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朓 与 谢灵运 诗歌比较

谢灵运与谢朓作为早期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对山水诗的走向成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诗风又因为审美心态、观览方式、审美好尚等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下面对“大谢”和“小谢”山水诗的不同之处作四个方面的比较：

1、从诗歌内容上看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数是写游山观景的心得，多写山水的奇异景色，于山林中而得志，寻找乐趣，谢灵运第一个以成功的创作实践确立了山水题材的独立地位，为山水诗展示了无限的发展潜力。同时，他在继承前代古诗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创造了“极貌写物”的各种表现技巧。

而谢朓山水诗比谢灵运山水诗要丰富，谢朓所生活时代统治阶级政治斗争分场激烈，他在诗歌中表现了对政治的畏惧和不满，反应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和，和谢灵运相比，诗歌的社会意义更加突出。

2、从诗歌结构来看

谢灵运山水诗多按游览顺序写来，以移步换形法将沿途所见景物收入诗中，具体描写山水，也常常使用，上句写山，下句写水模式。如《过始宁墅》写回始宁别墅游览的情景，用山水交替排偶的形式写出其居山临水的地形和周围环境：“山行穷登顿，水涉尽回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

谢朓的山水诗则往往通过自己仔细观察，捕捉自然景物之中最有情趣的部分，精心剪裁安排，使谢灵运山水诗的画境重新返入诗境。谢朓继承了谢灵运观察细致，描写生动这一优点，又避免了玄言诗的缺陷，语言的艰涩，呆板等不足，呈现出清新秀丽的特征。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以情入理，谢朓的山水诗常常以情观景，由景入情，使自然景物成为自己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活景。

3、从诗歌语言特色来看

谢灵运的语言具有鲜丽清新的特点。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萧纲也认为：“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从以上两位大家对谢灵运诗的评价可以看出其诗语言特点，一为清新，二为富艳。其诗多用汉赋写法，以赋法写诗，重视铺陈，再加上喜用繁复的辞藻，艳丽的词语来表现，故形成了诗歌语言典雅精致、富丽精工的特点。

小谢的诗读之朗朗上口，音律和谐。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远登三山还望京邑》，“晚霞对澄江”、“散成绮对静如练”，对仗十分工整、平稳。抑扬顿挫，韵味十足。其诗正是兼具了意象色彩的清丽与音律的圆融和谐才构成了他诗歌“圆美流转如弹丸”之美。正如梁武帝语：“三日不读，便觉口臭。”

4、在思想感情方面言

谢灵运的山水诗带有一-些“玄言”的色彩，在他的山水诗的后半部分，总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时时流露出消极出世的思想，固然是世族大地主颓废人生观的反映，但也是诗人对自己境遇不平的发泄。

谢朓的山水诗则抒发了思想感情，玄言诗的影响差不多已被消除。谢朓的山水诗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这是其诗歌的重要特点，也是他对于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

综上几个方面来看，谢灵运“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且“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又“尚巧似”，诗风以繁富典丽为主，又有清新明丽的特色。而谢眺于旧识中见新情，倡导“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诗境，诗风以清丽高华为主，又有细密幽寒之一面。二人面目不同而有相近之处，成为山水诗的双璧。

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激烈愤懑,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光明世界的执著追求

原文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①建安骨②，中间小谢③又清发。

俱怀逸兴④壮思飞，欲上青天览⑤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⑥弄扁舟⑦。

⑴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则所别者为李云（官秘书省校书郎)，李华(文学家)。李白另有五言诗《饯校书叔云》，作于某春季，且无登楼事，与此诗无涉。宣州：今安徽一带。谢朓（tiǎo）楼：又名北楼、谢公楼，在陵阳山上，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并改名为叠嶂楼。饯别：以酒食送行。校（jiào）书：官名，即秘书省校书郎，掌管朝廷的图书整理工作。叔云：李白的叔叔李云。

