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终身大事》的主要故事是什么？

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面对父母双亲对她与陈先生的婚事的阻挠，转而求助于她的恋爱对象陈先生，并因陈先生的一纸字条而下定了离家出走的决心，发出了“这是孩儿自己的事，孩儿需要自己决断”的呼声，这呼声看似掷地有声，实则是身为男性启蒙者的陈先生教授与她的，而并非是田亚梅发自内心的呼声。可见，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虽然饱受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并身体力行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新的思想观念，但她们在心智上尚未发育成熟，还不能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只能求助于自己的恋爱对象，让男性启蒙者帮她出谋划策，在实质上依然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没能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胡适在1918年6月曾与罗家伦合作翻译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之后胡适又写作了《终身大事》这部剧作，并于1919年3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塑造了第一个“中国式娜拉”的形象——田亚梅。然而田亚梅是不同于易卜生剧作中的娜拉的，娜拉的出走离开的是丈夫之家，她不要再做丈夫的“玩偶”，表现出的是对现代男权意识的反抗，而田亚梅的出走离开的是父母之家，反抗的是以父权为象征的传统家长制的压迫，她即将走向丈夫之家并成为丈夫手中的牵线木偶。所以，娜拉出走的起点成为“中国式娜拉”出走的终点，这自然与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因为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五四时期的新女性一方面面临着新的思想观念的冲击，追求个性解放，另一方面又一时难以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所以反抗传统的封建家长制、走出父母之家就成为了她们追求个性解放的第一步。来源：从《终身大事》到《五四遗事》

对于《新青年》时期的胡适，鲁迅持肯定态度。他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并坦言“我佩服陈胡。”

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商定稿件，又书信往来，互借图书资料，关系颇为亲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杂文中，称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得多”。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着后，鲁迅赞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信）但后来因为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少参与政治，加之与新月派文人陈源、梁实秋等的争执，以及胡适宣扬“好政府”主义，又受到逊位的皇帝溥仪、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垂询”，鲁迅遂与胡适分道扬镳。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写了不少讽刺、批评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势不两立、水火不容。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抑，由赞誉而至讽刺、排斥，连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后来都指为“也不见得好”了。

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归于鲁迅。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抨击以至谩骂，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为止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却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她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 ，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胡适的思想不仅受到 了他的对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 《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批判了胡适在 “问题 与主义”的论战中的主张是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 长，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1951年 8月，北 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召开 “控诉会”，俞平伯、 顾颉刚、朱光潜等胡适的同事、学生都作了批判性发言。

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对胡适思想的质疑之声便已存在，例如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称文学革命。胡适到北大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左”倾思潮在1920年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种子，几十年后又奇迹的出现。在先后读到的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信息。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研究》共有六篇，分别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谈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往来书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篇，是余英时为2004年公开出版的《胡适日记全集》序文，占去了全书内容大半。与其他研究胡适的著作不同的是，余英时以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到晚年1962年的日记、书信为基本史料，旁征博引，将围绕胡适本事中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一还原。

在胡适本事中，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真假，一直有争议。1919年，当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昔为好友，今为仇雠”的梅光迪，就对胡适是否该称为“博士”提出质疑；其后，做过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也对胡适的博士学位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中，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结果是“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因而迟至1927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唐德刚的这一注释，后来多为研究胡适的学者所尊奉，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也由此产生。

余英时通过校勘这一时期胡适的日记，比照其他史料，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他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足以致疑的证据，唐德刚先生的‘论文口试’为‘大修通过’之说，仍然是个‘假设’。”

作为叙述历史的作品而言，包含丰富的、生动的细节的大量材料，是吸引读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正因为如此，有关胡适的研究作品，类似胡适博士学位真假之类的细节往往被渲染。但是，从研究历史的学术价值而言，细节丰富却并不等于历史真实。余英时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不真实却丰富的细节一一剔除。有关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一些其他疑点，诸如胡适是不是“哲学家”、胡适的感情经历等，在余英时的诠释中，都一一破解，胡适的本来面目也慢慢清晰起来。

趣事1：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议论2：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著名学者、诗人。安徽宣城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