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研究的人常常会说到“学术界”，一般有“学术界普遍认为”、“学术界同仁”等等说法。但这个“学术界”究竟是什么，人们并不追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也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学问，但对学术界至今仍是陌生的，我想学术界对我也同样的陌生。因而我对于学术界也没有深厚的感情。这就让我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学人，并会思考学术界与我是什么关系，结论是：我应是一个纯正的学人，而学术界与我的关系并不大。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于他人的学术劳动一无所知，做着一种闭门造车的事情，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我与“学术界”的客观关系。我之所以没有身在“学术界”的自居感，固然与我的独立研究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但根本的原因是我感觉中的学术界和我理想中的学术界是大相径庭的。
在我看来，学术界是以学术为目的和内容的一个精神文化世界。支撑这个世界的硬件是学术人、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媒体，支撑这个世界的软件则是学术信念、学术道德、学术组织、学术规范、学术制度和学术传统。这样看来，“学术界”是一个既真实又虚拟的世界。说它真实，是因为这些“支撑者”的客观存在，说它虚拟，是因为这些“支撑物”许多是无形的，即便有形的学术规范和制度，也无法与日常世界的“法度”相比，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存在与学术人的心中，它只是偶尔进入到学人的意识之中。由于学术是神圣的，它生产新知、探求真理，所以“学术界”也应是神圣的。
然而，我感觉中的学术界并不完全是一个神圣的精神文化世界。我之所以这样说，来源于我的一些真实的感觉。
第一， 学术人多了许多世俗的品质。虽然不喜欢热闹，也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见过许多平日里只在刊物和著作封面看到的学人。这些人中，往往是长者容易接近，年富力强者多了几分豪气甚或霸气，而少年早成者则常有些骄气。人与人的交流中，很少有学术气味，多是家长里短、“名人轶事”，时常能听到“上次北京的会你怎么没去”或“下次上海的会你去不去”之类的话。在我的感觉中，学术会，基本上成了熟人的联欢会和旅游节。学术人本是做学问的、搞研究的，即便不能免俗，也应是天下最脱俗的人。而今天的许多学人，不只未能脱俗，几乎成为大俗。
第二， 学术组织成了世俗权力世界的影子。学术组织是群众性的组织，既然是组织，就会有一个组织所需要的各种角色，这是正常的事情。学术组织中的角色，应该以学者的学力和学术声望为依据安排才合乎道理，而实际的情形却往往不是这样。在学术组织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一般是世俗权力世界中的强者。这种现象使得学术组织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翼而飞，只不过是再现了世俗权力世界的组合方式。学术组织的天然使命应是组织学术活动、凝聚学人，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推动学术事业向前发展。就此而论，目前的学术组织最热衷于组织各种会议，而这些会议的学术含量和韵味往往乏善可陈，但组织者的经济收益和业绩效益一般是可以的。
第三， 学术活动常常是“明星”表演活动。学术组织组织的学术活动以会议为最主要的形式。一部分学术会，尤其是小型的专题讨论会是很好的，而几百人的甚至更多人的学术大会就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了。我常把学术大会比作学术“明星”的表演场所，虽不见的恰当，还是能说一些问题。学术大会一般都要有大会发言人，按理说，谁作大会发言应取决于谁的研究成果具有大会发言的价值，可是，现实的大会发言者往往是在世俗世界里有地位的学人，至于他们发言的内容似乎是次要的。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形，总让人觉得“学术界”简直有些像“江湖”，那是一个学术“明星”的演艺竞技场，而非真才实学的交流场所。
第四， 学术媒体少了些公正与尊严。学术媒体实际上才是学者学术真正的舞台。新的思想、新的建树，通过学术媒体广而告之，使同行知晓，这是学者的一大快事。但如今的学术媒体很难让纯正的学者快乐起来，其根源是学术媒体失去了公正与尊严。一些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可以占有媒体资源，同时，一些优质的学术产品却难见天日。恐怕我们不能否认学术媒体与世俗权力、财富和人情的交易，这是学术腐败的集中表现。或许有人会说，既然这样为什么那些学术媒体还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呢？这要归咎于简单、幼稚、机械的学术评价制度。只认学术媒体的门第，不问学术作品的内容，只谈学术作品的数量，不谈学术作品的质量。这样的评价制度使得学术媒体永远处于高枕无忧且有利可图的情境中，怎能不红火呢？然而，这样的学术媒体在纯正的学者那里是没有任何价值和地位的。
我的感觉自然是片面的，我相信学术界并不是历来如此的。但我更知道我感觉到的这一切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学术的神圣在这样的学术界被彻底化解了，学术腐败有了肥沃的土壤。这样的学术界至少有三种危害：（一）容易使学术事业庸俗化。能在学术界活动的庸人和俗人多了，学术事业自然就庸俗化了。（二）容易使学术事业的尊严丧失。我深信学术研究不是一日之功，而我深知急功近利、想走捷径的人就像病毒一样在学术世界中繁殖。对于刚刚步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来说，学术界的状况对他们具有引导作用。我看到许多青年人耐不得寂寞，不愿意积累，总想着一夜成名，总感到很悲哀，但回头想想我们的学术界，也就释然了。（三）容易使学术腐败在学术界蔓延。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关心学术界的学者能够看到的。对于这样的学术界，我宁愿和它陌生些。