⑵长风：远风，大风。

⑶此：指上句的长风秋雁的景色。酣（hān）高楼：畅饮于高楼。

⑷蓬莱：此指东汉时藏书之东观。《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李贤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籍并皆在也。”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汉末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年间，“三曹”和“七子”等作家所作之诗风骨遒上，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⑸小谢：指谢朓，字玄晖，南朝齐诗人。后人将他和谢灵运并称为大谢、小谢。这里用以自喻。清发（fā）：指清新秀发的诗风。发：秀发，诗文俊逸。

⑹俱怀：两人都怀有。逸兴（xìng）：飘逸豪放的兴致，多指山水游兴，超远的意兴。王勃《滕王阁序》：“遥襟甫畅，逸兴遄飞”。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壮思飞：卢思道《卢记室诔》：“丽词泉涌，壮思云飞。”壮思：雄心壮志，豪壮的意思。

⑺览：通“揽”，摘取。览明月：《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作“揽明月”。另一版本为揽。

⑻消：另一版本为销，详见注释。

⑼称（chèn）意：称心如意。

⑽明朝（zhāo）：明天。散发（fà）：不束冠，意谓不做官。这里是形容狂放不羁。古人束发戴冠，散发表示闲适自在。弄扁（piān）舟：乘小舟归隐江湖。扁舟：小舟，小船。春秋末年，范蠡辞别越王勾践，“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1]

注：1 “举杯消愁愁更愁”中，苏教版为“举杯销愁愁更愁”，两者皆可。

2 “欲上青天览明月”中，苏教版为“欲上青天揽明月”，两者皆可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唐代诗人李白在宣城（今属安徽）与李云相遇并同登谢朓楼时创作的一首送别诗。此诗共九十二字，并不直言离别，而是重笔抒发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激烈愤懑，灌注了慷慨豪迈的情怀，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光明世界的执著追求。

诗虽极写烦忧苦闷，却并不阴郁低沉。全诗语言明朗朴素，音调激越高昂，如歌如诉，强烈的思想情感起伏涨落，一波三折，如奔腾的江河瞬息万变，波澜迭起，和腾挪跌宕、跳跃发展的艺术结构完美结合，韵味深长，断续无迹，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明人评此诗“如天马行空，神龙出海”。

扩展资料

这首诗约作于安史之乱前不久的天宝十二载（753年）。李白于天宝元年（742年）怀着远大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任职于翰林院。天宝三载（744年），因被谗言击中而离开朝廷，内心十分愤慨地重新开始了漫游生活。

大约是在天宝十二载（753年）的秋天，李白来到宣州，客居宣州不久，他的一位故人李云至此，很快又要离开，李白陪他登谢朓楼，设宴送行。李白要送行的李云，又名李华（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任秘书省校书郎，专门负责校对图书。

李白称他为叔，但并非族亲关系。天宝十一载（752年）李云任监察御史。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中记载：“（天宝）十一年拜监察御史。会权臣窃柄，贪猾当路，公入司方书，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向，列郡为肃。”可见李云为官的刚直、清正和不畏权贵。这首诗是在李云行至宣城与李白相遇并同登谢朓楼时，李白为之饯行而作。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南北朝：谢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译文

　船走水路与江水背向而行，而流水却知入海而归。

　浩淼水天之际能够认识出返归之船，云雾之中能分辨江岸的树。

　船在摇荡，困倦惆怅之心也在摇荡，这种孤独的远行已非一次。

　虽然为得朝廷赏识而高兴，但又怎能比得上遁迹僻远之地的情趣。

　世间喧嚣从此远隔，庆幸得到这种机会。

　虽然没有玄豹深藏远害的资质，但也终于能够隐于南山的雾中。

　 注释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之，到。宣城，在今安徽宣州市。板桥，板桥浦，在离建康不远的西南方，《文选》李善注引《水经注》：“”水上经三山，又湘浦（一作幽浦）出焉，水上南北结浮桥渡水，故曰板桥浦，江又北经新林浦。

