤炎在《中国文化心理学》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本为关系社会。那么笔者认为正是对于这种对于自我在含义的理解上的差异使得两个民族的在处事与社交上形成一些有目共睹的差异，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美国人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意识，中国孩子则是在一种社会关系中成长，依赖性比较强，性比较差，这样我们也可以认为美国人大多是场性人格，而中国人则大多数是场依存性人格。 其次是美国人与中国人自我结构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秉承儒家思想，孔夫子推行“仁”，孟子推崇“人性本善论”，因此在中国人“我”的观念中就很少会体现本我的思想，而超我则是占据大部空间。中国人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我观念，而美国人则深受教原罪说的影响，人们都相信“人性本恶”，这样来看美国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分配则是比较均衡的，但是美国人的自我又或多或少会占据上风形成美国物欲横流的享乐主义，笔者认为弗洛伊德的的性冲动的原始动力说的这种快乐原则还是比较适合解释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这种关于“我”的结构上的差异在不断积累中最终定型化为一个民族的典型的民族个性。 第三是美国人与中国人无我与重我的差异。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形成基础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法家思想，儒家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仁”，到家的典型特点就是“无为”，发家的典型特点就是“法治”，在这样几种思潮的影响下那么中国人的我也就难免带上这样一种烙印，这就是无我，小我，顺从，仁义，和为贵，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就要求中国人必须要与他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共存的关系中这才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要求压抑自我，这就影响了中国人世代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这种忽视个我，推崇社会我的做法势必造成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应该是内敛的，应该是顺从的缺乏反抗的。与此相反美国人因为从小就开始培养意识，个体我是最重要的，这样也就形成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形成美国人各具不同的张扬的性格，形成不同于中国人的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因此，这种对于我的重视程度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两个迥异的民族性格，并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与中国人的人格差异 普通心理学认为人格就是个性，但实际上人格的含义较广，它是以人的性格为核心，包括先天素质，受到家庭、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等心理的、社会的影响，并逐步形成的气质、能力、兴趣、爱好、习惯和性格等心理特征的总和。因此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也同样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决定性格的因子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化学中来探讨，就因为人格中的性格是受后天影响相当大的，所以文化对于人的性格的影响也应该成为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因素。 首先我们是“性善论”与“性恶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做人要“仁义礼智信”，这种主张一方面使得注重道德教育的中国人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也正是这样在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的本我严重流失，社会我严重膨胀造成一种社会的畸形人格，它否认本我的价值，没能给本我一个应有的地位将其打入冷宫，使得中国人的理想人格的养成缺乏内在动力这才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呼吁个人的个性培养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吧一个教育问题更是把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而美国社会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信仰是其人格组成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基于对宗教的信仰美国人的心灵比中国人纯净的多，但他们相信的“性恶论”就给了本我定的地位使得个性可以发展不受约束，形成一种中国人所缺失的意识。 其次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的里人格与个体人格。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为的社会中更多的是关注体或社会的人格，轻视、压抑个体的人格，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的这种“集体人”与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为的国家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中国人的这种网络是的社会交往方式形成了特定情境下的体个性，在中国评判一件事情往往是以体性格来作为标准的，而美国则是轻视社会我，将个人看成是的存在，这样便形成一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个体自我。相比较之下中国人在生活中更多的是依赖体，因此就产生一种“体崇拜现象”。笔者认为这种体崇拜就是这种社会我的原型。在这种情境下就会压一个我，推崇社会我，缺乏性和自主性。 这种人格差异的根源就在于美国人与中国人早已定型化的民族文化，这才是社会根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美国人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不同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两个民族人格差异的表现。 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家庭 首先要说的是从外部特征上看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家庭结构是不同的，这其中也可以体现出一些民族的性格在里面，比如美国人的家庭通常有一个小院子组成，周围是很矮的篱笆围起来的，而且大多数美国家庭是没有围墙的，从外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子里面，中国的家庭则是家家户户一个大院，一个高大的墙，一个坚固的大门，从外边是看不到子的任何东西的，醉倒看到的是子的顶部，如果用心理学的投射来理解的话，这里面反映了中国人与美国人生活方式上的开放程度是相差很大的。再看子内部的布局，美国家庭没一个间都是有门的，中国传统家庭则是一个子只有一个门，各个间时相同的。用投射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私人空间使很多的，也是很注意个人的私人空间，生活中的意识要比中国的大家庭高的多。无论从家庭的外部结构还是从家庭的内部结构的比较我们都能看的出来，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下的产物。 其次是美国人与中国人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就中国和美国家庭教养的目的而言，两者有着相同之处，那就是教子成人、教子成才。然而在具体方式方法上 ，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中国和美国家庭教养却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家庭教养方式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是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这种互动的结果不仅从父母对孩子的生存和身体健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长时间的精心护理、照料。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转变的社会化过程，这意味着儿童需要不断学习知识、技能，逐渐掌握社会规范，最终适应社会生活，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的引导、教育。在培养孩子成材的问题上，中国的家长普遍地存在着智能中心主义倾向，而美国的家长更注重孩子天性的发展和健康人格的塑造。在子女的养护上，美国人与中国人做法上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家长对孩子包办代替， 照顾得无微不至；而美国家长则更加注重孩子的自理能力的训练。其二，中国的家长重生理，轻心理；而美国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这种家庭教养方式上的差别不仅会影响到儿童早期的社会经验，形成特定的人格还会影响到儿童今后的发展，形成与社会相适应的人格特质，并影响直至一生。这种影响我们说应该还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与最，宜室其家。”中国古代的诗歌，都是非常含蓄的。而不是直接的表达出你情我爱。同样，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也是婉转的。