我并不是一个要自闭的人，我希望有一个学术界，能让真正的学者有说话的地方，能让真正的学问有见光的地方。这个学术界不是我感觉中的学术界，而是我理想中的学术界。这样的学术界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是学术人真诚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理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世俗的等级和权力，只有智慧的真诚面对；没有山头和霸权，只有平等的、独立的学人。
第二，它是青年学人的可靠的学术学园。学术事业要发展，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的努力，所以，前一代人给后一代人留下什么是十分重要的。回顾自己的成长，当我刚刚在研究的道路上学步的时候，我感到学术界很神圣、学者很崇高、学术很严肃，现在的学术界、学者和学术给人的印象又是什么呢？青年学人是容易赶时尚的，学术界的品格对于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第三，它是学术正义、学术道德和学术使命的宣传阵地。学术事业是一种精神文化事业，需要有学术精神灌注其中。学术界对于学术正义、学术道德和学术使命的宣传义不容辞。我注意到这多年来，学术正义的弘扬总是表现为少数的学者呐喊，这是可贵的，也是可悲的，因为学术的正义，本应由学术界维护和宣扬，学者个人的声音毕竟是微弱的，而当他们的声音被很多人听到之时，你知道他们牺牲了多少？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学术界。如果有这样的学术界，我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其中的。在这样的学术界中，我不必媚俗，不必阿世，只需思想和直诚，我会很快乐。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省乐山县人。童年起即接触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中学时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现代民主思想和外国文学作品，逐渐培养起叛逆和反抗的性格。1914年赴日本留学，初任东京第—高等学校预科，后考入福冈帝国大学医科。留学期间，郭沫若阅读了大量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斯宾诺莎泛神论思想成为他反抗陈规、张扬个性的思想武器，泰戈尔、歌德、惠特曼、海涅、雪莱等人的浪漫主义诗篇则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诗歌的主题意向、艺术风格乃至整个审美观念。1919年初到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开始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显示出惊人的浪漫主义诗才。1921年与郁达夫、田汉、张资平创立“创造社”并出版诗集《女神》，随后又有诗集《星空》、《前茅》、《恢复》等。1929年以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倡导革命文学，在激烈复杂的斗争形势中积极参与并领导进步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四十年代，创作了《屈原》、《孔雀胆》、《虎符》、《南冠草》、《高渐离》等历史题材的话剧，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我党反蒋、抗日的伟大斗争，艺术上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它是郭沫若早期诗歌代表作的结集。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作家个人的天才创造。“五四”就是这样一个催生了许多天才和杰作的伟大时代：旧思想和旧文学的束缚被挣脱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权威范式还没有建立起来。此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郭沫若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狂躁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的无数可能，感受到了涌动于自己胸中的创造的巨大活力。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已经把古老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海洋。对中华民族新生的期盼、对自我力量的自信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相互应，社会思潮的汹涌澎湃与他内心情感、情绪的大波大澜发生着强烈共鸣，于是“个人的郁积和时代的郁积”在新诗这里找到了发泄的火山口，汇集成了充满激情和乐观情调的《女神》。闻一多评论《女神》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底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女神》完整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这是理解《女神》的关键。在《女神》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可以视为郭沫若“自我表现”的产物，但这“自我”是与他心目中的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的。在他的诗里，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已经消失了界限，整个宇宙都在诗人内心情感与情绪的波动中辉映涌动着，而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又在整个宇宙中滚涌着、流泻着。