　江路：长江的水路。句：写诗人逆水向西南而行。

　永：长，远。毛传:“永,长。”《诗·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归流：归向大海的江流。

　鹜（wù）：通“鹜”，奔驰。如，鹜置，以马疾驰传递。鹜行，疾驰。引申为追求。如，好高鹜远。

　天际：天边，指江天相接处。

　归舟：返航的船，这里指归向京城的船。南朝宋谢灵运《酬从弟惠连》诗：“梦寐伫归舟，释我吝与劳。”

　江树：江边之树。

　摇摇：心神不定貌。《诗·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毛传：“摇摇，忧无所愬。”孔颖达疏：“《战国策》云：楚威王谓苏秦曰：寡人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薄。然则摇摇是心忧无所附著之意。”心情恍惚貌。

　屡：副词，屡空，经常贫乏而一无所有。屡复，多次告白，后用以指贫穷、衣食不继。;

　禄情：怀恋俸禄。

　协（xié）：会意。从办,从十。办，亦声。协，表示同力。十,表示众多。合起来表示众人同力。本义，和睦;融洽。《书·尧典》：“协和万邦。”传:“合也。

　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三国魏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然后临沧洲而谢支伯，登箕山以揖许由。”

　嚣（xiāo）尘：亦作“嚻尘”。喧闹扬尘。《左传·昭公三年》：“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杨伯峻注：“嚣，喧闹。尘，尘土飞扬。”宋曾巩《灵岩寺兼简重元长老二刘居士》诗：“更闻雷远相从乐，世道嚣尘岂可干。”，这里指喧嚣的尘世。

　赏心：心意欢乐。南朝宋谢灵运《晚出西射堂》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宋邵雍《同程郎中父子月陂上闲步吟》：“必期快作赏心事，却恐赏心难便来。”令人心情舒畅的事。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刘向《列女传》卷二载，陶答子治陶（古邑名，在今山东）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独抱儿而泣，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猪）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等待）死耳。"一年后，答子之家果以盗诛。玄豹，颜色黑中带红的豹。此以玄豹为喻，说自己外任宣城，远离京都是非之地，可以全身远害。

　 赏析

　全诗十二句分二层。

　第一层开头四句，写自已离开建康乘船逆流西行。第一、二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点明此行溯流而上，与江水相背而行，水长路远。谢朓的船第一站定是新林浦，由此出发。在赴宣城的途中有不少佳篇，又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是侍停靠写的。新林浦、三山的在建康西南，离京邑不远，宣城也在建康西南，所以开头是说，江舟向西南方向行驶，水流却东北流去。此时诗人想，江水尚知道入海为归，而人却辞别故土而去。这时诗人对归海的江水感慨万千，羡慕不已。他又遥想，水流归海的途中正经过自已的家乡京邑，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永”与“鹜”不但形容了逆流而上与顺流而下的不同水速，而且融入了自已思念故乡的真情实感。第三、四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由近写到远，继续写江舟远行时的景物，表达自已不舍的眷念。江面上点点帆影，消逝在远方的天空，但它仍是归去的舟船，再向前看，远处江岸还有约隐约现的树林，那树林的深处，不正是我的家乡吗？一字一句，情真意切。诗人以“识”与“辨”两字写出自己当时回望故乡专注与眷念的心绪。

　前四句是写景，后八句是抒情。

　第二层后八句。诗的第五、六句“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摇摇，心神不定貌，这里是双关。一是写眼前涛涛的江水使船颠簸，摇晃不定。二是写当时的心情。在离开京邑赴宣城前夕，南齐在一年（495）之内换了三个皇帝，其中之一就是谢朓充任中军记室的新安王，他仅做了三个月的皇帝。新安王登基之时，谢朓连迁骠骑谘议、中书诏浩、中书郎官职。明帝废新安王，谢朓官职虽未动，但他心有余悸。第二年就被外放出任宣城太守。这时的他心情复杂，他既对京邑留恋，又庆幸自已摆脱了纠葛。这两句巧妙地把由眷念故土转换成自我排遣。这是一个倒装句，说从前我孤游不止一次，回想起旅途行程，自已总是心神不定。这里借景抒情，诗家稼研“神来之笔”。