含蓄是一种美好的品德，过于直白的表述反而会造成不好的效果。欲说还休的朦胧感，往往能够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而且中国人的含蓄是自古有之的，并不会直接将情爱全部表达出来。

（一）、朦胧之美，蕴含其中

诗歌和文章，往往是传承精神最好的方式。更何况，古代没有如此先进的交流媒介。而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就在文学作品中一步步的流传了下来。古人以含蓄为美，它不是不表达而是换做了另一种可以引人思考，引人入胜的方式去传递思想感情。如果说的太过直白，那么既没有营养，又不会令人铭记。

1 含蓄是一种浪漫

《诗经》是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表达方式大都为婉转的说明。它大都是先描写环境，而后寓情于景。将自身的感受，置身于天地之间，从而更容易引起共鸣。比如那首著名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通过景物的描写，能够使人更直观的感受到对于爱人的思念和爱恋之情。如果太过于直白，那么就显得太苍白无力。“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不论道路有多么艰险，都会去追随寻找自己的心上之人。

这就比直接描写爱人的外貌，要有说服力的多。还有《卫风》中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心爱之人假借卖布之名，跨越淇水，翻过顿丘只为了能够见上一面。这一句间接的表现出了男女谈情说爱的朦胧之感，有些暧昧又有些羞涩。

汉人所作的《离骚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写香草、以配忠贞，……灵修善于美人，以譬于君”。屈原是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楚辞》在文学史上犹如一盏明灯。

但是他本人也是非常含蓄的，并不会直接将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写出来。而是常常将君王比做成香草美人。甚至一度还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隐晦的表达罢了。如果太过直白，往往会给人留下话柄。

2 更好的表达效果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如果屈原，总是在诗文中写自己如何如何的爱这个国家，如何如何的想辅佐君王。那么满朝文武，必定会认为他是在为自己邀功请赏。而且，这种效果也达不到。反而是含蓄婉转的写出来，才会显得更加坦荡。

同样，在诗歌中表达男女情愫，也不宜太过直白。那样便会显得自己太过多情，再加上古代的思想并不开放。先秦时期的人们受制于礼乐制度，逐渐的后世之人在前世诗文的熏陶之下喜欢上了这种隐晦的表达。

所以，后来才出现了许多托物言志的诗文。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既不会给人造成反感，又可以营造浪漫。即便对方不接受自己，那么也有能够后退一步的余地。因此，模糊的情感往往才是真正的内心独白。

（二）、礼教制度，精神压迫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现在许多古装戏，比如清宫剧还有明朝戏，不论是前朝还是后宫规矩都非常大。在如今炙手可热的宋朝电视剧《清平乐》中，曹皇后也是因为规矩严谨而不受喜爱。古代的女子讲究三从四德，什么事情都喜欢循规蹈矩。

1 世俗眼光的枷锁

《世说新语》“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这本书中记载了很多竹林七贤的故事，而正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才能够被称为魏晋风流人物。“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种不在乎世俗眼光的行为不可以传到后辈身上。所以，阮浑也想加入其中时，阮籍才不同意。魏晋时期，国家动荡，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但是礼教的约束，尚且如此严密，更何况在其他朝代。

春秋时期有礼乐制度、春秋大义，而到了汉朝则开始推行儒家教育。女子要遵守三从四德，婚恋也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是会遭受他人非议的。