在这里，大自然与人的统一是动的精神的统一，是充满活力的大自然与充满活力的人的统一，大海、波涛、地球、太阳、万里长城、金字塔都构成了豪迈壮阔的青春的意象群体。他礼赞太阳，要太阳把他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礼赞》）；他“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看到“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他面对整个宇宙祷祝晨安，祷祝的是“常动不息的大海”、“明迷恍惚的旭光”、“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冰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尼罗河畔的金字塔”等等表现了大自然神秘力量的事物（《晨安》）。即使是在《梅花树下的醉歌》、《夜步十里松原》这样一些很接近传统诗歌题材的作品中，也流动着阔大雄浑的气概。他感到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光海》）。
自然是伟大的，人类同样伟大。《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崇拜 ”太阳、山岳、海洋、江河的同时，又“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最突出地反映了诗人的自我意识的诗篇是《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俄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俄是月底光，俄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诗人感到整个宇宙的生命力都在自己的周边涌动，似乎就要挣破肉体的躯壳爆炸开来：“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在“天狗”这个意象中，读者分明能够感受到“五四” 个性解放给中国青年带来的巨大鼓舞，他们再也没有“少年老成”的旧青年那萎靡的气息和困顿的状貌，他们再也不甘于作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奴隶；他们充满生命的饥渴，同时又感到生命力的涌动；他们在自己的生命力的流泻中感到狂喜和惊异。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一样是在不断地破坏和建设中显示出生命力的存在的，《凤凰涅盘》和《女神之诞生》等便是这样的否定旧世界、歌颂新生的光彩夺目的诗篇。《凤凰涅粲》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体现了诗人否定旧我、诅咒旧世界、追求新生的精神。在诗中，现实的世界已经变得陈旧腐朽，梧桐已经枯槁，澧泉已经消歇，四周“冰冷如铁” 、“黑暗如漆”、“腥秽如血”，成了“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切都变得陈腐了，连凤凰也失去了年轻时的“新鲜”、“甘美” 、“光华”和“欢爱”。但凤凰毫不怜惜旧生命的死亡，为了新生，它们集香木自焚。最后，它们获得了新生，整个世界也获得了新的生命。一切都变得“新鲜”、“净朗”、“华美”、“芬芳”，一切都变得“生动”、“自由”、“雄浑”、“悠久”。《凤凰涅盘》把社会的改造和个人精神的自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追求理想、追求精神自新的决心。在《女神之再生》里，女神们再也不能忍受黑暗混乱的世界，再也不安于在壁龛中静享人间的牺牲，她们毅然来到世间炼石补天，创造能给世界带来温热的新的太阳：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其他如《匪徒颂》、《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也多以歌颂破坏、歌颂创造、歌颂祖国为主题。
总之，《女神》中的优秀诗篇，都活跃着一个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热情洋溢，对自我的力量充满自信、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向往的五四青年，他厌恶一切陈腐的事物，厌恶平庸无为的生活。 憎恨现实生活的黑暗和冷酷，赞美一切新鲜的生命，崇拜一切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伟大事物，同时也在自己的青春的生命力面前感到惊异和欣喜。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和创造的精神构成了《女神》的主旋律。
《女神》的艺术特色是与其思想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郭沫若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面对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中国发言的诗人，这使他的诗歌大多具有构思宏伟的特点。《凤凰涅槊》、《女神之再生》等表现的是世界的再造、人类的新生的主题，诗境开阔，构思宏伟。诗人的诗思在整个宇宙和整个世界自由驰骋，从而又显示出想象力极为丰富、跳跃迅捷、奇丽壮观的特点。不论是《晨安》还是《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不论是《天狗》还是《匪徒颂》，诗人的视野都不局限在具体的事物上，甚至也不局限在亲见耳闻的事物上，万里长城、金字塔、太平洋、太阳、宇宙、地球、扬子江、泰戈尔、列宁、泛神论，国内国外、天上地下、抽象具象，一切人类能够想象和接受的东西都进入诗篇，构成内涵独特的意象，并被组织在激越的情感和急骤的节奏中，给人的心灵产生剧烈的震撼和深刻的美的享受。宏伟的构思、丰富的想象、激越的情感、急骤的旋律形成《女神》诗歌的主要特色。另外，在诗歌的语言上，可以明显看出古典诗词在节奏上的影响，排比、叠句、反复等修辞的运用，词语的两两对应、平仄音韵的协调整饬，使诗句既能挥洒自如，又琅琅上口，甚至个别字词的粗糙也没能减损诗歌激荡的节律和摇滚乐般的震撼力。