　第七、八句“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禄情，怀恋俸禄。欢喜、愿去做官领俸禄。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这两句是说又要当官，又做隐士，正合乎自已意向。隐居的志趣又合乎自已隐居的志趣。中国古代文人既要当官，又做隐士，是合二而一，在六朝以后渐成风气。而谢朓这次去宣城赴任，亦官亦隐，正好达到了这个目的。

　第九、十句“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作者自己说，从此我将离开这烦嚣的是非之地，赏心乐事从此开始了。这只是作者一种天真的想法，实际是不可能的；如有，也只能是公务入之外逍遥吟咏的散淡生活，并非真正的避世远遁。

　最后两句“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借用典故，一典多用，精当巧妙。据刘向《列女传》卷二载：“陶答子治陶(古邑名，在今山东)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独抱儿而泣，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猪)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等待)死耳。一年后，答子之家果以盗诛。玄豹，颜色黑中带红的豹。”诗人借用此典，说自已虽无玄豹的姿质，不能深藏远害，但这次去宣城，与南山雾雨一样隐敝。“玄豹姿”，喻自已虽为一郡之守，并无美德，也未必能治好此郡，但自已却深爱名声，绝不会做陶答子邦样贫污、弄贫国家的事。从字面意义看，是借外任隐遁远祸，但更深的意义是说自己将以淡泊心境处理政务。这还包罗了“既欢怀禄情”照应，让人看到了诗人乘舟向西南江路漫漫前行、最终隐没在云遮雾绕的远山深林之中的景象。

　 鉴赏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题如此准确具体地标明了行程和去向，诗人却没有以他那清丽的秀句描绘新林浦的佳景和板桥渡的幽致。诗中展现的是浩渺无涯、东流而去的江水，伫立船首、回望天际的归客，隐隐归舟，离离江树，只如淡墨般的几点，溶化在水天相连的远处。

　这是公元495年（齐明帝建武二年）的春天，谢朓出任宣城太守，从金陵出发，逆大江西行。据李善引《水经注》：“江水经三山，又湘浦（一作幽浦）出焉。水上南北结浮桥渡水，故曰板桥浦。江又北经新林浦。”谢朓溯流而上，出新林浦是第一站。宣城之行留下不少佳篇，除这首以外，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即作于下一站泊舟三山时。新林浦、三山都在金陵西南，距京邑不远，宣城也在金陵西南方向，所以首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先点明此行水长路远，正与江水流向相背。江舟向西南行驶，水流向东北奔驰。江水尚知入海为归，人却辞别旧乡而去，这就自然令人对江水东流生出无限思慕：那水流在归海的途中，不也经过地处东北的京邑吗？那正是自己告别不久的故乡呵！此处未作一句情语，仅在人与江水相逆而行的比较中自然流露出深长的愁绪。“永”和“骛”，不但精确地形容了逆流而上与顺流而下的不同水速，而且微妙地融进了不同的感彩：水流已将抵达它的归宿，所以奔流得那么迅速，人却是背乡而去，而且行程刚刚开始，所以更觉得前路漫无尽头。