2 言论不自由的禁锢

古代是不能随便乱说话的，更不能妄议朝政。而皇帝是九五之尊，怎么可能会允许自己的臣民随便议论。即使是说好话，他们也不配。所以，大家都习惯了隐晦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用来暗讽也是用的模糊表达。

社会环境不开放，人们的思想也不开放。还有商鞅主导实行的疲民政策，使得所有人的想法都不敢恣意的表达。对于朝政或者婚恋情感方面，古人逐步的开始学会了用模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古代的社会发展，就是君主集权不断强化的过程。他们用儒家思想，来规化所有人的生活习惯。而儒家就像是一根尺子，什么事情都需要严谨的对照刻度来做。不仅是爱情，亲情也是如此。孟子曾说“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

在儒家学说看来，非常反对墨家提出的兼爱。认为这是一种无父无君的思想，所以君王是国家的首脑，父亲则是家庭中的主导。所以父亲的形象往往是沉默寡言的，儿女之间与其交流也无法太过直白。

（三）、历史传承，铭刻骨髓

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西方人与中国人相遇后面对他们的贴面礼都略显尴尬。中国古代礼仪中，见面都是习惯于抱拳。当然，这种现象仅存在于同辈之间。古人习惯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中也可以看出古人的含蓄。这种现象，要归咎于礼法制度。

1 各省分散，习俗不同

诸葛亮在《隆中对》曾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先秦时期，各诸侯割据一方。再加上周天子无力对其形成控制，这才有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在这期间，每个地方都衍生了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即便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也是无法改变的。

古代各国之间百姓的交流，必然会有些隔阂。许多事情，没有办法明说。比如直言不讳的拒绝，以及颐指气使的挑出错误。这些都是行不通的。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往往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所以，即便是出现了统一的朝代这种隔阂也不是一时之间就能消除的。人们在表达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不用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归根结底，人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去直白的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皇权越强，百姓的声音就越弱。先秦的婚恋观相对而言还比较奔放，但是遇到大一统的时代君主们为了更好的束缚民众就大兴儒家教育。比如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就是为了让为自己所用之人全部充满忠君爱国的思想。

还有清朝的文字狱，甚至连隐晦表达都容易引火烧身。比如《虬峰文集》中的“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作者就被处以死刑。在当时几乎所有关于明和朱的字眼，都会被统治者认为是在暗讽。可想而知，草木皆兵到了这种程度，含蓄的表达都不行，更不用提直白的明言。

2 语言的特殊性

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它的一句话往往能够表达多重意境也就是双关。但相对而言，这又是它的局限性。如果将话语说的太过直白，那么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不如旁敲侧击，以引起对方的注意。

尤其是在古代，大臣向君王进谏时，更是要谨言慎行。不然就有可能“朝登天子堂，暮为田舍郎”。这种习惯自古以来，皆而有之。正是因为言论的不自由以及封建礼教制度太过繁复，大家不可能直言不讳的说明自己的意图。

如果有些话说的太过直白，往往会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就像网上流行的段子，如果直接和女孩说想一起睡觉那就是流氓，而说想和你一起起床那便是徐志摩。因为婉转、含蓄的表达，它所呈现的暧昧程度和浪漫指数是远远高过直接说出真实想法的。

汉语天生的魅力便在此处，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写作文章上，朦胧的写出来就会更加的耐人寻味。

结语：

在思想不开放的年代，少年之间的爱恋都是非常羞于表达的。如果太过恣意洒脱，会被人认为是放浪形骸。而且，君主制度的压迫造成了许多人敢怒不敢言。

所以，他们都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含蓄的说明自己的想法。这不是不表达，而是将他上升了一个层次。正如徐志摩所说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如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没有爱字，却满满的都是情意。

是的，指向功能是社会情感的功能。

指向功能是人们在交流中用语言表达对某个对象的指向性，它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之一。社会情感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实际交流中，指向功能与社会情感的结合非常紧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比如，一个人在交流中使用语言指向某个对象时，他的语言表达可能会受到他对这个对象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因此，在实际交流中，我们不仅需要准确地表达语言的指向性，还需要注意语言表达中所涉及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因素，以便更好地实现交流目的。同时，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不同文化间的社会情感也会对语言的指向功能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注意和尊重对方的文化差异，以避免交流中的误解和冲突。

总之，指向功能和社会情感是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的结合既体现了语言的基本功能，又反映了人们在交流中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在实际交流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它们的相互作用，以便更好地实现交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