宗教文学：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信仰文学：狭义上说信仰文学是基于宗教基础上的一种表达方式。
广义上说文学是一种表达方式，信仰的解释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因此个人认为信仰不一定是对宗教的信仰，也可以是对人，对物，对自然的一种信仰。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二十年代诗歌流派主要包括：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等。
人生派 人生派(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代表诗人主要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文学态度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主张“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等之后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先后加入文学研究会的还有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黄庐隐、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加入，会员人数曾一度多达170多名。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派。
代表诗人： 鲁迅 冰心 朱自清 周作人 王统照 刘延陵 朱湘 刘半农 刘大白 徐志摩
生命的体验与沉思——论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思想发展
原文出处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作 者具guāng＠①范
（韩 具guāng＠①范）
精湛的艺术“技巧”〔①〕和深刻的思想深度的高度统一，是卞之琳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杰出贡献，也是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杰出诗人之一的原因所在。〔②〕就思想性而言，我以为卞之琳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诗人对人生的体验和沉思的思想结晶。对人生的体验，是指卞之琳的诗思（或者说艺术“灵感”）是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卞之琳说过：“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是不会写诗的。”〔③〕所谓“沉思”，是指卞之琳的诗不是浪漫的抒情，而是把来自人生（对他人和自我两个方面）的体验和观察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即诗人的所谓的“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④〕。
基于这种理解，我把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思想内容，分为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对自我之外的人生形式的观察和思考；二是对自我人生体验的思考。而事实上，这两点作为关于“人生”的大主题，贯穿卞之琳整个30年代的诗歌创作，并且是并行不悖、相生相依，只不过前后略有偏重而已。
一
卞之琳第一阶段的创作（1930—1932）〔⑤〕，如他自己所说，“我主要用口语，用格律体，来体现深入我感触的北平郊外，室内院角，完全是北国风光的荒凉境界”〔⑥〕。这一类作品如《一个闲人》、《一个和尚》、《傍晚》、《寒夜》、《酸梅汤》、《叫卖》、《过节》、《苦雨》、《几个人》等等，都是写自我之外的种种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即卞之琳所谓的“倾自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parody）”〔⑦〕。也许我们可以注意这些作品的现实性和社会性，透视到30年代北平市民生活的一个侧面，进而考察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态度、观察和思考。因为，卞之琳也曾自谦地说过，他“这阶段写诗，较多表现当时社会的皮毛，较多寄情于同归没落的社会下层平凡人，小人物”〔⑧〕。但是，我倒更倾向于关注诗人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人生沉思的思想。
《几个人》这首诗，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原诗如下：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葫芦”，
吃一口灰像满不在乎；
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
自在的脚步踩过了沙河，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卖萝卜的空挥着磨亮的小刀，
一担红萝卜在夕阳里傻笑，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
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⑨〕
十月十五日
诗中一再重复“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并且重复的间距越来越小，显然突出了全诗“沉思”的思想。把“年轻人”的“沉思”放在一个极不和谐的境地，既暗示读者沉思他和荒街上其他人的对照，又暗示读者沉思“年轻人”眼前现实的种种人生和他联想到的“有些人”的人生形式之间的对照。这个“在荒街上沉思”的“年轻人”显然带有明显的卞之琳的个人色彩。〔⑩〕因此，我们不妨把卞之琳这一类表现平凡人物的无奈而可怜的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的作品，看作是诗人对外在于他的某种人生的审视，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诗人关于人生的“沉思”的结果。