　离思和归流自然将诗人的目光引到了遥远的天际：“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江面上帆影点点，即将从视野中消逝，但还能认出是归去的船只。再用心辨认，还可以看出，那隐现在天边云雾中的是江畔的树林，而有树之处就是彼岸，就是金陵呵！诗人在这里用清淡的水墨染出了一幅长江行旅图，以“辨”、“识”二字精当地烘托出诗人极目回望的专注神情，则抒情主人公对故乡的无限怀恋也就不言自明了。清人王夫之说：“语有全不及情而情自无限者，心目为政，不恃外物故也。‘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历来称赏谢朓这一联名句者，鲜有如王夫之说得这样透彻。从汉魏到两晋，文人五言诗以抒情言志为主，写景成分虽逐渐增多，但总的说来情语多而景语少，即使写景也是由情见景，不忘兴喻，景语仅仅是情语的点缀。直到谢灵运的山水诗出现，五言古诗才有了纯写景而全不及情的描写。大谢山水诗刚从玄言诗脱胎而出，玄言诗中的山水描写作为玄理的印证，本来就有万象罗会、堆砌繁富的特点，这对于谢灵运寓目辄书、写景颇以繁富为累的山水诗自有直接的影响。大谢力求从山水中发现理趣，将枯燥的玄理说教变成抒情写意的手段，但还不善于使抒情说理和写景融合在一起，景物虽刻划精工而只求形似，缺少情韵，这就使他的山水诗产生了情景“截分两橛”（王夫之《姜斋诗话》）的弊病。比如同是水上行旅之作，谢灵运只能情景分咏：“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日末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白芷竞新苕，绿苹齐初叶。摘芳芳靡谖，愉乐乐不燮。佳期缅无象，骋望谁云惬。”（《登上戍石鼓山诗》）这首诗倾泻忧思则径情直遂，殆无賸语，刻划景物则左顾右盼，笔笔不遗。作者还不善于将观望美景而更加郁郁不乐的心情融会在涧波、云岭、白芷、绿苹等客观景物的描绘里，也不善于将各种零散的印象集中在骋望的目光中，镕铸成完整的意境。小谢则以清新简约的文笔洗去大谢繁缛精丽的词采，仅淡淡勾勒出寓有思乡之情的江流、归舟、云树的轮廓，并统一在远眺的视线中，这就使语不及情的景物含有无限的情韵，变成了活景。这一变化不仅使大谢与小谢诗有平直和含蓄之别，而且促使厚重典实的古调转为轻清和婉的近调，从此以后，诗歌才开出由景见情一种境界，为唐代山水行役诗将景中情、情中景融为一体，提供了成功的艺术经验。所以陈祚明说：“‘天际’二句竟堕唐音，然在选体则渐以轻漓入唐调。”（《采菽堂古诗选》）参较孟浩然的《早寒江上有怀》，不难体味小谢此诗启唐渐近之处。孟诗后半首说：“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意为客中怀乡的泪水已经流尽，眺望孤帆的目光还凝留在天际。寒雾漠漠的大江上，哪里是迷途者的津渡？唯有满目夕照，平海漫漫，展示着渺茫的前程。诗中再现了“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的意境，只是渗透着久客在外的怀乡之情以及仕途迷津的失意之感，较之小谢诗寄托更深。也更加浑融完整、清旷淡远。

　出任宣城太守之前，南齐在公元494年一年之内改了三个年号，换了三个皇帝，其中之一是谢朓为之充任中军记室的新安王，在位仅三个月之久。新安王登基时，谢朓连迁骠骑谘议、中书诏诰、中书郎等官职。明帝废新安王自立后，谢朓的前程虽未受影响，但目睹皇帝走马灯似地变换，不能不心有余悸。所以当他第二年出牧宣城时，对京邑固然不无留恋，不过也很庆幸自己能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此诗后八句就表现了这种复杂的情绪。“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这两句承上启下，巧妙地由前四句眷恋故乡的惆怅心情转换为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摇摇”写人随着江舟的颠簸摇来晃去的感觉，以及倦于行旅、思绪恍惚的状态，是传神之笔。不说此次孤身出仕，只说从前孤游已经不止一次，越是强自宽解，便越见出眼前的孤独。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这话虽是指此去宣城既遂了做官的心愿，又合乎隐逸的幽趣，却也精炼地概括了诗人一生感激皇恩、安于荣仕和远隔嚣尘、畏祸全身这两种思想的矛盾。魏晋以后，朝隐之风逐渐兴盛，调和仕隐的理论在士大夫中也很流行。晋王康琚甚至说：“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反招隐诗》），但将热衷利禄之心和遁迹沧洲之意这两种本来相互排斥的生活情趣如此轻巧而直截了当地统一起来，“沧洲趣”便更像是为“怀禄情”所涂上的一层风雅色彩，只是徒然显示了诗人志趣的平庸而已。