《一个闲人》的最后一句：“唉！磨掉了多少时光？”这一句显然是诗人的声音，肯定性的问句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一个闲人”白白消耗人生时光这种人生态度的否定。《苦雨》、《叫卖》、《过节》等作品，既有对小人物可怜人生的同情，也有对他们无奈的生活态度的批判和微讽。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我也常用冷淡盖深挚，或者玩笑出辛酸”〔①①〕。但实质上，诗的主题却是在否定性的叙述中隐含着诗人对人生的思考。也许正因为如此，诗人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明确表达了超越现实的，当下的人生的思想。
卞之琳1932年10月15日写有《登城》一诗。“登城”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个常见的题材，无论由此而生的是“怀古”或者“怀远”的情怀，都寄托了某种针对现实的思想。〔①②〕这首诗中两句“不愿”，包含了诗人对过去和未来的双重回避，或者说是惘然。但是，诗的主题显然是诗人表达试图超越当下的自我人生的情怀。仅隔四天（即1932年10月19日），卞之琳又写了一首题为《大车》的诗，同样表达了对自己当下的灰色人生的否定这个主题。全诗如下：拖着一大车夕阳的黄金，
骡子摇摆着踉跄的脚步，
穿过无边的疏落的荒林，
无声的扬起一大阵黄土。
叫坐在远处的闲人梦想
古代传下来的神话里的英雄
腾云驾雾去不可知的远方——
古木间涌出了浩叹的长风！
十月十九日（1932）
这首诗中的“闲人”和《几个人》中的“一个年轻人”形象相似，也带有诗人自己的影子。诗人通过“骡子”形象，从时间（“夕阳的黄金”）和空间（“无边的疏落的荒林”）两个维度上，表现了对现实的否定（弥漫的“黄土”），继而把诗的思想指向“梦想／古代传下来的神话里的英雄／腾云驾雾去了不可知的远方”。和《登城》一样，在否定中（既有对现实的否定，又有对“梦想”的反省）包含着肯定的思想：对理想人生的思考和探寻。事实上，早在1930年，卞之琳就通过《远行》一诗，表现了超越现实的人生形式，对理想人生向往的思想。“远行”即意味着对当下的现实人生的否定，而向往探寻和追求的人生。并且，诗的最后一节以毅然决然的语调结束全诗，强调诗的主题。
当我们认识到卞之琳描写北平市民人生和生活的作品是“抒情诗”〔①③〕，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沉思，也就不难看出这些作品的艺术特征。不作关于自我的直接抒写，就是为了获得审视，思考的理性视角；也就是说，通过对“非个人化”的种种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的否定性的描写，来表现诗人对人生的沉思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这也许就是卞之琳所谓的“这时期我更多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人抒情，借事抒情”〔①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在吧。而且，即使《几个人》中的“一个年轻人”，《大车》中的“我”和《登城》中的“闲人”，明显地带有卞之琳个人的色彩，但这些形象决不是诗人“自画像”〔①⑤〕。例如《大车》中“梦想”一词的性质，明显地包含着对这个“闲人”不现实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反讽。
二
卞之琳30年代第二阶段（1933—1935）的创作，明显地从侧重于对自我之外的人生形式的观察和思考，转向侧重于直接对源于自我人生体验的思考。虽然《秋窗》、《入梦》、《水成岩》等作品仍然通过“像”、“想”、“设想”、“（水边人）想”和“（沉思人）叹息”把诗人自我加以对象化艺术处理（即“非个人化”），但是，人物的思想及其“沉思”的性格，显然明显带有诗人的自我色彩。而到第三个阶段（1935—1937），即《雕虫纪历》“第三辑”中的作品，显然就是直接源于卞之琳的自我人生和情感生活的触发。〔①⑥〕
写于1933年8月的《寄流水》一诗，诗人把生命的存在和时间的流逝归结于“流水”这一传统意象。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古代诗文中常见的关于“逝水流年”的思想主题，1934年8月，卞之琳的《水成岩》一诗，重复这个意象，更为明确地表现了诗人对“逝水流年”的思考。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如下：“水哉，水哉！”沉思人叹息
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
积下了层叠的悲哀。
这就使我们想到《论语》中的一段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昼夜！”〔①⑦〕自孔子之后，“流水”就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一个相当突出的意象，蕴含着对生命、人生的时间意义的思考。例如李白的《将进酒》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为青丝暮成雪。”杜甫《登高》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清照《武陵春》词云：“物是人非事事休”，“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乃至《红楼梦》第廿八回林黛玉的感伤，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对于卞之琳而言，“流水”这一意象，既有传统的意味，更有他所谓的“古意翻新”〔①⑧〕的思想。即通过这个传统意象，在对人生的时间意义的沉思中，融入现代性质的思想，把抒情性的感伤转化为理性的思考。通过“沉思人叹息”，把自我对象化、客观化，表明卞之琳对古人感伤式的“悲哀”有着清醒的警惕和对自己某种程度上的类似情感加以理性的反省，即不单作为表现的对象，更是作为思考的对象，试图从对它的思考中摆脱感伤式的“悲哀”。因此，接下来，在卞之琳此后的创作中，“沉思”的结果便是使感伤式的“悲哀”升华为积极意义的思想结晶。