　好在谢朓厌恶尘俗嘈杂的感情还是真挚的：“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当然这种赏心乐事充其量不过是公务之暇逍遥吟咏的散淡生活，并非真正的避世远遁，然而终究可以离开那烦嚣的是非之地，幽栖远害。所以末二句说：“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结尾一典多用，精当巧妙。据《列女传·贤明传·陶答子妻》载：“答子治陶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居五年，从车百乘归休，宗人击牛而贺之。其妻独抱儿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妇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今夫子治陶，家富国贫，君不敬，民不戴，败亡之征见矣！愿与少子俱脱。’……处期年，答子之家果以盗诛。”从上下文看，诗人是说自己虽无玄豹的姿质，不能深藏远害，但此去宣城，亦与隐于南山雾雨无异；从典故的含义看，“玄豹姿”又借喻自己身为一郡之守，虽无美政德行，未必能使一郡大治，但也深知爱惜名誉，决不会做陶答子那样的贪官污吏，弄得家富国贫。

　所以字面意义是借出仕外郡之机隐遁远祸，典故含义又是指以淡泊心境处理政务，这就借一个典故包罗了“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的两重旨趣，更深一层地阐明了自己以仕为隐的处世之道和以隐为仕的治政之法。结尾不但扣住赴宣城为郡守的正题，而且字面形象与首句“江路西南永”照应，令人在掩卷之后，仿佛看到诗人乘舟向着西南漫漫的江路缓缓前去，隐没在云遮雾绕的远山深处。

　这首诗情景分咏，又相互映衬。前半首写江行所见之景，又暗含离乡去国之情；后半首直写幽栖远害之想，也是自我宽解之词。胸中重重丘壑，尽以“闲旷之情迢递出之”（《采菽堂古诗选》），因此结构完整，思致含蓄，语言清淡，情味旷逸，堪称谢朓山水诗中的上乘之作。

　 创作背景

　齐明帝建武二年(495)的春天，谢朓外任宣城太守，从建康乘船，逆长江西行，这首排律就是在乘船作的。诗的题目明确告诉人们，是到宣城去，从新林浦出发，向板桥方向走。

谢朓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晋宋以后，山水文学产生了，但多少还受玄言诗的影响，总带点玄理。谢灵运的山水诗就是如此。谢眺和谢灵运同族，世称“二谢”，谢灵运为大谢，谢眺为小谢。小谢诗学大谢，都善于模山范水，以山水诗见长；但二人的诗境和诗味却有别。大谢的山水诗仍然带有一些玄言色彩，小谢的山水诗则抒发了思想感情，玄言诗的影响差不多已被消除殆尽。谢眺的山水诗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正表现了这种彷徨的心情，诗中的景物也因此笼罩了凄凉的气氛。他一生游宦于诸王府邸之间，不能不写些“颂帝功”、“颂藩德”的应命之作。这类作品也常常通过景物来表现颂扬之意，如《随王鼓吹曲十首》中的《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既是一曲颂歌，也是一幅壮丽的图画。不管是何种情感意趣，都可以借山川景物来表现，而且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这是谢眺诗歌的重要特点，也是他对于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作品特点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并且以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题。《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2]据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周新国先生的《武陵藏珍》考证：“武陵是常德历史上的第二个行政区划。魏晋以后，武陵郡辖沅水流域诸县。”“武陵郡”自汉高祖二年（前205）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历时963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隋唐）朗州、（北宋）鼎州、（南宋）常德府、（元朝）常德路、（明清）常德府。“武陵县”自隋开皇九年（589）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晋湖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不过，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习惯地泛称“武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