这种思想较早出现在《圆宝盒》一诗中。“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捞到了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诗一开头就表现了在“临流而叹”的“悲哀”更为积极的思想，即期待把情感的体验升华为思想的晶体。接下来诗人明确地说：别上什么钟表店
听你的青春被蚕食，
别上什么古董铺
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这实际上是对“你”的那种感伤式的情感的否定，〔①⑨〕紧接着诗人正面提出自己的思想：你看我的圆宝盒
跟了我的船顺流
而流了，虽然舱里人
永远在蓝天的怀里…
对此，诗人说，他的另一首诗的“结尾三行，可供参考”〔②⑩〕。这三行是：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
仰卧舱中随白云变幻，
不知两岸桃花已远。
很显然，诗人所暗示的思想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抛弃了情感的“悲哀”之后，顺应自然（即时间的流逝），与物俱化（类似苏轼《前赤壁赋》中“苏子”的思想），就会获得一种理性的清明和精神的愉悦。
两年之后的1937年，卞之琳在《白螺壳》一诗中，则进一步认为：如海水淘洗螺壳，使之“空灵”得“孔眼里不留纤尘”一样，时光的流逝也使人“成长”，在失去的同时也有收获。因为，如果“忍耐”了时光对人的痛苦的磨炼（“滴穿”、“锯缺”、“磨透”），人生便可获得一种超越世俗的“空灵”（“纤尘”）境界。卞之琳的这种思想，既有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性的发挥，也有来自瓦雷里的启发。写于1936年的散文《成长》，卞之琳通过对孔子、瓦雷里等人思想的阐释，明确地表述了与这首诗相同的思想。
张曼仪女士说，《白螺壳》“这首诗正好代表了他（按：卞之琳）诗创作第一个阶段（按：指1930—1937）结束时期达到的人生境界”〔②①〕。这个结论是十分准确的。把这首诗看作卞之琳30年代诗歌对生命的体验和沉思的结果，是指这首诗标志着卞之琳这种沉思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既是沉思的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对这之前的某些思想偏向的否定和校正。因为在这里，卞之琳已不再“设想”作超脱现实人生的“远行”，也不“梦想”像古代神话里的英雄那样“腾云驾雾去不可知的远方”；而是“明白指出充分参与生活才是自然成长的途径”〔②②〕。
当然，这种思想的获得，显然是源于作者对自己人生体验的沉思的结果。卞之琳在回答别人对《白螺壳》的解释时说，这首诗“也象征着人生的理想和现实”〔②③〕；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和《圆宝盒》一样，是对人生的体验和沉思所获得的“心得”、“道”、“知”、“悟”，卞之琳说，“或者恕我杜撰一个名目：beauty of intelligence”〔②④〕。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韩国留学生。）
注：
① 闻一多1943年致臧克家信中称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闻一多全集》庚集，54页）；另，参阅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此文收入卞之琳文集《人与诗：忆旧说新》，北京，三联书店，1984。
② 王佐良在《一个莎剧翻译家的历程》中说：卞“是中国现代诗诗人成就最高的少数人之一”。见《卞之琳与诗艺术》（袁可嘉等人编），6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③ ④ ⑥ ⑦ ⑧ ①① ①③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⑧ 卞之琳：《雕虫纪历》（增订本）“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⑤ 对卞之琳30年代创作的时间分期，依据卞之琳《雕虫纪历》（增订本）“自序”。
⑨ 本文所引卞诗，俱见《雕虫纪历》（增订本），版本同注③，下文不另注明。
⑩ 张曼仪女士以“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为标题，论述卞之琳30年代的创作。此文收入《卞之琳与诗艺术》。张是对卞之琳研究最有成就的专家，其专著《卞之琳著译研究》，给笔者以极大启发；此书为香港大学中文系文史丛书之一，1989。
①② 中国古代这类诗词很多，如唐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杜甫的《登高》，宋代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等。
①⑦ 参见卞之琳《成长》一文。见卞之琳《沧桑集》（“杂类散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另，周作人《〈论语〉小记》一文对《论语》这一章十分称赞，此文引起梁宗岱注意并写有《说“逝者如斯夫”》一文（《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周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卞之琳编辑的《水星》（4）。
①⑨ 卞之琳《关于“你”》一文说，这四句“是‘悟’出来的教训（虽然不是严重的教训），可以教训随便哪一个人”。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刘西渭《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
②⑩ 《雕虫纪历》（增订本），135页，版本同注③。
②① ②② 《卞之琳与诗艺术》，127页，版本同注②。
②③ 朱自清：《新诗杂话·序》，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31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②④ 卞之琳：《关于〈鱼目集〉》，见《咀华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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